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3）
2017-11-29 11:00:50  来源：中青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转眼之间，春天到了。南京已经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正准备成立妇女界、职业界的救国会，和进一步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这时，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邀请了南京进步的学生代表参加。我，后奕斋，祁式潜先后代表南京的进步学生参加了全国学联的会议，我们还短期和段君毅，吴祖怡(抗战中牺牲)，刘江陵在全国学联机关共同工作。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南京学生有相应对口的团体。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寒假以后，我们虽然估计到相当时间内只能有少数人以个人身分参加，谈不上校际联合，还是决定准备建立南京学联。

　　经过秘密的筹备，不久，学联终于成立了。但由于南京的特殊情况，学联只能在地下活动，学联的《成立宣言》，也是由会员秘密在各校散发。在“一二·九”时代，南京学联恐怕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个“地下学联”。

　　南京地下学联，用了本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而实质上却是一个少数先进青年的组织。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党的北平学委，用黄华同志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题为《我们对于南方救国团体的意见》的信给南京学联，信中也指出，南京学联“实际上只是前进分子加入――只是一个左派团体，或左派联合团体”。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后，党的中央青委也肯定：南京学联是一个在党影响下的革命(或说是“左倾的”)学生团体。历经劫难，作为地方革命史料，还幸得保存在南京市委历史档案中，有二十儿份南京地下学联的秘密刊物、文件和宣传训练提纲，它的内容也说明这个团体的性质确是如此。

　　今天看来，南京地下学联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这是因为：第一，客观条件不允许，主观上也无条件建立公开学联;第二，南京没有党、团组织，而又迫切需要一个先进分子的骨干组织来领导学生运动。

　　开始时，我们对这些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一九三六年暑假，我们集中十二所大中学校一百多进步同学的代表，成立南京学联的时候，一方面决定“组织秘密”，个别吸收会员，编小组进行活动;一方面又“宗旨公开”，希望逐步扩大，争取发展成为统一战线的公开的学联。这个矛盾很难解决。地下组织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曾经起了保护我们这个团体存在的作用，但斗争的实践证明，它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公开合法的学联，而是向一个实实在在的“左派团体”发展。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南京地下学联做的工作，首先是发展组织，会员从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二百多人，虽然人数太少，只占南京全体学生的百分之二左右，但基本上团结了前一段群众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而且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和陆军测量学校也建立了学联小组。相当一部分会员政治素质比较高，思想上不仅要求抗日救国，而且倾向革命、倾向党，敢冒风险参加秘密组织，愿意承担地下学联分配的工作任务。作为“学联”，它对会员的选择是太严了，有“关门主义”的毛病，但毕竟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和进步青年的要求，成为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推进学生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后来，学联通过秘密工作，通过读书会、学生社团以至班、系学生会、同乡会等等“外围团体”，团结了两倍于会员的同学，扩大了学生中的积极力量。这对保持和发展南京的革命力量来讲，还是个很大的收获。

　　地下学联特别注意组织会员的政治学习，我们把这叫做“自我训练”。学联小组首先布置会员有计划的选读北平、上海进步报刊发表的论述抗日救国联合阵线的文章，以及有关上述内容的小册子(如章汉夫的《联合阵线讲话》，柳提的《救亡运动基本问题》)，学习全国学联、北平学联、民先、全国救国会的文件。南京学联执委会还制定了叫做《联合阵线的理论与实际研究》的“训练提纲”，内容包括：联合阵线的理论基础，联合阵线中的各阶级、各党派关系和领导权问题，联合阵线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的方式方法，反对机会主义、关门主义、盲动主义等等。我们还秘密出版了机关刊物《南京学生》，油印了斯诺访问苏区归来在北平某教堂作的报告。这样，就使会员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此外，地下学联还经常组织时事讨论，介绍党和红军的情况，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动向，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学联还组织会员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发动会员讨论中国革命前途和人生观，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学习内容，许多已经超出了一般救亡团体的要求，而只为左翼青年所欢迎。但这种学习确实提高了会员特别是学联干部的政治觉悟，起了革命启蒙教育的作用。至今许多当年的会员回忆起来，常常忘不了给自己“引路”的南京地下学联。

　　南京地下学联不得不去做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派一些同志，想方设法去查清中大和金大的CC派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外围团体(如中大CC派的民锋社，生路社，金大CC派的新生社等等)接近他们，掌握他们的活动计划，了解他们的内部矛盾，分化其某些成员，设法在同学中暴露其中的一些顽固分子的面目，以利于我们进行斗争并保卫自己。这本来不是一个“学联”以至“先进青年组织”的任务，但那时，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们却不得不这样做。

　　南京地下学联还得派出得力的同志，去参加文化、妇女、职业各界救国会，支持他们的工作。

　　除了以上四项工作之外，我们也通过会员个人和外围团体，组织援助绥远抗战，派遣赴绥慰问团，发动支援青岛、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举行“九一八”纪念会(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禁止在“九一八”、“一二八”纪念日集会)，组织大一新生抵制军训，和高中学生在集中军训营中反对法西斯式的控制和无理折磨学生的斗争。不过，这些斗争规模都很小，没有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

　　南京学联自成立之日起，领导骨干就更积极地通过个人的各种关系，寻找党的组织，热诚希望得到党的直接领导。一九三六年年中，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陈国栋同志来过南京，后奕斋曾找到他要求解决南京学联一些同志的入团问题。(实际上1935年末中央已经决定解散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过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曾两次去上海新知书店找华应申同志，又一次和祁式潜一起到上海全国救国会找何伟同志，要求他们解决南京学联一些领导骨干的入党问题。一时没有结果，大家非常着急。当时狄超白同志代表南京救国会参与学联执委会的领导，大家从他表现出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看，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却不知道他确实在那一段期间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执委会有一次在我家开会，曾“围攻”超白同志，到夜深也不放他走，要求他公开“党员面目”，并且考虑尽快吸收我们入党。超白同志再三声明他当时失掉了组织关系，不能代表党解决我们的组织问题。我们却不相信，反责备他不信任革命青年。当时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幼稚可笑的。但却表明那时我们的一些年青同志，在党的思想影响下，在革命运动中，如何热烈地盼望得到党的领导，如何迫切地要求自己能加入党的行列。这其实也不只是南京学联少数领导骨干的思想状况，它代表了南京学联更多会员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要求。抗战爆发，众多的南京学联会员立即奔赴延安、战地前线或参加后方党领导的救亡团体。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当人们一旦能够接触到党的时候，大批的南京学联会员差不多都在这时入了党。此后，在党的教育下，和艰苦的战争锻炼中，绝大多数表现都很好，并且通过了严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但在抗战爆发的前两年里，南京学联却只得在党的思想影响下和党的间接指导、帮助下，进行自己的工作，这种困难和复杂的工作锻炼了南京地下学联这支小小的队伍。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9 1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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