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抗日外交观
2022-08-29 09:59:03 来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9月第23卷第5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种种思考上：一是“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共谋抗日”；二是面对复杂环境，力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外交；三是抗战基本国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争取外援.不是依赖外援”；四是中国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反战行为联合起来，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希望中日和平友好外交。
关键词：周恩来；抗日；外交观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赵英兰，刘国辉.论周恩来抗日外交观[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08):50-53.
作者简介：赵英兰，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自大学毕业步入教师生涯，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一、“团结御侮”，“共谋抗日”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自此以后短短数年间，吞并东四省，进攻长城沿线，蚕食华北，直到点燃大规模侵华的战火。对于日本来说，不断地变本加厉侵略中国是其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是其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争夺世界市场和东亚霸权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和重要环节。对于中国来说，野蛮的侵略，半壁河山的丢失，亡国的危险已经加在每一个中国人头上。中国人或者甘于亡国，或者奋起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一方面面对的是中日关系的无法调和，战争已不可避免地展开；另一方面面对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日本的侵略而受到威胁，资本家、地主甚至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其中央政府也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全民族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在当时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周恩来的一个基本思考就是，如何战胜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
首先，“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周恩来在1936年时就讲道：“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江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对此他认为：“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那么如何应战?周恩来说：“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团结御侮的具体办法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停止内战，实现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其次，“外御其侮，共谋抗日”。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给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信函中讲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并希望老师能够运用影响，努力促成两党合作抗日。同年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进言，立停军事行动，“使两党重趋合作”，一致抗日。9月22日，周恩来又致函蒋介石本人，吁请蒋“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并明确表示：“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在此他提醒蒋介石：“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
周恩来的上述思想主张，对于我党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争取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坚决抵抗投降外交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曾出现过一股股强劲的投降逆流。是坚持抗战还是随流投降?成为中国人当时对日态度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对日投降，认为投降必然引导中华民族走上不可挽救的悲惨结局。对中国抗战营垒中存在着的投降危险的来源，周恩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欧洲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动。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并于1938年9月演出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对此，周恩来分析道：“假使在欧战开始以前，英法帝国主义者利用中日战争延长，双方削弱，以便后来它们好出头仲裁，那末.在现在它们便利于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利用中国资源人力到欧战中去，吸引日本加入英法联盟，并诱引中国去反对苏联。显然，目前英法在远东的地位是减弱了，因此，它们更趋向于对日妥协，相当的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所得，以换取它们在远东利益的保持。美国在远东的比重虽然加强，但它一方面既怕中国民族解放战争走向彻底胜利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因为战争谋利者的重要主顾已经转在西欧，所以最近它在远东问题上的积极，正是寻找妥协的途径，以便好出头调停中日战争。”因此周恩来认为，不管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在远东问题上有何矛盾，不管它们对日寇的矛盾多么大，它们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所加强的压力，正是一致的趋向于引导中国走向投降，并企图从挑拨中国抗战内部的分裂上开始，以便取消中国人民对于日寇的抵抗。
第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亡华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它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已经暴露。到1938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陆续投入23个师团、16个旅团(不包括东北的关东军)近百万人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2/3以上，战争中的死亡已达44.7万多人。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者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法争霸太平洋，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达到某种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周恩来说：“不管日本统治阶级的内阁更换多少次，他们内部的矛盾多么大，但他们这一引诱中国当局投降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方针，是确定的了。”
第三，抗日营垒中的妥协投降。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集团，虽然还继续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又由于国民党畏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周恩来分析道：“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深怕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宁愿在困难面前投降，去与日寇勾结”。“这些人，一部分已直接的去向日寇投降，去与汪精卫及其他汉奸勾搭一起，这种公开的出卖，是中国人民所能看见的危险，是汪精卫一流的投降分子。但现在最大的危险尚不仅此，还有更严重的是今天尚暗藏在抗战营垒中的投降妥协分子，他们口头上说要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则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的抗战力量，以放弃中华民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最坚决的、最一致的斗争。”
第四，“继续抗战，决没有和平可言”。在分析上述投降逆流原因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结指出：“今天中日问所讲的和平，不管是汪精卫所解释的、或者是抗战营垒中投降妥协分子所活动的，或者是幻想经过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仲裁得来的，只能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不能有其他的意义。”既然如此，“中华民族处在今天的严重时机，只能是继续抗战，决没有和平可言。”在反对投降，坚决抗战到底这信念上周恩来也是决不含糊的。他讲道：“中国的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决不容许把中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决不容许把自己及自己的子子孙孙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牛马，决不容许投降妥协分子出卖中国.决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牺牲中国。中国的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懂得：要取得中国人民的真正和平，只有把抗战进行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赶出中国去。汪精卫式的投降，已经被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所反对所唾弃了。不管今后任何人主动投降，采取任何新的方式投降，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总要继续反对他们、唾弃他们的。即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抗战营垒中经过投降妥协分子，打击抗战力量，分裂抗战中国的阴谋，万一得到某些成功，中国的人民群众及抗日党派，武装力量，也一定要继续抗战下去的。不达到胜利的目的决不休止的。”
三、抗战基本国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上并不孤立存在，许多世界强国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中日战争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英、法、美等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质援助，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和牺牲中国部分权益的条件下，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的殖民统治的旧秩序。英美等国的上述对日态度，带给蒋介石集团中许多人以极大的幻想。他们以为通过英美等大国的干涉，就可以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周恩来分析上述形势后认为：
第一，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中国的抗战要想取得真正的胜利，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他说：“全中国及抗战军队，应该认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谁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同盟者和同情者，谁是为着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来利用中国的。”为此，“我们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反对对于任何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出头调停中日战争的幻想。”周恩来明确地说道：“日美愿意避免战争，而且愿意友好，这是他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以调解中日战争换取日美的妥协，那便是侵犯了中国的自由。因为在今天，中日战争的解决，只有凭中华民族自己的抗战力量，打出日本帝国主义去，美国如出头调解，在缓和日美冲突的条件下，必然会牺牲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利益的。”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周恩来强调道：“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只要抗战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即使在某种可能和战争必要上，在日寇的战争火焰已经侵入别国领土，甚至是英美的殖民地时，一定战场上的战争配合行动是许可的，可这其间并不发生战争的变质问题。”总之，周恩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用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我们当前以及将要来到的更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以准备我们的反攻。拿我们这样自信的和坚决的抗战方针，来争取外援，适当的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灭华与南进之间永远得不到出路，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火焰之中。
第三，依靠自力更生，但是”争取外援，不是依赖外援”。外国的力量是需要利用的，只是利用它做什么和如何利用。随着形势的继续发展，周恩来的自力更生思想更加丰富。其一，强调了自力更生和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周恩来讲：“不应对任何帝国主义外援存着幻想，但亦不应抱那种忽视利用国际有利于中国的每一个变化的态度。”周恩来分析指出：“日寇在其解决中国问题的迷梦幻灭以后，日寇不得不更积极南进，以求解决国内矛盾，和国防上的资源供给，同时也因为德国现在局势的需要，于是订立了德意日的三国同盟，这总是拖日寇下南洋并且主要的是防美制美的一着，但日美矛盾尖锐的发展并不一定急转直下，立刻发生大冲突，他们还尽可以走着曲折的道路。但这种矛盾发展的前途，终于会走上冲突的道路的。”又说：“在这个世界的战局中，中国的抗战是坚持着自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我们对于战争的政策，是独立自主，决不介入和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而放弃我们民族独立自由的立场的，但这决不能解释为我们不去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不能解释为我们不去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不能解释我们不去运用英美对日的对立和可能冲突”。其次，强调了自力更生和利用外援的关系。周恩来认为，强调自力更生，不等于拒绝外援;我们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在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上要分清主次，争取外援不是依赖外援。对于所能争取的外援，一是英美，一是苏联。英美与日的矛盾及两面性前已有述。对于苏联的情况周恩来这样分析：“苏联为了要脱离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为了防止反苏阴谋的爆发，为了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他是坚持着和平中立政策的。但援助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和善邻友好的政策是一个和平政策的两面，而且援助中国更是由其革命政策出发的。同时，苏联对美日的冲突和中日战争的看法是完全两样的，他对美日冲突的态度显然是中立的，而对中日战争是同情中国，因此他一定能不断地给我们以援助。
第四，要使中国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联系起来。周恩来一直认为，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目的，只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们的意志并不能代表广大的日本人民。从1937年到1945年，是日本国内最黑暗的时期，政府先后实行“国家总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使日本人民受到法西斯的束缚、监视，失去了自由，然而人民从未放弃反战斗争。走在反战最前列的是日本共产党。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共产党就在东京、大阪、北海道散发传单，揭露战争的非正义、强盗和侵略的性质，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侵略战争。日本学生组织学联合会，派代表向政府请愿，反对侵华战争。不少工农团体在“七七”事变后，召开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东京附近某村士兵的妻子们成群结队到车站，喊着“还我丈夫”的口号，阻止兵车出发。这些反战活动，给日本军部的战争政策带来严重威胁，因此，1937年12月15日，日本政府采取极端野蛮的镇压政策，进行全国性大逮捕。逮捕吓不倒日本人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们以更阴蔽、更多样的形式开展反战活动。据日本警方公布，在“七七”事变以后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中，日本人民的斗争共发生763次，平均每天一次。与日本人民一样，日本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也日趋增长。日本青年常以自杀、逃跑等形式反抗被征人伍。在前线，士兵以怠工、装病进行反抗，自杀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有从侵略者转变为反侵略者的。
对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和日本士兵的反战情绪，周恩来十分关注，并主张予以支持和利用。他讲道：我们要“首先注意到援助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尤其是瓦解日军的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在危机是一天一天增长，我们要使中国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联系起来，我们要使中国人民和军队对于日本军队的宣传和破坏工作与日本军队内部的反战运动配合起来，以便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周恩来的这一回答决不仅仅考虑到一种客观需要，而是从历史上考察，认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给中国造成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我们知道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及其全部武装被解除，铲除了中日两国交往中的严重障碍，为重新发展中日友好创造了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二次大战中，日本战败，美帝国主义对日本进行了单独的军事占领，因此，战后日本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周恩来认为“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这就引起我们很大的同情。因为我们过去经受过许多困难，更能理解日本人民今天所面临的困难。这样，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我们不但恢复了有二千年历史的友谊，并且在新的基础上增进了友谊，这种新的基础就是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平等互利、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
在上述的分析中，周恩来把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区分开，认为日本是在美国的卵翼下不承认中国;又把日本当局与日本人民区分开，并寄希望于日本人民，预示出两国人民友好的发展。周恩来的抗日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并一直延续到战后，甚至影响到建国后。思想内容中所闪烁出的智慧光芒，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29 1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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