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觉醒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2022-08-29 09:14:22 来源：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总第71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基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共识，停止了纷争，由分裂走向合作，并最终结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事业，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与广泛的参与性的特点，表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的空前觉醒，不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族觉醒;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游国斌.民族觉醒与抗日战争的胜利[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26-31.
作者简介：游国斌，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任宁德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兼任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主编、闽东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宁德市首批新时代宣讲师等。
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而言，抗日战争时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一方面，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劫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大大地延误;另一方面，日本的野蛮入侵，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抵抗，促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民族的空前觉醒，不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对中国接踵而至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逐渐丧失了民族独立。丧失民族独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过程。当然，在此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觉醒的状态与程度是不一样的。大体上说，鸦片战争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虽然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意识不断增强，一代代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救亡途径，直接遭受列强侵略的地区的人民更是前仆后继地进行了英勇抗争，但就全国多数人说并未切身感受到民族危机。而掌握着全国政治资源的统治者，或是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下做出一些被动的反映，甚至求和签约割地赔款，或是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为确保一己私利纷争不休，更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这样，虽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先后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始终未使民族获得独立。这些都表明，近代民族凝聚力始终未真正强固起来，民族觉醒的历程举步维艰。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大举入侵，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空前地觉醒了起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动向，就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基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共识，停止了纷争，由分裂走向合作，并最终结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外御其侮而停止兄弟阋于墙，这是一种由共同的历史文化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中国共产党传承了这一历史文化，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捐弃前嫌，率先调整了各项政策，于是而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系列主张和行动。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原来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民族灾难和人民抗日的怒吼声中也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逐渐站到了团结御侮的立场上来。尽管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仍存歧见，但都有清醒的民族意识，都认定要团结御侮，都决心要挽救危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宣布：“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蒋介石则表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正是在这种团结御侮、挽救危亡的共同意识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国共两党由于戈化为玉帛，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
国共两党的合作满足了全国人民共御外侮的心理要求，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宋庆龄撰文欢呼：“中华民族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全国在精神、动行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中国人必然不会灭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他们。”邹韬奋兴奋地指出：“这样一来，我国已恢复了民国十六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打击。”《全民周刊》发表社论说：“国共两党的紧密合作……是非常可庆幸的事。”“坚信全国的一切力量将一天天团结到这个中心的周围来。”
国共两党的合作成为一个榜样，带动了其它爱国党派间的团结合作。国内主要的爱国党派，如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都先后表示拥护蒋介石联共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等致函蒋介石说：“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战前因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一度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张申府表示：“我曾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幸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以抗战为转机，过去长期分裂不和的国民党各派开始走向团结和统一。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自动懈散了以抗日反蒋为目的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表示拥蒋抗日。与蒋介石长期处于半对立状态的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抗战到底。
这样，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全民族共御外侮的局面形成了。强敌的入侵，促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战斗的整体。上海《大公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国难是第一次，同时中国能真正以国家的组织，全民族的觉悟与热情，动员全国一切军队以救亡卫国，这也是空前之事。”“中国人今天之心理，只是反分割反亡国!这种心理已经使得二百万军队结成一个人。同时，广大的民众，千百万的知识青年都决心做军队的后盾。”一位外国记者也写道：“尽管日本人抱着阻挠中国日渐强盛这一目标来作战，可是，相反地，战争的结果反令中国成为一个空前团结和坚强的战斗单位。这是这场战争的特色。”尽管就抗日战争一个时期的范围内去观察，当时抗日阵营中存在许多矛盾和歧见，发生过不少磨擦和斗争，但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去分析比较，中国人民在这样深广的范围内动员和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反侵略史上还是第一次。八年的抗日战争，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最壮烈、最辉煌的篇章。对此，毛泽东曾说：“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他还对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正是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空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赢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同仇敌忾，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事业，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与广泛的参与性的特点。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的生动体现。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中国近代也有过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但象抗日战争这样大规模的、全民族奋起的战争确实为洪荒所未有。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国情、自身优势和中日战争形势的清醒认识，找到了自己在民族独立战争中的最佳位置，作出了实行敌后抗战的决策。遵循这一决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一块又一块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抗战中，共产党的意志与人民的力量融为一体，并以最广泛、深刻的民众动员，创造了极为有效的人民战争形式，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虽有其局限性，但也认识到“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了“牺牲一切之决心”，积极进行抗战的部署和人力、物力上的动员。一再迁都抗战，显示了其“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领导的军队顽强地抵抗日军的进攻，打破了其“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成员，他们的情况不同，选择的方式不同，但奋发敌忾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各地工人表现出很高的抗战热情。他们奔赴抗日前线，参军参战，修路运输，挖掘壕沟;即使不能走上战场，也坚守岗位，努力生产。重庆的水电工人，面对敌机轰炸，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随炸随修，始终保持着水和电的供应。《新华日报》全体职工曾专函赞扬他们的英勇行动，“是对敌人暴行的最有力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抗战力量愈战愈强的实例，是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参加抗战的光辉的模范。”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投入抗敌斗争。河j∑、山东等地，各种名目的农民自卫武装风起云涌。平津、淞沪等战地附近的农民，或冒着生命危险为军队送饭、送情报、抬伤员、运送弹药，或踊跃出粮、出工。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一篇通讯中写道，卢沟桥事变后，有许多以赶毛驴为生的农民被征到前方服务，“然而，他们对于这种辛苦的服务，毫无怨言，有一次管理他们的警士有疑惑他们逃跑的意思，他们愤愤不平说：‘您放心!这回国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尽管招呼，不用说现在不会跑，就是咱们回家以后，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准来!”’农民一旦觉悟到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需要，是不惜将其所能或所有贡献出来的。知识分子作为最早觉悟的群体，在抗战中表现得甚为活跃。许多专家学者教授纷纷转移到西南或西北抗战后方，不少爱国青年和文化界人士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郭沫若更是“别妇抛雏”，冒险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3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申明要“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引导着无数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抗日的洪流。在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始终走在前列。他们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还“有组织地经常不断地为伤兵服务，为难民服务，无论在任何伤兵医院或难民收容所里，都可以听见他们的歌咏，看得见他们在写信，报告时事，做临时护士。”《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写道：“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最初3年里，学生们的热情非常高昂。歌咏队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唱，以至形成了一个民众运动。这是中华全国奋起抗战的时期。”抗战爆发后，许多实业家抱着“为宗国效力”，“誓不以厂资敌”的热忱，克服种种困难，进行了艰险的内迁。晏阳初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国民参政员张一馨曾为内迁后的厂区题诗：。华严楼阁观平畴，百炼钢成绕指柔，天道终由人定胜，考工子弟亦同仇。”记咏了实业家与职工们为支持抗战而努力生产的同仇敌忾的精神。
在强敌入境，国家陷于生死存亡之际，各地少数民族一致奋起，以不同方式投入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在东北，各少数民族群众由灵活机动的自发袭敌扰敌，发展到积极参加抗日联军。抗联的主要领导人中，就有满族的赵尚志、陈翰章等。名垂千古的“八女投江”，其中就有朝鲜族的安顺福、李凤善等。在绥远，蒙古族青年高风英等在归绥组建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不断发展，为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在冀中，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在大后方，各地少数民族也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四川的彝、藏等少数民族，随时准备奔赴前线为国效力。如松潘关外24部落30万藏民派出代表团要求请缨杀敌，与全国同胞“共负保卫国土的责任”，并称藏民“虽居边缘之地，知识比较落后，但爱国之心，不敢后人”，表示“决不放弃这个伟大的使命”，表明了与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的决心。
民族的生死存亡，激发了海外华侨团结抗战的民族意识。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发动侨胞或捐输助战，或回国效力。以捐款为例，据统计，抗战头四年，仅南洋华侨的捐款就约4亿元。华侨所做的这一切，诚如他们所言：“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吾人今后宜更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海外侨胞的拳拳爱国之心。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广泛自觉的抗敌斗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显示出抗战时期的民族觉醒和奋起确具有空前的性质。正是这种觉醒和奋起，凝聚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强大力量。
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残酷战争的现实面前，自尊自信，竖起了脊梁，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表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既源于中国悠久文化和爱国传统的熏陶、铸造，也来自新的时代、新的民族觉醒的赋予。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灭，正是因为有着百折不挠、坚忍不屈、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段话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精神的一个总结，而且也表达了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打败敌寇的决心。尽管敌强我弱的态势注定了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华民族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战争之初，宋庆龄对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我们是强大的，只要我们能找到我们真实的力量”。“最后结果，我们一定胜利，我们将要在忍受苦难之中获得我们的胜利。”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则说，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民族意志，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战胜的。他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他改变政策，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冯友兰也说：“我国在坚甲利兵方面，虽然不如人，可是我们有的是真理与正义，有的是待开发的富源，更有的是待启发与组织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不可估计的力量。这伟大的力量，……可以克服敌人任何物质的优胜，而获得最后的胜利。世界上所有由危亡而复兴的民族，都是经过这种奋斗而来的。”蒋梦麟预感到：“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但“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在武汉群众举行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年逾古稀的张一馨致词说：“七·七”是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更加光荣。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主持纪念大会的郭沫若提出要把张一薯老人的这句话，作为民族典诰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他们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国获得独立解放的重要保证。
这种民族精神，从效命疆场的抗日将士们的身上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瓶四军，是模范的抗日军队。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而战，表现出威武不屈、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内容。就是国民党军队，出于保卫民族生存和独立的目的，面对优势装备的敌军，以血肉之躯浴血奋战，同样表现出英勇顽强、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如在卢沟桥之战中，二十九军官兵在“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下，奋起抵抗。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一篇通讯中评论道：“前线的二十九军官兵，那一种英勇的情形，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的上身，粗粗的腿，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臂，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二十九军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地讴歌和景仰。”在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充分展露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如当时国民政府在一份宣言中所指出的：“淞沪一隅，抗战亘予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坚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在台儿庄之战中，广大官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将优势敌军击溃。广大官兵所表现出的这种牺牲卫国精神，使张自忠深受感动，他感慨地说：“这一次我们牺牲得可以说得上‘壮烈’二字，一方面果然是弟兄勇敢，誓死如归，一方面也是弟兄抱着‘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二个赚钱’的观念，以血肉去和坦克车机关枪相拚，所以牺牲也格外利害些。”对于我守军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和“决死勇战气慨”，连日军在记载中也叹日： “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爱国官兵的英雄气慨和牺牲精神向世人和后代昭示，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独立意志是任何自命强大的侵略者所不能战胜的。
这种气慨和精神，从战场之外的广大民众身上同样反映出来。在敌后，民众的抗日动员是最广泛、最深刻的。Et军的残暴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人们共御外侮、同仇敌忾的精神，坚强了他们抗战的决心。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种意识促使农民们卷入前所未有的抗日怒潮中。敌后老百姓几乎人人皆兵，以至象温三郁那样的小英雄也能在日军的威胁利诱下，横眉冷对，宁死也不暴露他家地道里掩藏着八路军的秘密。敌后民众的这种宁死不屈、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不能不令侵略者心惊胆颤。在大后方，广大民众发扬空前的爱国热忱和牺牲奉献精神。他们节衣缩食，踊跃献金，表现出“毁家纾难”的抗战热情，即使是那些衣食无着的贫苦老百姓也能深明大义，慷慨解囊。中国的民心民气在这种献金狂潮的独特方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寇企图以最野蛮的手段来摧残中国民众的抗战精神，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重庆在遭敌机轰炸后，市民们就表示：“日人滥施轰炸，能毁吾人之身家，不能毁吾上下抗日之精神。”表达了中华民族临难不屈的意志和奋斗图存的决心。在沦陷区，爱国人士面对强敌，仍保持着民族气节。上海沦陷后，文化界人士就表示要“死守这一条千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不被敌人征服。”上海牧羊会的成立，就是为了纪念苏武牧羊“这种全节不屈的精神，以鼓励我们继续奋斗的勇气”，“死力挣扎”，“以待光明的重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决不与敌人合作，断然拒绝出任伪教育部长，面对威吓，毫不畏惧，以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表心态，最后惨遭敌人杀害。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了守节，蓄须明志，不为侵略者演戏，以致靠借贷卖画度日。他们都以公开或隐蔽的、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抗战贡献了力量。即使象吴佩孚这样的旧军人，在北平虽“身陷虎穴”，然而他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民族自尊心、，拒不接受日特高官厚禄的利诱，为国家为民族“亮节中外”。他死前严肃表示： “我不能禁止别人威追利诱我，但我绝不受人威迫利诱”，最后以身殉国。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觉醒确实具有空前的性质。爱国精神和独立意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识。这种共同意识使中国人民空前地团结统一起来，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共同意识使中国人民勇敢地竖起了自己的脊梁，誓死卫国;这种共同意识蕴藏着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身前途命运的潜力，是抗日战争能够持久并最终取胜的根本原因。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民族独立了，中国走向复兴的道路也就被开通了。诚如刘大年先生所言：“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新中国走进社会主义。”不仅如此，抗战时期形成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29 09: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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