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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建 | 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
2022-09-19 16:20:35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私立中国学院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在日伪统治下,作为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学院没有被日伪政府接收,也没有被迫停办,反而规模不断扩充。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北平的表现,应该考虑到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其表面所做的大多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判断其是否伪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态“发展”,与沦陷区学人的道德良心及国家认同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中国学院;何其巩;沦陷区;私立大学

  引言

  北平私立中国学院最初校名为国民大学,由孙中山和马邻翼倡议创立于1912年,1913年正式开学,1917年重定校名为中国大学,1931年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在理学院未成立前,学校以“中国学院”名立案。[1]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学院是北平没有内迁的几所大学之一,暗中接受重庆国民政府的资助和指导,在校生最多时达数千人。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中国学院与后方大学一视同仁,毕业生不必经过甄审,以示对其在沦陷时期表现的肯定。

  学界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城市沦陷经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上海,西方学界关于“孤岛”及沦陷时期上海的论著非常丰富。王克文在对欧美学界沦陷区研究的介绍中提到,上海研究所以能领先其他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外国租界在上海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而有关租界的记录、报道和回忆,又以西方语言为主,且多半能在欧美各档案馆里找到,对欧美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既方便又容易产生兴趣。[2]这一方面反映出相对于其他沦陷城市,上海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史料基础,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注意上海的特殊性,即租界的存在。

  抗战时期平沪两地生存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上海沦陷后知识人尚可避入租界,北平则除了辅仁、燕京、协和等教会大学,几乎完全“在侵略者铁蹄的笼城”中。[3]在沦陷时期的北平,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因教会的外国背景,实际具有“准租界地”的性质,正如赵质宸所言,“教会学校,遇战争时,即挂起洋旗,俨然成为北京之东交民巷”。[4]沦陷时期,教会大学因其外国背景而对日伪统治具有一定的隔离性。[5]若以上海经验的逻辑来看,没有治外法权保护,私立大学在日伪统治下根本不可能保持独立性,既不接受日伪资助,也不向日伪申请立案,但中国学院却能在沦陷区坚持办学并在战后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这提示我们中国学院这一个案的特殊性。

  除相关回忆和校史的研究外,关于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研究尚不多见[6],一些通论性著述中间有提及,但大多一笔带过,未能展现沦陷时期不同关系维度下中国学院的多重面相。[7]李斐亚(Sophia Lee)对沦陷时期北平文化的研究卓有成效,但未将中国学院纳入其关于沦陷时期北平高校研究的考察范围。[8]辅仁大学和中国学院是仅有的沦陷时期在北平自始至终坚持独立办学的学校。辅仁大学之所以能在日伪统治下坚持办学,是因为其德国圣言会的背景[9],但作为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学院何以能在日伪统治下坚持办学直至抗战结束?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尝试利用档案及忆述资料全面考察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生存样态,具体呈现沦陷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学院如何处理与中共、国民政府及日伪的关系,及其在裂缝中求生存的可能。

  就视角与方法而言,既往对沦陷区的研究,难以克服“倒放电影”的线性历史观的影响,故而常常受后出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将历史语境中原本复杂的生存样态简化为“抵抗”与“事伪”两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标准。[10]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语境中从动态的、延续的关系变动中去描述和分析何其巩和中国学院的沦陷经验,揭示其“表”“里”分离而又共存的复杂关系。本文并无意在沦陷区研究的理论层面进行重构,而是侧重于经验层面,通过对历史语境中具体个案的重访,尝试在把握历史语境的前后左右的基础上摆脱后见之明。

  一、战前的何其巩与中国学院

  对于沦陷区社会的理解应该从战前开始梳理,沦陷固然是由侵略者从外部所强加的,但沦陷区社会本身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外部所强加的状态,所以沦陷时期的常态实际是侵略者与本地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北平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研究当然离不开1936年接任校长的何其巩,而何其巩在战前与国民政府中央、华北地方以及中共的关系,对沦陷时期学校的命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何其巩,字克之,安徽桐城人,早年究心于古文义法,未弱冠即名噪皖江,后投身军旅,任西北军冯玉祥部文书,渐为冯所器重。1926年9月,何其巩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其后随冯参加北伐,与国民党政要多有交集。1928年6月,何其巩由冯玉祥推荐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1933年5月,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5年12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宋哲元)。[11]从何其巩的履历看,其最重要的背景是身为西北军旧部,长期在华北任职和活动,与华北高层尤其是西北军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西北军将领不同,何其巩没有军队和地盘,任职大多是政务官,故而需要跟各方保持良好关系。何其巩在北平市市长任内就开始与冯玉祥疏离,并逐渐靠近蒋介石,一度受蒋重用。据长期追随何的秘书崔瞻的回忆,何其巩卸任北平市市长后,先后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和财政厅厅长,后得张群保荐,在南昌行营任蒋的侍从秘书,负责起草文稿,但因CC系的排挤不得不重返华北。[12]

  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因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学校权力的重心大多系于实际主持校政的校长,校长可以是实际校产的出资人或拥有者,也可能是校董中最有权势且对学校争取资源贡献最大者。中国学院在1921年王正廷出任校长并长期执掌校政后,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王正廷是民国外交界的重要人物,曾两度执掌外交部,担任中国学院校长期间为学校争取到不少资源,尤其是购得郑王府作为校址后,大大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王正廷长校时,并不长川驻校,而是由其任命的总务长祁大鹏总管校务。1936年王正廷因出任驻美大使而不能继续兼任校长,加上学生反对总务长祁大鹏,给了此时担任常务校董的何其巩执掌校政的机会。由于“一二·九”运动中祁大鹏反对和破坏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与校内的左派学生形成对峙。1936年9月,发生“驱祁迎何”的运动,最终校董会决定,由何其巩出任代理校长,后转为正式校长。[13]

  何其巩1936年接任中国学院校长的重要背景是原西北军旧部开始控制平津。宋哲元于1935年8月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2月又被指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何其巩入主中国学院后,宋哲元等冀察政要莅临祝贺,以示支持。据在校学生史立德回忆,何其巩到校不久,即邀请冀察当局的要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到校发表讲话,同时还邀请宪兵司令邵文凯、北平公安局局长陈继淹到中国学院,左派教授吴承仕认为,何其巩此举,“既为他装了门面,又取得了合法地位”,是为了做给校内师生看,表明“可请他们赞助学校”。[14]

  在“驱祁迎何”的运动中,何其巩得到了中共和左派师生的支持。中共北平市委及学联、中共在中国学院的支部、民先队、学生会、左派教授吴承仕、黄松龄发挥了重要作用。[15]据史立德回忆,驱祁运动成功后,左派学生曾想请德高望重的吴承仕、黄松龄等出面组成校委会,以维持校政,但吴承仕坚决反对,吴认为,要避免国民政府的干涉,避免学校被当局解散,还是要在董事会里做文章,而校董会会长马锡五年事已高,常务董事何其巩遂成为合适的人选。[16]之所以选择何其巩,一方面是因为“何其巩同西北军有旧,宋哲元、秦德纯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而何其巩又不甘寂寞想借中大为阶梯重新上台”;另一方面中共与何其巩达成共识,何担任校长的条件是“希望他长校之后,应看到国难深重,保护学生救亡运动”,何亦表示同意。[17]总之,何其巩出任中国学院校长符合中共争取西北军的政策以及避免环境上刺激的考虑。[18]何其巩任校长后,中国学院成为北平学生运动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北平学联、民先总队、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国会等进步组织都在该校开展活动。据中共中国学院党支部的任仲夷回忆,何其巩任校长后,“全校的政治局面打开了,学生爱国运动和党的工作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平学联决定在中大设立一个固定的办事机构,以便于同各校联系。许多被反动势力统治着的学校的进步学生,经常到中大来进行活动。有些学校的党的活动,也到中大来进行。中大就像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一样,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活动中心”。[19]

  中国学院的爱国救亡运动在校内外公开进行,引起北平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忌恨和压制。1937年1月,中国学院学生会的黄诚、吴承华等6名主要负责人被捕。同年三四月间,教育部不顾私立大学法定程序,擅自委派CC系陈希豪接替何其巩出任中国学院代理校长。何其巩先是亲自与宋哲元、秦德纯沟通,反复交涉,最终由宋下手谕,释放被捕同学。[20]何在此前接见学生的时候就表示:“本人决以私人资格向各关系当局疏解六学生事件,当不致有何困难。”[21]可见何在华北个人关系网络的作用及其对此的自信。之后,何其巩拒不交卸校长职务,并表示要与中国学院学生“共同奋斗”,最终陈希豪未能进校,何其巩由代理校长变成正式校长,在校内的地位也更形稳固。据崔瞻的回忆,在CC系图谋倒何之时,何让崔瞻放心,称“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并出示了一份6月22日宋哲元给蒋介石的电报抄件,内容是向蒋力保何任中国学院校长。[22]6月26日,蒋致电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同意宋哲元所请。[23]由此可见,何其巩在华北地方拥有一定的权势,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中央因顾忌华北的地方势力,故不能从外部强行改造中国学院,而只能迁就华北地方势力。

  二、沦陷时期中国学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继续留在沦陷区的私立大学要表明其无二心,必须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继续办学的部令,方能自处。中国学院校方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希望继续得到教育部的经费支持,而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中国学院坚持在北平办学,“作造就沦陷区青年遣送至内地之枢纽,并为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之机关”。[24]战时教育部的经费补助是反映中国学院与重庆关系的重要线索,重庆国民政府是以经费资助换取私立大学的政治忠诚,故而要求私立大学不向日伪政府申请注册,校长等主要人物不事伪。

  1937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任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邀何出任伪教育总长。虽然何断然拒绝,但其“要参加伪组织当汉奸”的传言不胫而走。1938年7月,《申报》的《平津杂写》提到中国学院之所以能照常开课,是“因为校长何其巩,和敌人通气”。[25]12月的《今日之华北》更直接将中国学院列为日伪创设或改组的七所汉奸学校之一,称“由伪教部命令汉奸何其巩主持中国大学,以施行奴化教育”。[26]何其巩为表明心迹,通过各种途径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据何其巩的秘书崔瞻回忆,1938年春,何秘密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有“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绝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等语,并向国民政府呈请发放中国学院补助费。蒋介石、陈立夫回电对何深表嘉许,希望其在敌后坚持办学,多为抗日做工作。[27]

  1938年6月13日,原中国学院化学系主任浦洁修从北平到重庆任职,受校方委托呈报该院现状并请予以救济,该报告将北平沦陷后中国学院一年来的经过情形做了详细报告。关于选择留守北平的考虑,该报告称“去年北平沦陷以后,国立各大学纷纷南迁,中国学院因未奉到教部迁移命令,只得将贵重仪器及图书装箱寄存,静待部命,旋由北平师范大学转到教部密令指示战区院校处理办法,当即由当局召开院务会议,签以(一)教部既令战区学校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开课并尽量收容他校借读生;(二)本院及其他国立院校学生未能离平者为数尚多,辅仁、燕京二大学因学费较多,恐不能普遍收容;(三)本院既未奉令迁移,教职员若全部南下,将无地收容;(四)本院有二十余年光荣历史即须解散亦必须于光荣奋斗中告一结束,因此遂决定开学三原则:(一)完全依据中央以前所公布之教育方针及方案并设法与教部取得密切联系;(二)拒绝敌方及伪组织之干涉;(三)因中央补助费不能汇到,此后经费将完全仰给于学费收入,全院同人惟有刻苦忍耐,共同支持此战区内我国人自办之唯一大学”。[28]

  中国学院于1937年暑期登报招考新生及借读生,于10月1日正式开课,开课后注册学生计500余人,其中新生约100人,其余以该院老生及北平各校(如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学院等)学生借读者为多,间有山东齐鲁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之借读生。

  战前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依靠学费、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其中比较稳定的是前两项。据浦洁修报告,“本院经费之主要来源为学费,而战区内学生率多无力准期缴纳,故上学期学费虽分三期缴纳,尚有未能缴清者,此项收入约一万余元,连同七月份中央补助费及借贷所得约一万余元,总计上学期收入尚不及三万元,因此遂不能不实行非常时期之紧缩办法:(一)七八九三个月除以八折发放工役薪资外教职员薪资一律不发;(二)从十月份起(即正式开课起)教员发给车马费每小时以一元五角计算,职员则按等级发给维持费,最低额为十五元最高额为四十元;(三)设备实验费及办公费除必不可少者外,概从节省。即以如此紧缩办法,至本学期仍难继续维持”。[29]1938年9月30日,中国学院又辗转呈报事变以后该校教务事务各项情形,并以经费困难请予补发补助费,表示“惟困难中之尤为迫切者,厥为经费无着”,希望教育部自本学年照常拨付补助款。[30]

  根据中国学院呈报教育部的收支预算,1939年学校收入主要由国库款和学生缴费两部分构成,其中国库款120000元,系由中央拨付的补助费每月10000元;当年学生缴费84560元,学费66000元,除此之外,学校的收入仅有房租收入480元。[31]可见中国学院除学生缴费以外,最大宗的经费来源就是重庆国民政府的拨款。

  在1939、1940年,国民政府就是否拨付补助款对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展开调查,主要调查其是否事伪。1939年3月16日,中统驻北平的特派员储乐本提交给中统局朱家骅和徐恩曾的报告称“何克之先生方面,经派忠七兄与联络。按忠七曾任中大秘书,何态度极好,表示亦颇恳切。惟彼盼望中央对彼有具体指示,俾可根据中央意旨进行一切。……又彼经办之中国大学,自事变之后,即与教部失去联络,协款迄未收到,但亦确未接受伪府津贴。现完全由彼私人变产支持,彼至盼教部能照辅仁办法,继续予以补助”。[32]根据储乐本的报告,3月30日,教育部致电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函询“对于该校在平维持之意见”。[33]1939年6月15日,陈立夫呈行政院称,“中国学院未与敌伪发生关系,原有补助费停发已久,拟请另予补助”,并“饬司致函该院教职员加以慰勉”。[34]7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20次会议决议:“自本年七月份起准予按照原额七折补助。”[35]综合各方报告,重庆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学院并未与敌伪发生关系,故决定在经费上给予资助。

  1939年8月12日,中统天津专员发给陈立夫的电文中,报告访查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一年之结果,称何其巩“与诸逆私交虽未绝如缕”,“然不足深责,且常以此而易得敌方消息,而来相告,其胆略则与学者不同,常敢公开表示正气,此等人,际此时实有困难而恐其态度以后或变也”。[36]可见重庆方面也默认何其巩与日伪高层的接触和联系,但仍然担心其态度会发生变化。由于对何其巩的态度把握不定,中统基于对何不同时期表现的判断会要求暂缓发放对中国学院的经费补助。尤其是1940年11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去世前,一度传言何其巩受汤的拉拢将落水事伪,汤去世后更有传言称何将就任伪督办。[37]

  据1940年11月天津中统专员徐寿发给教育部总务司、高教司的电文,“何近益倾向汤尔和,意图津贴,现正婉劝,在其态度未转光明前,拟恳缓发其津贴月(7000)”。[38]11月8日,汤尔和去世,12月19日,周作人接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关于何其巩会落水的担心至此消除。据中统的报告称,“(何其巩)敌方熟人多,伪方与王逆(王克敏)交善,与汪逆(汪精卫)亦有交”,担心何其巩被拉下水,但周作人接任伪督办后,又认为“伪督办或已成矣,故(何其巩)尚可望归正”。[39]因疑虑逐渐消除,1941年2月,中统天津专员来电云,“何其巩可望归正,何请续发补助费等情”,教育部查核后,确认中国学院补助费上年并未停发,本年度请财政部照章续发。[40]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通过燕京大学在上海等地设立的账户,中国学院自1939年起每年获得中央补助费84000元,对于改善中国学院的经济困境大有裨益。

  1941年4月24日,国民党驻平津专员高度评价何其巩,称“中国学院向来教员学生均良莠不齐,何院长年来颇有整顿之意。去秋招生较严格,且自去秋起每日上午到院办公并视察上课情形。虽与敌伪往来,而深同情于抗日矣。蓝公武居狱仍给薪,且营救之。其一例也。奉行部令当较辅大当局更大意更诚”。[41]上述报告一来是对何办学态度和成绩的肯定,此外更重要的是对何其巩忠诚度的肯定。

  战时重庆方面对何其巩和中国学院在沦陷区的表现总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关报告称,“该校自事变后,备尝艰苦,近因人事日渐整齐,清华、燕京二校沦落北平各教授多与协力(如俞平伯、张隼等),校务日有进步,学生程度较事变前虽见低落,而较其他学校亦未多让,且该校当局颇能避免对时局之诸多利敌宣传,学生思想亦无不良之转变”。[42]1945年5月,教育部奉命督导北平市教育的刘书琴报告称,“曾与何其巩院长交换意见,结果圆满,更常向该院秘书夏以农贡献意见,蒙其采纳者甚多,如中院中无一日籍教师即其例也”。[43]

  战时中国学院与重庆国民政府一直保持联系,一方面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请示办学方针,另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国民政府的经费补助。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大学与日伪关系的底线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主要人物不事伪,二是不接受日伪的资助。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以中国学院坚拒日伪奴化教育,独立办学,将其与大后方学校一视同仁。但这只是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生存样态的一个面相,实际情况要比上述中国学院与重庆政府单一关系维度中所展现的复杂得多。

  三、何其巩与日伪的周旋及其生存空间

  北平沦陷后,其他的私立大学都办不成了,而唯独中国学院继续办学,不但没有自动消亡,反而规模和品质均有提升。1942年夏,学校充实理化馆,增加理科各学系,按照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大学规程,设立文、理、法三学院,由此由“学院”改称“大学”。学校生源也逐年增加,抗战后期在校生多达数千人,成为北平市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机关。[44]时人对此亦颇感意外,“事变以前无论如何它也振作不起来的学校,现在却是第一等的私立大学了。一部分比较好的燕京教授居然也被何校长请到这儿来,而学生的数目也就跟着增多”。[45]如以后见之明来看,日伪政府何以会容忍一个拒绝合作的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颇为吊诡的存在。

  在日伪统治下生存,自然避免不了与日伪周旋,当然不能公开地表示抗拒,更不能公开地反抗。中国学院1937年10月借日伪“恢复”学校教育之机开学,但在日伪的高压下,重新开办的中国学院,“将从来之排日色彩自动揭去”,并且为适应环境,对招生传单、新闻广告等宣传材料都做了一些改变,并计划开设“日本文科”。[46]据中统1939年的报告,“校内情形复杂,日籍学生多”,日籍学生的报考和入学在当时情形下实际是不能拒绝的,所以对于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的独立性不可高估。从中国学院提交伪教育总署的表册来看,包括《职教员一览表》《教员履历书》《职教员人数清单》《职教员名册》《学生名册》《毕业状况调查表》《收容燕大协和学生人数调查表》《中国学院组织大纲修正本》《中国大学董事会章程修正本》及校刊《中大周刊》等,至少在形式上从1940年开始中国学院是要接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监督。[47]另据报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其巩参加伪政府组织的华北教育家座谈,就所谓“菲律宾缅甸勘定后,大东亚战争之动向如何?”的主题发言,何其巩虽然是参加笔谈的教育界人士中发言最短者,但仍不可避免地表示拥护所谓“大东亚共荣”。[48]

  在北平沦陷时期中国学院在表面上接受日伪政府的监督,但实际上在校内坚决抵制伪化。据战后何其巩的报告,沦陷时期“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49]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表里不一”,一方面是因为日伪政府对于私立学校的控制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抵制伪化的活动都是地下非公开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对于私立大学仅规定教育方针,既不派员治理,又不提供经费,故不实际介入私立大学的校内治理,私立大学经费自筹,就校内而言保持一定的自治权。[50]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相关档案中有各种训令、报告及教育统计资料,从中可见伪政府对于私立院校虽然发布训令指示教育方针,颁布课程指导书,但并不进行实际督导,各种调查资料也是接受各校呈报,并不派员核查。[51]伪华北临时政府对私立大学管制的宽松是中国学院得以继续办学的重要背景。

  沦陷时期,何其巩与日伪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据战时从北平来的记者须旅的记述,“中国大学原本是左倾教授学生的大本营,因为校长何其巩善于周旋,得以苟延”。[52]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于力(董鲁安)教授谈及沦陷时期北平文化界的状况时也曾提到中国学院,“近年经过校长何其巩氏努力整顿后,学校地位蒸蒸日上。对于当地的敌伪也很能灵活的敷衍应付,维持相当的距离和相当的温度”。[53]凌有光也曾提到,何其巩与日伪的关系“好像始终是不即不离,维持得非常微妙”。[54]可见中国学院的保存离不开何其巩的周旋,这种周旋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与日伪的“距离”和“温度”的平衡如果稍稍偏离,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如保持距离过度,立于敌对地位,则会因日伪的压制而停办[55],反之如果维持温度过甚,则有事伪的嫌疑。

  北平沦陷后,华北成立伪政权,汤尔和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原中国学院教务长方宗鳌出任教育总署署长。按日伪编制,“总署”最高长官名督办,相当于部长,副职为署长,相当于次长,教育总署有两个次长,一为方宗鳌,另一为张心沛。[56]据何其巩的秘书崔瞻回忆,“由于日伪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是何其巩的多年好友,伪教育部次长方宗鳌又是中国大学多年的教务长,北平沦陷后,方宗鳖因日本老婆的关系,当了汉奸。有这两个人的关系,日伪教育部对中大没有横加迫害,但也不予援助。当时我看他们的态度是希望中大自生自灭”。[57]另据浦洁修的报告,中国学院“共有六系,除文法科因处沦陷区域有若干科目不得不暂时忍痛停止讲授外,其余皆能照常进行,敌方及伪组织尚无横加干涉之举动”。[58]

  中国学院因其私立的性质而具有“民”的角色,从而在沦陷区获得了相当的生存空间。沦陷区的期刊在所谓学校剪影中提到该校时称,“假如我们在北京提起了纯国人经费所办的私立大学,那么除去了已停办的朝阳大学,就属于中国学院了”。[59]被汪伪接办的《申报》记者在对何其巩的专访中也强调,中国学院是“一所纯粹为国人自办的著名大学”,何其巩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在野政治家”,当记者问及何对于国家及政治的看法时,何避而不谈,只慨叹“人民的生活太苦了!”[60]“私立”“国人自办”“在野”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官”对应的,这颇能反映沦陷时期私立学校的特殊性。对于日伪统治下的学人与学子而言,疏离于日伪官办的高校,无疑成为一种本能的选择。正如凌有光所言,沦陷时期北平学生有宁愿入“私”不愿“投官”的心理,故而成就了中国学院的超常规发展。[61]因为中国学院是沦陷区少有的奉重庆国民政府为正朔的大学,故而“沦陷区之学人,不愿依附寇逆,争以教授该校为荣,北平爱国学子,争以入读该校为幸”。[62]该校学生张朴民也回忆道,“留在北方不甘事敌之教授学生,均以能进入中大教书读书为荣,且均抱有孤臣孽子之心”。[63]

  大学办学的条件和要素无非就是经费、师资和生源,在日伪统治下坚持不事伪的中国学院,吸引了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教师和学生,在此背景下,经费上的困难就退而成为次要的因素。正如浦洁修1938年给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中提到的,“在教者虽物质上感异常艰难,精神上感受极度痛苦,仍能含苦茹辛,努力不懈以求无负于国家,在学者亦感于沦亡之惨痛而自觉责任之重大埋头苦干,师生之协和为中国学院从来未见,截止洁修离平之日止,伪组织建立所谓国立大学虽威胁利诱以求师资而中国学院教授中卒无一人应聘,虽以种种优待条件饵诱学生,而学生亦不为动”。[6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停办,香港及上海租界沦陷,中国学院从重庆获得补助款的渠道基本断绝,所幸学校招生规模日益扩大,靠学生缴费仍可维持。正如邓云乡所言,“中国大学在何其巩氏主持之下,靠学生学费维持,因为人多,虽然困难,但也维持下去了”。[65]

  四、与中共关系维度下的何其巩与中国学院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接收华北伪政府档案时,发现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中国学院及天津工商学院与伪政府往来的档案文件。其中中国学院相关表册包括《呈为遵令缮具教职员名册课程表请鉴核由》《伪教署签呈伪政委会,为私立中国大学成绩卓著请月助三万元以示优遇由》《又签呈一件据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呈请拨给协款,请准予在奖助余额项下赐拨由》《该院函伪督办王谟请发文化学术研究补助费充理科实验资料由》等。[66]时间涵盖1940—1945年,其中若干文件涉嫌接受日伪资助,已触及国民政府设定的接受日伪资助的底线,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平地方对此展开调查。

  对于教育部的调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亲自致函北平市教育局说明情况,“自欧战爆发后,本校经费奇绌,曾向各方捐募。伪组织极愿每月有所补助,嘱为呈请,经本校婉词拒绝,不得已仅接受地方公益奖券余款两次,以资接济”。教育局签呈说明“其内容与事实相符,无庸追究”。[67]但战后因国民党CC系的排挤,何其巩被迫离任,新任校长王正廷在南京,中国学院校务无人负责,北平市教育局前往调查,该校临时负责人援引辅仁大学前例自述抗战经过。

  北平市政府教育局对该校教授及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

  (甲)消极方面:1.该校未正式接受敌伪补助费;2.毕业证书未曾加盖伪官署印鉴;3.未聘请日系教授及顾问;4.教员讲授完全自由不受干涉。

  (乙)积极方面:1.学生在抗战期间每年秘密赴后方工作者甚多,教授因抗日被捕者如左宗纶、袁贤能、韩道之、俞大酉等备受敌人凌虐;2.太平洋战争期间尽量收容爱国青年尤以东北籍者居多;3.尽量收容不与伪国立大学合作之教授;4.在抗战期间该校同人完全为掩护自身及指导爱国青年甘受极薄之待遇,较一般中等学校教职员为苦,但服务精神始终不懈。[68]

  中国学院自述抗战经过的呈文中坚称“未受敌伪支配”。教育局1947年2月4日的签注中对此表示不满,提到,“查本案系奉令饬办之件,关于该学院抗战期间经过情形固须查明,而补助费一项,尤为令饬要点。在伪部院即有档案可稽,与该学院旧卷自不无缘迹可寻,即或该院当时纯为应付环境,亦应将委曲求全之经过缕晰陈明,方较妥当;若仅本局查报,及该院呈复,似有未便”。[69]此事并未如辅仁大学一样,教育部最后做出“免于置议”的结论,由此中国学院是否接受日伪资助成为悬案。

  1948年,中国学院改为大学获准,关于中国学院在抗战期间有事伪嫌疑的议论又起。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此致信何其巩,“查本部于1946年春间清理伪教育部档案时发现中国学院,自1944年度即受有伪组织之补助,每年联券十万元,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汪逆文件中亦发现中国学院院长上汪逆书札等等档案具在,并非无据”。[70]何其巩为此复信称:“该校自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之关系,弟在校主持,抗战时一切情形不须再说。在胜利后之三十四年十一月执事到校致推奖,又去年(三十六年)六月执事来平莅舍亦为中大叹息不已,今若有此说法,请问执事作何解释?”[71]何其巩意在说明此事早已澄清,无须再作解释。教育部最后查无实据,派员查告的结论,“中国学院在抗战期间伪政府未予接收,曾收容平津一带失学青年,至详细办理情形,因战时交通不便,未将该院呈报本部,无案可稽”。[72]最终教育部以“无案可稽”做结,仍未有明确结论。

  辅仁大学和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的经历相似,都曾被迫向伪政府上呈表册并申请补助。实际上,战后当局对于两校沦陷时期的遭遇不无谅解之意,故而强调,即或“当时纯为应付环境,亦应将委曲求全之经过缕晰陈明”。[73]辅仁大学因战后由亲历其事的校长陈垣直接说明其中曲折而获得谅解,而中国学院因校内动荡,亲历其事者不在其位,故未能说明清楚,后人无由得其详情。

  实际上,对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生存样态的考察,除了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与日伪、重庆方面的关系维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与中共的关系。我们习惯于在重庆国民政府与日伪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判断沦陷区大学是否政治忠诚,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与中共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跳脱出既有认识框架,看到历史更为真实、丰富的一面。从何其巩主持的中国学院与中共的关系中更可见其与日伪周旋的策略性,也更能凸显其坚持民族气节与对敌斗争的一面。

  中国学院在战前就是左派和中共背景的教授和学生的大本营,北平沦陷后仍是中共在北平地下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北平市委于7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下做地下工作的少数干部外,凡能参加游击战的,都派到农村去,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游击战争”。[74]中国学院的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师生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除党员赵元珠、张德懋、万选、姬羽翘及一些民先队员留在北平坚持长期抗日地下工作外,先后离开北平奔赴全国各地抗日战场。中共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八路军总部先后在中国学院建立党支部,分别由彭鸿泉和白羽担任支部书记。[75]中国学院的地下党主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和搜集敌人情报。该校毕业生张德懋以中国学院图书馆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北平联络局工作,主要负责联络北方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中间势力,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毕业生万选在张德懋的领导下,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搜集敌伪情报,提供给中共军事机关。在校学生姬羽翘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的领导下,在日伪机关做秘密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发展抗日组织,向抗日游击区输送干部。白羽在八路军总部保卫部的领导下,打入日伪广播电台,巧妙地利用日伪电台进行民族气节教育,抵制日军奴化宣传。[76]

  1936年何其巩接任校长本身也是中共推动的结果,沦陷时期何其巩与中共仍然保持合作关系。据战时负责与何其巩联络的北平地下党人刘光人回忆,“抗战一开始,中共北方局通过原来在中国学院经济系任教授的中共党员杨秀峰向何提出希望何先生留在敌占区,为人民做些工作,何表示义不容辞”。1938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领导的地下组织北平联络局与何其巩取得联系,组织了秘密的抗日统一战线机构——北方救国会。北方救国会组织的核心成员是何其巩、张东荪和王定南,成立大会到者十余人,除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外,也有国民党的代表,秘书长是张德懋。北方救国会联系了中国学院、燕京、辅仁三个大学,拒绝日伪的控制,掩护保存抗日力量。[77]1942年6月,王定南被捕,何其巩与中共一度失去组织联系。1943年6月,叶笃义从北平到解放区,何其巩委托他与八路军总部建立联系。据叶笃义回忆,“当时北平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托我代向八路军致敬,我回北平时,彭总给何写了一封感谢信,由我带回面交”。[78]1945年3月,中共华北城工部负责人刘仁派原在中国学院理学院任教的孟昭威以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表的身份回北平,继续做何其巩的工作。[79]

  何其巩与华北伪政府高层的关系为中国学院在北平赢得了相当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从而也为中共以中国学院为基地从事抗日活动提供了掩护。中共利用中国学院的学生骨干打入敌伪内部,搜集情报。抗战期间,中共多次派遣人员由解放区进入北平,大多以中国学院为掩护,中国学院的共产党员师生也通过何其巩的关系转赴根据地。[80]1939年冬,中国学院的中共地下党员陶守文因领导民先队进行地下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被捕的一共6人,后经何其巩担保,均获得保释。[81]另据刘光人回忆,何其巩曾经为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定南安排工作,让其担任伪治安军高德林(西北军旧部)驻北平办事处秘书,只拿钱不上班;王定南被伪警察局逮捕,何其巩趁日本人尚未插手之际,通过伪北平市市长余晋龢,硬是把王要出来。甚至到1945年,何其巩还通过各种关系,把被捕的张德懋保出来。[82]对于何其巩与日伪高层的接触和联系,中共方面也持默许的态度。据中国学院在校生赵乃基回忆,临近抗战胜利,“何其巩、张东荪、张懋德、黄伯高等人组织的北方救国会已观察到胜利的曙光,经常齐集在北池子何其巩家中,讨论以后的局势。大家一致同意,今后仍必须佯同日伪联系拉拢,以便及时得到一些真实消息,防止受其威胁。这样多方布置,是煞费心力的”。[83]

  何其巩与中共地下组织的紧密关系,也使其一度陷入险境。据中国学院学生张朴民回忆,何其巩“凭其昔日政治地位及各方人缘,与日人、汉奸虚与委蛇,其处境恶劣,应付诚属不易”。[84]1944年,北方救国会组织遭到破坏,4月5日,日本宪兵队将何其巩拘捕入煤渣胡同监狱,因与抗日案件关联,何自忖必死,便拒绝一切讯问,断然绝食。日方无法从何身上突破,又慑于何其巩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最终将其释放。日本特务机关在何家住宅对面设立“森冈洋行”,密切监视何的行动。何其巩仍不为所惧,照样在敌后从事抗战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日本宣布投降后,何其巩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平代表,负责接收受降事宜。原西北军系的熊斌到北平后,“得情报人员之报告,何其巩与共方有往来”。[85]1945年10月,何其巩因为释放被日伪关押的中共党员及爱国青年而被解职,从此再未获国民政府任命的任何职务。何其巩的战时经历对其战后的处境与命运同样具有延续性的影响。

  从何其巩与中国学院在抗战后期的处境来看,除了民族大义与战后长远考虑外,中国学院眼前的生存问题也是其思虑的重心。出于生存的考虑,不排除中国学院向伪政府申请经费补助的可能,但与沦陷时期上海各高校不同,中国学院未向伪政府申请立案,事实上也没有上海各校所面临的来自汪伪政府要求立案的压力。由此可见,中国学院是否事伪极难以单一标准衡量。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的表现,考虑到日伪统治的环境,实际应该考察问题的表与里,表面所做的可能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真正的“里”。如此来看,前述1947年初北平国民党当局对于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调查,所列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实际即对应上述的所谓“表”和“里”两面。如果从沦陷时期的环境来看,无疑积极方面更能说明问题,尤其是何其巩与中共在战时的合作。关于何其巩及中国学院是否接受日伪资助的考察,基本来自国民政府一方的文本,因为国民政府在战时是以经费换忠诚的,所以是否接受伪方资助是其底线,而中共的相关文本中基本不涉及这一问题,在中共的视角下也就不存在何其巩事伪的问题。

  结论

  通过研究沦陷时期的何其巩及中国学院这一具体个案,有助于克服对于沦陷经验“倒放电影”叙事模式的局限。因中国学院在战后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肯定并免于甄别,故而事后叙述多强调其抵抗的一面,而后出的汪伪政府相关档案又使其抵抗的官方定性出现问题,同样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困惑,甚至刻意回避后出的档案,以保持抵抗叙事的内在一致性(coherence)。回到历史语境中会发现史事的本来逻辑,首先生存是第一要义,尤其对于在野的政治人物和私立大学,其能否生存下去是带有主体性的问题,而非代人负责,或代人考虑的问题[86];其次在日伪统治下所有的反抗都是“不公开的异议”,而非事后表述的那样,似乎是透明的公开的;再则相对于抵抗叙事单向的关系维度,历史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着多重维度的复杂关系,不同关系维度当场与事后的评价都存在差异。

  通过对沦陷时期的何其巩及中国学院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检讨西方学界提出的沦陷区研究去道德化取向的得失。为打破以往民族国家叙事形成的对沦陷时期道德评价的二元模式,有学者尝试以二战时期欧洲德国占领下的合作史为参照系,呈现战时中国“灰色地带”(gray zone)在道德与国家忠诚问题上的复杂性。[87]此类研究往往因跳脱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而强调价值中立,将政治与道德剥离,从而造成脱离中国语境的弊病。[88]从沦陷时期的何其巩和中国学院来看,道德良心与政治忠诚实则存乎于大多数受教育者的观念之中,而非后来的叙述者强加的价值判断。民族国家的认同与道德良心的坚守是历史语境中的真实,而非虚构。何其巩与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相当的生存空间也源于这种道德感与民族国家认同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量。

  注释

  [1] 1931年,因不符合国民政府的大学立案标准,中国大学改名“中国学院”,抗战时一度改称“中国大学”,战后又改回“中国学院”的校名,为行文方便,除引文外,本文皆称“中国学院”。

  [2] 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72页。

  [3] 吉力(周黎庵):《遗民之今昔》,《申报》,1938年10月31日,第14版。

  [4] 赵质宸:《教会教育与中国》,《新国家》1927年第3期,第3页。

  [5] 据战时辅仁大学同人所述,“这边学校所处的境遇,本来困难一点,所幸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应付困难事件,总抱不屈不挠的态度,同时有个姊妹学校——燕京,尚能和衷共济,英、美、德使馆方面,也能随时赞助,现在倒也安之若素”。使馆对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帮助是很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参见《佚名致胡适》(1939年5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页。

  [6] 关于私立中国学院校史的研究,可参见陈瑜《中国大学研究(1912—1949)》,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3年。

  [7] 相关通论性的研究可参见王士花《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余子侠:《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高等教育》,《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王建伟:《断裂与传承:沦陷时期北平的文化生态》,《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任超:《抗战时期日本对北平的文化侵略》,《北京党史》2019年第2期等。

  [8] Sophia Lee, Aggression or Cooperation? Cultural Activities in Peking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1935-1945, Illinois Papers in Asian Studies, Vol.2(1983).

  [9] 崔文龙利用德国档案对战时辅仁与日伪的关系作了新的解读,与既往强调抵抗的一面不同,实际上辅仁大学校方存在着主动的妥协。参见崔文龙《论“抗日大本营”——北平辅仁大学的德国背景》,《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0] 战后对沦陷时期各种道德评判的二元化模式的讨论,可参见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页。

  [11] 关志昌:《何其巩》,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1—55页。

  [12]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石的关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3页。

  [13] 李泰棻:《何其巩在北平》,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14] 史立德:《忆我的老师吴承仕同志》,《歙县文史资料》第3辑,歙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49页。

  [15] 任仲夷:《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党支部工作的回忆(三)》,《广东党史》2006年第2期,第8页。

  [16] 史立德:《忆我的老师吴承仕同志》,《歙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48页。

  [17] 张致祥:《忆我的老师和同志吴承仕》,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18] 何嗣珌:《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纵横》2007年第12期,第31页。

  [19] 任仲夷:《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党支部工作的回忆(三)》,《广东党史》2006年第2期,第8页。

  [20] 任仲夷:《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党支部工作的回忆(四)》,《广东党史》2006年第4期,第15页。

  [21] 《一月来北平学潮与各校动静》,《防共月刊》1937年第3期,第122页。

  [22]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石的关系》,《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第145页。

  [23] 《戈定远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请北平中国学院院长仍由何其巩担任暂勿更换》(1937年6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0000/00018/004。

  [24] 关志昌:《何其巩》,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第54页。

  [25] 《平津杂写》,《申报》,1938年7月17日,第2版。

  [26] 任远:《今日之华北(三)》,《申报》,1938年12月24日,第7版。

  [27]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石的关系》,《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第147页。

  [28] 《私立北平中国学院化学系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院现状并请予以救济的报告书》(1938年6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5594。

  [29] 《私立北平中国学院化学系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院现状并请予以救济的报告书》(1938年6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5594。

  [30] 《呈报事变以后本校教务事务各项情形并以经费困难请予补发补助费自本学年起继续照旧发付补助费由》(1938年9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1] 《私立中国学院收支预算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7。

  [32] 《代北平中国大学转达未受伪府津贴请教育部补助》(1939年3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3] 《教育部电》(1939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4] 《教育部陈立夫电》(1939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5] 《行政院令教育部汇发补助中国学院经费由》(1939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6] 《天津夏电文》(1939年8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7] “遵查徐专员上年曾呈报中国学院负责人何其巩将就文化督办伪职,请停发该院补助费,经签奉批示劝其勿就。遵即拟稿电饬徐专员照办在案”。《电复中国学院补助费仍照上年成章续拨》(1941年2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8] 《徐寿电教育部》(1940年11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39] 《胡光镛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40] 《电复中国学院补助费仍照上年成章续拨》(1941年2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41] 《何其巩校长整顿中国学院情形》(1941年4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

  [42] 《北平教育文化现状简报》(手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2)/646。

  [43] 刘书琴:《北平市教育现状》(1945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728。

  [44] 据统计,中国大学历年的在校生人数分别是,1937年530余人,1938年870余人,1939年1190余人,1940年1830余人,1941年2320余人,1942年2400余人,1943年2920余人,1944年4080余人。参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0页。

  [45] 学子:《北京的大学校》,《申报》,1943年5月17日,第2版。

  [46] 森生:《华北教育界排日空气一扫新式教育确定》,《盛京时报》,1937年11月1日,第2版。

  [47] 《伪教育总署档存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学院天津工商学院表册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565。

  [48] 《华北教育家座谈会》,《妇女杂志》1942年第7期,第30页。

  [49] 《中大返校节何校长报告校务》,《益世报》,1946年4月15日,第7版。

  [50] 关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施政,可参见杨云选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蒋梅选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施政纪要》,《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51] 参见《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训令·令直辖及私立各院校》(1940年6月17日)、《华北教育总署三十一年度施政概况》(1942年)、《北京教育工作报告》(1938年)、《一年来教育实施之回顾》(1939年),余子侠、宋恩荣主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389、421、430页。

  [52] 须旅:《从北平来》,孙俍工:《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53]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54] 凌有光:《牛鬼蛇神统治下的北平》,《新华日报》,1944年2月17日,第1版。

  [55] 1938年夏间,私立中法大学因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制日伪举行的所谓“剿共灭党运动周”运动,于当年6月13日接到日伪“下学期停学”的“强令”,秋季学期来临后,中法大学不理睬日伪停办令,仍照常开学,最后日伪施以高压和破坏,迫使该校于当年10月1日不得不“宣告停办”。该校董事会鉴于无法在北平继续办学,遂决定于1939年暑期之前内迁到云南昆明。参见余子侠《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高等教育》,《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74页。

  [56] 方宗鳌的太太方政英是日本人,战前也在中国学院任教。参见邓云乡《中国大学》,《文化古城旧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57]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石的关系》,《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第147页。

  [58] 《私立北平中国学院化学系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院现状并请予以救济的报告书》(1938年6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5594。

  [59] 王志中:《私立中国学院》,《新民报半月刊》1940年第9期,第17页。

  [60] 武公:《访何其巩于听雨当风之馆》,《申报》,1944年12月13日,第2版。

  [61] 凌有光:《牛鬼蛇神统治下的北平》,《新华日报》,1944年2月17日,第1版。

  [62] 关志昌:《何其巩》,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第54页。

  [63] 张朴民:《郑王府邸弦歌辍》,台北《传记文学》1980年第4期,第117页。

  [64] 《私立北平中国学院化学系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院现状并请予以救济的报告书》(1938年6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5594。

  [65] 邓云乡:《中国大学》,《文化古城旧事》,第74页。

  [66] 《伪教育总署档存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学院天津工商学院表册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5565。

  [67] 《市教育局为遵令会查辅仁大学在抗战期间经过情形致教育部呈》(1946年7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编:《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68] 《为遵令调查中国学院在抗战期间经过情形呈请鉴核由》(1947年2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2305。

  [69] 《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辅仁、中国两大学抗战期间的调查》,《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第381页。

  [70] 《朱家骅致何其巩函》(1948年6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201。

  [71] 《何其巩致朱家骅函》(1948年6月2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201。

  [72] 《中国学院》(1948年6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23/114。

  [73] 《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辅仁、中国两大学抗战期间的调查》,《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第381页。

  [74]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76页。

  [75] 《中国共产党中国大学组织史资料》(1921年—1949年4月),《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417、420页。

  [76]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4—386页。

  [77] 刘光人:《政治风云中的何其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78]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79]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6页。

  [80] 何嗣珌:《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纵横》2007年第12期,第34页。

  [81]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2页。

  [82] 刘光人:《政治风云中的何其巩》,《文史资料选辑》第152辑,第193页。

  [83] 赵乃基:《何其巩与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大学》,《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北京市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编印,第34页。

  [84] 张朴民:《何其巩轶事》,台北《传记文学》1968年第1期,第52页。

  [85] 沈云龙、谢文孙:《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将军访问纪录》,沈云龙等编:《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86] 私立学校留在沦陷区坚持办学,保护校产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沦陷初期,中国学院给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中就提到,“校产为吾人所有,果尔放弃,适以资客”,故决定坚守。(《呈报事变以后本校教务事务各项情形并以经费困难请予补发补助费由》(1938年9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此外,从长远考虑,战后的处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区别于国立大学,“不受教育部重视的私立大学,除极个别学校以外,即使处境万分艰难,宁愿解散亦不敢真正向汪伪政府立案注册,以免抗战胜利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参见韩戍《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第42—43页)可见私立大学在心态与政治抉择方面的特殊性。

  [87] 代表性的研究是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88] 相关评论可参见袁一丹《“通敌”还是“合作”:抗战史研究可以去道德化吗?》,《澎拜新闻》2016年1月3日,“上海书评”,2018年5月7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2-21 17: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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