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广州地下党工作片断
2018-03-31 11:22:40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重建广州党的组织基础

　　1940年6月，省委在韶关召开会议。会议中心是由从延安回来的张文彬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这次会议确定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敌后和前线；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会议还决定：将原来广东省委分为粤南和粤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设在韶关，领导蒋管区和东江游击区工作，书记为张文彬。粤南省委设在香港，领导沦陷区、珠江三角洲游击区和粤中、南路地区工作，书记为梁广。

　　粤南省委建立后，东南特委撤销。根据韶关会议决定，我们把原来东南特委领导的惠、东、宝三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部队移交给粤北省委和东江特委领导。我们的工作逐渐偏重于敌后大城市。这时香港还未沦陷，仍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香港。但同时我们也开始考虑对敌伪在华南的统治中心——广州的工作。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派一批同志到广州去。我们开始物色对象，首要的条件是要在广州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到了广州能够站得住脚。但这种同志也不容易找，因为原来在广州的党员大部分撤往粤北，不能一下子就找到合适的，所以要花一点时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日本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

　　香港沦陷后，香港的战略地位也随着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在香港活动越来越困难，日本人封锁交通，香港同海外的联系中断，物资越来越缺乏，逐渐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死港。而反过来广州的作用却越来越显得重要，很多事情，比如人员往来，传递文件、情报，购买物资、医药品等等，都要逐渐转移到广州来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尽快在广州打开局面。幸好我们在香港沦陷前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物色了一些合适到广州去的对象，所以香港沦陷后不久，大概是从1941年末1942年春开始，粤南省委就陆陆续续派遣了一些同志进入广州。我现在所能忆到的，先后进入广州工作的同志有：萧泛波、黎秀琼、余美庆、郑鼎诺、冯平、曾珍、何琼、何雪云、黎培之、萧芳、曾序堂等等，总共有10多人，他们分别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游击区进入广州。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广州打下一定的组织基础，站稳脚跟。同时，我们建议粤北省委各地区也选派人员回广州活动。 　　

　　我们的同志进入广州以后怎样进行活动呢？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下来。第二步是寻找正当的职业作掩护。有了正当的、公开的职业，我们才能生存下来，也才能有效地掩蔽自己。第三步就是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生根。有了群众作掩护，我们才能站得稳，并在与群众密切交往中深入了解，选择可靠的对象，逐步建立组织基础。

　　那时候，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组织完全没有钱拨给我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都完全依靠党员自己想办法互相支持帮助解决，这叫做“党员养党”。那时广州在日伪统治之下，很少工厂开工，很少商店开门营业，百业凋零，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要想找到一份正当职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同志经受起困难的考验，不管怎样苦的工作都去做。余美庆做泥水工，收购破烂；何雪云上山打柴；萧泛波自做自挑卖杏仁饼；郑鼎诺做教师；冯平、曾珍等同志打进敌伪的“广东妇女会”和“广东法院”当职员（录事）。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顽强地生存下来、隐蔽下来。那时广州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日本宪兵、特务、伪政府汉奸、国民党特务勾结在一起。日伪还在居民中搞什么保甲组织，对广州控制很严。但我们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始终没有一个同志暴露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广州站住了脚。我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总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我们始终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没有追求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没有搞大规模的公开斗争。客观条件根本不容许我们那样做，也不需要那样做。在组织形式上，我们采取单线联系方法。余美庆、曾珍是个线头，萧泛波也是线头，我就同这三个人保持单线联系，其他同志我在必要时才与其接触，平时就不接触了。

　　1942年2月，张文彬通知我到曾生部队开会。文彬、林平和我三人商量决定：撤销粤南和粤北两个省委，恢复广东省委。这也是考虑到香港沦陷以后所出现的情况变化而定的。随后，粤南省委派王均予（粤南省委组织部长）到粤北省委共同筹备，打算把粤南省委所属各地、市的组织关系介绍给粤北省委接上后，再召开适当的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但这件事还未办完，粤北事件发生了。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同志被捕，随后张文彬同志也被捕。中央南方局电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暂停活动。

　　1942年11月底（或12月初），中央指示成立广东临时省委，并指定由林平、连贯和我3人组成。3人分工是：林平管全面，连贯负责同各地区党组织联系，我仍负责敌后城市工作。

　　香港沦陷以后，我继续留在香港。到1943年底，我决定从香港转移到广州，这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香港沦陷以后，我们在敌后城市工作的重心，已经逐步从香港转移到广州，我们需要在广州设立一个领导机关。

　　我到广州后，在十三行路与人合股开设了一间商店，叫做“华昌京果药材行”。门牌号数忘记了，我挂名经理，曾序堂同志当掌柜。这间药材行既是我的职业掩护，也是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那时我们的经费极度困难，何来资本开设商店呢？这些钱是曾生和杨康华给的。我到广州之前，先到曾生部队，曾生给了我4万元。到广州后，刚巧杨康华在广州治病，杨又给了我4万元（或5万元），合起来有八九万。就是这个资本。

　　我在广州整整住了一年。我们通过政治交通员同临时省委领导机关，同林平同志保持联系。这一年，林平又转来另一条线归我直接领导。这条线共有3位同志，他们是张、邓、苏。这3个人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张，我参加过他们的支部组织生活，直接同他们联系。当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广州有活动，这3个人就是打进军统内部的。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搜集情报，注意敌、伪、顽朋比勾结的动态。

　　与粤南省委在广州开展活动的同时，东江游击区（东纵）、珠江游击区（珠纵）和北江特委等系统亦分别派党员进入广州活动，人数分别为十余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为游击部队服务。他们在广州设立联络点、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等。他们也是单线联系，各系统之间没有横的组织联系。我没有把他们统一为一个组织，当时不可能这样做，也不必要这样做，这样做甚至反为不利。所以各系统派来的同志，分别由本系统直接领导。但他们的领导人，如东纵的陈坤，珠纵的郭静之、崔楷权，北江特委的王磊、何君侠等，我都分别同他们联系上了。通过我的关系，各系统之间，实际上亦保持着一定的间接联系，必要时可以互相协调行动。 　　

　　1944年，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苏联红军反击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事亦接连遭到失败，抗日战争将要进入最后阶段。形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本着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期待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

　　是年冬，省委通过政治交通员给我送来南方局的指示，叫我离开广州，转移到东江游击区，这是出于对我安全的考虑。自香港沦陷以后，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经常来电报询问我在香港的安全情况，交通员把电报夹在卷烟中传递给我，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收到一次。到广州以后，又多次接到交通员向我口头转告，知道周恩来一直很关心我的安全。这次是直接下命令叫我撤离，我当然应该执行。

　　1944年12月，省委派陈翔南来接替我。我把在广州所联系的全部关系都交给了陈翔南，华昌药材行的“老板”也让给他做了。大概陈翔南到广州两个星期左右，我便离开了广州。离开那一天是1944年12月31日。1945年元旦那天我是在东莞一个交通站度过的。

　　陈翔南到广州以后，他按照省委指示，逐步把广州地下党各条线统一起来。这时抗日战争已到了最后阶段，为了配合东纵和珠纵游击部队作战，广州地下党曾采取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行动，但这时我已不在广州，详细情况不甚了解。

　　（陆传光整理。选自《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争斗》，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31 11: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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