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广州地下党
2018-03-31 11:26:05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陈翔南

到广州沦陷区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在粤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新会县工委、新鹤县工委书记、中山县委书记和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兼组织部长、珠江三角洲临时工委副书记等职务。1944年底，中共广东省临委决定调我到广州沦陷区工作。1945年1月我经珠纵司令部，然后从中山县崖江渡江到达东纵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省临委所在地）接受任务。省临委书记、东纵政治委员尹林平在东纵司令部同我谈了话。林平说，广州沦陷区工作原来主要是梁广领导和分散联系的，现在梁广需要转移到游击区，所以决定调我到广州接替梁广同志的工作，今后广州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将由我来负责（但当时没有讲清楚给我的是什么职务）。林平又说，中央早已有指示，要加强敌后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的工作。目前苏联红军反击德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因而加强敌后城市工作更具迫切意义。在谈到广州地下党的工作任务时，林平作了三点指示：1.广州地下党需要巩固和加强，要把各条线插入广州的组织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2.可以东纵和珠纵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3.原来广州地下党为游击部队服务所担负的各项任务（如交通站、联络站工作，购买医药用品等），要继续做好。最后，林平把广州地下党各条线主要领导人的组织关系交给我。其中有东纵系统的麦任，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珠纵系统的郭静之，北江特委系统的何君侠等。 　　我接受任务后便立即动身到广州，同行的是东纵政治交通员何琼。1945年2月抵广州。行前，林平曾给我一笔经费，全是崭新的汪伪储备券，一个不大不小的藤箱装得满满的。 　　广州地下党的统一 　　我到广州后，由何琼带路，先到惠福西路麦任住处同麦见面。麦在他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我居住（到7月，我迁到三府前街与当党员使用的进步群众陈沛霖同住）。随后，又同余美庆、曾珍、郭静之、何君侠等四人接上关系。余、麦、曾、郭、何等五人分别是广州地下党各条线的主要领导人。通过同他们联系，我对当时广州地下党的组织状况和广州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广州沦陷以后，由于党员撤得太空，广州党组织空白了两三年时间。从1942年前后开始，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前身是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和西江特委等先后各自派遣了一批党员进入广州活动。他们到广州后，以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为指导，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努力，在广州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一批交通站、联络站和秘密据点，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建立了党的一般外围组织“游击之友”，为重建广州党的组织、配合广州外围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系统，因而各有各的任务，分别由各自的组织系统直接领导，相互间没有横的组织联系（除余美庆、麦任在必要时分别与其他组织系统有个别联系外），几股力量一时未能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当时的基本状况是这样： 　　来自前粤南省委系统的，领导人是余美庆和曾珍（梁广在广州时是梁广总领导）。党员人数在15人上下，分布在工人、店员、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阶层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广州地方党的组织。 　　来自东纵系统的，领导人是麦任。党员人数为20至30人左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东纵部队服务，其中有负责交通工作的，有做黄包车工人工作的，有做情报和敌伪军敌工工作的。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有一个秘密小组，内有二个党员、一个脱了党的群众等。此外，还有几个非党关系，内有伪军的营长、连长和伪军事机关的高级参谋及留穗的东莞武术界的头面人物。 　　来自珠纵系统的，领导人是郭静之。党员人数在10人上下。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站、联络站。如云台里交通接待站、米市路广安柴店联络站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珠纵部队活动。 　　来自北江特委系统的，领导人是何君侠。北江特委派党员到广州活动时间比较早，人数也比较多，前后总人数在30人以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北江游击武装部队服务。他们在广州建立好几个据点，早期曾经在广州二沙头办过训练班，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游击区。他们的领导人原来是王磊，后来王调走，交给何君侠。但交给何君侠领导时，有小部分党员交回北江特委直接领导。 　　总之，当时广州地下党总人数在80人上下，外围组织“游击之友”大约100人不到（以上数字仅是我个人的回忆，没有文件作依据，可能会有些出入）。 　　我同上述四条线的领导同志接上组织关系以后，这四条线的党员也就基本上统一起来了。 　　当时党的组织形式仍然是单线联系，没有建立市委或市工委。我作为主要领导人，直接联系五个“线头”：余美庆、麦任、曾珍、何君侠、郭静之。这5位同志所联系的关系则照旧不变。

　　我同余美庆、麦任的联系很密切。我住在麦任家，天天见面。余美庆住光复北路芦荻西，我每隔三两天便去找他一次（按照秘工条例，余美庆不知道我的住处）。有什么大事，都是我同余美庆、麦任三人研究决定。所以，这时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建立市委，但在实际上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这个领导核心就是我、余美庆、麦任三个人。这样，原来广州地下党的四股力量也就拧成一股绳，并且有了一个指挥中心，为以后采取大规模行动打下了组织基础。

　　当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慎重、严格地发展新党员和比较放手地发展“游击之友”，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特别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关于群众工作、斗争策略的教育。

　　当时我的公开职业是在十三行路的“华昌药材行”（就在解放后利口福饭店隔邻）当“老板”。华昌药材行是梁广同志和一个商人合股开办的。梁广离开广州时，把这个“老板”让给我来当。该店由党员曾序堂主持店务，所以曾序堂也是我直接联系的。我不在这个商店住宿，只在每天中午前后走来转一趟，有时还要和那合股老板同上茶楼饮下午茶，应酬一下。看上去我很悠闲，心里却时时处于紧张状态。

　　还有一个党员叫黎培之，他在十三行一间银铺做事。这个关系原是梁广联系的，后来也由我直接联系。他的主要任务是掌握金融界情报。金融变幻往往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所以掌握金融情报十分重要。另外，为解决党的活动经费急需，必要时可以通过黎暂借一些钱。

　　作好应变准备

　　1945年三四月间，省委派余慧从东纵根据地来到广州，向我们转达了省委领导对广州工作的指示，要求广州地下党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作好应变准备，随时配合武装部队，里应外合消灭敌人。

　　这时，广州形势已日渐紧张。自一月以后，美军飞机轰炸广州愈加频繁，架次规模越来越大。广州市面呈现一片混乱景象，经常停水停电，米价、金价狂涨，汪伪发行的储备券严重贬值。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败局已定，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但是敌人仍作垂死挣扎，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残暴统治，经常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进行搜索、警戒，以图稳定局势。

　　我们根据省委指示精神，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敌人进一步加强其法西斯残暴统治，而我们的力量又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以等待时机。所以在斗争方式上，应以隐蔽、“合法”的斗争为主，在条件许可情况下结合进行“非法斗争”，如情报工作、策反敌伪军工作、散发抗日传单等。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对各条线的力量作了相应的部署。

　　麦任线，主要任务是情报工作和策反敌伪军工作。我们希望通过麦任掌握的三个伪军的关系，能策反一部分伪军起义或弄到一些枪弹、物资（后来都没有成功）。

　　余美庆线，由于余美庆领导的党员分布面比较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广交朋友，团结进步分子，扩大群众基础，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力量。

　　何君侠线，主要是通过何君侠本人打进日伪控制的帮会组织“洪门会”，控制更多的“休憩室”（休憩室是日伪控制的工人组织），以便在工人群众中掌握更多的力量。

　　郭静之线，重点是交通站和联络站工作。

　　曾珍线，主要任务是妇女工作和一些情报工作。曾联系的一些女党员中，有女工，有打入汪伪省妇女会任科长的冯平等。

　　此外，以何君侠和郭静之联系下的女党员庄碧君、李淑明和李颖群等为主力，抓紧开展青年学生的工作。庄等是广东大学和某中学的在读生，在群众中组织了秘密读书会，并已发展了20人上下的游击之友。

　　我们通过交通员同省委领导（主要是同梁广和尹林平）保持联系，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一旦部队对广州采取行动，地下党必将全力以赴，配合部队作战。

大规模散发《告全市同胞书》　　

　　时局发展很快，到了5月，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最突出的事件是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战败。此后，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展开进攻，日本完全陷于孤立。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日子越来越接近。

　　这时，交通员带来了我党“七大”胜利召开的消息，还带来了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阐明了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中国沦陷区的任务”一段为沦陷区人民的斗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在党内迅速传达了“七大”会议精神，学习了《论联合政府》。在“七大”精神鼓舞下，从当时广州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我们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破敌人的封锁，用胜利的消息鼓舞人民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同时，我们又考虑到，由于广州远离抗日前线，广州一般市民对国民党的所谓“正统”观念比较深，因此，我们需要多做一些宣传工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主力的真相告诉全市人民，同时宣传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英勇抗敌的战绩，以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一份《告全市同胞书》，然后制成传单，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散发。

　　传单由我根据《论联合政府》的精神执笔起草。一份传单内包含两篇文章，分别署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每篇约1000余字。当时，是在我住的那个房子里（麦任家）起草的。写好后，又同麦任、余美庆共同斟酌才最后定下来。

　　为了打好这一仗，事前，我同麦任、余美庆进行详细研究，因为事关重大，我们尽可能把事情考虑得周密一些。我提出“广泛、安全”四个字作为这次行动的方针，麦、余也同意了。

　　准备工作是分头进行的。我们有好几个秘密油印点（当时几乎每一条线都有一个以上油印点），传单复写了好几份，分别交给各个秘密印刷点印刷，总共印了4000份以上。

　　我们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动员了几乎是全市的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投入这一行动。以两人至三人为一个行动组，包干负责一个地段。行动之前，先到自己负责的地段仔细观察，熟悉地形环境和敌情。

　　散发传单时间，是选择在一个晚上灯火管制开始时（晚上9时左右）同时行动。每个行动小组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内，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里，也有少量张贴在公共场所（如市场、公厕）显眼处。有一位同志还把一叠传单放在一间茶楼最高层的临街栏杆上，让其自行飘落。

　　这次行动的地段有永汉路、惠爱路、太平路、东华路、西华路、长堤、黄沙、十三行路、海珠路、泰康路、惠福路、光复路、上下九路、宝华路和西关一带，以及河南地区等。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都包括在内，规模是很大的。

　　由于事前考虑和准备得比较周密、细致，由于同志们的机智、沉着和勇敢，这次大规模散发传单行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次日清晨，人们发现了传单，很快便在全市各个角落传开。有的说“小鬼队进城贴传单啦”，有的说“手枪队昨晚进了城啦”，全市为之震动。敌人赶忙派出马队、摩托车队到处撕毁传单。从我们收集到的情报了解到，敌人对我们这次行动摸不清底细，异常紧张，在内部作了紧急动员，一连数日加强岗哨，到处进行搜索。一些平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汉奸走狗惶恐不安，广大市民则喜形于色，拍手称快。

　　广州工委正式成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部队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未能实现解放广州任务，我们则仍处于地下状态。

　　抗战胜利不久，省委派陈能兴同志来后，中共广州工委正式成立。由陈能兴、我、余美庆三人组成。陈能兴为书记，我和余美庆是委员。我兼任组织部长，余兼任职工部长。广州地下党的斗争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31 11: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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