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系列之：事变前两广军阀曾勾结日本
2016-04-09 09:51:18 来源：凤凰网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酿成了宁粤对峙，让日本有可乘之机
九一八前宁粤对峙两广军阀搭上日本
1931年2-3月间，蒋介石因与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在南京软禁了胡汉民。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并促成了反蒋联合阵线的再次形成。各方反蒋代表人物云集广州。5月25日，粤方以唐绍仪领衔，汪精卫、林森、古应芬、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历数其篡党祸国之种种罪状，要其48小时之内下野。孙科也致电蒋介石，附和唐绍仪等人的通电，劝其下野。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两广势力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此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反蒋地方实力派--西南派，宁粤对峙正式形成。
西南派此时最大和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与发动国内的反蒋运动。为此，他们转向日本寻求支援。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的请求，并表示要派人赴日本。
经过一番磋商之后，陈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于7月26日携刘纪文（化名“广田文雅”）、甘介侯（化名“南介吉”）秘密前往日本访问。至8月13日离日之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以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进行过多次会谈。
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方提出的要点有：在广州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除一般性条款之外，还必须规定不侵略条款以及日中两国正纠缠或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与事项，其中须特别规定解决“满洲问题”，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确立日本国民（不论内地人或朝鲜人）在满洲的安定居住及和平从事商、工、农等职业的状态；上述条约须经中国国民的承认。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
币原外相当时判断：陈友仁访问他的真意在于以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
但陈友仁秘密赴日的行踪泄露，反而被南京方面披露，广州方面极被动。
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与南京政府紧张交涉万宝山、中村两事件之际，它允许广东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关于满洲问题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日本对西南派反蒋活动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也是它对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外交上的配合。
在日本政府允许陈友仁访日之前，军部为牵制张学良的兵力于关内，以利于在关外发动事变，已经派遣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而石友三7-8月间发动的反张、反蒋叛乱，也受到了广州政府的支持，他被委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广州方面还派遣邹鲁北上华北，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武力反蒋之事。邹鲁住在天津期间，土肥原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多次与他会面，土肥原甚至提出要邹鲁去主持东三省。这是日本同时插手华北与华南反蒋运动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
9月20日，蒋介石与何应钦、陈铭枢、熊式辉会商时局。蒋氏说：“日本侵我东省，如我内部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此时当谋团结为先。”21日，蒋返京后召开会议，商讨与粤合作办法，蒋氏主张：“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并提出三种方案：“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
然而，九一八事变在两广军阀眼中，却成为可以用意逼迫蒋介石让步下野的工具。就在同日，粤方唐绍仪、孙科、汪精卫、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人联名通电，敦促蒋氏下野：“日剿共救灾对外诸问题，非执事下野无法解决；而推倒个人独裁，实行训政，造成民主政治诸根本问题，尤非执事下野无从开始进行”，并声称“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政府”。粤方通电，显然要蒋氏先下野，后谈和平统一。
此后，虽然蒋介石步步退让，按照粤方的要求先释放了胡汉民，调动南京驻守部队构成以保证粤系代表安心不受控制，又连续举行了广州和上海两次和谈。但胡汉民离开南京后，先在上海，后长期居留香港，走向了彻底反蒋的道路，在他主持下，粤系更是一口咬死，任何方案都非蒋介石下野不可。蒋、胡矛盾与宁粤对立，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1931年底，胡汉民刚到南方，蒋胡对立的格局初现端倪，日本关东军就派土肥原贤二求见。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联络接洽的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拢的工夫”。
九一八到一二八：两广军阀客观帮了日本
日本军部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在集中解决“满洲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在《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对策》中，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这是日本在事变后由军部制定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再次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前夕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
参谋本部第二课于次年1月21日拟订了《对华一般方策》，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对于日本而言，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是难以忍受的。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会尚未结束，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他计划让中央于汪精卫，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
但粤方依旧不依不饶，在胡汉民主持下，粤方提出，只有蒋介石下野为前提，粤方代表才会赴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12月15日，就在日本关东军南下锦州，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全力命令和规劝张学良率东北军在锦州抵抗的紧要关头，在胡汉民等的反对下，蒋介石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通电下野。宁、沪、粤三方的国民党势力随即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广东派为主的孙科内阁，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宣布取消，1932年1月1日起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奉胡汉民为精神领袖，“西南派”正式挂牌。
但继之的粤系孙科政府，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支持，连粤系之长胡汉民也并不全力支持他，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藉此削弱蒋的力量。北方西方的一批地方实力派新军阀更加不买他的帐，在九一八事变后最重要的善后时期，取代了蒋介石的粤系孙科政权根本一筹莫展，白白浪费时间。直到1932年日军变本加厉挑起了一·二八事变。
淞沪抗战爆发后，最早积极呼吁蒋介石恢复军权的并不是忠于蒋介石的黄埔系，而是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将领。他们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戴，请蒋复职。其中最为恳切的就是在上海前线指挥抗战的蒋光鼐、蔡廷锴等人。2月1日，宋子文电蒋报告：“兹晤蒋光鼐总指挥，据云目下时局紧急，军事提挈不可领袖无人。现拟由十九路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等联名通电，敦请钧座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全国军人，一致对外。”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也电蒋表示：“军事应有中心，请督率袍泽，早济时艰。”
随着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对日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交涉”，这就更需要一个能统帅全国的军事领袖。而在国民党集团内部，无论是粤方还是其他派系领袖，都无人能担此重任。面对国难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御侮的呼声，粤方为了国民党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打击蒋氏垄断党、政、军权的愿望。蒋介石得意复出重掌政权。
而同时，也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2月1日，西南派的邓泽如派人秘往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向日方通报了西南派关于“广东独立”的计划，拟悄悄脱离国民政府，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以达成实施反蒋运动的目的。虽然这一计划因胡汉民的反对而搁浅，但两广势力的策略却是一脉承之的。九一八事变前后西南派开创的表面痛骂蒋介石抗日不力，暗中与日本勾结反蒋的模式，成为此后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结束西南派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09 1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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