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1937-1945
2014-03-21 15:58:26  来源：《湖南•1937-1945》 《读库》0903  点击：  复制链接

　　文/邹容　

　　岳阳 营长史恩华

　　2005年5月31日。一路寻访，我们找到战史资料中所称的“史营长”当年牺牲的战场——岳阳县杨林乡傅朝村笔架山。我们在村里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史营长”，村民说，史营长和全营的兵，“流的血让新墙河成了红色”。

　　六十六年前，史营长和他的士兵曾被埋葬于此，有碑，有大墓。经历了一些荒谬岁月后，如今，他们的墓、碑，连同尸骨，皆无踪影。

　　新墙河，这是一条在大比例地图上不可能被标注出来的默默无闻的小河。1939年至1944年，日军四次进攻长沙，企图打通中国战场的南北交通线，新墙河是日军由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必须突破的第一道战略防线。1939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长沙，中日军队在此发生过激烈争夺战。

　　新墙河防线成为“长沙会战”的前哨战场，笔架山是新墙河下游北岸的“前哨警戒阵地”。防守新墙河的军队是三个师，坚守笔架山的是第三营，营长史恩华。

　　与笔架山隔河相望的村子叫傅朝村，村里98岁的傅佑成老人，至今健步如飞，他记得所有在此“换过防、接过火”的部队番号，“有个团长，提个草鞋问：‘笔架山走哪里去？’”他说这是第一次打仗，老百姓跑了，只有部队。

　　当时史恩华接到的任务是“迟滞日军三天，为全师调整部署争取时间”。9月20日开始，日军攻击笔架山。激战两昼夜后，“史营伤亡过半，但没有丢掉阵地”。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十分吃惊”，“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部署”。

　　9月22日黄昏，师长以电话命令史：“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史当即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六十多年后，傅佑成依然认为，“史营长的士兵大多战死了，史营长当时是不想要这条命了。”关于史营长的死，傅朝村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全营的人没有愿意撤的，最后剩下史营长和他的勤务兵，史营长负了重伤，他不愿意被日本人俘虏，命令勤务兵开枪打死他，勤务兵下不了手，史营长最后自己朝自己开了枪。”

　　在很多战史资料中都称，日军22日傍晚攻上笔架山阵地后，“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毕恭毕敬地向战死的敌人躬身致敬。”

　　岳阳 营长王超奎

　　草鞋村85岁的姜建清，“看过王营长一面”，“个子高，力气大，可以抓住牛角转圈”，这样一个印象，在他脑海中留了六十多年。更偏远一些的马形村，潘振华1941年才15岁，却永远记住了“王营长”生前最后那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他穿的是胶鞋”。

　　民间口述中的国殇，其流传的时间，也许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王超奎，跟“新墙河”一起成为全世界所瞩目的“断头将军”，他牺牲的时间比史恩华晚两年，1941年牺牲时为中校营长，年仅34岁。

　　新墙河，相公岭，马形山——这是王超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最后坚守的阵地。

　　当年，潘振华15岁，他的家紧邻马形山，他至今还能说出王超奎那个营的番号：四川部队，20军133师398团第2营，住在他家的是该营机枪连，连长姓邓。

　　大概是12月，晚上九、十点钟，下大雨，日本人攻过来。邓连长拿起枪就上山，出门时对潘的父亲喊，“你要跑就跑，日本鬼子来了，你保得住你的命是好的，你保不了你儿子的命，你儿子要跟我走。”潘振华跟着邓连长跑到凼家山。山上工事都是用柴草做的，外面用树木围起来，战壕有一米多高，那一晚不知怎么过来的，枪、炮、雨都没有停。

　　王超奎的指挥阵地也在凼家山，他的任务是要守三天。打了两天一夜，一个营的人没剩多少了。到第三天下午，日本鬼子越来越多，从四周围上来。任务完成了，凼家山也被包围了，山上剩三十来个兵。王营长明白，自己不牺牲，他的兵就不敢走，他一死，他们就可以跑。中国的步枪是上一颗子弹打一下，王营长穿的是胶鞋，他把枪立在地上，枪口顶着太阳穴，用脚一踩，子弹从这边进，那边出。潘振华听见营长的勤务兵喊，你们快跑啊，营长已经牺牲了。潘振华也捡了一条枪，跑。

　　据潘振华回忆，王超奎阵亡后，遗体被部下抢出阵地，用一个帆布担架抬着，往师指挥部驻地突围。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每过战壕，过沟，他就跑过去将营长的脑袋托起来。后来，师长听了士兵哭诉其阵亡经过，脱下衣服盖住其遗体，抚尸痛哭。

　　据一些战地回忆录的描述，当时掩体内断肢残臂、血肉模糊、尸首不全，“四百多个尸体散在相公岭各个山头阵地”。

　　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将王超奎营的惨烈战事写入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新墙河“一夜成名”，有资料称其“与法国马其顿防线齐名”。

　　常德 三个师长

　　2005年6月9日。89岁的王维本坐在长沙一条大街的花坛边，他儿子大声说：“报社的，要给你拍张照。你是抗战老兵。”

　　不能言语的老人突然将腰杆一挺。

　　就这一个动作，喧嚣市声，车流人潮，蓦然远去！89岁的老人回到了他的战场。

　　他所坐的地方，就是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1943年的常德，对于相持湖南战场五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极具“诱惑力”。常德位于滨湖地区，历来是“中国的谷仓”，英国媒体甚至直称日军的这次进犯为“中国饭碗之战”。会战中，常德周边武陵山脉上的几个外围据点，如石门、陬市、德山、河伏山等地，两军血战尤为惨烈。

　　当年据守河伏山的袁自强营，“被五六千日军包围，敌人有炮，有骑兵，还放毒气。全营五百多人战死，一个都没剩，最后重伤者都是自己朝胸口开的枪”，“袁的遗体，遍布十几个弹孔，牺牲前曾大声呼喊‘师长，自力竭矣’”。

　　战后，日军高级指挥官不得不承认，在“常德意外地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11月14日，石门已被日军打得千疮百孔，暂五师师长彭士量自告奋勇掩护全军撤退，战至15日黄昏，暂五师最后撤出石门。部队在渡河时遭围攻，彭亲自指挥，奋力冲突，被敌机扫射命中。据警卫人员回忆，彭中弹倒地后，慨然叹道：“大丈夫能为国尽忠，死又何恨。”后在装殓彭时，于其胸前口袋发现一份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

　　彭士量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将军。仅仅六天之后，另一位师长许国璋在桃源陬市殉国。

　　当时，许师长奉“不得退过沅江”之严令，率部死守陬市，日军以两个师团、一个联队加上伞兵，在飞机、大炮的协同下，排山倒海般扑来。不到半天，150师几乎全军覆没。许部署主力转移，自己率一个连边打边退，日军紧跟不舍。许国璋激励士兵“多打死一个敌人，就多为常德城守军增加一份力量，尽了军人天职”，并说，“我们已经三面被围，背后就是沅水，冬天水深，又冷，又没有渡船，与其当俘虏或落水淹死，不如战死光荣得多。”随后，在激战中许重伤昏厥，被警卫误为阵亡，抬上渡船后撤。11月21日凌晨4时，许醒来见自己已渡过沅江，部队大部溃散，联络中断，“大为震撼，在担架上痛斥左右误己，身为师长怎么可以丢下部队只身后退”，“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悲愤之下，再度休克。当日，许再次苏醒后夺过身边卫士佩枪，饮弹自尽。

　　第三位师长孙明瑾。11月26日，孙明瑾率领预十师昼夜兼程赶到常德，奉命“掩护第三师攻占常德东郊制高点德山”。血战至30日，敌我双方尸横遍野，但师长孙明瑾在电报中坚称，“打到一兵一卒亦向德山方向突进”。当时与其交战的日军师团长山本三男，对“预十师这种引火烧身、自寻牺牲的打法，震撼莫名”，不得不投入两个联队迎战，以求阻挡“这个不要命的师”。孙瑞星在《追忆我的父亲孙明瑾》中叙述：“父亲率部冲锋至一山隘，一手持机枪的日军在三米处向他狂射。猝不及防中，父亲颈部、胸部、腰部和手臂，连中四弹，血流如注。父亲手扶卫士，喝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至死仍力持不倒。”此后，副师长、师参谋长继续领队冲锋，均身负重伤，师参谋主任陈飞龙在同日军肉搏中牺牲。“迂回冲杀中，全师八千余名将士，最后仅剩伤残病员六百余名，突围生还者仅三百余名。”

　　据日军战史记载，日一联队12月4日在清扫战场时，曾“寻获一具着高级将官制服的遗体，一半泡在水里”。当试去其军服领章上的血污后，只见一颗将星闪光夺目。于是，令一名负伤被俘的上尉指认。“上尉一见即称不认得此人，但已泪水盈眶。正要再问，上尉已扑身向前，痛哭失声”。后该联队的联队长户田义直以军礼礼葬，并树木牌，上书“中国将军孙明瑾”。

　　常德收复后，孙明瑾的遗孀姜文珍为丈夫移葬，当遗体从棺木内移出时，只见“满身血污，遍体弹洞，头部还有同日军搏斗所遗累累刀痕”，姜文珍顿时昏厥。

　　常德 一座落泪的城市

　　2003年12月8日，“常德会战六十周年公祭”在常德抗日烈士公墓举行，祭文念到一半，风雪突至。

　　曾参加常德保卫战的抗战老兵、近八十岁的顾华江从贵州赶来，一下火车就直奔公墓，跪地大哭。在公祭大会上，他颤声问：“常德人民，你们好吗？”台下两千多个声音齐答：“你好！”据说，当时台上坐着的一大排政府官员，在这样惊天动地的问答声中，全都哭了。

　　1943年12月29日，由当时重庆军令部组织的考察团（包括盟军武官和中外记者38人），在“四十平方华里，四处都是焦柱残墙、血肉斑斑”的常德城区战场考察后得出结论：守军“确实已到了弹尽粮绝，无兵可守，无地可退的境地。”

　　1943年的那个冬天，常德，一度成为一座死城，一片废墟，还曾沦于日军手中，从我军事控制地域版图上，消失了整整六天。

　　常德会战始于1943年11月2日，结束于当年12月24日，历时52天。其中，第74军57师死守常德16天，“整个师死了七八千人。”

　　原57师文书吴荣凯回忆，“57师有个狠处，都不怕死，我们有个机枪连长，在掩体里搞得不耐烦了，手一捋，就带一个排去搞肉搏。日本鬼子怕跟我们拼刺刀，有时候，要拼了，他们转身就跑，还摆手，不拼不拼。”

　　12月2日晚。微雨。57师在已成火海的常德城步步撤守，最后剩下师部指挥所“仅三百公尺左右”的弹丸之地。当时，日军与守军最近的距离，就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双方作战指挥部，“彼此相距仅一百米，其短兵相接的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空前未有。”

　　57师以八千官兵孤独对决三万日军，而战前军令部所承诺的外围援军，竟苦盼不至。

　　12月3日，常德悲壮陷落。日军以“减员一万”的代价，终于占据了一座瓦砾无存的血城。

　　最后城陷时，整个常德街道，仅剩五幢完整的房屋，没有一块青石板上没有尸体，没有一块青石板上没有血迹，被俘的守军，没有一个不是伤员。另外一些没有被俘的守军，或藏在地窖，藏在夹墙、枯井，或混在尸体堆里，一直挨到12月9日，援军攻入常德。至此，常德城被日军占据仅六天。

　　衡阳 铁血孤城

　　八十一岁的王才栋当年是士兵，八十四岁的彭华英是老百姓，他们对1944年的衡阳最深的印象一模一样——“好臭”。

　　据记载，当时“战况惨烈，双方阵亡士兵的尸体来不及掩埋，曝晒在烈日下，腐臭满城”。

　　故纸堆中有“7600”（阵亡的第十军官兵）这样的数字，也有一句话、一个神态，成全了我们对少数烈士的印象。譬如“傻兵余奇烈，生性迟钝而笑口常开，有憨态。打到一个人时犹不自知，后发现全连皆战死，倒地大哭，‘连上的人都死光了，我也不走了’，拉响手榴弹冲入敌阵战死。”

　　而更多的身影在那场硝烟里一闪而过，没来得及看清，他们已与泥土化为一体。

　　1944年的夏天比往年都要热。曾参加衡阳保卫战的李若栋回忆，“7月中下旬天气酷热，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双方像默定了一个时间表：下午六时许，可能双方都用过晚饭，于是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阵地相距不过数十米），接着全阵线枪炮声不绝，直至第二天上午九时。”

　　“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1944年8月12日，这句话两度出现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上。此前四天，深陷日军炮火围困中的孤城衡阳，在经历了47天惨烈、悲壮的抵抗之后，已黯然陷落。

　　衡阳之战，日军目的在于打通包括平汉、粤汉、湘桂等铁路在内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宣称“三天拿下衡阳”。当时，中日双方均未曾预料，衡阳一战极其残酷，在烈日、炮火、死亡，以及对援军望眼欲穿的期待中，第十军孤守衡阳，整整坚持了47天。

　　当时，日军对衡阳城重炮轰击，日夜不停，“衡阳西南半壁约四千五百公尺正面，全为硝烟弹雨笼罩，莫辨东西”，被炸得瓦砾遍地，城中残垣、巷角遍布伤兵。几个主要山头阵地，血水都渗不进泥土里了，山头均被染成黑色。

　　李若栋记得，好友黄化仁（某连连长）在湘江泰梓码头牺牲，部下在废墟中找了一口棺材将他入殓，第二天夜里被敌人重炮击中，“棺材和尸体都飞散烧毁”，部下拾回部分尸骨，用瓦罐装好，“不料当晚又遭炮击，尸骨一点也找不到了”。

　　中日战史回忆资料都有“焦灼的地狱”、“大屠场”之类的描述，并称，“一个伤亡七万人的战场必定恐怖”。

　　8月6日，衡阳守将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蒋介石拍发“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方军长发电报时，军指挥所二百米以外，巷战正烈。衡阳陷落之日，官兵仍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抵抗枪声，一直延续到8月8日黄昏。

　　据战后统计，守衡阳的第十军，第一线的三十团幸存8人，二十九团幸存20人，28团幸存30余人，第7团幸存40余人，第二线的第8团幸存70余人，第9团幸存90余人，坚守五桂岭阵地的第八团，半日之内临阵“升迁五个营长，都壮烈牺牲”。

　　衡阳保卫战，成为中国抗战后期最为惨烈的一声绝响。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14-03-21 16: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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