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南商业与贸易
2014-03-20 15:11:34  来源：网络摘录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刘国武

　　战时，为了保证大后方的军需民用，国民政府对商贸采取了统制政策。抗战期间，湖南省的商业与贸易是按照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来进行的。

　　一、商业与贸易的统制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对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商业实施统制。

　　在进口贸易方面，国民政府采取直接统制的办法。直接统制的方法有禁止进口或限额进口等；间接统制是指对进口商品课以重税或对某些必需品进口减免关税。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日军对大后方的封锁，中国取得外援越来越困难，国民政府不得不放松对进口物资的统制。如1940年指定16类特许进口物品，不问其来自何国，均许输入后方。如1941年3月14日，财政部令长沙海关，对下列15种物品，不论来自何国及国内何地，一律照普通货物验收。这些物品为：粮食、棉花与棉纱、钢铁及五金材料、机器及工具、交通器材及配件、通讯器材及配件、水泥、汽油、柴油、润滑油、医药用品、化学原料、农药、食盐、酒精、麻袋、电工器材。1942年5月又公布了《战时管理进口出口物品条例》，规定对于进口物品，不以敌友为取舍标准，对以前禁运的蚕丝织品、呢料、印刷用纸、普通食品等，一概放松。以上说明，随着抗战的深入，后方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国民政府被迫放松了对进口货物的限制。

　　在出口贸易方面，国民政府的总方针是鼓励大量出口，用来购买军用武器和器材等物资，平衡物价，防止外汇短缺，稳定国内的金融。政府统制出口贸易的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商人负责，政府加以控管；二是由政府组织的各种机构或公司来经营出口业务。

　　为了发展出口贸易，满足军需民用，国民政府对国内商业进行统制。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第一条就列出了对农矿工商物品的统制范围。内容是：“（一）棉、丝、麻、羊毛及其制品；（二）金、银、钢铁、铜、锡、铝、镍、铅、锌、钨、锑、锰、汞及其制品；（三）食粮、植物油、茶、糖、皮革、木材、盐、煤及焦炭、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纸、漆、酒精、水泥、石灰、酸碱、火柴、交通器材、电工器材、电气机器工具、教学用品、药品、人造肥料、陶器、砖瓦、玻璃。”依据上述规定，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对全国重要商品实行统制和专卖。1940年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负责全国粮食的产销调运，严防外运。日用必需品由经济部农本局负责统制；工业器材类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办理；钨锑锡汞铋钼等特矿产品由资源委员会所设立的各管理处管理生产和出口；财政部负责管理盐、糖、烟草、火柴和外销的桐油、生丝、猪鬃、茶叶等。与此相适应，湖南省政府也设立了一些相应机构，加强对全省农矿产品的管理。193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湘黔办事处湖南分处成立，对湖南的桐油、茶叶、猪鬃等重要的农矿产品实行统购统销。1940年2月，湖南省贸易局在衡阳成立，局长方人矩，该局下面分设专员、视察、调查等室，还设有业务、会计、秘书、运输等课，直辖省财政厅。不久该局改名为湖南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简称“湘购处”。同年还成立了省茶叶管理处和湖南省茶叶公司，统购茶叶；1940年5月，省桐油公司成立，统购全省的桐油；同年10月，成立富华公司，统购猪鬃；1943年1月又在衡阳设立财政部火柴专卖公司湖南分公司，统制全省火柴生产与运销；同月，经济部农本局在衡阳设立办事处，办理统购粮棉业务。在特矿产品方面，抗战前后，资源委员会先后在湖南成立锑业管理处、钨业管理分处等机构对湖南特矿产品的生产和运输进行管理。

　　但是，随着持久抗战的进行和日军加强对大后方的封锁，后方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湖南省政府于1943年1月颁布了《全省管制物价实施办法》，规定在全省实行限价政策，宣布米、油、棉花、蔬菜、肉食等30多种物品的最高价，若有越价买卖，将依军法惩处。2月，省政府又实施限制工资的办法。规定战时工资以当地1942年11月30日各业工资为最高额。尽管如此，通货膨胀还是没有办法抑制，全省各地物价仍在急剧上涨。若以1937年湖南的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38年就为115，1940年为366，1942年突升为3981，1944年则为36，622。由于物价大幅度上扬，一些投机商人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加剧了湖南的经济危机。

　　对于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在战时对商贸实行统制的政策，不应该简单地去肯定或否定它，这一政策应该是一把双刃剑。抗战开始后，尽管国民政府和后方各省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但由于开支浩繁，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依然难以得到根本的改观。为了保证战时的军需民用，实行必要的经济统制政策是应该的，如对粮食和特矿产品等。问题是统制的物资太多，时间过长，国民政府又采用滥发纸币的方式来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矛盾，加之在日军的长期封锁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后方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得战时商贸统制的作用大为逊色。

　　二、商贸统制概况

　　（一）粮食

　　抗战爆发之后，粮食紧缺，为了保证军粮的供应，国民政府于1941年初将田赋收归中央，不收法币，改征实物。同年7月，行政院颁布了《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章程》。同月，湖南省政府成立了“田赋管理处”，直辖于省财政厅。8月1日，颁布了《湖南省田赋管理处战时田赋征收实物实施办法》，规定田赋征收稻谷，“折合率依各县三十年份（1941年）省、县正附税总额每国币一元折合稻谷二市斤计算”。1942年，田赋征收实行征购合一，并将田赋征收额增加一倍。现将1941—1944年湖南田赋征实、征购（借）列表4—17。

　　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就从湖南市场上采购粮食，以供军用。40年代以后，后方物价上涨，粮食紧缺，省政府于1941年7月颁布了《湖南省公买余粮办法》，规定购买余粮，须由省粮政局指挥各县政府统一进行，并规定按田赋亩册，无论公私田亩，暂定山田每亩由政府公买田东余粮上粒谷5市斗；水田每亩公买本籍田东余粮上粒谷7市斗，外籍田东1市石，佃农3市斗。1942年，又改购粮办法为“随赋购粮”，规定随赋带购稻谷500万市石。其中山田田赋每元带购稻谷4市斗，湖田每元带购稻谷1石2市斗。

　　在粮食管理上，1940年以前，湖南粮价涨幅不大，管理相对要松一些。但此后对粮食管理渐趋严格。1940年1月28日，行政院颁布了“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加强对米业及同业公会的管理，不属于该会会员的不得经营粮食业务，粮食批发与零售价格应由当地粮食管理部门与米业、同业公会协商指定。湖南省还制定了粮商登记制度，粮商应登记，领取执照方得营业。1943年3月，省政府又颁布了《民生公约》，规定：不准将粮食囤积居奇，不准用粮食煮酒熬糖，不准哄抬粮价，并重点查封糖酒作坊。

　　（二）外销物资统制

　　战时外销物资主要是两大类：一是特矿产品；二是重要的土特产品。这两类物资是战时国民政府对苏美等国实行易货贸易的主要物资。

　　湖南盛产锑钨锡汞等特矿产品。这类产品由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各管理处或管理分处来统制。如前所述，国民政府鼓励民间开矿，但战时规定须卖给政府，严禁私自外运交易。如设立于湖南的锑业管理处，1939年收购纯锑12，070吨、生锑1130余吨，销售纯锑4710吨、生锑520吨；1940年收购纯锑7，000吨，生锑390多吨，销售纯锑3810吨，生锑50吨；1941年收购纯锑7700吨，生锑20多吨，销售纯锑3920多吨，生锑840多吨。

　　战时对外贸易的土特产品主要是茶叶、桐油、猪鬃、生丝和羊毛等。湖南是茶叶、桐油、猪鬃的主要产地。茶叶由省茶叶公司统制。战时因运输困难，市场货源紧缺，茶叶价格上涨，湘西各县每50公斤茶叶平均销售价格是：1938年为12元，1939年猛涨至208．3元，1940年为405元，1943年为8867元。湖南省茶叶销售良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战时湖南桐油输出减少，原因是财政部所管辖的省桐油公司因资金不足，不能及时兑付油款，并压价收购，如常德，政府规定每50公斤为40元左右。造成统而不购，农民损失甚巨。战时猪鬃的全国产量约为13万担，湖南年产为1．2万担。这种产品大多是由小商小贩在乡下零散收购后转售给商贩，再运到指定地点加工后出口。

　　三、抗战时期湖南的商贸特点

　　战时国民政府对后方商业贸易实行统制的政策，对后方各省贸易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对商贸的统制主要表现在统一进出口和严防走私等方面。但同时，政府允许民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且商业利润也比较高，加上后方军需民用等因素，战时湖南及后方各省的商贸较战前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有：

　　（一）商业资本增加，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商业公司

　　据湖南省统计室1941年10月底统计，当时湖南注册的公司总数为285家，其中商业有52家，占总数的19％多，超过了1929年湖南注册公司46家的总和。在这些公司中，省营商业公司资本额比较大，体现了战时政府统制商贸的特点。如湖南省贸易局（后改称“湘购处”）在1939年成立时资本为30万元。另外省茶叶公司、复兴公司、富华公司等公司资本都比较大。在民营商业中，除少数商业公司资本额比较多之外，大多是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民营商业公司稍大的如益阳达人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在1937年时资本额为20万元。资本较小的，如设长沙的湖南福宁木材股份有限公司、美联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益国木材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木材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松和木材股份有限公司等资本额均在5000～10，000元之间。总的来说，战时湖南的商业资本较战前增加了，商业公司也增多了。

　　（二）商业行业增多，并出现了一些跨行业的商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原有商业行业得到充实和扩大，而且使得商业行业在不断增加。如长沙市在1936年共有商业同业公会73个，到1946年，登记的工商业同业公会已达89个，增加了16个。所增加的绝大多数是商业同业公会。战时长沙由于战争影响，经济在全省并不算好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跨行业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商业。如衡阳市詹有乾墨局，兼营湖笔、湘笔、歙砚以及宣纸、国画颜料、八宝香、朱砂、冰片、麝香、八宝眼药、杭州菊花、西湖龙井、杭扇等商品，生意兴隆，并先后在湘潭、常德、邵阳、长沙设有分店。又如产销结合的益阳达人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除在益阳设有主营织袜工厂外，还在宁乡、安化、衡阳、湘潭、长沙等10多个县市设有推销点，并兼营棉纱、颜料等业务。

　　（三）商业行业之间及省内外商业流通的加强

　　193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商业同业公会法》，规定商业同业公会的任务如下：“（1）关于会员商品之共同购入、保管、运输及其他必要之设施；（2）关于会员营业之统制；（3）关于会员营业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制。”从上述规定来看，无疑加强了商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同时省内外的商品交流也加强了。本章的）第二节中已谈到，从衡阳、益阳、常德等地运往湘西沅陵、辰溪等地的商品数量颇大，从湖南运往贵州、四川等后方各省的商品数量也相当多，同时湖南与两广的贸易往来也相当频繁。如湖南省民生日常购销处（简称“湘购处”）在省外的广州、韶关、桂林、柳州、梧州等地都设有办事处或转运站、仓库，大量收购桐油、猪鬃、茶叶、牛皮等物资，运往香港等地出售。湖南盛产粮食但缺盐，广东产盐但缺粮。1942年春，湘粤两省达成了“湘米济粤”和“粤盐济湘”的协议，以湘米1．5石换粤盐1石，共签订了以7．5万石湘米换粤盐5万石的合同。后来“湘购处”又从广西购得食盐100万担。

　　（四）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

　　战前，除长沙的商业较发达外，其他各地的商业都欠发达，交通也不方便。战时湖南处于南连两广，西通川黔的重要地区，是华南、华东、华中地区进入大西南的通道，也是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基地，因此湖南商业发展很快。衡阳、湘潭、株洲、长沙、常德、益阳、沅陵、辰溪、芷江、邵阳等地都成为大后方重要的商业中心。这将在下一节“城市的发展”中讨论。

　　第五节 城市的发展

　　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化理论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城化列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在本书的“绪论”中已经谈到。中国城市产生很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不过中国古代的城市职能最初是政治和军事重心，后来才有商业区，但“城”与“市”是分开的。由于经济不发达，交通运输靠人力和兽力来维持，城市的发展相当缓慢。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出现，新式工矿业在中国的产生，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开始解体，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了。现代城市的职能有：政治军事重心、经济和文化中心、交通枢纽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后两者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近代湖南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途径有下列几种：第一类是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传统城市开始向现代城市演化，这以长沙、岳州为典型；第二类是由于交通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以株洲市为典型；第三类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衡阳是其中的代表。战时湖南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在：一是县级城镇发展迅速。由于大量的政府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内迁湖南，使湖南各县城人口增加，城市面积在不断拓展，经济文化和交通状况较战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二是一些城市的建设与城市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行进；三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其衰落也相当快。下面就战时全省10个城市进行分别介绍。需要指出的是，岳阳在清末开埠以来，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城市发展迅速。但抗战刚进入相持阶段就被日军侵占，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光复。岳阳沦陷期间，经济凋敝，社会发展倒退，故没有将它列入讨论范围之内。

　　一、长沙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自古就是一个政治中心。1904年，长沙被辟为商埠后，英、日、美等国在长沙设领事馆，外资也纷纷进入长沙开办工商金融业，此后长沙逐渐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13年撤长沙府，1933年市县分治，设长沙市，定为省会。

　　长沙位于湘江下游，交通便利，粤汉铁路纵横南北，是全省的一个交通枢纽。南经株洲，东可达江浙，西入川黔。沿湘江向上可达衡阳、零陵，下经洞庭湖可达岳阳、益阳、常德等地。1934年5月，市内公共汽车开始营运，1938年有公交车辆38辆。另外还有大量的人力车。

　　长沙自设市以来，城市人口不稳定。1933年12月，长沙市人口为395，618人。1938年，由于大量战区人口来到长沙，长沙人口大增，7月，人口达457，897人。但1938年底发生了长沙大火，此后又由于日军的不断入侵，长沙人口锐减。1941年5月为97，086人，截至1945年12月，才恢复到240，579人。

　　1938年底以前，长沙市是湖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以工业论，据1934年资源委员会初步调查统计，湖南当年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为14家，其中有13家设在长沙，仅有粤汉路机务第二段设在岳阳。这些工厂是湖南机械厂（雇工453人）、湖南公路局修理总厂（雇工71人）、桂记机械厂（雇工27人）、新记南阳机器工厂（雇工39人）、粤汉路机务第三段（雇工88人）、河新盛马灯厂（雇工32人）、湖南炼铅厂（雇工290人）、湖南第一纺织厂（雇工2984人）、福星机器染厂（雇工28人）、宝华玻璃公司（雇工252人）、和丰火柴公司（雇工340人）、岳嵩皮革公司（雇工31人）、湖南机器面粉公司（雇工50人）。

　　在抗战前夕，资源委员会也在长沙设厂，主要有中央电瓷厂，资本为225，000元，1938年1月投产，每月生产高低压各式绝缘子90万件；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系湖南省政府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于1936年合办，资本总额为400，000元。生产无线电收音机及发报机，1938年度生产价值达42万元。另有资源委员会在长沙所设的临时炼铜厂，1937年12月出货，每日炼精铜5吨。

　　抗战开始后，由于一些工厂内迁长沙，长沙的经济曾一度继续发展。但在长沙大火前后，原有的工厂大多迁往湘西、湘南或省外，如湖南机械厂内迁往祁阳，湖南第一纺织厂迁往黔阳安江，中央电瓷厂迁沅陵，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迁桂林等，长沙的工业迅速衰落。

　　长沙开埠以后，商业迅速地发展起来。至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45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钢铁器具店452户，绸布店155户。抗战爆发后，绸布、百货、南货、药材、饮食等行业继续发展，是近代长沙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同时长沙还是全省贸易中心。省内棉纱、桐油、茶叶、猪鬃、锑、钨、锡、铅锌等大都集中到这里出口。可惜长沙大火后，长沙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也一蹶不振。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长沙市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41年编制了《长沙市新市区计划书》，确定规划年限为50年，规划期末人口为100万，市区面积110平方公里；划定了城市各功能区及公园、公共建筑的区域，规定了城市对外交通布局、道路宽度及建设规划；在市政工程方面，分别设计了下水道、自来水、桥渡、码头、公园、广场、垃圾处理及消防等设施的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在城市性质上，认为：预测将来的发展仍将偏重于政治、文化。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在抗战爆发前后，长沙市的第二科掌市政与管理，先后建成了南正路、中正路、东长路、湘雅路、麓山路，排水为砖石暗沟或明沟。市区已有公园、公厕、菜场、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墓、医院等现代化城市所必备的公共设施。

　　二、衡阳

　　衡阳因位于衡山之南而得名。其城池始建于后周显德年间，距今约千余年时间。衡阳作为郡名首见于三国时吴国，作为县名始定于唐。清康熙三年（1664年），衡永郴桂道治衡阳，辖衡阳、永州两府。1912年并衡阳、清泉两县为衡阳县。1941年1月，湖南省政府第二次扩大行政会议决定将衡阳县东华、雁峰、西湖、石鼓、江东5镇和城郊的广福、奇罡、酃湖3乡之地设置衡阳市。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衡阳市，属省辖市。辖18区、118保、1095甲，面积230平方公里，人口214，650人。

　　衡阳之所以能设市，与民国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衡阳的战略位置、交通、工商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衡阳地处湘南要冲的衡阳盆地中，四周均为高山环绕，南通两广，北靠株洲、湘潭、长沙等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交通方面，粤汉线、湘桂线在这里接轨。公路有湘粤、湘桂公路，衡潭、衡宝等公路纵横贯通；衡阳临湘江中游，耒水、蒸水在这里汇入湘江，上可达潇水，下可达洞庭湖，是水陆交通枢纽。

　　抗战之前，衡阳的发展速度较慢。抗战爆发后，由于衡阳是大后方的重镇，沿海及武汉地区工商业纷纷内迁衡阳。当时迁往衡阳的工商业有8000多家，银行32家，金店35家，钱庄200多个。还有一些政府机关、军事机关、文化教育单位。这些都促进衡阳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使衡阳一跃而成为后方著名的都市。

　　衡阳在建市之初，人口为24万多，但到1943年9月，衡阳人口增加到346，883人，加上流动人口和难民总数超过50万人。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1941年，衡阳市政府筹备处制定了《衡阳市建设计划》，拟新建4条郊区公路；新建和改建旧市区的沿江东路、沿江西路、中山路等20条主要街道及91条街坊小巷等。1944年，衡阳市政府聘请专家对衡阳进行重新布局，拟订了《辟建新市区计划》，决定在城南开辟新市区。规划后的衡阳市布局为：城北工业区、旧市中心商业区、旧市中心综合区、城南新市区、黄茶岭文教区、酃湖垦殖区。上述布局除城北合江套工业区建成沿江大道和开办一些工厂外，不久因日军向衡阳发动进攻，该计划没有完全实现。

　　衡阳的现代工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有湖南兵工厂和衡阳电厂。此后工业缓慢发展，且规模都比较小，还有不少是手工作坊。战时衡阳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超过长沙等地。当时衡阳的工业主要有机器、玻璃、肥皂、搪瓷业、皮革、油料、纺织、炼锌等业。其中以机器工业最为发达。据1943年初统计，衡阳拥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工业有湘衡机厂、民生机器厂、现代机厂等11家。其他较大的工厂为衡阳电厂、湖南制革厂、湖南第三纺织厂、金钱热水瓶厂、新华搪瓷厂等。

　　战时衡阳的商业繁荣，湖南省贸易局、财政部火柴专卖公司湖南分公司等商业管理机构都设在衡阳。在香港沦陷前，衡阳还是大后方物资的集散地。这些都加速了衡阳商业的发展。衡阳的商业沿湘江西岸绵延10里，北起青草桥，南至洪家塘，店铺林立，有“小上海”的美称。

　　总之，抗战前期及中期，是近代衡阳工商业和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财税收入也列大后方的第三位。但到1944年夏，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衡阳城化为焦土，其繁荣景象不复存在。

　　三、湘潭

　　湘潭位于湖南中部，临湘江中下游。湘潭历史悠久，汉代属长沙国和长沙郡，明清时隶属于长沙府。自明清以来，湘潭的发展历程较曲折。正如张朋园所说：“湘潭的盛衰，完全是地理位置及交通环境改变的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前，湘潭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有“全国巨县”之称。原因是湘潭这时是一个南来北往的中途站。湘江自马家河东来，于下摄司对岸汇涓、涟二水，折北而流，在县城形成了一个几十公里长的大回湾，水面宽阔，河床较深，便于航运，沿江拥有39个码头，城内建有商人会馆19个。加之湘潭的农产品相当丰富，这些都促成了湘潭的商业繁盛。

　　19世纪末以后，湘潭开始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岳州和长沙相继开埠，南面的衡阳也渐渐发展起来了，湘潭作为中转站的位置在逐渐丧失。至20世纪30年代初，湘潭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人口也不多，大约为10万人。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长潭、潭宝公路的通车和湘黔铁路东段的建成，湘潭有了现代交通线路。同时由于战争的临近，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工业建设放到中西部地区，湘潭是战前国民政府在湖南发展工业的首选地。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拟订了《重工业建设计划》，筹划在下摄司设立中央钢铁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湘江电厂、潭家山煤矿，并征地9000亩筹建厂房。但由于战火迫近湖南，中央钢铁厂于1938年6月全部停工，中央机器厂迁云南昆明。只有中央电工器材厂部分投产，不久又相继迁往桂林和昆明。潭家山煤矿从成立之初日产40吨增至1939年的390多吨。长沙大火后，不少工商户迁到湘潭，市面再次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湘潭的莲子、猪鬃、石灰、药材、粮食、烟叶、纸浆等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战时湘潭的人口较战前有所增加，最多时为18万人。

　　四、株洲

　　株洲原辖于湘潭县，是一个完全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株洲上溯衡广，下入洞庭、长江，有“南北通衢”之称。清末粤汉铁路湘鄂段（长沙至株洲，全长51公里）和株萍铁路（株洲至萍乡，全长82公里）修通。1919年，湘鄂段延至武昌（长沙至武昌，365公里），这时萍乡的煤经株洲可直接运抵汉口。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完成粤汉线，1936年春完成了全段工程，不久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同时，株萍铁路重新进行了整理和改造，并同浙赣线连接起来。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浙赣线全线通车。株洲就是火车轮子拉出来的城市，成为华东、华中通往西南、华南的铁路枢纽。

　　株洲的兴起很快，其工业主要是为铁路交通服务的，有机车修理厂、机器厂，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原先只有20余户的小村落，一变而为300多户，人口超过1万人的新城市。

　　五、常德

　　常德位于湖南的北部，洞庭湖的西滨，沅水下游的北岸，素有“荆楚要地，黔川咽喉，湘西门户”之称。常德的航运业相当发达，东可从洞庭湖入长江，也可人湘江和资水，沿沅江可达湘西，是湘西北最大的中转口岸。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修通了常桃、长常、常澧等公路。

　　常德盛产稻谷和棉花，手工业中染织、铁器、竹器、造船、皮革、白铁、印刷等行业比较发达。1905年，常德被辟为寄港地之后，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抗战开始后，大量的工商业和轮船迁往常德。同时常德是川湘水陆联运的重要驻点和中转站。战时常德的人口也大增，1933年人口为96，790人。截至1943年底常德会战前夕，常德人口已增至16万人。战时常德的机械、纺织、卷烟、造船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1943年底常德会战发生后，工商业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城市被毁。此后几年，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六、益阳

　　益阳位于资水下游。秦代开始置县，明清时期隶属于长沙府。近代益阳水陆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水运方面，沿江而上可至邵阳、新化等地，下可至洞庭湖，人长江，或沿洞庭湖向东抵达湘江流域的长沙、湘潭、衡阳等地，西可经沅江到达常德等地。陆路运输主要是长常线，东达长沙，西至常德。由于交通运输日趋方便，带动了益阳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人口也不断增加。据张朋园估计，1931年，益阳城人口为9万人。

　　抗战时期，益阳又得到一定的发展。当时益阳是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大批的物资从衡阳运抵益阳，或直接从益阳起航，逆流而上达烟溪后，再陆运至泸溪，经沅江进入其支流酉水达四川，这是当时川湘水陆联运的一条主要线路之一。益阳一带是稻谷、芦苇、楠竹、苎麻、茶叶的主要产区。传统的手工业有铁器、竹木器、造纸、纺织、砖瓦、陶瓷、榨油、纸伞等，现代工业还很少。如达人工业社，只有24匹马力的柴油机1部，纺纱机80部。

　　七、沅陵

　　沅陵位于沅江的中游，居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历来是湘西的门户。公元前202年始置沅陵县。在清末民初之时，这里兵祸连接，灾荒较多，经济和社会相当落后，几乎还看不到现代化的痕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加强对湘西的管辖，开始在沅陵等湘西地区发展教育，设立银行代办处和信用合作社，省建设厅也在沅陵金牛山设金矿工程处，开采金牛山、横山湾一带金矿。在交通方面，湘黔公路经过沅陵，并建成了沅陵汽车修理厂。

　　抗战爆发后，沅陵成为大后方的重镇，是拱卫大西南的一道屏障，大批的政府机关、学校、工矿企业迁驻沅陵，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也在此开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国民党军政部粮秣实验总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驻湘办事处、湖南省审计处、湖南省卫生实验处、汉阳兵工厂、第二被服厂、国营招商局和大批学校等云集沅陵。资源委员会在此设立湘西电厂，省贸易局在这里设立办事处，国民政府在这里还设立了沅陵驿运水陆管理总段，整治沅江及支流酉水。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沅陵现代化的进程，沅陵成为大后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这时沅陵人口大增，1937年底，沅陵城区的人口为19，718人，一年后，城区人口达54，950人。工矿业100余家，商店由战前的544家、资本不足40万元，骤增至3500余家、流动资金373亿元。工业以机器、电力、化工、纺织等较为著名。这时沅陵教育发展也达到近代的顶点，有小学生3．27万人，普通中学12所，学生3570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在落后的湘西崛起。但抗战胜利后，大批学校、工矿、商贾又迁离沅陵，沅陵的工商业渐趋衰落。

　　八、辰溪

　　辰溪位于沅江的中游，沅陵的南边，是战时与沅陵齐名的新兴工商业城市。

　　战前辰溪较沅陵更为封闭落后，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当缓慢，农业落后，手工业也欠发达。抗战爆发后，大批工厂、学校、机关等迁往辰溪，加速了辰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本章前面所述的，到1943年，战时迁辰溪的工厂达48家，带动了辰溪工矿业的发展。主要工矿业有采煤、电力、机器、五金、化工，而以机器工业最多。如湘西煤矿业中，以辰溪产煤最多。电力方面，辰溪电厂是湘西电厂的一个组成部分；化工方面，从湖北迁来的华中水泥厂，资本500万元，每月产水泥1万桶，成为后方最大的水泥生产基地。战时辰溪的人口增加也很快。1937年底辰溪城区人口为15，981人，到1938年底，城区人口达42，943人。就商业而言，1937年底有商店314家，一年后，增至607家。

　　九、洪江

　　洪江位于沅江的上游，西临贵州，是湘西的一座边境城市。洪江是明末清初兴起来的一座商业城市，主要是湘西南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易中心，以桐油和木材为大宗。据民国23年统计，全市有商号245家，资本161多万，全年营业额3991多万元。在洪江的商业发展中，湘西南各地、黔东和桂北等地商人云集洪江，是促进洪江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调查，1934年，城区人口为37，600人，本地土著占少数，而以宝庆、湘乡、辰溪、沅陵、长沙、衡阳及外省人居多；以职业分，从事工艺的约17，400余人，商业约13，000人，各业共有商店246家。

　　抗战开始后，洪江同沅陵、辰溪一样，成为大后方的重镇。一些工商企业也迁到洪江，促进了洪江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区面积扩大，商业行业也在增加。当时，洪江人口迅速增至15万余人，全国有20多个省市的商人在这里开设各种庄号、饭馆、商行和作坊，1940年全市共有大小商铺1000余家。洪江作为商业城市的特点更为突出，有“小南京”的称号。但战后，外来工商户大多迁回原籍，此后洪江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

　　十、邵阳

　　邵阳位于资水与邵水相会之处，居湖南西南部，三面高山环绕。邵阳古称昭陵，春秋时期正式建城。宋代改为宝庆府。民国初年废府设宝庆县，为县治所在地，1928年改宝庆县为邵阳县。

　　进入民国以后，邵阳城市才有较快的发展。1928年，潭宝公路修通，抗战时期又先后完成了衡宝公路，宝庆至新化，宝庆至桃花坪等公路，交通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人口也迅速增加，1916年邵阳人口为8000人，到1931年增至71，404人。抗战时期，内迁到邵阳的工商业虽不多，但难民云集，邵阳的工商业进一步得到发展。输入商品以食盐、糖、煤油、颜料、绸布、药品为主，输出的商品以煤、竹木、土纸、皮毛、烟叶为大宗。由于人口增多，邵阳城客栈业由11家骤增至300家。但现代工业比较薄弱，仅有宝庆光明电灯公司、玻璃厂、面粉厂等少数几家企业。邵阳是一座古城，其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交通的制约，没有铁路，在航运方面，资水多急流险滩，不利于航运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14-03-25 09: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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