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日军在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2017-12-20 09:23:17  来源：大众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的斗争策略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广州、武汉陷落，进入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战争呈现犬牙交错状态。中国军民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使日军兵力大量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战场扩大，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后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使其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加之因军费支出剧增，租税加重，国内人民厌战心理日增，迫使其不得不考虑以攻占广州、武汉为战略进攻的终点。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方针已彻底破产。

　　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调整。一方面，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集中重兵回师华北，逐渐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冀鲁边区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日本陆军部曾经在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山东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冀鲁边区是敌人回师“扫荡”的重要目标之一。从1939年1月起，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20000多兵力，分别由沧州、德州、济南三地出发，向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抗日中心区进行合击。敌人一面“扫荡”，一面占领县城，修公路，筑碉堡，企图与八路军“挺纵”主力决战，最后达到一举消灭的目的。八路军“挺纵”主力和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冀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在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一个下马威。只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卫边区。为避敌锋芒，“挺纵”机关撤出乐陵城，“挺纵”四、五支队跳出宁(津)、乐(陵)边抗日中心区。同时，又对反“扫荡”做出了具体部署：肖华、邓克明率“挺纵”司令部机关和四支队一部活动于东光、南皮一带津浦路沿线;符竹庭、曾国华带领五支队南下鲁北;周贯五带六支队机关和七团留中心区活动。运河、商河、津南等几个支队和各县县大队留守原地，分散与敌周旋，相机四处出击，骚扰敌人，使敌人兵力分散，便于将其歼灭。

　　面对强敌，英勇顽强的冀鲁边区军民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准备迎接残酷斗争的同时，也更坚定了与敌血战到底，誓死保卫边区的决心。分散活动的各八路军主力部队认真执行避实就虚的游击战原则，巧妙避开敌人追击，主动寻找战机，准备狠狠打击敌人。

　　二、韩集伏击战

　　1939年1月20日，日军在盐山县城集结了一个旅团和大量伪军，沿盐山、乐陵公路向“挺纵”六支队驻地旧县镇扑来，妄图消灭六支队。根据敌情，六支队采取“敌进我退”的作战方针，迅速撤离了盐山县旧县镇。敌人扑空后随即南进。第二天，支队侦察员报告，明天又有一中队日军200余人继续南犯，还有几十辆大车和物资，准备到旧县镇安据点。据此，支队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盐山县韩集村打一场伏击战，由七团担任主攻任务，副团长仉鸿印任前线指挥。

　　韩集北距盐山城15公里，南距旧县镇5公里，坐落在盐(山)、乐(陵)公路边上。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仉鸿印指挥各种武器一齐开火，七团指战员凭借坟地、树干掩护，顽强战斗。

　　中午，韩集及周围村庄的群众，听到八路军把日军围困在公路上的消息，欢欣鼓舞，纷纷跑来参战。有的提蓝挑担，冒着生命危险送饭送水，有的老大娘把熟鸡蛋塞在战士的衣袋里;青抗先、农救会组织青年扛着鸟枪、土炮上火线同八路军一起打敌人;更多的群众则拿着大刀、红缨枪、七节鞭，甚至铁锹、木棍在村头树林里呐喊，为八路军助威。被围困的日军见到四面八方人山人海，一片喊杀声，更是惊恐失措。从中午到太阳西沉，敌人的几次反扑都被七团击退。日军中队长西村恼羞成怒，亲自率领百余残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北攻击，企图突围。这时，七团发起全线攻击，战士们跃上公路与敌展开血刃战，西村在混战中被击毙，日军中队全军覆没。

　　这一仗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缴获步枪200余支、掷弹筒4个，弹药无数，小麦、大米、面粉、军毯、军服、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计60余车。

　　韩集伏击战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冀鲁边区军民的斗志，保卫了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为八路军坚持平原游击作战树立了典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抗战两年总结中，曾把韩集伏击战作为平原战斗取胜的光辉范例，予以表彰。

　　三、三打灯明寺

　　继韩集伏击战之后，肖华率部在东光县又取得了三打灯明寺战斗的胜利。

　　自日军开始打“扫荡”后，肖华率部撤离乐陵城，不但先后在孔家坊、苗家集两次出敌不意伏击日军，还在东光县南霞口一带发动群众，破坏津浦铁路5公里，造成津浦路数日不能通车，中断了日军军运，日军大为恼火。东光县既是冀鲁边区的西方屏障，又是冀鲁边区与冀中、冀南战略区连接的交通枢纽，也是坚持铁路沿线斗争的抗日基地。东光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建，严重威胁着日军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安全，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光县，一面派部队追踪八路军，一面布置在东光境内加修据点，妄图变东光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

　　1939年1月26日，东光日军联队长滕井带领200多名日军、100多名伪军，出动十几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和一些建筑材料，到灯明寺修建据点。

　　日军的行动意图，很快被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侦知。“挺纵”司令员肖华、参谋长邓克明和五支队长曾国华率五支队分别从宁津县大曹村、南皮县董村出发，连夜冒雪急行军40多华里，赶到灯明寺以北3华里处的一片洼地，做好战前准备后，乘夜色悄悄地向灯明寺进发。夜间11点，尖刀班悄悄摸进村子，干掉了敌人的哨兵，进入日伪军宿营的几家客店院墙，将大门打开。随后，五支队战士紧跟着冲进去。

　　刹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在五支队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日军还没清醒过来已伤亡过半，伪军早已抱头鼠窜。战士们越战越猛，滕井不敢恋战，带着残部，仓皇逃回东光城。此战，日军伤亡100多人，枪炮弹药全被八路军运走，修建据点的各种物资也被烧为灰烬。八路军夜袭灯明寺首战告捷。

　　滕井逃回东光城后，被上司臭骂一顿，命令他重返灯明寺修据点。

　　几天后，滕井又带300多名日军、200多名伪军和200多名抓来的民夫，再次占领了灯明寺。

　　肖华和邓克明得知后，决定采取先用民兵进行骚扰，麻痹敌人，再派主力攻其不备的战术，二打灯明寺。

　　滕井为了早日修好据点回去交差，命令日伪军也和民夫一起施工。夜里，疲惫不堪的日伪军刚刚入睡，村外突然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不时还传来阵阵枪声。日伪军紧急集合，慌慌张张地朝村外开枪放炮。过了一会儿，村外的枪声、号声停止了。日伪军心惊胆战地等了好久，见村外再没动静，以为八路军撤走了，都抱着枪睡着了。正在这时，村外又突然响起了军号声、枪声和呐喊声。日伪军以为八路军又打来了，惊慌失措地集合起来向四外胡乱射击。

　　就这样，一夜反复几次，如此连续两天，敌人未能睡觉，都十分疲乏。

　　第三天晚上，村外军号声、枪声、呐喊声断断续续地响了半夜。敌人开始还打了几枪，后来就无声无息了。滕井虽然一再命令部队保持警惕，但日伪军因几夜未得安宁，一个个抱着大枪呼呼地睡着了，就连哨兵也不住地打瞌睡。

　　夜间11点，肖华和邓克明率部队踏着冰雪又赶到了灯明寺。按照部署，东光县大队在村北和村西北进行佯攻。敌人被惊醒后集中火力向村北和村西北开火。五支队趁机从村南悄悄地摸进村子，将伪军住的8个院子分割包围起来。战士们把枪架在院墙上猛烈射击。伪军乱作一团，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乖乖地当了俘虏。接着，五支队又向日军驻地杀去,很快消灭了顽抗的敌人。部队继续向村中心推进。

　　五支队及其他进攻部队，经过激战，渐渐逼近村中心，日军伤亡惨重。滕井指挥剩下的两个中队日军凭借高大砖房作掩护，拼命顽抗。

　　这时，肖华见敌人火力凶猛，一时难以攻下，而且天已近拂晓，再打下去对己不利，便与邓克明商定撤出战斗，待日军逃跑时再在野外消灭他们。

　　八路军撤出战斗，向灯明寺东南方向转移。刚出村不远，灯明寺突然火光冲天。原来日军在放火烧村子。肖华意识到这是滕井的诡计：一是两次失利后纵火报复;二是引八路军回村救火，背后偷袭。肖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他立即带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又让邓克明带一连人埋伏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

　　放火烧村果然是滕井的一个圈套。他见八路军撤走，便令士兵放火烧民房，然后带领200多名日军隐蔽在村外的道沟里。

　　滕井见八路军回村救火，以为八路军中计，带着日军从道沟里爬出，兵分两路杀进村。肖华指挥战士迅速放下救火器具，用密集的火力迎击敌人。此时，邓克明带着一个连也呐喊着冲进村来，在日军背后猛烈开火。日军遭到前后夹击，伤亡惨重，不到一小时伤亡大半，剩下的几十个日军不敢再战，簇拥着滕井逃回东光城。

　　八路军“挺纵”三战灯明寺、大败日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抗日军民笑逐颜开，更加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日伪军则闻风丧胆，其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四、消灭于志良反动地方武装

　　1939年3月，边区残存的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经常骚扰、抢掠、残害群众，有的反动地主武装甚至勾结日伪，“蚕食”抗日根据地。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不断接到群众来信，控诉盘踞在陵县的于志良等股土匪横行霸道、奸淫抢掠的罪行，强烈要求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除掉恶棍。

　　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出兵讨伐民愤极大的于志良部，并由“挺纵”五支队执行这一任务。3月中旬，曾国华率五支队到达陵县。此时，于志良率所部2000余人正在进攻驻扎在陵县的另一支地方武装十八团。十八团原为18个村子的“联庄会”，以护村为宗旨。抗战开始后，这个团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感召下，较为开明进步。共产党也曾先后派人在十八团所辖各村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农会和抗日群众团体。由于十八团消灭了借口征粮派款向团部驻地发起进攻的于志良一连人马，于志良便勾结日军，进攻十八团，连续攻下几个村庄，残害群众，十八团团长被绞死。五支队得到消息后，急行军奔向十八团驻地，展开队形，向于部人马和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仅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于志良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

　　出于对八路军的感激和信任，十八团提出将所有人马和枪支交给八路军。根据乡亲们的意愿，八路军收编了十八团，委任梁国栋为十八团团长，杨秀章为政委，刘德胜为特派员，原“十八团”副团长王茹玉仍为副团长。十八团编为3个中队，并从“挺纵”抽调一批连、排干部充任中队长和指导员。附近一些小民团受其影响也纷纷接受改编，该团扩大到5个中队。改编后的十八团，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武装。从此，陵县安定下来，成了边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五、大宗家战斗

　　日军在韩集、灯明寺战斗中连遭失败，使驻德州的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十分恼火，他把德州附近日军集中起来，四处搜寻八路军“挺纵”主力，妄图报复。

　　1939年4月1日，“挺纵”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带领机关及所属五团(缺二营)1700余人，来到陵县大宗家村一带进行短期休整，被日军侦知。安田大佐调集德州、济南、沧州、商河、平原、禹城、临邑、济阳、宁津、吴桥、盐山、东光等地快速部队2000多步、骑、炮兵，并配有战车、汽车，星夜朝大宗家杀奔而来，企图用重兵偷袭战术，歼灭八路军主力。当五支队发现敌情时，再转移已晚。曾国华、王叙坤立即命令驻各村部队做好恶战准备，并伺机突围。

　　敌人先向“挺纵”五支队司令部和五团团部驻地侯家和大宗家展开猛烈进攻。五支队的指战员，大部分参加过红军长征和平型关大捷，能攻善守，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冒着敌人炮火，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激烈、残酷，呈胶着状态。

　　在侯家村内，曾国华等支队领导一面指挥部队反击，一面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认为敌人骑、炮、战车配合，并有大量汽车，行动迅速，机动能力强，如强行突围，部队定遭严重伤亡。决定首先打击敌人保留不用、作为机动驰援兵力的骑兵，消除敌骑兵在平原上冲杀、追击快速的优势，为部队突围转移创造条件。遂命令驻赵玉枝家村的主力一营抄敌后路，进攻敌骑兵。

　　一营战士在沙土岗掩护下，朝毫无准备、隐蔽待命的敌骑兵冲杀过去。战士们挺起刺刀，对付敌人的马刀，伺机再朝敌坐骑猛戳。平原旷野上，出现了世上罕见的步骑兵混战。曾国华听到村子附近的沙丘一线杀声震天，人喊马叫，知道一营已同敌骑兵展开激战，认为突围时机已到，遂命村内防守的三面兵力并成一路，以一直待命的支队骑兵连作前锋，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并协同一营主力，对敌骑兵形成夹击之势，敌骑兵伤亡大半。在树林里督战的安田，见骑兵危急，急用旗语调动包围村子的步兵前来增援。八路军发现了敌人的指挥所，抽出一个步兵排和一个骑兵班进行袭击。安田上马逃跑，被手榴弹击中，当场毙命。

　　支队机关、骑兵连和五团主力杀退了敌骑兵，但是，五团团部仍被围困在大宗家，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于是，曾国华又率部杀奔大宗家，为五团团部解围。

　　大宗家村内，八路军同蜂拥而至的日军短兵相接，展开巷战，逐屋争夺，反复冲杀。但终因敌众我寡，八路军退守一处坚固庞大住宅，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正在危急时刻，曾国华率部赶到，里应外合，杀退敌人，突出村外，但负重伤的团长龙书金和一名参谋未能突围。部队趁敌不防，又杀了个回马枪，救出龙书金等人，杀出村外，越过大宗家旱河，转移到宁津县柴胡店休整。

　　大宗家战斗，从早晨打到傍晚，虽然五支队开始处于被动地位，但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消灭日军安田大佐以下500余人，给敌人以重创，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在冀鲁边区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此场恶战也使五支队受到较大损失，五团政委曾庆红、特派员谢家树、政治处主任朱挺先等300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这一仗震惊了日本政府，东京广播电台曾为日军的这一惨败发出了哀号。

　　六、盘河伏击战

　　大宗家战斗结束后，日军将死尸就地焚烧，葬于陵县张丰池家。驻临邑的日军，为宣扬其“武士道”精神，经常由临邑路径盘河，前往张丰池家祭奠战亡者。日军这一行动规律，被“挺纵”新编四团党代表赖金池和陵县新编十八团团长梁国栋得知，他们遂即研究商定了在盘河设埋伏歼敌的作战方案。

　　5月26日，根据可靠情报，日军将到陵县张丰池家祭奠。赖金池会同梁国栋作了战前部署，决定由赖金池率新编四团一部埋伏在盘河附近公路两侧坟地、“七圣庙”和树林里，担任主要伏击任务;梁国栋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在盘河东边约5华里的公里两侧埋伏，负责阻击临邑方面的来援之敌和战败溃逃的日伪军。战斗命令下达后，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战，情绪十分高涨。

　　27日拂晓，赖金池与梁国栋分别带领队伍到达埋伏地点。部队按照指挥员的要求，立即分散隐蔽，修筑工事。天渐渐地亮了，战士们在工事里密切注视敌人的动静，严阵以待。当太阳爬上房顶的时候，日军中队长小野清夫带领40多名日伪军沿济德公路由东向盘河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伪军，后边紧跟着3辆骡马大车，最后是头戴钢盔、肩扛“三八”大盖的日军。当敌人钻入新编四团的埋伏圈时，随着赖金池一声令下，公路两侧机关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四面开花。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日伪军乱作一团。受惊的骡马，驾着大车乱跳乱蹦，车倒马翻，栽进沟里。小野清夫慌乱中连忙命令进行反击。埋伏在“七圣庙”附近的战士们用机枪一阵扫射，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这时，赖金池一声令下，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从四面八方冲向公路，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英勇的战士们与敌人激战40多分钟，消灭日军23人，俘虏伪军20多人，还缴获了轻重机枪、长短枪、弹药等战利品。小野清夫在逃往临邑的途中被活捉。

　　这次战斗，使驻临邑的日军遭到了沉重打击，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抗战斗志。

　　七、沙窝突围战

　　1940年2月8日凌晨，在商河县与惠民县交界处的沙窝村一带，八路军“挺纵”部队和地方武装千余人，在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恶战。

　　这次战斗是“挺纵”在沿济(阳)、惠(民)公路两侧的济阳县陈、罗二庄，伏击日军渡边中佐以下40余人后，转移到沙窝、翟家一带同寻机报复的包围之敌进行的。当发现被敌人包围后，符竹庭等认为，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必须趁夜间突围，撤回根据地。决定由七连吸引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七连立即在沙窝村东开始行动，佯装突围，造成部队向东突围的架式，吸引了敌人主要兵力。符竹庭带着大队人马乘机秘密转移到沙窝西边的翟家村。趁敌人把注意力放在沙窝，对翟家村防守不严，悄悄摸到村边，接近敌人开火猛打，打开缺口，向宁津、乐陵一带转移。

　　“挺纵”大部队胜利突围，使敌人恼羞成怒，把气全部发泄在七连身上。他们把沙窝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发起猛攻。当第一次冲锋被七连打垮后，敌人改变了战术，除用炮火猛轰，还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弹。但是，七连指战员顽强反击，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下午，敌人从济南、德州、东光等地又调来了大批援军，并开始全面进攻。七连为保存实力，撤进村内，和敌人展开巷战，准备坚持到天黑，等待时机，突围转移。

　　从战斗一开始，沙窝村群众就自动加入了战斗行列，抬伤员，送弹药，送水送饭，从各自家中端来过年的饺子、包子、馒头、年糕。部队撤进村后，为协助部队阻击敌人，群众又自动搬出各家的大车、农具、桌椅板凳等，堵住路口、巷口。广大群众的支持，使战士们更坚定了胜利信心。

　　深夜，敌人疲惫不堪，昏昏欲睡，防守放松。七连连长王皓民带领30多名战士，换上日军军装闯出重围。惠民县委书记李毓芬和50多名战士，在熟悉地理环境的房东王成带领下，顺利摸出了村外;另外30多名战士在副连长孟广选率领下，摸到村边，干掉敌哨兵，也很快突出了敌人的重围。至此，七连全部突围脱险，顺利和大部队会合。

　　沙窝战斗中，“挺纵”与数倍敌人作战，歼敌500多名，击毁敌坦车、装甲车、汽车27辆，而“挺纵”在敌强我弱、重兵包围的情况下，只伤亡60余人，并奇迹般地胜利突围，创造了平原突围战的范例。特别是守卫沙窝村的七连用200人的兵力拖住了日伪军3000多人，掩护了主力部队突围，这在平原游击战中是十分罕见的。

　　八路军“挺纵”主力部队，在反“扫荡”中连战连捷，有力地保卫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其间，边区政府、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对保卫根据地，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积极筹集给养，搜集军事情报，发展民兵组织，设置交通站。广大群众一面坚壁清野，断绝敌人给养，一面秘密制造地雷炸药，为八路军提供军火。

　　日军疯狂地“扫荡”冀鲁边区，企图搞垮八路军，占领整个边区。英勇善战的八路军不但没有被打垮、压垮，反而越战越强。八路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使敌人无法占领冀鲁边区广大村镇，从而巩固了津南根据地，发展了鲁北根据地，扩建了地方武装。更为重要的是，八路军在频繁的战斗中，逐步摸索出了平原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对坚持平原游击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0 09: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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