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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思想研究
2022-08-30 11:26:48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邓小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思想,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结合以太行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其主要内容分析,这一思想科学界定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性质特征,正确规定了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导原则,全面揭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发展规律,对党的政权建设具有长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袁蓉.邓小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思想研究[J].军事历史研究,2004(02):20-26.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职,“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开辟和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战时政权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为坚持敌后抗战,树立了模范样板;为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特别是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

  科学界定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性质特征

  举谁的旗帜,挂什么样的牌子?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劈面遇到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对此,能不能正确解决或是解决得好不好,将直接影响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至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说: “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关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

  作为战略区主要领导人,邓小平从抗战一开始,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予以极大的关注,并首先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科学的界定。他指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是 “民族主义的政府,亦即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民权主义的政府,亦即是民主的政府”, “民主主义的政府”,“统一战线的政府”。在我们党内,这样明确论述、科学界定抗日根据地政权性质和特征的,邓小平可以说是第一人。邓小平的科学论断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和肯定。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指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一再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是革命能否胜利、政权能否巩固的最基本条件,也是衡量一个政权性质特征的最基本标准。邓小平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进行政权斗争的中心的一环,在于谁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谁能真正具备民众的基础。”他根据太行各抗日根据地的实践,详细论述了如何把敌后抗日政权,真正建设成为 “民族主义的政府”,“民权主义的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统一战线的政府”以及与“人民建立最密切联系的政府”。

  民族主义的政府,亦即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它必须在平时加紧民众的民族教育,提高民众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它必须用一切方法揭破敌伪之欺骗离间,并阻止与摧毁伪政权之建立与扩展;它必须组织与动员民众积极参战,并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它的一切工作一切政策,均应以如何才能战胜日寇和汉奸为出发点。

  民权主义的政府,亦即是民主的政府。它必须尊重民意,成立各级参政会的民意机关,接受民意的监督,使本身取得民众的支持,成为民众的依靠。它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它必须给民众以抗日的组织、行动与言论、出版等自由,并严厉取缔敌人汉奸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民主主义的政府。它必须在“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下,去适当地改善民生,如取消苛捐杂税,建立正当的税收;取消不合理、不公平的负担,建立公平合理的负担;适当地减租减息,改善民生,既无害于富有者,又可发扬民力,巩固团结,提高人民参战积极性;注意春耕秋收的领导,增加生产,保障军需民食;奖励生产,排斥敌货;整理金融,禁用伪币;禁止军需原料之输出,免资敌用,同时奖励非军需用品的出口,以调剂民生。此外,它必须成为廉洁的政府.严格规定行政人员的最高薪金,如冀察晋边区、冀南、冀中各级政府人员最高薪额为每月二十元,确定预算决算的审查制度,严惩贪污贿赂。

  统一战线的政府。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因此,它必须坚决执行为全国各抗日党派所共同拥护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它在各种政策上,必须是既顾及这一党派、这一阶级,又顾及那一党派、那一阶级,如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要舒租舒息。它必须不分畛域地吸引一切忠诚为国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工作。

  必须与人民建立最密切联系的政府。这就必须郑重地选择行政人员。行政人员之标准,应该是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他们最为民众所爱戴与拥护。邓小平说:“民众是最善于选择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的。所以由人民选举行政长官,是物色这些抗日分子的最好方式。他们在任政之初,也许并不熟悉公文程式,更不会逢迎敷衍,但他们在执行国策坚持抗战的事业上,却能做出光辉灿烂的成绩,较之那些残民以逞、为害国民的贪官污吏,真有天渊之别。

  上述几条,是邓小平从斗争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应遵循的原则,其核心是一个“民”字。“民族”、“民生”、“民权”之外,则有“民众”、“民意”、 “民力”、“民食”等等,凸现出抗日民主政府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问为民建政的重要举措,是抗日根据地政权性质特征的集中反映。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Et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邓小平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付诸于实践,在太行区各抗日根据地逐渐推行“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受到了党中央的赞扬。

  “三三制”政权是在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实施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的建立又为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保证。为了筹备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1941年3月16 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在“冀太联办”召开的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他强调指出:“在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中,无数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的组织成分,都主张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人士,占三分之二,即是说,除了汉奸、亲日派和反共反民主的人以外,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士,都有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之权利。”

  这是对中共中央“三三制”政权政策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此后,邓小平多次著文或发表演讲,充分肯定“三三制”这种政权形式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对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正确规定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导原则

  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给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课题。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圆满的回应。1941年5月,邓小平在《党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这是我党论述党政关系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文章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 “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他认为,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并造成了种种恶果。邓小平列举其主要表现:一是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结果“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鉴于这种状况,邓小平告诫说:“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二是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 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三是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正确主张,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种工作方法是一种“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办法,时间一长就会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列举“以党治国”思想的种种表现后,邓小平强调指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需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这种“以党治国”的思想已经严重地影响着党和政府的关系,对党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必须尽快予以摒除。为此,邓小平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那么,党对抗日民主政权将如何实施指导与监督政策呢?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七条原则,这就是:

  第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之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邓小平强调说:“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设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第二,必须认识在今天华北的抗El民主政权中,基本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与优势,党的政策一般能够贯彻于政府的法令中。党的责任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中。如果发现上级政令有不妥处,也只能经过党团提到政府讨论,由政府向上级呈报理由,党也应该把这些问题迅速反映到上级党部,设法改正。但党没有任何权力去命令政权工作同志不执行上级政令,或者自己来一套。上级政令中既然贯彻了党的政策,所以研究政府法令就是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不应该再等待上级党部的指示。邓小平强调指出,不研究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指示,就没有资格去指导同级政权。

  第三,党要保证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自流主义的选举,无计划的选拔,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在村选及区级干部配备中,应切实保证区长的人选,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有正义感且能执行上级政府法令的中间分子)手中。

  第四,既然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他们在政权工作中,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五,三三制政权是革命阶级的专政,由各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也就然会有政治上的争论。只要是真正地推进民主,民主政治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同时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因此,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纠正某些同志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

  第六,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使大家懂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全体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都应采取绝对拥护的态度。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比方党j群众团体和军队的责任,是要扶植与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党和群众团体绝对没有捕人杀人等行为,不能对政府采取干涉的行为,军队不许把政府当作支差机关。

  第七,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法令,检查党团工作,要由专门同志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党对党团的指导也应该在政治原则上,给党团以灵活运用的余地,不可涉及细微,这样才能培养党团的能力。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但在公开场合,必须注意培养这些同志的威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所以,党对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实质上是积极推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邓小平说过:“三三制不仅在形式上做到,更重要的在其内容。” “所谓内容,主要是民主问题。没有民主,即使党员少于三分之一,也是空的。”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深刻揭示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内在规律

  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内在发展规律。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即不懂得事物的内部矛盾,不懂得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就不能做好革命的工作。毛泽东一向高度重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研究。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实践是认识规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实践就不可能认识规律。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组成部分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发展规律是什么?邓小平以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家的眼光,联系华北特别是太行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1939年11月3日,当时兼任太北军政委员主任的邓小平,在河北省赞皇召开的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善政”思想,这是党的文件中没有的,我党领导人这方面的论述也不多见。难能可贵的是报告还系统地提出“举善政,兴利革弊”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初步揭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发展规律,其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

  “善政”思想的提出是有当时历史背景的,是从某些地区痛苦的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邓小平在上述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我党在冀西工作已两年了,但“今日之局面严重并不亚于张荫梧⑩在时。过去群众痛苦怨顽固派之搅乱,而今日则民众怨我们了。今日是我力量削弱,敌顽力量发展,民众逐渐离开我们。”这样政权能不垮台吗?!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严重的局面,除“我武装未积极打击敌人,加之纪律坏,故民众看不出我与顽军之区别”,“党政军民机关干部中存在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及汉奸敌探,破坏抗日政策”等原因外,邓小平严肃指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政策上说,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未站稳阶级立场,注意民生痛苦,并以此为中心。我未行‘善政’,故未改善民众生活,反致民力枯竭,民生凋敝。”可以想象,“民力枯竭,民生凋敝”,老百姓在苦难中挣扎,这是多么严重的背景啊!

  早在1934年1月,为了巩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精辟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讲要实施“善政”政策,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的一切实际问题,才能真正把群众团结在政府周围,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如果我们政府的领导同志,对群众的态度冷漠,不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不关心群众的生产,不从实际出发,逐步减轻群众负担,“反致民力枯竭,民生凋敝”,那群众就会离开民主政府,离开我们的党。

  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身I临其境,也记忆犹新。面对太北根据地的现实,邓小平具体阐述了“举善政,兴利革弊”应采取的六条重要政策措施,这就是: 1、低利借货。使货款真正落到受灾抗属身上,落到生产者身上。依靠工会、农会,免被富农、中农利用去。

  2、提倡生产事业、工商业。纺织,解决棉花来源之困难,养猪羊,运销山货。根据军队及民众需要发展生产,鼓励民众过路卖原料、盐等向山西卖。

  3、开荒。今年开荒,明年春耕下种。荒地属地主,农民不敢耕。应颁垦荒法令,规定土地必须耕种,不耕之田可归他人借耕。借耕权首归抗属,次归贫苦者,借耕一年不纳租,以后荒地归原主。荒山,原主可归耕,否则此人垦荒三年不纳租不纳税。政府各机关自己耕种、开荒。防水治水等要召集老农会议。

  4、办教育,增加教育经费。训练教员,编教本,教员训练之类设法录用。教育机关要掌握在纯洁分子手中。

  5、节省开支。政府严格预算、裁员,村政府开支多些,小学教员优待些。地方武装经费经指挥部批准,党审查。补充连经费归主力负责。

  6、严禁游击队向民众索粮索款,敌区可筹,但须向政府报销。游击队不准在抗日现有区吃粮。

  六条“举善政”措施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舒息”了民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在艰苦的敌后抗日环境下,珍惜民力,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是“善政”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1940年4月11日至26目,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会议上,邓小平在阐述党的财政政策时,强调要“开源节流”,采取五条政策措施,这就是:l、重新审查税收标准,三个月到半年审定一次。小盐、土布可以不收税。为抵制敌人,海盐可收重税。路西、路东一般只收出口税,不收人口税。2、田赋:按正税加收一半。清查黑地不要成为普遍运动。3、税收:军队完全不管税收。军用品优待办法要有限度,不按比例减少,而应规定种类。4、军队、游击队、党、民均不准筹一个钱,不允许“乐捐”。政府除正当规定外,不准筹款。“合理负担” 之权由联合办事处负责,其他谁都无此权。根本取消村“合理负担”。军、政、民、党不准收一文差。5、生产主要是农业和一部分工业。军队一定要种地,今天首先种菜,将来要减菜金。此后,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减轻人民负担:一是减轻人民对敌负担,即打击敌寇对敌占区、游击区、边沿区的掠夺和对根据地的摧残。军民结合,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减少损失至最低限度。二是减少基本群众对地主的负担。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不但可以提高抗战积极性,增强阶级的团结,而且可以提高群众的生产热忱。三是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是人民为本身利益而负担的,减轻这种负担一方面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另一方面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四是加紧人民的生产工作,发挥人民最大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人民当中每一个生产的细小问题,包括各种政策问题,如负担政策、整个财经政策。除注意政策之外,对人民生产问题必须加以精细的组织和领导。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定,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也揭示了“善政”思想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

  邓小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思想,诞生于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尽管带有战争时期的特点,但它所体现出来的抗敌御侮的精神,民主政治的理念和善政为民的思想,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一朵不朽的奇葩,对党的政权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30 11: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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