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年 抗战悲歌
2022-03-15 15:35:41  来源：中国经营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去年11月，本报曾刊发中国台湾知名作家、诗人杨渡先生的文章《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路》，忆述台籍抗日志士李友邦传奇而悲壮的一生。日本窃据台湾五十年间，台湾民众对外寇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反抗，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尤其是祖国大陆发动全民抗战后，宝岛热血青年，纷纷翘首西向，以各种实际行动，汇入抗日洪流，奋力改变屈辱的命运。然而这些民族精英，有不少像李友邦一样，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却不幸卷入党派政争，面临白色恐怖，终于身陷囹圄或竟惨遭杀戮，以致往绩不彰且身蒙污名。

　　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多年来多方寻访幸存者及昔日志士的遗属、好友，以口述史方式，留下了一段段曾经湮没的英烈事迹。本报特节选若干片段刊发，供今人尤其是大陆读者了解与追怀，并谨以此文，纪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81周年。

　　一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台北《中央日报》发布公告：

　　前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李苍降，前汐止镇军民合作站书记唐志堂……连续共同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各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经奉“国防部”核准，昨(十四)日上午六时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将锺浩东、李苍降、唐志堂三名各提庭宣判，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绑赴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三十八年后，另一个故事开场。

　　抗日之家 一门英杰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台北阳明山岭头，一间搭盖在树林中、没装电话的简陋违建小木屋。那是我跟一个下级军官退休的老兵租的。当时不到三十岁，单身，没有固定在哪里上班的我，经常南北奔波，在台湾全省各地采集有关锺浩东校长，以及其他刚刚听到名字的白色恐怖牺牲者的生命史，然后回到这周遭有鸟叫虫鸣而无机器噪音的寮舍，试着从那些芜乱碎屑的残篇断语中，整理出一份可以粗见头绪的人物报道。

　　那天清晨，在睡梦中，我硬是被一阵阵陌生的、带着浓重客家口音的、坚持叫唤着我名字的苍老声音催醒。我起身下床，穿好衣服，走去打开;那扇木门。我看到一个不曾见过的身穿运动服的老先生站在门前。他立即向还未全然清醒的我表明身份。他说他姓李，名叫李薰山，是坐过牢的政治犯，读过我前一年七月在《人间》杂志发表的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报道：《美好的世纪——寻访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

　　我赶紧请老先生入内，让他在只有一张从外头捡回来的矮茶几，不像客厅的客厅的榻榻米上坐定。烧水，泡茶。老先生喝了一口茶，继续操着那口听起来不太清晰的客家“国语”，解释他如何打听到我的住处。他说，他刚好住在山下的雨农路，天刚亮，就沿着山脚的石阶步道，一步一步，爬上山来找我。他说，他是新竹的客家人，一九二二年生于竹北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杨梅公学校毕业后考进州立(编按：日据时期设新竹州)新竹中学校，然后又考上台北帝国大学豫科(编按：该校是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所建，二战后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接收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豫科是旧制高等学校升入本科前的准备阶段，学业期限一至三年)，再进入工学部第一届。他向我透露，说他和郭琇琮医师是曾经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所以我那篇报道使得已经步入老年的他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

　　他还告诉我，那篇报道在长期不能见光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中间，也有了从未有过的反响;因为，喑哑了几十年之后，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理想终于初次在台湾社会得以公开了。他接着就表明来意，说他今天专程来找我，主要是希望我除了郭琇琮之外，还能够继续把几个值得后人纪念的他认识的老同志的历史写出来。然后，他就向我口述了他的历史证言，也介绍了包括芦洲李家子弟李苍降在内的几个牺牲者的简单事迹。

　　那天之后，一直到二○一四年十一月，李薰山老先生都热情地帮我联系，然后亲自带着我四处拜访那些牺牲者的亲友故旧，一点一滴地采集他们生命史的零碎片段。

　　严秀峰(李友邦遗孀)：我是芦洲(编按：今属新北市)田仔尾李家媳妇。李家祖籍是闽南泉州府同安县兑山。清乾隆年间，来台祖第十七世李公正与兄弟东渡来台，卜居旧名和尚洲的芦洲，并以勤劳俭约和耕读发家，受到和尚洲乡亲的赞仰。

　　李公正的次子李濯夫(讳清水)精通堪舆、医学，又勤奋耕作，陆续购下六笔土地，建立“李长利记”字号。李濯夫育有七子。三子李树华曾任清朝台湾区秀才主考官，安平县兼理凤山县儒学正堂，人称“李老师”，曾获光绪皇帝赐颁“外翰”清誉，颇具声望。

　　一八九五年左右，李树华七兄弟合资，重修扩建父亲李濯夫创建于一八五七年左右的家宅。他们为仿照大陆古厝的建筑形态，特别延聘山西籍的知名建筑师，专程来台主持设计重修工程，选购泉州石、福州杉等上品建材，自大陆运来。为此，特从李厝左侧辟建小运河一条，从宅前的莲花池直通淡水河口;最终建成为正身三进，带内、外护龙，呈方整矩形的四合院大宅。这栋人称“田野美”的李宅，宽五十点六八公尺，深卅四点二八公尺，面积约一千七百平方公尺，共计九厅、六十房、一百二十门，在规模上，相比于一般官宅毫不逊色。十年后，因为人口众多，李树华七兄弟均分家产，散居各地。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李氏古厝正式列入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古迹，定名为台闽地区第三级古迹“芦洲李宅”。

　　李苍炯：李苍降是我大哥。父亲李友诗(讳传兴)与李友邦将军是芦洲田仔尾李家第四世的堂兄弟。我们是二房。李友邦是四房。

　　严秀峰：李友邦(1906~1952年)自幼就不满日寇统治台湾，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一九一八年考进台北师范学校就读。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殖民地自主、民族自决的风潮渐起， 对于充满矛盾的殖民地台湾，起着一定的冲击作用。基于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义愤，他参加了一九二一年公开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同时也与校内同学秘密组织反日结社，策动抗日学运。著名的李家大宅及院落自然成为文化协会在和尚洲举办文化讲演活动的理想场地，招来无数为殖民地探求出路的人民群众和抗日社会运动家，也招来监听监视的日本警探。因此，他和蒋渭水、王敏川、赖和、连温卿诸先辈结成忘年的友情。一九二二年，他和胞弟李承基联络激进抗日青年袭击海山郡派出所。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再召集林木顺、林添进等八位同学，突击台北新起派出所(今台北市长沙派出所)，因事态严重，被师范学校勒令退学，并招警逮捕。他于是越墙连夜潜逃至高雄，与林木顺等人会合，然后潜离台湾，前往祖国大陆的上海，又转厦门。同年九月，进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代之黄埔军校二期，继续为台湾革命运动奋斗。

　　李苍炯：苍降大哥生于友邦叔逃离台湾的那年六月。我们的父亲原本在迪化街从事两岸生意，搜购台糖布袋，转售厦门;后来在关渡经营果园。他和母亲育有三子七女。除了大哥之外，二哥苍土，生于一九二六年。我是老三，生于一九三二年。堂叔李友邦及其两个弟弟先后都参与反帝抗日运动，可谓一门三烈。我父亲虽然没有投入实际的抗日运动，但民族意识也很强。因为这样的家风与身教影响，我们兄弟三人懂事后，也都具有强烈的抗日精神与祖国意识。

　　不当“皇民” “反日思汉”

　　日据时代，日本帝国在殖民地台湾实施“差别待遇”的教育政策。就基础教育而言，设有两种不同的学校，一种是专供日本子弟及亲日而有社会地位的台湾子弟就读的小学校，另一种则是一般台湾人子弟读的公学校;两种学校的设备、教学与待遇都有极大的差别。李苍降就读的是台北市日新公学校(第十九届) 。

　　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新公学校毕业后，李苍降与同班同学雷灿南同时考进主要是台湾人子弟就读的州立台北二中(第十六届)。

　　这一年，恰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大力开展“皇民化运动”的黑暗年代。四月一日起，《台湾日日新报》 《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同时停止汉文版;台湾人经营的唯一的汉文日报《台湾新民报》汉文版减缩一半， 并限于六月一日全部废止。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台湾军司令部随即发表强硬声明，并对台湾民众发出警告，禁止所谓“非国民之言动”。八月十五日，台湾军司令部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与此同时，殖民当局又强迫推行所谓“国语普及运动”(编按：此“国语”指日语)，并且粗暴地限制或禁止民间传统的戏剧与音乐演出、武术传授与宗教祭祀。

　　在这样的时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皇民化”教育的台湾青少年，果真日后被教育成“皇民意识发扬之一代”的话，也不是什么让人意外之事吧!

　　尽管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已经从文化协会以来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形态，进入到缺乏领导、缺乏组织的沉寂状态，一些往往是零星分散的、各自作战的反日斗争，依然普遍存在，并且经常自发地出现。台北二中也不例外。

　　就在李苍降进入台北二中前一年的二月廿六日，鼓吹皇道精神的日本皇道派军官策划了名为“二·二六事件”的武装政变。受到这样的刺激鼓舞，四月廿五日，以李沛霖、颜永贤、杨友川等为主的台北二中第十二届(一九三三年四月入学)的部分台湾学生，在太平町国昌食堂组织秘密结社“列星会”，目的是“依革命手段将台湾脱离日本帝国统治之下，排除日本于台湾的统治权，变革日本国体”。同时决议“排斥日人为当前的方针，且为训练斗志武力，要常与日人打架”;定期在每个月月底集会;对外广求会员。

　　三月间，台湾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者的领袖林献堂，随台湾新民报社董监事华南考察团，历游华南各地。五月，台湾军部于总督府所豢养的《台湾日日新报》披露：林献堂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欢迎致辞时有“林某归来祖国”之语。该报并连日以头条新闻挞伐林献堂为“非国民”(日奸)。六月十七日，日本浪人卖间某因此在台中公园举行的日本帝国台湾始政纪念日庆祝会上殴辱林献堂，惹起了所谓“祖国事件”。

　　同是台北二中第十二届的台湾学生林水旺非常同情林献堂的遭遇， 并且激起潜藏的“思慕中华民国为祖国，恳望台湾复归于中国”的抗日情怀，从而与“列星会”的李沛霖、颜永贤、杨友川等三名主要干部串联，决意组织“中国急进青年党”，以“在中华民国援助下，台湾脱离日本帝国的统治，复归中华民国”为目的。其后，李沛霖和杨友川与日籍铁道部见习工斗殴。十月三日，日本特高因为侦查此事件，发觉台北二中一部分台湾学生秘密组织了以“台湾脱离日本，复归中国”为目标的“列星会”，并正准备扩大组织为“中国急进青年党”，于是封锁新闻，循线检举关系人，并将李沛霖等四人以“首谋者”起诉。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预审终结。李沛霖、杨友川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及伤害，林水旺、颜永贤则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各裁定有罪，付予公判。四月三十日，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议部宫原裁判长在禁止旁听的情况下宣判：李沛霖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林水旺、颜永贤、杨友川三人，各处有期徒刑三年;未决拘留的二百四十日算入。

　　殖民当局唯恐沉寂已久的台湾学潮因此星星之火而再度燎原，迟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才敢对外公开此一令人难以置信，但却表现出台湾青年思汉情急的反日事件。

　　陈炳基：日据下的一九二七年，我出生于台北市的万华。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霸占台湾长达三十二年之久了。因此，我从公学校开始就被迫必须学日语，接受做好“忠君爱国”的“日本臣民”的奴化教育。一九四○年，我考进台北二中(第十九届)，是李苍降的学弟。就我所知，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台北二中学生思汉情急的抗日事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台北二中红毛巾事件”(因为他们在惩罚日本学生时都把绣有“北二中”的红毛巾挂在腰间)，无疑给李苍降以及我们这些后来进入台北二中的台湾学生，上了反日爱国的第一课。经此反日事件的教训，在民族纯血的脉动下，我们这些热血的台湾青年也在日本帝国皇民化运动高压的时代，找到一条抗日救国的路——毕业后渡海回大陆，投入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列。

　　许训亭：我是李苍降的台北二中同学。当时，台北市一共有四所男生就读的中学校，其中一中、三中(今台湾师大附中)和四中(光复后与一中合并为建中)，主要收日本人子弟。在台北二中，我们的座位按身高次序排列。李苍降的身高和我差不多，所以一直到毕业为止，他不是坐我前面，就是旁边。因为这样，我和他经常接触。当时，他家住关渡，家里有一片山，种柑橘和花生。我不太清楚这是他父亲自己的，还是租人家的。他经常找同学去采橘子，也经常拿花生给同学分享。每逢台湾神社(今圆山饭店)的祭典参拜，清晨四点多，我们就要去学校集合;他都会在港町(今台北西宁北路)的我家过夜。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从没想到，他的内心竟然燃烧着那么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社会关怀的火。

　　李苍炯：我听说，有一次，二中校长批评二中学生，说他们没有一中学生活泼。苍降大哥就毫不畏惧地站起来反驳，说我们是被压迫的民族，当然没有一中学生开朗。

　　偷读“禁书” 向往抗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中、英、美、苏、荷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署共同作战宣言;四月，台湾殖民当局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第一次征召台湾志愿兵入伍。一九四三年，九月廿三日，台湾总督府发表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的办法;十月廿五日，开始临时征召学生兵，同时取消文科大学生缓征的资格;十二月一日，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

　　随着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形势愈发不利，以及台湾岛内各种隐蔽的反日力量蓄势待发的可能危机，一九四四年年初，殖民当局命令宪兵队学生课直接在北部一带的校园内安置了大量的人员，着手调查、搜集台湾学生反日运动的计划内容与证据，企图加以镇压。四月十五日起，连续三天，宪兵队突然在北部地区展开大逮捕。李苍降和雷灿南，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蔡忠恕、郭琇琮，台北工业学校刚毕业的刘英昌与唐志堂，女医师谢娥，以及台北二中的陈炳基、郭宗清、黄雨生等数不胜数的反日青年学生被捕入狱。结果，雷灿南和蔡忠恕不幸先后死于狱中。

　　许训亭：我个人不涉政治，可我记得，像苍降那样热血的二中同期同学，还有死于日帝监狱中的雷灿南，与五十年代死于马场町刑场的林如堉 。

　　叶铭聪：我是雷灿南的妹婿。雷灿南的父亲是在台湾经商的福州人，也是光复前极少数保留中国籍的人;母亲是台湾人，第三高女毕业后在沪尾(今淡水)山顶的小基隆(今三芝)担任公学校教员，曾经教过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雷灿南先就读淡水公学校，然后转学台北市日新公学校;毕业后，又考进台北二中。台北二中毕业后，雷灿南按照既定目标考进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准备日后渡海回大陆，从事抗日活动。

　　林信子：我大哥林如堉一九二四年出生于板桥的士绅家庭。父亲历任日据时期的板桥信用合作社理事、台北州州议员等职。母亲出身北投望族。大哥在主要是日本人子弟就读的海山小学校毕业后考进台北二中。二中毕业后，大哥佯遵父命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却因考试期间罹患流行性感冒而落榜，因而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补习。第二年，他考取以培养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干部为任务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四十四期经济科，随即于四月底奔赴上海，寻找参加抗战的道路。

　　李苍炯：一九四二年三月，苍降大哥台北二中毕业。为了到大陆寻找参加抗战的路，他报考了伪满洲建国大学，但是因为肺不太好，体检未能通过，落榜了。因为这样，他就暂时在芦洲公学校充当老师，准备有机会再到大陆去。

　　李薰山：我和李苍降认识于一九四三年吧。那时候，他是公学校的老师。我是台北帝国大学豫科(今芝山岩国安局旧址)的学生。我在竹中时，尽管对日本学生欺侮台湾学生的现象感到不满，但思想还谈不上什么进步性。一九四一年考进台北帝大豫科后，基于民族情感，我开始关心祖国大陆的事情，并且主动到川端町(今牯岭街一带)的旧书店，买了很多社会科学的书来看，也偷偷地读过孙文的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书。但是，在殖民当局的严厉统治下，我从来不敢向同住的寮友透露自己的思想倾向。后来，台北帝大豫科来了一名汪精卫伪政府派来的交流学生;他和其他十几个来台北各校交流的学生(包括就读台北医专的康有为三哥的两名孙女)，住在天水路、迪化街一带的兴亚寮。

　　为了多多了解祖国大陆，我常到兴亚寮找他们聊天。因为这样，我先后认识了基于同样目的而常到那里走动的雷灿南与李苍降。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常常利用假日到淡水玩。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爬观音山，上了山顶，立刻在树上挂起雷灿南带去的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一九四三年十月，我通过考试，成为台北帝大工学部应用化学科第一届十二名学生之一。有一天，我在帝大图书馆偷了两本重庆版的白话本抗日禁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清算日本》。我读完《清算日本》，就拿给雷灿南看。雷灿南读完，又再拿给李苍降看。但是，李苍降不小心而被担任日本密探的同事检举。因此，在那拨大逮捕中，李苍降和雷灿南也先后被捕。

　　陈炳基：一九四三年年底，同样具有反日思想的五年级学长唐志堂主动找我，接着又给我介绍了台北工业学校毕业的刘英昌，我也给他们介绍了二中同学郭宗清和黄雨生。之后，唐志堂和刘英昌又给我们三人介绍认识了留日归来不久的女外科医生谢娥;她说她学外科的目的，是准备到祖国大陆为受伤的抗日战士治疗。一九四四年年初，唐志堂告诉我们，谢娥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美、英、中三国的《开罗宣言》决定：日本战败后，台湾、澎湖列岛及东北要归还给中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乐观地认定，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一定能够打败德、日、意轴心国，我们也应该投入祖国的抗战行列，打败日本。

　　二月下旬，我们五人就约在汐止山上的观音寺密商行动计划，最后依照谢娥的意见决定：因为唐志堂和刘英昌即将被征召入伍，应该先行偷渡大陆;我们三人则待毕业后看情势而定。三月，唐志堂和刘英昌动身的前夕，我和郭宗清及黄雨生一起到八堵刘英昌的住处，饮酒高歌，欢送他们两人。四月，唐志堂、刘英昌和谢娥却相继被捕了。然而，我和郭宗清及黄雨生并不知道。大概是四月中旬，郭宗清在上课时被日本宪兵诱捕。五月上旬，我和黄雨生也在学校被日本宪兵逮捕。他们先把我们带回各自家里搜查，然后把我们关押在西门町的台北宪兵队本部。拘留所里，人满为患。

　　“心系社稷，不忍坐视”

　　刘英昌：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还是二十几日的晚上，突然有三个宪兵到八堵我家，什么也没问，就把我直接押送到台北宪兵队。我那个押房一共关了八个人，屎尿都得在里头处理，又挤又不卫生。八个人当中有算命的，也有走私黄金的，其中同时被捕的只有一个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蔡忠恕。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常与同学郭琇琮到汪精卫伪政权“驻台北领事馆”走动。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被捕的不只是谢娥和我们几个人而已，台北地区的学生牵连甚广。

　　许训亭：为了避免被市役所动员课征召当日本兵或军属，台北二中毕业后，我通过介绍，到台北市役所会计课当课员。休假时，我和苍降还是常在一起。有一次，我父亲做生日，按照佛教拜道求平安添福寿，他也跟着拜，仿若我家兄弟一般。有一天，苍降的大姊无缘无故来找我，说苍降被日本宪兵抓去了，要我赶紧把同他往来的信件收起来。我虽然常跟他一起玩，但没有谈论思想的问题，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抓。尽管我没有他写给我的信，小心起见，我还是找了一遍，然后把其他在日本的朋友有骂日本的信都收拾好。

　　后来，我要去上班时，一个戴打鸟帽的人，骑着脚踏车，从后头追上来，叫住我，问说你是不是许训亭，有人找你。我心想，这个人，我不认识，哪有人叫不认识的人来找我的道理。他大概知道我的怀疑，随即表明身份，并说是宪兵补大佐(台湾人)约我谈话。我只好跟着他，走到西门町的宪兵队(今远东百货)， 在后面剑道场旁的一个房间等待。当时是早上八点半左右。 等了半个钟头后，一个三十几岁的宪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我注意到，他手上拿的卷宗里头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关于李苍降的资料”。当下，我就知道，今天被叫来，一定是要问我有关李苍降的事情。

　　果然，他拿了一张纸给我，叫我把所有的朋友的名字都写出来。呵!我告诉他，我的朋友很多，有小学与中学的同学，我现在在市役所上班，也有市役所的同事，究竟要我写哪些人呢?他说中学的同学就好了。我知道他要问什么，所以头一个就写李苍降。接着，他就我与李苍降交往的情况问东问西，问一段后，就叫我稍停。我想他应该是去与李苍降对质，查证我所说的是否符合事实。接近中午时，他们终于准许我的请求，让我去上厕所。结果，经过一个房间时，我看见里头关满了台湾学生，其中就有我二中的同班同学雷灿南。一直到下午六点多，他们才放我回家。回到家，听母亲说，我才知道，就在我被约谈的同时，他们也去我家搜查。我母亲知道我被抓去约谈后，就从下午三点多开始，站在门口，等我回家。

　　刘英昌：我们在宪兵队关了四十天后，除了陈炳基，那些中学生都被陆续释放出去了。我们几个“主犯”就被移送台北监狱。台北监狱就在总督府正对面，一栋一栋呈放射状，从外头可看到里头，在里面却只能看天;押房的门上覆有铁板，挖个洞，是监视孔。我们一人一房。我在二房。据说，一至四房是重刑犯，许多人被叫出去后就没再回来。因此，我也有相当的觉悟了。

　　按规定，在押房里头要端正坐好，不可以走来走去;一个星期有两天可出来运动并洗两次澡。洗澡时，在押房就要先脱光衣服，然后戴着只露两个眼睛的鸭嘴帽出来，下池不到一分钟就要起来。至于不准露脸，它的用意主要是不让我们知道有哪些人也关在里头。

　　可我很快就知道：郭琇琮在六房，唐志堂廿二房，雷灿南廿七房(起先装疯，后来真疯，唱日本国歌)，陈炳基廿九房，李苍降三十房。至于吃，未决犯吃的是六等饭(碗盖写个 6)，约二两重的糙米(这是我们的营养来源);已决犯则吃一等饭。菜是带泥煮的山芋头的茎;汤喝完，底下是一层泥;有点盐，却不够咸，很淡。因为营养不够，时间长了，牙肉都掉了，牙齿也坏了。起诉前，检察官又再一次审问我们。审讯后，陈炳基也出去了。

　　陈炳基：我们的案件被称为“谢娥反日事件”。在案情已经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日本宪兵仍然每天对我们进行抽打、吊打、灌水、不让睡觉等刑求，近半个多月之后，才把我们转交给台北刑务所关押。我在台北刑务所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七月底的某天，数名警察突然给郭宗清、黄雨生和我三人戴上镣铐，并且蒙上犯人戴的草帽，推上卡车，押送到检察院。我们看到各自的家长和学校的班主任已经被叫到那里等待。

　　检察官先把我们训斥了一番，又交代校方和家长要好好管教我们，之后就宣布我们以“起诉犹疑”(暂缓起诉)的名义，由校方和家长担保释放。这时，我们才知道被“谢娥反日事件”牵连的还有唐志堂的同学许钦烺、刘英昌的同学傅赖会和谢权益;他们也因涉案较少而于同一天被释放了。 谢娥、唐志堂和刘英昌三人虽然未被起诉，却一直被关押到抗战胜利。

　　刘英昌：日本投降前夕是我们最凄惨的一段时期。当台籍看守偷偷告诉我们德国投降(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的讯息时，我们知道，这样，日本也快了。我们怕被毒死，不敢随便吃狱中的饭菜;身体就衰弱得不能行动。我的思想也变得悲观、保守，只想出狱后做一个安分无所求的农民。不久之后，盟军轰炸台北城;以总督府为中心，大约每十米落下一颗两百五十公斤的炸弹; 台北监狱也被炸了。狱方没让我们疏散到防空洞，只叫我们用毛毯把身体包起来，躲到墙角。结果，关我们的那栋(二舍)几乎被炸平了。我和郭琇琮的二房和六房较近中心，情况还好;可天花板掉落，门也炸坏了。我用脚一踢就出来了。我后 来听说，蔡忠恕当场被炸死了。

　　李薰山：李苍降和雷灿南被捕后始终咬紧牙关，忍受日本宪兵惨无人道的拷打，没有把我供出来而保护了我。后来，雷灿南终于被刑求至疯，并于同年六月廿五日瘐死狱中。李苍降则处刑五年，一直要到台湾光复后，才释放出来。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四日下午，陈逸松等人在淡水举行雷灿南追悼会。郭琇琮以当时还很少人会讲的国语主持，文学家张文环也特地从中部赶来致敬。最后，由李苍降恭读王昶雄写于三月一日，题为《追悼革命先烈雷灿南先生》的悼文，其中提到，雷灿南：“虽置身日本高压之下，心系社稷，不忍坐视祖国之危急。乃舍身家于不顾，潜心革命，计划组织台湾青年，结集青年力量，呼应祖国之抗战。”

　　作者1960年生于中国台湾苗栗，1987年加入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长期从事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出版有《台共党人的悲歌》等相关著作20余部。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本文及图片均选自其作品《幌马车之歌·续曲》(三联书店2018年3月出版)。转载已获授权，文字略有改动，现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3-15 15: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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