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西北纪实
2019-01-18 11:24:54  来源：中红网 作者：孟红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革命热情高涨，众志成城，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无往不胜的可喜景象。

　　在此之前，红色延安早已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急切想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封锁政策，很多人受到蒙蔽，以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对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1944年夏，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

　　一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得以组成，这是当时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共同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对国民党政府将近5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蒋介石虽然勉强同意了参观团去访问延安，但却附带三个条件：先调查西北的非共产党区;在共产党区至少呆3个月;呈送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检查。并且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严格检查记者们的所有电讯工具。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计21人，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个领队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来的4名“随员”。

　　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乘坐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出发飞抵陕西省的宝鸡，改乘火车于第二天到达西安。

　　中外记者团到达西安，即按照国民政府事先的“三个条件”，先在西安“参观”，然后又绕道山西“后门”进入陕甘宁边区。

　　在西安，记者团参观了一些工厂、机关、学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在事后撰写的《北行漫记》一书中说：“我们在西安消磨了很有趣味的四天。我们虽然是委员长的客人，地方政府的官吏却不大知道怎样应付我们。作为正式的宾客，我们应受一切优待和协助。作为观察锐利的新闻记者，我们也许会看到不良的事情或得到坏的印象。因此，我们的正式关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动。后来我们知道，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辞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参谋长、省主席祝绍周等，都公开向记者团承认了“对共产党封锁的存在”，还无中生有地造出许多谣言，来诬蔑共产党、八路军。

　　期间，记者团印象最深的是参观所谓的“劳动训练营”(即拘押、迫害进步青年的集中营)。这次参观是外国记者要求的。为了欺骗外国记者，西安的官员们手忙脚乱地进行了许多“准备”。

　　“他们把可能提出的问题油印在一张纸上，叫学生领袖召集学生一组一组开会，花了好些时候研究适当的答案”。这里明明是一个迫害进步青年的集中营，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用以收容从共产党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给予短期之训练”的机构。当记者团到达这里时，便演出一幕令人作呕的闹剧。

　　不仅如此，官方还煞有介事地为记者参观团举行了茶会，预先安排了几个“模特”来向外国记者“诉说”共产党的“罪行”。官方事先给这些人编好了一套故事，而且叫他们“预演”过。一个名叫罗清修的女人说，1935年，她跟着富有的父母在四川过着恬静和平的生活，红军长征的时候，红军杀死她的父母、叔父、兄弟，把头扔到井里，并且把她带到延安。她在1942年逃出延安之后就进入这个训练营。还有一个名叫赵清的女人，也声称是从延安逃出的。这一天在外国记者面前撒谎的，还有其他一些男女。

　　这些伪装者的演技并不怎么高明，当时就引起外国记者的怀疑。时间不长，这些骗人的把戏就被彻底揭穿了。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碰到了刚从这个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个囚犯——22岁的罗卓盈和23岁的王尔明。罗卓盈是离开东北军参加八路军的战士，1940年跟随一一五师郑参谋长从新疆返回延安，路过兰州时被国民党逮捕，郑参谋长惨死狱中，他被辗转送到这个集中营来。王尔明原在西安防空学校当无线电报生，因为他在一封信里赞扬了苏联宪法，就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抓进了集中营。记者团在西安访问这个集中营时，他们两个正在那里。

　　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罗卓盈和王尔明来到外国记者住地延安交际处，同5位外籍记者进行了座谈。福尔曼翻开笔记本问道：“你们认识罗清修么?”罗卓盈说：“她是说她的有钱的父母都给共产党杀掉了吧?”福尔曼看看当时的记录回答说：“她是这样说的。”罗卓盈说：“这是一篇谎话。她说她在四川生长的，她从来就没有到过四川;她说人家在长征的时候把她拖去，她从来就没有到过共产区。她不过是一个在西安和一班有问题的人勾搭的风骚女人罢了……”福尔曼又提到赵清的事，王尔明说：“像她那样的人从共产区逃出去是对的，可她是跟上人家的丈夫逃走的。他们两个人在穿过边境时给逮住了，并且被送到了训练营去。她的情夫还在那边，可是对她已经没有兴趣了。现在她看上了营里一个官员，希望能够由他帮助而得到释放。” 最后，罗卓盈告诉他们说：“营里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边区，被捕以前也都不是共产党。大约70%都是爱国者，因为政治思想先进，在大学、在家里被捕的。另外15%是被误认为共产党的，像我一样。其他少数的人是在到边区的路上被捕的，或者真是自愿地离开延安的。那些离开延安的人，一般说来，多是患思乡病，希望看看家里的人，或是为了复杂的恋爱问题，或是牵连在舞弊案件里。……营中大部分人在心里仍然忠实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但大多数不谈论政治。你不晓得这些人中间谁是侦探，因此大家互相不敢信任。”

　　二

　　5月21日，记者团离开西安，前往临潼和潼关参观。然后，即由潼关乘汽车沿黄河西岸北行，经过大荔、郃阳、韩城、宜川等地，从宜川境内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吉县境内，访问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在这里一直停留到5月底。

　　蒋介石集团要记者团到山西来，除了要他们去听阎锡山的一套反共宣传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后门”突然进入陕北，便于他们那些挂着记者招牌、暗中充当密探的反共分子沿途搜集材料，进行反共污蔑。

　　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郭宗汾，在5月28日和29日连续同记者团谈话。阎锡山亲自向记者团编造了许多反对共产党、攻击八路军的滥言，重弹早已经不堪一击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老调，胡说什么“共产党部队宁愿在我们身上放十枪，不愿意对敌人打一枪”;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起来、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放厥词。

　　不过，阎锡山喷放这些谎言也是枉费心机，美国记者福尔曼等曾抓住要害，当面揭露了阎锡山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老底。福尔曼在他的书中写道：阎锡山对我们承认他曾前后两次私自直接和敌人接触商讨和平的建议。当然这位将军说明这次的会谈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他认为日本的建议难以接受。然而事实是存在了，他一个中国国军的长官，一个做人民公仆的省政府主席曾经和敌人接触，没有得到他所承认的上级长官所授予的权力或训令。我问他：“日本人曾经打算和你讲和或者招你合作么?如果有，有几次，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大胆的几乎是谴责的询问。这个询问暗示了他是奸逆。如果他对这暗示发怒，你也不应责备骂他，可是他竟非常坦白地承认有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5月中旬的临汾，同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日军司令接触;一次是1942年4月在吉县安平村，同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作私人的谈话”。

　　三

　　5月31日，记者团离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于6月9日中午到达延安。他们在这里受到热烈而诚挚的欢迎。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认为它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绝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周恩来给交际处制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记者团到达时，杨尚昆一看到记者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一名处长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就明白了国民党当局的用意。

　　果然，第一天斗争就开始了。一大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打算架设电台。很明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发报权。

　　杨尚昆对此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边区政府保证记者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不必再架设电台。按照杨尚昆的指示，交际处传达室把国民党的电台人员挡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杨尚昆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采访那天，记者团准备出发时，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于是责问副处长金城：“我们团有纪律，不准单独行动。”

　　金城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访，我们当然同意。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如果你认为不妥，请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来，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交际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样，国民党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就被冲破了。

　　6月10日晚间，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还说：“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任何政治派别和信仰，都没有偏见或成见，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他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鼓掌。

　　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

　　几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记者，英国路透社记者、多兰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中国通讯》和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沙纳汉神父则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但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受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的欢迎。

　　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就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 并在致辞中进行了阐述：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关于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统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治上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这是当时的真正要求，要求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最后说：“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中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

　　毛泽东侃侃而谈，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

　　次日，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醒目地发表了相关消息。

　　在这次会见之后，中外记者参观团开始在延安进行了内容非常丰富的访问和参观活动。延安街道干净整齐，人民安居乐业，边区政府作风民主，共产党领导人生活朴素，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

　　毛泽东在会见爱泼斯坦时，谈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问题，他还会见了斯坦因等外国记者。朱德曾经几次同斯坦因谈论八路军、新四军与盟军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表示我军愿意与盟军合作抗日，欢迎任何盟国代表到抗日根据地观察了解我军的抗日情况和抗日能力。6月22日，叶剑英向记者团成员做《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长篇报告，报告了中国共产党抗战一般形势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概况，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全国各地选出的代表都前往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许多党的负责人都在延安。外国记者分别访问周恩来、刘少奇，以及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巨大胜利。留在延安的外国朋友，如马海德医生、英国友人林迈可等，也都受到访问。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交际处还组织他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外记者团对这次采访反应很好。后来，他们写出许多反映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连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意的沙纳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这些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四

　　1944年8月13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

　　当他们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适逢这个被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于9月6日晨被我军攻克。记者们在途中见到大批被俘伪军。进入马坊村中，只见被毁燃烧的敌碉堡仍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恐惧。

　　记者团连夜进入第八军分区。抵达八分区司令部后，他们连日参观，看到了大批被俘日军和伪军，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分区医院及兵工厂，并与一批新抓获的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在旅途中，记者团与参观我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

　　这个时候，正逢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汾阳县城，这是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9月15日、16日深夜，记者团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大家却异常振奋，亲眼看见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应战。攻打汾阳胜利的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山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热情欢迎远道前来的盟邦友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令记者们深受感动。9月17日拂晓，协和堡敌据点被攻克，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战利品也被源源不断运进村庄，使记者们兴奋异常。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爱泼斯坦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他说：“这次我们在陕甘宁、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的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全世界。”

　　记者团的几位记者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9月21日离开火线的时候，先后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高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他们当天回到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又参观了驻地群众的反扫荡演习。第二天，他们前往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参观抗日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破炸毁敌碉堡的战斗。

　　记者团在晋绥前线参观时，还曾与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会见与交谈。他们用自己的笔，对这些领导人的可敬形象做了实实在在的描绘。爱泼斯坦单独访问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他在事后写道：“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的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乐观信念。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讲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上去显得疲惫，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10月2日，记者团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他们在晋西北前线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实况，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记者们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活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避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晋绥解放区的访问，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是进步势力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次访问以后，不少外国记者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出发，相当友好地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实情，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其反动统治的真相对比，更加使人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由于外国记者写了数以百计的电讯和通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从此国际舆论的趋向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有的记者不但及时写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报道，稍后还写了系统介绍解放区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如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的专著《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英国记者斯坦因于同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报道和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中国记者赵超构在重庆《新民报》上连续发表的客观报道，也受到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欢迎，后来结集为《延安一月》出版。

　　对于那些正直的中外记者来说，这次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40多年以后的1985年4月，在爱泼斯坦70岁诞辰前夕，有人向他提出问题：在中国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是哪一件?爱泼斯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在以后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这次访问的哈里森?福尔曼，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曾重访我国，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1960年因患心肌梗塞病逝于伦敦的冈瑟?斯坦因，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生前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会重访中国，可惜被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心愿。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9-01-18 11: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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