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一）
2017-12-20 10:55:04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在14年抗日战争中，我们八路军留守兵团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团结战斗，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守卫千里河防、反磨擦斗争、大生产运动等艰巨任务，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1 937 年8 月，在我党的努力推动下，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讨论决定我党我军的战略方针等问题，8 月22 日至25 日，中共中央政洽局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当时，我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会前毛泽东同志委派我到洛川为会议做准备，随即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明确了我军应以创建根据地、箱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确定我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会议还就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要不要留一支部队保卫和巩固陕甘宁边区，使之成为全国抗日大本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有少数同志提出，陕北地膺、人贫，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主力一块走。毛泽东同志则坚持在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党中央仍留在陕北，并留少数部队保卫党中央和巩固发展陕甘宁根据地。他反复做工作，说明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扎根陕甘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937 年8 月、9 月，我八路军总部和第115 师、120 师、1 29 师主力先后开赴华北杭日前线，中央军委将从八路军各师抽出的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任命我为留守处主任。同年12 月，中央军委又将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我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桦任政治部主任。1937 年10 月，留守部队统一整编为8 个警备团和第770 团及骑兵营、哪〔 娜县，今富县)甘(泉)独立营，并设有绥德警备司令部，延安保安司令部。其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能，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并明确了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在8 年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时刻关怀着我们留守兵团的成长。1 朋7 年12 月，留守兵团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同志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的道路。他还拍着我的肩膀风趣地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缕。，这充分表达丫党中央对留守兵团的深切期望，给我们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留守兵团虽然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陕北红军和地方武装抽调的部队组成的，但这支部队素质很好，绝大多数同志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很大，干部战士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由于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制度不统一，还存在着组织纪律松懈等问题，不团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怎样才能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留守兵团建设好，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有一次，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提起如何抓好留守兵团部队的建设问题时，他亲切地对我说，要把这支来自各个方面的、比较松散的队伍建设成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

　　为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革命精神灌注部队。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研究确定以“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为留守兵团的四大工作，并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每星期给战士上4 次政治课，干部普遍组织了学习小组。当时的政治教育，主要抓了两个方面：一是结合形势和任务，加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二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特别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学习竞赛的号召以后，留守兵团的学习出现了新的热潮。当时，高级干部中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一般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墓本理论和《联共(布)党史》 。战士学习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的《 政治课本》 。兵团政治部还出版了《烽火报》 和《 烽火副刊》 ，创办了烽火剧团，用各种形式配合教育。通过几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通过延安整凤运动，大大提高了千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不断清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凤，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提高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944 年4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具体指导我们留守兵团总结了政治工作经验，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谭政同志组织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并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多次修改，最后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说留守兵团“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和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并明确指出，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如此英勇，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其根本原因就是有深人细致的政治工作。4 月20 日，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干部重视并研读这一文件，把这一文件列为连以上干部整风学习文件和教材。40 多年来，这个文件为加强我军政治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还十分关心我们留守兵团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他要求团以上干部要研究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要虚心学习前方部队的作战经验，部队训练要少讲多练，要用启发式，提高军事技术，把部队建成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同时培养和储存干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从留守兵团部队的实际出发，注重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水平，改进部队的教育训练。当时，留守兵团的条件很艰苦，我们号召大家因陋就简，搞好学习。没有教室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没有教具就自己制作，很快办起了参谋、防化、侦察、机枪、特等射手等各种训练班。1940 年，还创办了轮训营以上千部的军政研究班，培养训练干部。毛泽东同志的《 论持久战》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本著作，我们把它列为留守兵团千部学习的基本教材，在干部中，掀起了学习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热潮。在学习中，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军事理论与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在练兵中，我们倡导了要把战术训练与技米训练分开。在技术训练中，又着重于刺杀、射击、投弹和近迫作业四大技术的提高，战术训练坚持以近战战术为中心，以班排动作、夜间战斗、河川战斗以及森林等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为训练重点。这种既适应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又体现正规化要求的训练，得到毛择东同志的赞许。有一次，他看到我写的一本《近战战术》的小册子，马上给予了肯定，并指示《 八路军军政杂志》 社印成教材，发给部队学习参考。同时，我们还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统一了部队建制，逐步制订了值班、汇报、会议、请假、检查、总结等各项制度，颁布了内务、纪律，参谋、作战、机要，文书档案等各项条令、条例，使部队做到了处处有章可循，纪律严整，逐步走上正规。

　　经过这样的学习和训练，留守兵团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先后向前方输送了2000 多名干部。

　　(二)

　　杭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环境十分复杂。黄河以东，日军与我隔河相望;其它三面被蒋介石部署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边区以内，还残留着许多土匪，经常捣乱。因此，留守兵团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以后，陕甘宁边区内的土匪破坏活动更加猖撅。除零星的散匪外，还有以薛芝茂、李钦武、赵老五等为头子的43 股土匪，共计4000 余人，2000 多条枪。他们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我工作人员，破坏我地方行政机关，无恶不作。为了彻底清除匪患，安定边区的生活秩序，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我们留守兵团组建以后，很快集中力量，采取在战术上“猛打穷追，堵截合击”与在政治上争取瓦解相结合，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斗争方法，用了不到1 年的时间，经过几十次大小战斗，就基本上肃清了边区内的土匪。当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后，他又惊又喜，对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清除了匪患，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当即提笔起草了1 个电报，通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表彰留守兵团。

　　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北起府谷，南至宜川，有千里之遥，它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从1938 年至1040 年，日本侵略军先后向我河防阵地发动了数十次进攻。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等装备上的优势，曾多次企图强渡黄河，速战速决，摧毁我边区根据地。我留守兵团各部队及增援边区的第120 师350 旅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一方面团结边区人民在黄河西岸修筑了上千里坚固的河防工事，另一方面，在我晋西北主力部队的支援下，积极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武装进攻。在战斗中，我们采取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如在敌人首次进攻河防时，我警备6 团指战员，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个个沉着应战，敌人在东岸远距离炮击时，我一枪不发，待敌军密集拥下河岸时，我军一声令下，集中火力猛烈射击，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然后趁敌人慌乱之机，派出部队悄悄渡过黄河，奇袭敌人侧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仓皇退逃。在斗争实践中，我们及时总结了河防战斗的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半渡而击，。就是在敌未达我火力地带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进入我火力范围，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或击敌于登船之处，或击敌于渡河之中，或击敌于登陆之时。四朋年夏天在宋家川战斗中，日军曾调动1 . 5 万余人的兵力，并配有大炮和飞机，企图重兵强渡黄河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我留守部队，巧妙设伏，机警隐蔽，昼夜坚守阵地，待敌人大部队到达河岸时，我突然给予猛烈射击，经过3 昼夜激战，粉碎了敌人强渡的阴谋。另一条是“主动出击”。就是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前提下，选择时机，东渡黄河袭击敌人。如1938 年5 月，山西省离石一带的日军1 个旅团企图进犯我河防。我们摸清了敌人动向后，当即派l 支部队夜渡黄河，突袭了汾离公路王老婆山敌营，经过激烈的肉搏，歼敌200 余人，粉碎了敌人进犯边区的企图。在以后的诸次战斗中，我们均采取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始终固守了干里河防，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留守兵团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断进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斗争。1 938 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了3 次反共高潮，每次都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骚扰、破坏和封锁。我留守兵团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磨擦斗争。1939 年底至1940 年初，阎锡山疯狂反共，进攻我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当时党中央派王若飞和我带着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找阎锡山谈判。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明确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阎锡山看后要求我们把第4 句改为：“我必自卫”。我们请示毛泽东同志，他说，一个字也不能改，我们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1940 年3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反磨擦斗争的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敌我友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在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坚决贯彻毛择东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一个个反磨擦斗争的胜利。

　　国民党驻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一个搞反共磨擦的专家。抗战期间，绥德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的统一战线组织。我们为了争取团结何绍南抗日，让他担任分会主任的职务，我绥德警备司令员陈奇涵同志担任副主任。但是，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不但不做抗日工作，反而调集保安队400 余名，还收罗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6 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充当制造磨擦的打手。他在绥德任职两年，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1 93 9年5 月，在何绍南的授意下，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了我杨家园子驻军，打死打伤我指战员数一十人。9 月，他面谕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我718 团3 营副营长尹才生同志。10 月，他又指使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并串通一些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他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和115 师通行证，冒充八路军偷贩烟土，败坏我军声誉… … 。对此，我留守兵团部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始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我们的斗争是有节制的;但何绍南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认为我们软弱可欺，更加为非作歹。有一次，何绍南路过延安，我领着他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一见到何绍南就很生气。当场声色俱厉地历数何绍南一件件破坏抗日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痛斥得何绍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头都抬不起来。虽然当时何绍南慑懦应允，但回到绥德以后，仍旧故伎重演，继续搞磨擦。直到359 旅驻防绥德，王震同志兼任了绥(德)、米(脂)、茵(今佳县)、吴(堡)、清(涧)警备司令，同何绍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才有所收敛。然而，在日军集中兵力进犯我河防时，何绍南却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当日军被我击退后，他又窜了回来，煽动保安队袭击我河防部队，打死我机枪连长和哨兵多人。我留守部队当即给予坚决反击，赶走了何绍南。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大肆造谣，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伎俩，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以我的名义发给国民党当局。电报一方面表彰王震同志坑日的功绩，请予嘉奖.另一方面又揭露了何绍南贪赃枉法，弃地潜逃的罪行，使国民党当局无言以对。

　　1939年春，陇东地区接连发生多起磨擦事件，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正规军的配合下，先是攻占了我镇原、宁县两个县城，继而侵占我淳化、拘邑(今句邑)、正宁3 县和边界6 个区，43 个乡。我留守部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指导我们处理了大批反磨擦斗争的文电。一次，我们起草了l 份给蒋介石的通电稿。毛泽东同志亲白对电文进行了反复推敲修改，在电文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l 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俱，后方纷争，实属不应再有。苟一方拚杀于前，他方复乘机夺自于后，则不舍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了!"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谓苦口婆心。在修改给国民政府军委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的一份电文中，毛泽东同志又明确写道：“镇宁两城虽被侵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钩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和平处理，撤兵为先，·一专员钟竟成实为历次启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彻惩，出自钩裁。”这充分表达了我党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原则问题决不含糊的坚定立场。在国民党驻兰州的第8 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复电答应派人调查此事件后，毛泽东同志又认真仔细地修改了我们的复电，把原稿的语气改得比较缓和了，并在电稿的旁边加了一句话，“此稿原文措词太激，甚不相宜”，以提示我们要注意斗争策略。这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既要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又要有理、有利、有节，而对中间派的斗争，则必须采取既斗争又团结争取的方针。如我们在处理与国民党驻防榆林地区邓宝珊将军所属部队的关系问题上，就是坚持这样做的，并多次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教诲。邓宝珊先生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与我们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等有深厚的交往，思想比较进步。他主张国共合作，同心协力抗击日本侵路军，并与我党我军建立了友好的关系。1938 年5 月，邓宝珊路过延安，毛泽东同志让我陪同一起去看望了他。当时，毛泽东同志与邓宝珊将军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并请他一起吃饭，诚恳地挽留邓宝珊将军在边区各处走走，看看，请他对边区建设多提宝贵意见，邓宝珊很受感动。以后，他多次路过延安，每次都去会见毛泽东同志。1 939 年冬，邓宝珊所属部队的l 个营长挑起了磨擦事端，两军相峙，剑拔弩张。闻讯后，我起草了1 份电报致邓宝珊将军，通报事情发生的经过。电文最后这样写到：“恳请速电制止，如将该营即调他处，以平公债，并将敲诈人民，贪赃枉法，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肇事囚犯之宋营长撤职严办，以惩刁顽，而维法纪王”毛泽东同志看后，将这段话全部删去，改成“事件发生谅系宋营长受人挑拨所致，现在事志颇为严重，敬恳我公速电制止该营长，勿再寻衅，然后查明事实，合理处置，并可否将该营另调他处。”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策略思想，我们很圆满地处理了这一事件，双方军队又和好如故，协防抗日。由于正确处理了与邓宝珊将军的关系，就大大巩固了我陕廿宁边区的北部防线，维护了边区的安全。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0 10: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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