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书斋的“文字抗战”
2022-03-15 15:13:31  来源：中国经营网 作者：丁超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21日夜里，时任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主任的顾颉刚，在夜色苍茫之中，离开他所眷恋的北平，远走归绥(今呼和浩特),“投奔”力主抗战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

　　此时，“七七事变”发生刚刚半个月，他收到风声，自己成为日本人逮捕名单上的第二号“要犯”，因此不得不踏上长达8年的“流浪生涯”。

　　燕京大学由美国基督教会主办，日寇虽悍然入侵北平，但对具有西方背景的文教机构，不免有所忌惮，故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大校内仍可维持正常教学。而人到中年(当时44岁)的顾颉刚，以一手开创“古史辨派”名闻中外，向来是个典型的象牙塔学者，为何成了日特重点追捕的对象呢?

　　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

　　一直以来，顾颉刚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日记里，他说：

　　“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到了1931年12月27日，顾颉刚在一封信中表白如下心迹：“在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恐将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

　　“今日之时势”者，当然是指“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来东北国土沦丧，日寇步步紧逼的危局。这封信体现了顾颉刚固守“象牙塔”的执着与自信，仍旧冀望以纯学术的工作推进新国家建设，但也可看出，他已经意识到，古史辨伪的“求真”趋向与时局加之于学术的“务实”需求之间，产生了错位。

　　《古史辨》固然是可以拨云见日、传之后世的名山事业，但抗日救亡则是构成时代思潮主流的当务之急。在民族危亡之际再大谈古史真伪，动摇炎黄、尧舜禹的正统地位，多少有损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显得不合时宜。

　　1938年10月，即北平出走一年零三个月后，顾颉刚考察西北途中，在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发表演讲，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是研究古史和经学的，所以我办的禹贡学会，就是以历史为根据来研究古地理。民国二十三年德王在内蒙古发起自治运动，那年个人和德王及其部下在百灵庙谈过一次，会谈之后，我才感觉到边疆问题的严重，于是我由研究古史和古地理，又倾向到研究边疆问题，尤其是关于边疆的现实问题及边疆地理，我是特别有兴趣来研究。

　　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创办于1934年二三月间，创办之初就遇到蒙古德王的“自治运动”(编按：那时德王已与日方暗中勾结，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内蒙古中部，即当时的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等地，成立受日方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自任首脑)，顾颉刚在本不平静的书桌前坐不住啦!

　　时局变幻太快，日寇的铁骑很快踏上华北，平津危急，全国危急，顾颉刚总要做点什么来应对国难时艰。后来他回忆说：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只能向内发展而不能向外发展，也不该向外发展。只是从九一八以来，为了爱国心强，想唤起民众共御敌人，走上了向外的道路。但，这只是义务，只是牺牲，并不是我的正当工作。可是，就因这个缘故，踏上了社会，认识了许多人，生出无穷的烦恼，以致在抗战期中达到家破人亡的境界!

　　这段话出自抗战胜利后三年(1948年)顾颉刚给妻子张静秋的通信。在这种关系至亲的私密场合，顾颉刚没有必要掩饰什么，应该就是真实感情的流露。

　　“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

　　到了1963年，年届古稀、已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的顾颉刚自述道：“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参加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活动，任宣传干事，主张通过征求大鼓词和剧本在民间宣传抗日;其二，参与创办三户书社、金利书庄，出版和销售抗日鼓词，后又独力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其三，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发起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出版边疆丛书。

　　为了上述事业的开展，顾颉刚既积极与出版商、书店接洽，又多方游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交通部部长朱家骅，争取政府津贴，并谋求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等民间机构的经费支持。上述行为，无疑给顾颉刚的身份增加了“政”“商”的色彩。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学术价值取向，在他与得意弟子谭其骧(时为燕京大学兼任讲师，1950年起执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以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闻名学界)共同起草的《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已有体现：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该文指出的地理知识蒙昧现象，并非夸大其词。史学家吕思勉在1917年初版的《中国地理大势》一书中，就按照本部十八省、东三省、蒙古、新疆省、西藏青海对全国进行区分。在1934年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吕思勉还是将葱岭以东地区分为“中国本部”“蒙古新疆高原”“青海西藏高原”“关东三省”四部分。知名的史学家在教书育人时尚且传播“中国本部”的概念，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似乎根本不必去理会这个词的缘由就照搬使用了。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理念，在其1936年1月起草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得到了完整体现。该计划书宣传：

　　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此犹富者家居，狗马玩好唯所嗜，固不必为衣食计也。及至国势凌夷，跼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譬如蓬门荜户之家，凡劳力所入先图温饱，其衣食之余则积储为他日创业之资，不敢有一文之浪费也。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由此可明确看出，顾颉刚从“为学问而学问”到“所学必求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的转变。

　　“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

　　后来有人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抨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是以傅斯年等为对象。这其实是一种因误读史料产生的背景而造成的误解。批评“为学问而学问”，在更大意义上是顾颉刚的“自我反动”。

　　就与政治的亲密程度而言，傅斯年远比顾颉刚紧密。“九一八事变”不久，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傅斯年，就编写了《东北史纲》，主张东北历来是中国领土。到了1935年，傅斯年又写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大量旗帜鲜明的政论文章。以至于当代欧洲知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施耐德评价道，“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斯年的学者生涯随着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而宣告结束”。可以说，傅斯年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批评“为学问而学问”。

　　1929年前后，本来合作无间的顾、傅二人关系出现转折，甚至彼此交恶，但在以学术服务政治方面，顾颉刚一直视傅斯年为先行者并引以为同道。顾颉刚于1935年10月为筹集禹贡学会经费之事致函傅斯年，信中说：“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行文之中，毫不避讳为民族主义服务。只不过顾颉刚民族主义情怀的表达更为委婉，不如傅斯年那样威猛而富于激情。

　　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初衷，并未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置于与整理国故并重的地位。该学会及刊物的创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禹贡》半月刊创始于1934年2月，但其初衷在半年后就发生了变化。1934年8月，顾颉刚在考察绥远时感到“察(哈尔)、绥(远)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编按：指东三省及以承德为省会的热河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这一转变在他另一位弟子童书业1937年6月撰写的《〈禹贡〉半月刊序言》中得以印证，该序言称：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

　　1937年7月7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当天，北平《晨报》上正好刊发了顾颉刚所写的《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一文，再次向民众宣示了救国心切的禹贡学人主张的转变。

　　如此一来，决意走出象牙塔的学者顾颉刚成为横行北平的日寇特务的眼中钉，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尽有救国之方，亦尽有发财之术”

　　顾颉刚及其领导下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要高举抗日的旗帜，落到实处，无处不需要花钱。学会的日常运营，刊物的编辑印刷，没有经济保障是不行的。抗日的口号可以空喊，但抗日的举动必须付诸实践。顾颉刚能做的，就是捐款捐物、编刊、刊印抗日通俗读物等。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一般人看来，一提到钱就似乎有损顾颉刚作为学术大师的清誉。其实，在顾颉刚看来：“我真奇怪，我们和人家一样的服务之后拿钱吃饭，清高在哪里，高尚在哪里?若说不争权利，专心工作，即是清高高尚，那么，一班工人农夫也是如此，何以就没有人去替他们称扬呢?说到底，这就是‘士大夫’一个传统观念在那里作怪!”

　　顾颉刚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耻于言利的清高士大夫。对于有志于开创一番学术志业的顾颉刚来说，没有谁比他对经济基础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毁家纾难，这是超乎常人的高尚之举。对于一般人来说，既要维护民族大义，也要居家过日子。顾颉刚在1933年7月给郑德坤(厦门鼓浪屿人，考古学者，顾在燕大的学生)的信中说：

　　我觉得在史地方面，尽有救国之方，亦尽有发财之术……钱是一定要的，有了钱才可使个人生活安定而不改变自己的事业，有了钱才可到社会上做事儿不虞竭蹶。所以我们第一要设法弄钱，即以弄到之钱去作学业与经验之修养，而肩起救国之责任。

　　那么，日后创刊的《禹贡》半月刊是不是兼“救国之方”与“发财之术”而有之呢?答案是肯定的。杂志创刊后不久，顾颉刚就给同为禹贡学会创办人之一的郑德坤(时已赴厦门大学任教)写信说：

　　弟为将来事业计，觉得必有一宣传机关，方可激起人们之注意，故毅然创办《禹贡》半月刊，一方面结合有志研究地理之人，一方面为我们出版物登载广告。……其经费系每一会员缴半元或一元一月，更向外征求订户。现每月需洋八十元，收入约可五十元，尚差三十元，由弟填出。希望兄及厦大同学加入此会，如能有二十人，便极好。……将来社务发达，我辈要出书、印图，既便利，又必可售出矣。

　　顾颉刚没有必要跟郑德坤空讲救国、治学的大道理，他是以“合伙人”的身份与学生商讨办刊经费的亏空、会费的收支及未来的打算。此前，顾、郑已经合伙出资编印中国地图底本，并筹划编写通俗读物，而《禹贡》半月刊正好可以刊登“免费”广告。顾颉刚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办《禹贡》半月刊，就为我们画地图作宣传。”

　　《禹贡》半月刊的另一位“合伙人”，当然就是弟子谭其骧，但二人的“合伙”并没有善始善终。顾颉刚曾对王伯祥(文史学者，时任开明书店编辑)抱怨说：

　　《禹贡》半月刊，弟与谭季龙君合办者也。初出版时，月费五六十元，弟与谭君约定，弟出五分之三，彼出五分之一，其余一分由会费填补之。至于今日，弟之责任不啻五分之三，而彼竟一钱不名矣;不但钱不来，稿亦不来矣。

　　谭其骧(字季龙)的经济状况，无法和郑德坤相比。但即便是郑德坤，后来也吃不消了，停止寄钱。

　　“青年只能使力气而无钱，故经费大为周章”

　　上面提到顾颉刚写给王伯祥的信，倒不是为了告谭其骧的状，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禹贡学会和刊物的运营需要经费投入，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收入已经无力维持，于是他不得不到北平研究院兼职，任历史组主任，谋取另一份薪水，虽然如此，仍旧填不上亏空。此时，又因为顾对时局把握不准，错估了出版行情，导致资金无法周转，故请王伯祥设法解决。顾颉刚在这封信中透露了事情的原委：

　　去年《禹贡》收入本有余存，索购合订本者甚多，而第一卷未打纸版，业已售罄，如须出合订本即须重排，弟勇于任事，即行再版，一方又增加篇幅，私意量与质同时增进，必可使销路更畅，不料华北问题愈闹愈紧，使北平学人失其向学之心，不但中国人如此，即日本人亦如此(去年在日人方面可销二百份，今则数十份耳)。遂致资本无法周转，而印刷费之积欠乃在一千元以上。市面既极萧条，印刷所之本身亦感于无法维持，既有欠款，自必勒逼，弟遂又处重围之下。

　　但仅凭书店编辑王伯祥一己之力，是无法缓解经费紧张局面的。1935年5月，他还给另一位好友叶圣陶写信求援：

　　弟之野心，欲使中国上层阶级因此刊而认识中国，又欲使中国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如日人不迳抢平津，容我工作十载，当有以成此志耳。但不知为什么，向我表同情的，只有青年。而前辈与同辈则皆视若无睹，甚且目笑存之。青年只能使力气而无钱，故我所办者，在稿件上决不缺乏，而经费则大为周章。愿兄等以五卅运动时之精神随时助我一臂，则弟之进行必便利多矣。

　　叶圣陶与顾颉刚是至交密友，向他拉赞助，自然不必羞于启齿。但朋辈之间的援手，毕竟势单力薄。无奈之下，顾颉刚不得不找曾经反目的傅斯年。傅斯年与政界要员的关系更加密切，掌握的学术资源也更多，这是顾颉刚不能比拟的。顾在写给傅的信中说：

　　骝先先生、孟余先生，各有知遇，我甚望他们能捐些钱。又铁路、轮船、汽车的广告，我很希望能分一点给我们，使得我们一部分的印刷费可以靠在广告上。这《半月刊》开办时，曾经约定，所有广告必须直接间接与地理有关系的，因此得不着多少广告费。如能由交通部、铁道部给予长期广告，那么我们的肩头就轻得多了。

　　这是一封颇为蹊跷的信，既然朱家骅(字骝先，时任交通部部长，曾兼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顾孟余(时任铁道部部长)能够影响交通行业的广告费支出，为何顾颉刚不直接给他们写信求援，反而委托傅斯年呢?这恐怕与顾在政界人脉资源的匮乏有关。跟傅斯年相比，顾颉刚此时与朱、顾两位高官的交情尚浅，难以开口。当然，后来顾颉刚跟朱家骅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不得不央求关系已闹僵的傅斯年去向政界要员拉广告，这件事本身，或许就是顾颉刚日后亲近并一度进入政界的刺激因素。

　　事情也巧了，这封求援信1935年10月下旬发出，第二年3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期上，就出现了中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或许傅斯年果真捐弃前嫌，施以援手，从中说项呢。

　　“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

　　政府掌控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是任何个人和民间团体所不能相比的。史地学者张国淦弃政从学之前，做过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知道其中的门道，他给顾颉刚出主意说“要募款，须论今，勿论古”。带着张国淦的介绍信，顾颉刚于1936年1月11日从北平启程赴南京，到内政、教育、外交等政府部门申请对禹贡学会的资助。

　　顾找到了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只得到了“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自己去想法罢!”的回复。好在朱家骅乐意为顾颉刚支招(1927年朱在广州执掌中山大学校政时，曾聘顾南下任教)，建议说：

　　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1931年成立于南京，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任董事长。该会将英方退回之庚子赔款的利息收入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35年，该会规定：“为提倡发展僻远省份文化教育起见，虽未有完全合乎标准与具体计划之请求，亦在可能范围内特予补助。”朱家骅帮助禹贡学会，就是希望顾颉刚能将学会的工作计划定在边疆地区研究。也正是因为朱的出手相助，禹贡学会在1936年夏天获得了15000元的年度补助费，这在当时不啻为天文数字了。

　　朱家骅本人是学地质出身，对发展同属地学阵营的地理学持同情态度。作为中英庚款董事长的他也公开承认“本会对于地理和大地测量两种学问向极提倡”。与该会后来直接资助成立中国地理研究所(1940年8月创建于重庆北碚)相比，对禹贡学会的一次性补助并不算什么。1937年9月，避难之中的顾颉刚还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派，赴西北地区考察教育。

　　同时，朱家骅还就编辑民众读物一事提醒顾颉刚：

　　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

　　如此，朱家骅又帮助顾颉刚从国民党那里争取到经费来源。后来，顾颉刚为了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发展，也就加入了国民党。

　　朱家骅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呢?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朱1931年任教育部部长，1932年兼任交通部部长。在国民党内，他1935年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后任中央党部书记长、组织部部长。对他这样的党国要员来说，利用职权之便，照顾一下顾颉刚的学术和民众教育事业，实在是举手之劳。四处化缘却每每碰壁的区区一介学者顾颉刚，至此总算对身居党政要津的意义有了切身的体会。

　　随着与朱家骅交情渐深，顾颉刚不必再通过傅斯年从中沟通了。可以说，这又是一个激发他参与到国民党政治中的原始诱因。如学者余英时评价顾颉刚时所言“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如果要给这种流转设置一个起点的话，我想应该是1936年。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37年5月24日，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何定生来访问予生活思想甚久，备报告中央。”

　　何定生何许人也?他是顾颉刚1927年任教中山大学时最早的弟子之一，后来却成了被逐出师门的弃徒，而此时则是国民党C.C.派同志会的成员。众所周知，C.C.派是由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成员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如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以及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

　　也正因为顾颉刚向政界的靠拢，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议论。早在1936年8月16日就有人向他转达了这样一个流言：“顾颉刚想作政治活动，故屡屡跑南京，其办《禹贡》与通俗读物，皆做官之工具耳。”面对种种非议，顾颉刚只好辩驳说：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予不忍民族之覆亡，而彼辈乃以为图利禄，一何可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本文选编自作者新著《史地徘徊》(商务印书馆2016年12月出版)，转载已获授权。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文字略有调整。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3-15 15: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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