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2017-12-20 09:20:18  来源：大众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反对沈鸿烈反共“磨擦”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经过抗日战争锻炼，日益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的畏惧。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磨擦”，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为全党全军进行反“磨擦”斗争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也为冀鲁边区军民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冀鲁边区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串通一气，密谋策划，制订了旨在反共的“冀鲁联防”诡计。

　　1938年底，沈鸿烈在鲁西聊城一带遭到日军打击，退到鲁北惠民县一带。他不敢和日军作战，却积极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妄图把八路军“挺纵”赶出冀鲁边区。

　　八路军“挺纵”活动在冀鲁两省交界处，津南、鲁北均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域，进退两易，回旋余地大。沈鸿烈看到了这一点，同鹿钟麟串通一气，密谋出一条他认为“万无一失”的诡计，那就是山东方面用软的办法将八路军“挺纵”赶出鲁北，河北方面用硬的手段吃掉或挤走八路军“挺纵”在津南的部队。他们认为软硬兼施、南北夹击，定能成功。为了实施其反共的“冀鲁联防”，沈鸿烈到鲁北整顿国民党武装，打击边区抗日军民，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撤换抗日县长牟宜之。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冀鲁边区抗日军民同沈鸿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为了实施反共的“冀鲁联防”,破坏国共联合抗日，沈鸿烈函令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政府”，“务必使共产党、八路军无法存身”。意思是要他独揽党、政、军三权，束缚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限制共产党八路军发展，处处事事予以刁难，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应，也不准建立抗日政府和向百姓征收粮款。牟宜之系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出任乐陵县长，与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因而对沈鸿烈的命令不予理睬。沈鸿烈恼羞成怒，先斥责牟失职，继而又电召牟回省城述职，想趁机撤换他，遭到牟的托词拒绝，弄得沈鸿烈无计可施。

　　1938年11月底，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尽力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到惠民城向沈鸿烈阐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观点，批驳了沈强调边区地域、筹措粮款困难之辞，严正指出，抗日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抗日，人人有责。在民族危亡之际，彼此应去掉成见，精诚团结。不久沈鸿烈致函肖华，要肖华到乐陵洽谈政事，其实是企图再次同八路军较量，把“纵队”赶出山东;另外，想带走牟宜之，另派顽固分子来乐陵同八路军搞“磨擦”。肖华接信后，认为这又是一次对沈鸿烈进行争取的好机会，便同意会谈，并做好了准备。

　　12月的一天，肖华到乐陵与沈鸿烈见面后，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问题。沈鸿烈非但不听，反而强调日军武器精良，国力雄厚，污蔑八路军同日军作战如以卵击石。肖华义正词严，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沈鸿烈无言以对，恼羞成怒，硬逼肖华带领八路军尽快撤离山东，并命其部属将牟宜之架上汽车，妄图强行带走。当车队行到乐陵城南关时，便遇到上万名群众阻拦。“拥护牟先生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坚持抗战，反对磨擦”、“反对破坏抗日者”等口号声震天动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他下令开车，但车前跪着白发老人，他又命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无畏惧，不少青壮年都怒目圆睁，卷起了袖子。沈鸿烈知道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自己狼狈地逃出乐陵。此后，为保持乐陵县抗日政府的性质，争取与沈鸿烈合作抗日，经谈判，由牟宜之推荐，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指派原县政府秘书王亦山出任乐陵县长。

　　与沈鸿烈的这场斗争，使人民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嘴脸，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顽斗争情绪。经过斗争，沈鸿烈的反共阴谋被彻底粉碎。

　　二、大赵村战斗与杨靖远牺牲

　　沈鸿烈借口统一军令企图把八路军赶出鲁北的阴谋遭到失败，鹿钟麟则妄想用武力消灭津南的八路军。他收买了在盐山县四区大赵村一带的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其枪支弹药，指使其大搞反共活动，与共产党八路军搞“磨擦”，破坏抗日。当时盐山县划分为5个区，除第四区为孙仲文盘踞，其他4个区都是抗日根据地。为了霸占整个盐山，孙仲文企图先吞掉地理环境对他有利的第五区。冀南六专署专员杨靖远从抗日大局出发，决定亲自会见孙仲文，说服孙放弃反共立场，共同抗日，粉碎鹿钟麟的阴谋。他只带一人到了大赵村，同孙仲文对面交锋。当孙埋伏的枪手正要行动，杨靖远与随同人员挟持着孙仲文离房出寨，骑马奔回驻地，脱离了险境。

　　八路军“挺纵”因孙仲文怙恶不悛，坚持反共到底，决定予以狠狠打击。1938年12月，杨靖远指挥一个中队直攻大赵村。符竹庭带五支队策应，防备无棣之敌进袭。反动地主武装孙仲文部已有准备，寨门紧闭，且火力密集，不易攻入。战斗中杨靖远壮烈牺牲，尸体被孙仲文抢走，并将头颅割下挂在寨门上威胁群众。

　　杨靖远牺牲后，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在为其举行追悼会时，肖华介绍了杨靖远的生平，亲笔写了“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的挽联。追悼会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义愤，纷纷请战，要求坚决消灭孙仲文。几天后，肖华命周贯五率部队连夜开赴盐山，攻破大赵村。孙部大半投降，少数顽抗者全部被消灭。之后，八路军在盐山第四区建立了抗日区政府，接着又趁势向东北发展，建立了新海县抗日政权。

　　三、团结争取高树勋部抗日

　　1938年12月中旬，蒋介石从鲁南山区调石友三、高树勋为首的第十军团，插入河北省南宫县一带的冀南地区，配合鹿钟麟向抗日军民制造“磨擦”，到处建立反共的第二政权。12月下旬，高树勋率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北移，从山东夏津县、恩县一带跨越津浦铁路进入鲁北，开赴盐山。暂编第一军开入冀鲁边区，用意十分明显。国民党顽固派眼见“冀鲁联防”破产，不肯善罢甘休，调高部入境，是想制造大规模的武装“磨擦”，把八路军挤出边区。高树勋是河北盐山县人，比较倾向于抗战，因而与其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隔阂很深。蒋介石派他来，是想利用他以乡土情谊笼络人心，孤立、排挤八路军。但又怕他与八路军接近，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处主任、CC派分子马皋如任暂编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监视高的行动。

　　肖华分析了高树勋不被国民党信任、受人排挤的处境，认为他是团结的对象，应争取其向抗日的方面迈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马皋如等人肯定会蓄意挑动高军与八路军搞“磨擦”，因此确定了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的方针。决定：(一)以主动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协助高军搞好粮食供应。(二)对高军中反共分子挑起种种“磨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三)各级武装都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高部抵达津南专署驻地盐山旧县镇时，八路军“挺纵”机关在旧县镇附近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肖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词。肖华并派六支队司令员邢仁甫宴请高树勋，希望他多做对抗战有利的事。高树勋表示与八路军各部协同作战。双方确定交换抗日军事情报，划分抗日阵地。高部驻盐山、庆云交界处。

　　高军初到时，双方关系融洽。肖华、邓克明、符竹庭数次前往高树勋部驻地，与他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高树勋也表示与八路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还派人专程送来一封信由肖华转交高树勋，在信中列举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同室操戈，在敌后制造“磨擦”的种种事实，恳切地劝戒高树勋要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与石、张、侯、朱等辈为伍，成为民族的罪人，遭国人的唾骂!

　　肖华、符竹庭也亲自去高军中作报告，把抗日主张讲得深入浅出，有条有理，在其部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与此同时，以CC派马皋如为首的反共分子，却暗地策划一个个阴谋，在津南各县建立反共反民主的“二政权”，与抗日民主政府对立，制造冲突，以达到既防止高树勋联共抗日，又排挤八路军的目的。为了拉拢收买高树勋，马皋如先保荐高树勋的妻兄刘松龄为宁津县长，由鹿钟麟下委任令，随即又组建了庆云、盐山、南皮等7个县的“二政权”。此前，马皋如在宁津县组织了“河北保安第二总队”，由鹿钟麟委任王淮川为大队长，并网罗了惯匪高华胜等亡命之徒，驻于吴桥县高集一带。1938年12月25日夜，刘松龄与王淮川派人进入宁津县城，策动八路军连长刘福明叛变，内外相应，袭夺了宁津县城。事发后，抗日县长李毓祯翻墙脱逃，秘书盖津源被俘。刘福明打开县监狱，将在押犯人和土匪都放出来，打死打伤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10余人，拉走60余人，步枪50支。“挺纵”某部九连闻迅及时赶来，王淮川等人占领县城的阴谋没有得逞。

　　肖华等纵队领导敏锐地感到这是大阴谋前的一个信号，马皋如等人显然想以此为争端，挑动八路军与高军发生冲突，以便坐收渔利。经过研究决定，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对宁津县城暂且不动，避免与高军正面冲突，先消灭保安队的匪徒，给马皋如一个迎头痛击。

　　1939年1月下旬，曾国华支队袭击了刘曹庄，将保安第二总队打得狼狈逃窜。大队长王淮川负伤逃亡，抗日县政府秘书盖津源被救回。

　　2月8日，“挺纵”获得消息，保安队抢劫了20多辆大车，经过程庄逃往李家桥，占据了两家地主宅子，准备在那里过年。纵队领导即令五团二营营长齐丁根带两个连包围李家桥，务必将其一举歼灭。14日凌晨，齐丁根带着五连、八连进攻李家桥。不多时，将保安队占据的两座宅子和炮楼全部攻克。保安二总队除30多人逃窜、投奔吴桥县张国基外，其余全部被歼，袭击宁津县抗日政府主犯梁连成、高华胜、叛徒刘福明等人被当场处决。100多名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八路军“挺纵”在乐陵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不给“二政权”纳粮纳税，紧密团结在抗日政府周围。

　　马皋如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征粮问题上大做文章，直接挑动高部与八路军发生“磨擦”。1939年初春，出现春荒，部队军粮成了问题。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肖华等边区领导带头吃糠咽菜。千万百计节约粮食，渡过难关。同时，肖华从抗日大局出发，仍指导各地克服困难，尽力帮助高树勋部队搞好供应。马皋如见有机可乘，就在高树勋部队中到处煽动，挑动高树勋部队官兵与八路军对立的情绪，同时又操纵随军的“二政权”，让他们出面，在高部掩护下，四处催粮派款，制造冲突。刘松龄带高部一个排到二区要粮要款，并将二区区长打死。之后，盐山、庆云、南皮等县都发生了类似情况。全区抗日军民，对高部此种行动，无不义愤填膺。各地抗日政府一面与高部交涉，一面张贴告示，重申除抗日政府外，其他人均无权征派粮食，军队供应有困难，应与抗日县政府协商解决，不得擅自征粮。但在马皋如等人的煽动下，高部官兵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横行无忌，四处催粮催款。另外，还派兵到处撕政府告示，抓走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高部的行径，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极大气愤，纷纷要求给予严厉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肖华等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认为这又是马皋如等人反共分子的新阴谋，应迅速粉碎。在征粮问题上不能含糊，原则问题决不退让。肖华亲自找到高树勋进行交涉，高开始不承认自已部下违纪的行为，反而把责任推到八路军身上。肖华据理力争，列举种种事实，说明高部的胡作非为，危害百姓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在粮荒严重之际，军粮问题要与各级抗日政府协商解决。高树勋在事实面前和肖华的劝诫下，终于答应了两个条件：一、在各地抗日政府协助下，解决军粮问题;二、立即放回被扣的抗日政府工作人员。

　　冀鲁边区军民坚持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重斗争策略，教育了高树勋，又一次粉碎了马皋如等人的阴谋。

　　1939年1月起，日军开始“扫荡”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自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打击日军，连战连捷。但是，高树勋始终沿用国民党军队那套老战法，既不肯东奔西走，作战略转移，又不愿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常常是几千人的大军，挤在一起，行动迟滞，奔波劳累。肖华多次劝告，他却不听，结果他的部队在善化桥、刘背津、罗张家三次遭日伪军袭击后，于7月11日夜又在乐陵宁家寨被日伪军团团围住，处境十分困难。次日拂晓，日军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高部警卫连依靠丈高土围子拼死抵抗。高树勋眼看宁家寨即将失守，急令驻在附近的所属部队救援，但均被日军打垮。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突围，但在日军的猛烈火力下，两次突围未成。日军见此派人喊话要高树勋投降。高树勋拒绝投降，一面下令部队死守，一面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吴桥张国基、德平曹振东发报求援。张、曹为保存实力，袖手旁观。高树勋无奈，只得向八路军“挺纵”求援。肖华立即在接电当晚带部队于深夜1点多赶到宁家寨附近，两点钟发起进攻。高树勋见援兵已到，下令部队冲锋。日军腹背受敌，不明虚实，于当日拂晓撤围。战后清点战果，仅八路军“挺纵”就消灭日军60多人，伪军100多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0支和其他部分军用物资，生俘两名日军军官。

　　这一仗，八路军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使他看清了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对抗日友军是真诚相待的，同时也认识到，搞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不久，高树勋毅然率领部队撤离了冀鲁边区，其附属的“二政权”随之垮台。

　　四、开展反汪、驱鹿、拥朱运动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出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叛国“艳电”，劝说国民党政府就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叫嚷对中国共产党“则应彻底抛弃其组织和宣传，并取消边区政府及军队”，大肆煽动降日活动。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愤怒声讨。延安、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香港等地均举行讨汪大会。中共中央于1939年1月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一切办法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批驳汪的汉奸理论，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投降运动。蒋介石集团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讨汪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密谋妥协投降的活动。

　　在全国开展讨汪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磨擦”阴谋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在日军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等抗日民主政府领导敌后抗日军民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之际，公然非法宣布取消抗日的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冀南、冀西等地区派第二专员、第二县长，与抗日民主政权相对抗，并指使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大搞反共“磨擦”活动。他们袭击八路军，暗杀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迫害民选县长、区长，摧残抗日政权，捕杀民众抗日领袖，解散抗日团体，激起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0日作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提出一面与蒋介石及其各将领谈判斗争，一面坚持下列主张：为了发展冀、察、鲁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军部队，多开一部分赴三省;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的现行抗日民主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更应加强;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等等。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冀鲁边区特委从1939年2月起，动员全区军民开展了反汪(汪精卫)、驱鹿(鹿钟麟)，拥朱(朱德)运动。批驳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汉奸谬论，揭露其投日卖国阴谋，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投降运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要求撤换鹿钟麟，拥护真正的爱国抗日将领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边区各县党政军干部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深入机关、部队、乡村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次反汪、驱鹿、拥朱运动，时间长，规模大，对广大军民教育深刻，社会影响面广。通过这次运动，使全区广大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汪精卫等人投降卖国的汉奸嘴脸，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进一步认识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0 0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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