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叶鹏 | 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
2022-08-30 14:37:5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李叶鹏，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发展，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村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以整理合理负担为契机，深入乡村构建新的征收机制，确立起基层征收秩序。在整理工作中，根据地政府充分动员干部群众，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村，在两根据地形成了整理合理负担的热潮。而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新的基层征收机制运转良好，整理合理负担运动收到了成效。
关键词
根据地；基层财政；合理负担；征收秩序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艰苦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迅速发展壮大，为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自然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能有效汲取资源，支撑起行政和军事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说是财政史上的一个奇迹。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最关键的环节在农村。对此，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戎伍胜回忆说：“因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中，而战争又是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政收入按照国民党统治区征税的办法不行了，按田赋摊派更不合理，必须把财政收入重点放在乡村，必须合乎农村各阶层生产、收入的情况。”
早期的根据地财政研究着重于勾勒根据地应对财政危机、建立各项制度的主要线索，视角偏宏观，对于根据地财政工作真正的着力之处，即基层财粮工作，论述比较简略，没能体现出农村工作的复杂性。近年，随着革命史研究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新与深入，根据地基层财政的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周祖文的一系列文章从公粮和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入手，展现了各根据地财粮工作的现实环境以及中共采取的策略，其中关于基层征收工作有十分细致的论述。李淑蘋深入研究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存储和开支体系，探讨了基层村庄在公粮制度中的角色。冯小红则利用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以河北省涉县甘泉村为中心，对全面抗战初期根据地农村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情况作了微观、定量的研究。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关注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工作的演进。“合理负担”是全面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在山西推出的新税种，其主要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因其累进负担原则与中共一贯的经济主张相符，合理负担也被山西各根据地采纳，成为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在早期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合理负担的税则没能得到根本贯彻，征收工作相当混乱。为此，从1940年开始，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对合理负担进行了整理，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新的基层征收机制，使基层财粮征收从混乱走向有序。
整理合理负担对根据地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周祖文和唐海华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改革有详细的分析，至于太行、太岳根据地则鲜有专门论述。关于合理负担的整理工作，根据地各级政府留下了大量工作指示和总结报告，可以借此还原事件的基本线索。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一批全面抗战时期村公所账本，是目前少见的直接反映根据地基层财政状况的材料，其中各种财粮征收的记录，可以用来检视整理工作在基层的实效。本文综合考察官方文献和基层账本，在厘清整理工作经过的同时，展现太行、太岳根据地深入农村的工作方式，并对其效果做出实证检验。
一、财政建设大局下的征收工作
1937年末，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在太行、太岳山区创建根据地。1939年日军占领白晋路后，太行、太岳根据地被分隔，但两地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工作步调也比较一致。根据地创立之后中共多次击退敌人进攻，并开展改造政权、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但在财政事业上并无太多建树，特别是征收工作的混乱，在农村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能否切实扎根农村，建立稳定、合理的征收机制，关系到根据地政权的存亡，因此在1940年后，改进农村征收工作成为财政建设的中心环节。
(一)早期征收工作的混乱及其影响
从根据地初创到1940年黎城会议召开前，太行、太岳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并未完全走上正轨。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李一清在1940年指出，根据地“过去一般忽视了财政经济建设工作，因此在财政经济建设上表现零乱，各自为政无计划、无系统、缺乏组织性”。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根据地政府健全了财政机构、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但是这些成绩难以掩盖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不足。根据李一清的总结，这一时期财政工作有四个方面的缺点：1.“了解政策不够，把握政策不紧，运用执行政策，在部分地方变了质，对政策不能坚持贯彻”;2.“没有制度，各自为政，上下脱节，贪污浪费普遍发生”;3.“财政经济建设，完全与群众脱节，在安定民生、发扬民力、发展国民经济上，作的非常不够”;4.“没有长期持久的观点，完全表现抓一把，自流主义，赚钱第一，建设第二”。可见此时两根据地对于财政建设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在贯彻中央政策的层面也十分不够。而财政建设上的不足，在征收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合理有序的财粮征收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民生政策和统战政策的基本要求，事关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存续，但是太行、太岳两根据地征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却与政策原则相违背。根据后来太行区经济工作路线检查会议上的总结，1940年之前“不知道正确的运用政策建设财政工作去保证供给，结果使得军队不得不采取直接乱没收汉奸财产与向少数大户之捐借解决供给”，“在进步力量掌握政权的地方，不知道统筹统支，通盘筹划，不知扩大负担面，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也只是偏重向少数大户摊派的办法，和多设税卡征收过境税的临时办法，缺乏长期着眼，节约民力”。这段话概括了当时征收工作中的种种乱象，一则军队参与征收，征收主体混乱;二则政府税收不从长期着眼，税制不稳定、不合理。而其中提及的“合理负担”，正是当时征收最为混乱的一个项目。
合理负担实行累进税制，税则中按财产情况把村分为11等，户分为19等，各村各户按照等级交纳负担款，特等户则由县单独摊派。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税则很难得到推行，合理负担往往不太“合理”：“有的县是口头空喊，实际没做，有的县是拿‘合理负担’之名仍行摊派，有的县就死板板的按办法推行下去，这样一来，就把负担不是一般化的平均摊派，就是把人户截然分成两段，形成了严重的‘富户捐’。”更为严重的是，合理负担“征收无定额，无定制，无定期，县区村都可征收，军政民都可征收，一年四季都可征收，结果成了扰民的苛杂”。
以合理负担为代表，混乱的征收工作虽然短时间内解决了根据地供给上的困难，“但影响阶级关系不好，降低了生产情绪，富人不满，中等户不敢向上发展，消耗很大，浪费很多，妨碍了发展，影响军民团结”，以至于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根据地“粮食供给严重困难，几乎吃不到饭。经济衰落，市场萧条，物价暴涨”。无序的征收，伤害了农村统一战线的形势，严重影响到根据地的经济民生，也不符合中央以及北方局所规定的根据地财经政策。1939年11月杨尚昆在《华北党目前的任务》中即指出，要贯彻改善民生政策，推进负担的公平合理，以扩大和巩固农村的统一战线，同时努力开展生产，为抗战提供物质保障。这种意见在太行、太岳根据地面临困境的时刻，成为领导班子的共识，从而推动了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变革。
(二)合理负担与根据地财政建设的破局
1940年的黎城会议是太行、太岳根据地，也是晋冀鲁豫边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会上全区统一认识，提出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的任务，各根据地开始彻底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发展逐渐走上正轨。作为建政的中心工作之一，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在7月的太行区北部财经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太北财经会议”)上迎来转折。会议由当时山西省第三行政主任公署和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冀太联办”或“联办”)筹备处主持召开，集中了太行根据地主要的财经工作者。会议反思了过往财政经济工作的种种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基本的财政经济政策，统一各级财经干部思想，为财政经济的建设做好了准备。李一清在会议中指出根据地财经政策应当遵循三个原则：1.依靠广大群众，安定民生、发扬民力、发展生产;2.自力更生，坚持对敌斗争和长期抗战;3.调剂各阶级利益，发扬统一战线精神。从基本的原则和政策出发，会议提出了当时财政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主要包括整理合理负担、建立财政制度等环节。
前一时期混乱无序的财粮征收，与根据地发展的基本原则不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太北财经会议后，根据地明确了财政建设的总体路线方针，干部群体也意识到财政事业必须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在此背景下，改进征收工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太行、太岳根据地选择整理合理负担作为突破口，希望通过彻底推行合理负担调查评议制度，打开征收工作的新局面。从1940年开始，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整理合理负担在两根据地总体事业的布局中都处于重要的位置。如1942年边区副主席戎伍胜指出：“财政经济建设是我边区今年首要的一项中心工作。在这一总的方针之下，太行区已把合理负担资产、收入的调查评议工作，作为今年第一期的中心工作计划，我认为这个确定是完全正确的。”太岳区1942年的报告提及：“财政上的决定，关键在于合理负担的彻底进行，一切财粮工作有赖于此。”晋冀鲁豫边区在1947年总结财经工作历史时也提到：“在山地贯彻合理负担评议及反隐瞒斗争上，当时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斗争。”其中“山地”指太行和太岳两个根据地。
在整理合理负担中，根据地政权有两项基本诉求：
第一，推动负担政策公平化、合理化，使合理负担能够切实按照资产、收入累进征收。为此，冀太联办在1940年9月参照《晋察冀根据地县村合理负担摊款办法》，规定了新的合理负担办法。相比旧的合理负担税则，新办法的税则扩大了负担面，规定农村80%的人民需要负担，而非仅仅将负担加于少数富户;同时修改了累进率，使各收入阶层的负担比例更加合理。为了奖励生产，新办法还提出资产、收入分开负担，工商业另行负担等规则。而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地还要求基层干部进行详细调查，并发动民众进行民主评议，力求贯彻新税则的精神。
第二，在基层建立稳定、有序的征收制度，从而保障财政供给，维持根据地长期发展。在山区艰苦的抗日环境下，太行、太岳根据地财政工作的重点在于制度，如支出上实行供给制，限制人员编制、规定供给标准;财政管理上实行预、决算制度，审、会计制度，金库制度;粮食方面实行粮库制度和粮食支付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是1940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反映了根据地财政建设的基本思路。在征收工作上，根据地同样谋求建立一套制度，将财粮征收融入政府运转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如李一清在太北财经会议上讲道：“合理负担由统计调查经过评定分数到正式征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志们一定要耐心的进行，要注意一切细小的问题，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不是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合理负担搞好，打下将来工农商业所得累进税的基础。”太岳根据地第九专署在1941年的合理负担工作总结中也提出：“我们为了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战争的胜利，各种事业的建设和冲破敌人军事与经济封锁，在财政上势必要有计划的建立健全统一的财政征收制度，才能支持长期敌后抗战。”
总之，在认识到既往财政工作的严重不足之后，根据地党政班子制定了新的财政经济方略。整理合理负担，关涉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需要深入基层、建立制度，需要全新的工作作风，因而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开局阶段的一个抓手，成为破局的关键。
二、整理合理负担工作的展开
税收是长久以来农民与政权最重要的联系渠道，当农民认同一项税收及其征收程序时，也隐含了对于政权的认同。因此整理合理负担不仅在建构基层征收体制，也在改变着农民对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态度，这一工作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普通财政工作的范畴。在工作开展之初，根据地政府面临着显著的困难，农民根本不了解复杂的合理负担规则，对于中共也并非一开始就信任。那么太行、太岳根据地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以下将展现合理负担工作开展的过程，特别是根据地政府深入乡村、建立征收制度的过程。
(一)整理工作的启动
1940年7月太北财经会议后，整理合理负担在太行、太岳根据地逐渐启动。冀太联办于同年9月颁布了新合理负担条令，联办副主任戎伍胜于9月18日发出《加紧进行合理负担走上统一的所得累进税》的号召，鼓励各地区彻底整理合理负担。与此同时，联办财政处出台下属各县10—12月工作计划，其中对太行、太岳根据地内五个专区(冀西、漳北、太南、太北、太岳)的合理负担工作做了详细部署，要求各县限期进行民户资产和收入的调查评议，算出各村每一户的合理负担分数，按照分数摊派合理负担款项，并最终完成征收。
太北财经会议除了讨论财政建设的路线和方向，对于如何切实组织财政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贯彻到底，广泛深入动员。工作开始前要充分动员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并在农民中展开深入的宣传教育。第二，集中使用力量，密切配合与统一。干部要适当分配，把主要力量放在中心工作上，同时推动其他工作。第三，深入检查，全面帮助基层。县级干部应深入每一个村，具体领导、帮助，及时纠正基层干部政策执行中的偏向。第四，彻底转变工作作风，使财政经济工作成为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要求干部转变官僚作风和强制命令的方式，一切工作面向村、面向群众，一切要经过政治动员。
整理合理负担作为根据地财政建设开局期的关键，正体现了这些新的工作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因政权基础与干部力量强弱等客观条件的差异，各地对于新作风的贯彻力度差别很大，但以上四点基本可以概括合理负担工作的总体风格。对新作风的强调，意味着根据地政权希望把整理合理负担做成一场席卷根据地上下的群众性运动，为之后的财政建设打下基础。
在联办的部署下，1940年两根据地各专区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但各地此前未开展过如此规模的财政建设运动，很多基层干部不了解合理负担政策，也没有完全领会上级的工作精神，加上很多地区政权未经改造和战争影响等原因，工作开展的第一年，效果并不理想。从几个地区的执行情况看，漳北区经过整理，“合理负担办法已深入人心，胡乱摊派的思想已基本上结束了”，不过在工作方式上，“由于在干部间的动员不够，群众间的宣传、解释不够，以及与其他中心工作同时并进，未能使合理负担的调查评议工作形成全区性的广泛群众运动”。太南区“对合理负担执行得差，不能用最大努力耐心地宣传解释，周密地调查，终以为麻烦，所以各县不能切实按照定分来分配摊款数目，而是带了一些摊派性质”。太岳区目前未见详细报告，但据1942年的回顾，“前年(1940年)开始实行工作较差”。
整理合理负担在两根据地切实展开是在1941年的重点整理工作过程中，而真正在全区形成热潮，普遍收到效果，则要到1942年第三轮整理的时期。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整理工作如何在县级以下展开、如何深入农村社会，下文以太岳根据地第九专署为例，详细论述工作的各个环节以及专署领导工作的方式。
(二)第九专署1941年的合理负担工作
1941年8月冀太联办改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根据地的行政区划也随之调整，原先的太岳专署在9月改为太岳行署，其在岳北地区的第三办事处也在11月改为晋冀鲁豫边区第九专署。第九专署1941年的合理负担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在太岳行署成立之前，当时的第三办事处将整理的重点放在沁源县，而行署成立之后，沁源县改为行署直接管辖，第九专署将主要力量投入到了绵上县的整理工作上。
1.标准分数与调查评议
1941年9月，岳北各县按照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的部署，以县为单位开始了整理合理负担的工作。当时计划在政权比较巩固的根据区进行彻底的调查评议，而对于游击区则只要求按估计方法算出负担数字。此时的第三办事处把力量集中放在沁源县的整理工作上。
在整理工作开始前，第三办事处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上一般说来还不能克服村干部集体包庇和隐瞒的现象。所以在八日财政科科长会议上，对合理负担分数每县预先决定一个适当数目，作为进行的标准分数”。具体到沁源县的情况，办事处估算全县人口40000人，农业工商业等总收入8915200元，每人平均收入222.88元，对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的合理负担累进表，则每人应负担分数4.9分，全县应负担分数196000分，但是按照新的合理负担条例，全县共有80%的民众需要缴纳负担，经折算得出该县标准分数为176400分。这一标准分数于是成为沁源县合理负担工作的核心目标，第三办事处需要充分动员县内的区干部和村干部，彻底调查评议民户的资产和收入，争取实际算出的负担分数接近标准分数。
为了保证工作的落实，克服各村的本位主义思想，全县的标准分数要进一步分配到每一个村。为此，第三办事处召集全县各区干部开会，对每个村的经济情况和负担能力都做了详细评估，以确定各村在全县应当承担的负担份额，并据此拟定该村的标准分数。经过激烈的讨论，每一个村都被赋予一个标准分数。如沁源第二区各村的情况是：柏子村5940分、下兴居村2970分、王庄村2970分、第一川村2970分、李成村2673分、李源村2178分、上兴居村2070分、王龙川村2079分、上庄村1980分、下庄村1881分、正义村1435.5分、畅村1435.5分、贤友村1188分。
一个村庄的标准分数与将来的粮款负担量直接挂钩，代表了上级干部对该村经济水平的大致评价，但同时它也是向村干部提出的一项工作指标。如果村干部站在本村的立场上包庇隐瞒，或者不能很好协调村中的利益关系，无法调查清楚村民们的财产状况，最终算出的负担分数就会与标准分数相差甚远。正是在村这一层级，合理负担工作遇到了最困难的阶段。明确各家的负担份额牵涉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民众又不了解合理负担的规则，这使得在村内推行工作困难重重。为了帮助村干部顺利完成工作，办事处借鉴晋察冀根据地推行村合理负担的经验，推出了便捷、合理的具体操作方法。
首先是划分经济区和设置标准地，将全村土地划为若干经济区，然后将其中代表性的地块确立为标准地，以标准地的常年产量代表该经济区的产量水平。在评议时，根据民户土地所处经济区以及土地数量，即可算出应负担的粮食产量，这比直接调查收入容易很多。
其次是村民主评议，各村在整理过程中组建评议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要求实行三三制，反映村中各阶层的意见。村中每户的土地数量、产量以及其他的资产和收入都要经过评议委员会评议，评议完成后村干部将各户负担分数张榜公布，有异议者可以申请复议。这一制度通过农民的相互监督使得隐瞒收入更加困难。
即便如此，各村在工作中还是遭遇不少困难。如第二区的下兴居村是沁源有名的富裕村庄，但是最终负担分数只算出1100分，距离2970分的标准分数差得很远。之所以没有达到标准分数，主要原因是中共在该村的基础薄弱，没有得力的干部推动，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如下状况：(1)“将经济区划多，故意压低产量”;(2)“一致说土地瘠薄、不出粮，将标准地最高产量定为小米0.7石”;(3)“选举评议员预先没有注意宣布组织条例，致全部为富农和地主所把持，十一个评议员，他们就占了九个”;(4)“秦、王、关三姓虽然矛盾很深，但对其利害相同，因而一致团结、集体疵包、集体隐瞒，如将全村土地不论好坏一律按八折”。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邻近的王庄村和柏子村。针对这种集体压低产量数字的问题，第三办事处准备直接领导该区的工作，集中力量将这几个村的工作打通。但岳北在1941年9月遭遇日军“扫荡”，第三办事处不得已将重心转移到反“扫荡”上，合理负担工作被搁置。11月第九专署成立之后，沁源县已经划归太岳行署直辖，沁源县北面的绵上县成为专署的中心区域。专署决定将主力放在绵上县，帮助其彻底完成合理负担的整理，为全区的工作创造经验。
2.专署直接领导下的整理工作
绵上县从1941年9月开始已经进行过一轮合理负担工作，但是“在领导上抓的不紧，县区级力量没有使用在村，工作并未展开”。11月15日反“扫荡”胜利总结会议上，第九专署又重新布置工作，集中力量改善绵上县的合理负担工作。在会议上，专署采用沁源县的做法，给绵上县的各行政村也确定了标准分数，并且决定由专署直接领导绵上县第二区的工作，其余各区则暂时由县长和县财粮干部负责。
11月16日，第九专署召集第二区各村村长、书记、财粮主任委员、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检查各村调查评议工作。在各村的报告中，专署发现村干部对合理负担办法很不了解，没有抓住调查评议的精神，为此专员侯振亚专门讲话动员，各村干部才认识到任务的紧迫。会议过后，村干部们的工作改进很多：“阳城村干部竟然三、四天通夜不睡觉来进行评议和计算分数，康家庄村干部决定带吃喝，办不起合理负担不准下(村公所)。这样吃苦耐劳的工作决心，甚为各村效法和奖励。”然而在其他村子热火朝天开展工作时，侯壁村却百般推辞，声称达不到标准分数，无法完成算分任务。该村在第二区是第一等富足村，土地多、产量高，应该能算出比较高的负担分数，但村干部却极力陈述工作的困难。专署经过调查发现，该村评议员与村干部联合对抗政府，而民选的村长不愿意得罪人，领导工作的县工会干部也不了解情况，导致工作中出现隐瞒土地、故意压低标准产量、村干部负担分数低等状况。为此，侯壁村的干部遭到专署严肃批评，并被责令限期完成算分工作。
经过专署的重点督促，第二区各村均完成了算分任务，且定分大多公平合理，侯壁村也大致算出分数。但绵上县其他区的工作状况依然不理想，调查评议过程中错误丛生，而且干部工作态度也不积极，纷纷推说农民负担重，标准分数定得太高。第九专署在全县初评检查会上对各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对财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够，没有全力去进行合理负担的工作。然后又详细讲解了绵上县第二区的经验，如何正确分派各村任务，在村内如何正确划分经济区、确立标准地以及组织评议会等等。经过专署的批评和动员，“县区干部星夜赶到自己原来所做工作岗位，彻底普遍的在群众中做了思想动员”，在半个月内就完成了算分的工作：第一区完成28515分(原定28830分)，第二区完成29345分(原定29754分)，第三区完成27301分(原定29233分)，第四区完成22224分(原定26647分)，第五区完成23961分(原定25245分)，第六区完成24217分(原定35343分)。
算出分数后，第九专署以合理负担分数为基础分派征收任务：“每分摊合理负担款0.665元，全县共摊洋170099.39元”，“每分摊公粮7.6升，全县共摊公粮12582.78石”，“马料每分摊1.1升，全县共摊1821.19石”。事实证明，经过整理合理负担运动之后，征收工作的情况有很大改善。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征得合理负担款110075.45元、公粮12290.67石、马料1327.87石。其中“第一区完成97%，第二区完成99%，第三区完成89%，第四区完成93%，第五区完成91%，第六区完成87.3%。全县完成93.2%(弱)”。
至此，第九专署主持的绵上县合理负担工作顺利完成。对于第九专署的整理工作，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整理工作中的制度建设层面。通过第九专署的总结报告可以看出，“算分”和“征收”显然是两个层面的任务。相对于征收工作，“算分”更多地意味着建立一套公平合理、常态化、稳定的征收机制，确立基层的征收秩序。在报告中，专署用大部分的篇幅论述如何领导各区各村算出合理负担分数，如何通过划分经济区、设置标准地和运用民主评议的方式确立村中民户的负担份额。相比之下，真正的征收工作所占篇幅并不多，这说明了专署对建立征收秩序的重视。
第二，第九专署在推进合理负担时所体现的工作方式。专署首先抓住整理合理负担这一中心工作，把力量集中到整理工作上;其次充分动员，利用会议和检查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再次，深入检查基层工作，细化到每一个村;最后，面向群众，注意向群众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参与评议。这充分贯彻了太北财经会议所提出的工作精神。
第三，村干部在整理工作中的作用。标准分数的压力直接针对村干部，村内调查评议的工作依靠村干部组织和协调，工作不到位时第九专署首先批评的也是村干部。可以说村干部是专署开展农村工作的一个抓手，通过抓紧村干部，上级把各项工作贯彻到村庄内部。从专署的报告看，在上级的敲打下，大部分村庄都能认真执行调查评议，基层干部群体值得信赖。基层良好的政治生态，可能得益于之前村选运动、反贪污运动等对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改造。而经过整理合理负担运动的动员，村干部与上级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强化。
(三)整理工作在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全面展开及成效
1941年第九专署的重点整理区域主要是位于太岳根据地中心的绵上县，周边处于游击区的各县，因为缺乏推行合理负担的客观条件，专署只在部分村庄进行了整理工作。第九专署的状况在两个根据地有一定代表性，在政权的中心地带，由于政府控制力强，环境相对稳定，可以采取集中领导的方式，进行彻底整理。而在其他区域，由于领导力量不够到位，地方干部工作上可能存在偏差。至于边缘地区甚至敌占区，工作则比较困难，钱粮征收已属不易，遑论建立复杂的征收机制。所以合理负担工作进一步展开，一方面是争取把运用合理负担办法征收的区域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是提高工作质量，对工作不到位的区域加强领导，工作方法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改进。
1942年6月，太岳行署发出指示，提出“合理负担工作是一项细密的调查，繁重的组织工作，是整个财政工作的中心环节”，要下定决心，组织好、动员好，做好这一项中心工作。力争经过整理后，根据区“各村都要经过详细的调查评议及按合理负担办法算出分数”，游击区“须将各村标准户真正经过调查评议，依据合理负担办法计算分数，并依此进行一般户的评议”。为此，行署要求各专署和县成立中心工作委员会，专门领导合理负担工作。太岳行署特别强调了村干部的作用，要求各县加强训练，对他们做彻底的动员。在宣传工作上，利用七七纪念大会动员群众，并利用小学教员和民众团体展开宣传，使群众知道“公粮款都是按合理负担分数派的，将来取消田赋后所有的款子完全要以分数来派，大家应当关心合理负担的分数”。此外太岳行署改变了1941年工作中分配标准分数的做法，因为“去年分数已有一个梗概”，今年“先派粮款，让各村大胆的去做，并保证不因分数多再加粮款”。这就把算分的主动权交给了各村，村民们在调查评议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扬民主，不管最后算出的分数多高，上级只按照预先确定的负担份额征收粮款，并不干涉算分的过程。
至于工作的展开过程是否如之前第九专署那样细致深入，由于缺少详细的工作报告，目前还不能定论。但是从太岳行署1942年几个财政总结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太岳根据地整理工作的大致效果。1942年《太岳区财政工作简报》中提道：“在太岳区实行合理负担已经三年。前年开始实行工作较差。去年比前年进了一步。今年干部们对合理负担更加了解熟悉，有些经验、办法，也更加具体化。而且人民对合理负担的了解认识也大有进步。”关于群众方面的反映，该简报称根据区人民“对负担的办法原则都表现十分拥护，各阶层人士亦无不说很好……一般人民都是盼望县区干部去，对专署人们更是欢迎，总说不是原则办法坏，而是担心村干部做不好”。而在游击区，人民认为“抗日政府之负担不但是办法对、合理，而在数目字上也不感到重”，只是条件太过困难，运输也不便利，无法向根据地缴纳负担。这说明经过整理工作之后，农民的负担观念有很大提升。在太岳行署该年的财政收支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征收的效果，1942年的各项收入中，“合理负担款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完成程度约为百分之九十一”，作为对比，仍按老办法征收的另外一项重要收入田赋，其完成度“按概算数一百万元说为百分之七十二”，“若按粮食实应征数一百三十万元说，只完成百分之六十二”，“群众认为不如取消，干脆一律派到合理负担内，一次征收，比较省事，又公道又恰当”。
总体来说，按照太岳行署在回顾1942年财政工作时所说的，“太岳在岳北沁源、绵上、安泽、沁县等九县，已打下巩固的合理负担基础”，同时，岳北根据地群众经过两年的整理工作，已经确立起了正确的负担观念。至于岳南新开辟的中条、晋豫地区，工作还未具体展开，所以整理的进度更慢一些。
而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直接管辖的太行根据地，由于领导力量强，合理负担工作也在稳步推进。1940年第一轮整理工作后，太行各专区在1941年秋冬季展开第二轮合理负担整理工作。在工作进行中，各县实际上是独立的工作单位，由于客观环境不同，以及各县对合理负担工作重视程度的差异，其整理效果相差很大。1941年的整理工作中，太行根据地中表现比较好的包括榆社、武东、辽东、赞皇、平北、偏城等县，“耐心一村一村的调查，想了许多办法来打破包庇隐瞒弊病”，彻底完成了调查评议工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专区的平北县，该县不仅顺利完成算分和征收任务，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平北县推动工作的方式与第九专署很类似：充分动员干部队伍，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村，县级干部全力监督并帮助基层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动员农民参与，在全县造成执行合理负担的热潮。在工作中，大部分村子可在20天内完成算分任务，并在随后10天内将公粮收齐，总共可在1个月内收完合理负担款项。
不过在另外一些县，如第三专区的襄垣县和武东县，整理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从合理负担款的征收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整理工作比较好的地方，如绵上县和平北县，不仅调查评议制度能彻底推行，合理负担征收效果也很好，往往能完成预算任务的90%以上。而襄垣县和武东县的合理负担款分别只征得预算的24.2%及25.8%，说明这两个县的整理工作很不彻底，导致合理负担征收遇到很多困难。对于襄垣、武东等工作不到位的县，边区政府强调：“清丈调查评议定分，需要很好的动员，必须有很好的组织与领导，这在目前特别重要。黎城、平顺的经验是县长亲自掌握，每区一个人领导，不下这样大的决心与本钱，便得不出一套准确数字。”边区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县级政府的动员程度和工作方式很大意义上决定了整理的效果，所以在报告中给予县级干部更多的压力，要求以模范县为标准改进工作作风。
1942年8月，太行区党委发出指示，再次推动合理负担的工作。由于根据地总体策略的调整，这次工作中又融入了发动群众和减租减息的内容。区党委提出：“今年的财粮工作，应抓紧以党的累进负担政策，发动基本群众，并联系发现与解决土地问题，以贯彻充分发动群众的方针。”有了之前两年的经验，此次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到1943年，“根据各专区的统计，调查评议村占行政村(根据地)：一专区百分比为五十六点四六;二专区为五十七点三八;三专区为九十点四二;四专区为八十六点一七;五专区为五十点五三;六专区为二十三点四三。全太行区已进行调查评议村庄百分比为六十五点八五”，并且“不论政策的贯彻与调查评议的真实，均获得较大进步”。1943年之后，太行根据地负担工作的重心转向推行统一累进税，整理合理负担暂告一段落。但是从基层工作看，其实二者的征收机制一脉相承，仍包括调查、评议、算分等环节。
回顾两根据地三年多的整理合理负担过程，可以发现推行调查评议制度、改进基层征收工作一直是根据地的核心诉求。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贯彻了太北财经会议提出的工作方式，努力把整理合理负担做成一场群众性的运动，让尽量多的干部和农民参与其中。从工作整体的效果看，虽然有些地区领导不到位，整理效果不好，但是两根据地大部分地区成功改善了基层征收工作，建立了一套新的征收机制。从农民与根据地政权关系的角度看，在整理中以村庄作为基本征收单位的做法，强化了村公所的功能，也强化了村干部和上级的联系。以村公所和村干部为纽带，太行、太岳根据地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巩固了根据地政权的基础。而农民在参与调查评议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根据地的负担政策，增强了对根据地政权的认同。
三、从账本看太行、太岳根据地基层征收机制的运行
如上文所述，合理负担工作的重心是在基层建立征收机制，但目前为止相关史料主要来自边区政府、行署、各专区以及县的层面，反映的主要是领导层的意志，难以展现基层工作的全貌，特别是对于征收机制在基层的运转情况，由于缺乏具体资料，我们并不清楚其实际效果。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批全面抗战时期太行、太岳根据地村公所账本，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账本主要包括村公所征收粮款记录、开支记录和村粮库的出入情况等，其中关于粮款征收的账本，正好可以与官方文献相互印证，更全面地展现基层的征收状况。
(一)账本与调查评议制度
太行、太岳根据地整理合理负担中最为核心的任务是在基层村庄推行调查评议制度，以彻底改善基层征收工作的面貌。那么经过整理工作之后，调查评议制度在村庄内执行得如何?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账本中，有一份题为《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廿六日立大岩编村移交清册》的文献，该文献封面上盖有“左权县大岩村公所”印章，故可推断大岩编村即为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的大岩村。左权县在全面抗战时期隶属于太行根据地第三专区，而该清册例举了大岩村历年掌握的账本和资料，其中不少账本与调查评议相关，可以展示该村全面抗战时期财粮工作的进展情况。其中部分内容见表1：
表1所列的“资产账”“收入账”和“分数账”正是村干部进行调查评议工作的产物。依据晋冀鲁豫边区的合理负担条例，民户的资产和收入施行不同的累进原则，所以村干部对民户的资产和收入分别进行调查统计，形成全村的“资产账”和“收入账”。以此为基础，村评议会经过详细的调查评议，得出每一户的合理负担分数，其结果制成“分数账”。从清册的内容看，1942年到1946年大岩村每年都会出现新的“分数账”“资产账”和“收入账”，可见该村的调查评议工作一直在进行。这说明经过整理合理负担之后，调查评议制度在该村已经确立起来，且运转情况良好。
大岩村所处的左权县在整理工作中属于较有成绩的地区，该县1941年的合理负担工作就得到了边区政府的肯定。通过大岩村的清册，我们看到了左权县的整理工作在基层村庄产生很大影响，在征收开始之前进行调查评议，成为大岩村每年的惯例。大岩村的情况在太行根据地基层不是孤例，因为在整理合理负担结束后，太行根据地每年征收统一累进税还是需要评议民户的资产和收入，调查评议工作没有停止。戎伍胜在1946年谈及太行、太岳等根据地农村负担工作时就说道：“对农民负担，最大一个问题，是每年征收额不能固定，影响生产情绪，今后应该有一改进，不然一年一度评议，一年一次算账，也着实有些麻烦。”可见1946年之前每年评议算账在太行、太岳根据地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大岩村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调查评议之后形成了系统性的账本材料，为我们观察基层征收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样本。
(二)账本内容体现的新基层征收秩序
整理合理负担中最困难的一步是如何在村庄内部通过调查评议算出每户的负担分数，为此县区和基层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得出负担分数之后，征收工作的进展就会顺利很多，各家的分数清晰明了，征收多少粮款就有章可循，围绕“分数”，村庄内形成了新的秩序，这极大改善了基层征收的状况。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村公所资料中，有一批全面抗战时期太岳根据地平遥县明子村的账本，记载了该村自1940年开始村公所开支和粮款征收的情况，其中一些征收账目就是按照负担分数组织编排的。
《第九专署一九四一年合理负担工作总结报告》中曾经提到，平遥县1941年部署整理工作时决定“第一区上庄、千庄、三岔口、黑城村。第四区果则沟、明子村、上神南。第七区滩河底、黄仓村、苏家庄、雷家庄彻底进行调查评议，其余各村估计评议”。可以看出，明子村处于当时中共力量较为巩固的地区，故计划彻底评议，但是可能由于战乱等原因，最终的整理结果，平遥县仅第一区上庄村评议了部分农户，其他各区的目标都没有完成，也包括第四区的明子村。1942年，太岳行署再次在全区推动合理负担工作，7月20日到9月15日为整理工作进行期，9月16日到10月10日为征收任务完成期。
关于明子村在1942年整理中的调查评议情况，可参考《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1943.7.16)立征收地方款账》。
从表2可见，地方款按照各户分数多少征收，且账本中大致按分数排列，分数高的户靠前，分数低的靠后。账本里的分数无疑是明子村进行调查评议的结果，问题在于这是哪一年评定的分数。太岳行署1943年8月对于合理负担工作曾有一份指示，其中解答了关于调查评议的若干技术问题，可以推断，太岳根据地的各村此时应当在开展新一轮的调查评议工作。上文这份1943年7月征收地方款的账本，应当是按照1942年调查评议的分数进行征收的。
明子村另一份题为《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廿五日(1943.8.25)立征收县派地方款账》的账本同样是按照负担分数编排，这份账本中已经采用了重新评定的分数。具体内容见表3。
在1943年8月25日，明子村应当完成了当年负担分数的评定，开始按照新的分数征收县派地方款。表3中分数的数字比1942年增长了很多，但是派款增加有限。这可能是因为1942年初次评议只是试验，没有彻底估算各户的财产，第二次评议估算更彻底，具体原因暂时无从得知。重新评议的分数同样被用于其他征收项目，在题为《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1943.11.2)立征收地方派面账》的账本中，各户征收粮食的数目便是由这一分数决定的。这从账本上前6户派面的数目可以看出：杜守和，派面20斤;杜显峻，派面18斤半;杜显法，派面18斤4两;杜培恩，派面13斤;杜清国，派面14斤4两;杜清广，派面13斤。
该账本中的排列顺序与县派地方款账完全相同，各户摊派粮食的比例与前一份账本的分数比例也大致相当，其中虽然没有列出分数，但粮食实际上是按照8月评定的负担分数摊派的。从明子村1943年的征收记录我们可以看到负担分数在基层确立的征收秩序。
关于明子村1944年征收工作的相关记录，目前只有一份《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立征收军鞋摊款账》，其中没有列出各户的负担分数，只有摊款数额，各户的排序与上面两份账本也不同。按照太岳根据地对1946年军鞋工作的总结，军鞋摊款按照合理负担分数征派，用摊款统一采买材料，由村妇织成布鞋。但是军鞋是1943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新推出的负担项目，在开始时各地处理的方式可能不同，所以征收方式也不确定。
在明子村1945年的三份账本《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立征收夏粮麦子账》《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廿一日立征收公粮账》和《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廿七日立征收马料账》中出现了完全相同的计分系统，表4为三份账本关于同一民户负担分数和派粮款数的记载：
根据表4所列，三份账本中同一户的分数相同，户与户的排列顺序也没有发生变化。按照负担分数，每户被摊派了相应数目的夏粮、公粮和马料。1945年各户负担分数与1943年的数字不同，期间应该经过重新评定。该年从农历五月到十月分数没有变化，评分工作可能进行得较早。
从明子村三个年度的征收记录可以看出，调查评议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不仅粮款按照负担分数征派，而且每年的分数都不同，说明评议定分一直在进行。并且从其中涉及征收结果的记录看，大部分粮款都及时收清，很少有收不上来的情况，这说明征收工作的效率很高。在抗战末期的材料中，出现了所有征收工作都围绕负担分数进行的现象，这说明基层已经有了良好的征收秩序，以往征收混乱的状况有很大改观。
明子村的征收工作从一个个案反映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征收情况。该村每年征收工作前进行调查评议，各户每年的负担分数都有不同。此外，该村征收工作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按照每户的负担分数摊派和征收相应的粮款，当时在太行、太岳根据地被普遍推行。如上文所述，1941年绵上县算出负担分数后，就将全县合理负担款、公粮、马料都按照分数摊派到各村各户，太岳行署在1942年整理工作中也向农民宣传所有公粮、款都要按负担分数征派。结合上述明子村等地征收工作的情况，可以看出整理合理负担确实改善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基层征收工作，确立了新的征收秩序。
结语
经过三年多的整理工作，太行、太岳根据地成功在基层村庄建立起调查评议制度，基本确立了基层征收的秩序。大岩村和明子村的账本，也表明该制度在基层运转较好，政府的征收行为合理有序，征税的效率很高。不过，整理合理负担的意义超出了单纯财粮工作的范畴。经过整理工作，根据地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之前农民不了解合理负担，也不愿意参加调查评议，中共通过基层干部耐心做农民的工作，使他们逐渐参与到评议工作中。并且通过最终征收效果的呈现，让农民认识到新税则的公平、合理，从而激发起农民的热情。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其实已经被初步动员起来，对于根据地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观。
另一方面，根据地政府推行政策的方式同样值得注意。作为一项税收，合理负担本来由阎锡山提出，但是其“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累进负担原则在阎锡山统治下却从未真正实行，而成为一种额外的摊派，征收十分混乱。反倒是在抗日根据地，经过一番彻底整理之后，合理负担才真正实现了当初的意图。为什么中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问题的答案可能藏在中共自身。本文在论述中一再强调太行、太岳根据地工作方式的问题，而只有中共的政权才能在工作中如此广泛地动员干部，如此密切地联系群众，如此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同时还讲究力量的使用和工作的策略。整理合理负担的事例提示我们，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离不开其自身的主动性，同时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政治文化。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30 14: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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