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2）
2017-11-30 11:21:41  来源：九江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关梦觉

　　理论研究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

　　关梦觉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经济学说史、经济地理、中国经济问题、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等领域都有突出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学开拓者之一。

　　1913年关梦觉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今公主岭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9年考取东北大学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校被迫停课，关梦觉只好回乡教书。1932年5月，东北大学迁往北平，他回校继续读书。1933年，大学刚毕业的关梦觉进入《外交月报》编辑部任编辑，开始关注国际经济问题，撰写抗日文章。1937年，东北籍的进步人士和学生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关梦觉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主持“东北救亡总会”机关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该杂志1938年创刊，1945年8月停刊，为团结东北人民、配合全面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反攻》的舆论阵地，关梦觉发表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寇侵略与掠夺行径。他深刻剖析“日伪物资动员一元化”及“日伪资金的一元化”实质就是“日满一元化”。他认为，日寇推行“以战养战”阴谋，主要是乱发伪钞，夺我外汇，坏我金融;掠夺我物资;倾销仇货;税收掠夺。他指出，在战区，土地根本不能耕种，农民流离失所;“农民被敌人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甚至龙钟老人和孩提幼童，亦不能幸免”;在沦陷区，“敌人在各地大量征收苛捐杂税”;“敌人对原料的搜刮也不遗余力”;“对于各地手工业的破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人力的掠夺，如抽壮丁，强迫劳役等等，那更是无法计算了”;在后方，劳力缺乏，“田园荒芜”，“生产手段的破坏与减少，也成了严重的问题”。

　　1937年，关梦觉加入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为冯玉祥做参谋，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1937年年底，冯玉祥的部队在黄河河套附近战败，部队被打散，关梦觉辗转前往武汉。1938年，郭沫若在武汉组建政治部第三厅，召集了一批进步人士。关梦觉加入其中，积极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1939年，关梦觉辗转来到重庆，担任“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国际问题翻译杂志《时与潮》编辑。关梦觉翻译了大量外国学者分析日德两国经济矛盾的文章，深刻揭露日德法西斯侵略战争对其国内的不良影响，有力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与信心。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掀起反共高潮，《时与潮》杂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关梦觉被列入重庆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的黑名单，最终在叶剑英的关照下得以安全转移。

　　1941年，关梦觉到了河南洛阳，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同年10月被河南大学聘为经济系副教授。29岁的关梦觉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与研究国内外经济问题。同时，他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战时国计民生，撰写的多篇文章对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1943年，国民党迫害进步师生，关梦觉离开洛阳前往西安，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总干事，对国民党统治区严重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物价、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半年后，他前往山西商业专科学校任教，被聘为教授，主讲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地理三门课程，把抗日救国思想贯穿于教学中。

　　1945年，关梦觉在西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西北总支部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担任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笔。他每隔一天写一篇关于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社论，分析、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上的腐败和政治上的独裁。该刊物在西北地区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民主与和平，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关梦觉被迫离开西安，辗转进入东北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关梦觉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经济规律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关梦觉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爱国主义战士。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把经济理论研究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以文字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行为本质，打击敌人，提振了全民族抗日信心。

　　何廉、方显廷

　　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

　　1936年，我作为第二届研究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此结识了何廉、方显廷两位老师。

　　何廉和方显廷两位先生自学生时代就结为莫逆之交，都以拳拳报国之心从海外学成归来，共同致力于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何先生长于领导、设计和组织，方先生擅长调查研究和教学。在南开，何先生是经济研究所所长，方先生是研究主任和执行所长，配合极为默契。他们以“经济学中国化”为指导方针，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大量论著，以“南开指数”和中国工业化系列调查研究等成就而享誉国内外。同时，他们还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为我国经济学教育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和燕京大学、协和医院、金陵大学联合建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任会长。当时招收的第一、二届研究生学科门类分为合作、土地制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地方财政(第二届增加经济史)，目的是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我们第二届研究生共招了9人，入学后赶上欢送何先生去南京政府就职，但他仍担任所长，由方先生任代理所长。我们入学后，天津到处是日本兵，天空日军飞机轰鸣，已经习以为常。临近暑假，一天方先生忽然对我们说，“只要我有饭吃，你们就有饭吃”，我们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七七事变”爆发，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其时我和几位同学正在外地考察。我们去南京见何先生，他说既已出来，就继续考察。

　　1938年春，南开大学仍无复学消息。迫于生计，我到湖南省民政厅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就接到方先生发来的三封电报，一封发到我家，一封发到湖南辰谿刘君煌(经济研究所第一届同学)家，一封发到民政厅，告知我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已迁至贵阳并更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由方先生主持协进会业务，邀我前去工作。1939年，由于贵阳遭到日寇大轰炸，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无法继续，方先生与何先生商定，将南开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校内，继续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恢复招收研究生。抗战期间，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各地合作单位的实践调查均无法按原计划进行，方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动态，将研究生的主要学习和研究方向调整为经济理论与货币问题。他1941年到1943年赴美访学期间，从国外大量搜集西方刚刚兴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著作并迅速纳入教学课程。

　　1944年1月，方先生重返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职，同时应何先生之邀，担任中央设计局研究部主任，受命主持编制《(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 (提要)》，到1945年底完成。这两项成果集中展现了他们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构想。抗战期间，南开与清华、北大在昆明共建西南联合大学，惟独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是便于何先生管理之故。经济研究所从1939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到1948年共招11届，培养研究生59人，研究方向分为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国际经济、货币银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统计、经济史等。

　　抗战胜利后，何先生与方先生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所，同时主编《经济评论》周刊。但此后不久，由于国内局势和经济秩序混乱，各项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开展。1947年后，方先生接受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邀请，长期在联合国任职，致力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研究。何先生则赴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并访问了多所大学。1948年夏，何先生受命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当时，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研究。何先生给我寄来500美元作旅费，催我赶快回国。后来，何先生去了美国，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者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30 11: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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