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春风 |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2023-07-18 16:52:42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年9月 第13卷第3期 P82-89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日本一直在策动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后方)的走私活动，其中香港、澳门、广州湾是日本重要的走私基地。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了许多公司，进行进出口走私活动。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给中国造成了很大危害。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日本 走私 港澳湾地区

　　作者齐春风，1970年生，吉林省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地址：长春市省教育学院政史系，邮编130022。

　　抗战时期，日本利用香港、澳门、广州湾自由港的地位，在这些地区策动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目前尚无专文述及。笔者不揣谫陋，拟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除在军事上进攻中国外，还发动经济攻势，力图使中国经济崩溃，以至不战而降。战争伊始，日本就将经济进攻的重点定在金融上。1937年12月，日军制定“抗日政权溃灭策”，在经济上的策略是“使抗日政权在金融上崩溃”([1]《事变处理要纲》(1937年12月15日，大本营陆军部)，[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第9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6页)。1938年7月，日本在五相会议上议定“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决定为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推翻中国国民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2]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其具体做法是，大量向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后方)走私倾销日货(货物种类只限于一些与军事无关、与发展生产无关的东西)，以日货吸取大量法币，再用法币到上海的金融市场上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基金，促使法币外汇锐减，以压迫法币对外价值不断降低，由此打击法币信用。另一方面，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重要物资多仰仗海外进口。1936年，日本各种军需原料的自给率分别为：铁砂23%、铸铁70%、铜59%、铝30%、棉花20%、铅8%、锡29%、锌29%、煤油8%、羊毛5%([3]参见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165页)。战争开始后，军需浩繁，战略物资缺口更大，为了缓解战略物资严重短缺的状况，1939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即使在计算盈亏上要忍受多少不利，也要确保不足的重要资源(的供应)([4]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305页)”。于是日本百般向物资丰盈的中国大后方搜购各种重要的战略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国民政府将法币外汇市场移往大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已无法再套购法币外汇基金，于是它转而对大后方厉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并将其在沦陷区收兑的大量法币当做筹码，向大后方诱购各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同时还可减小法币的流通范围，减少大后方物资供应数量，达到使大后方物资短缺与通货膨胀危机加重的双重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港澳湾地区地位特殊，对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辐射力都非常强，因此受到日本的格外重视，在战争期间，日本一直将其作为走私活动的基地。

　　太平洋战争前，香港一直是中国内输物资的重要通道。经香港内运的物资，1939、1940年分别为价值1550万元、1.1亿元，分别占广东进口总值的16%、48%([5]参见张晓辉：《抗战前期的粤港贸易线》，《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就货物重量而言，平均每月在1500吨左右([6]参见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42页)。1940年6月，曾达到6万吨的进口量([7]参见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据当时的密报透露，经由港沙(香港至沙鱼涌)国际交通线秘密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其数量实十倍于取道滇缅路者”([8]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以下简称中统特调处)编：《战地之交通与运输———粤南三角洲区》，1941年3月油印本)，该路线的重要性可以想见。

　　从这条路线向大后方输送的数量巨大的物资，固然香港产货物与外国援华物资不在少数，但不免鱼珠混杂，泥沙俱下，当时的舆论认为，“港沪一带的货物，多半都有仇货的嫌疑”([9]宦乡：《敌伪的新金融攻势》，《时事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41年1月25日)。据认为，由沙鱼涌内输的许多入口货中，如布匹、火柴及各种日用品，大都是日货，在香港改装后输入华南内地([10]参见茅盾等：《各地风光话走私》，浙江《决胜》第6卷第8期，1941年3月11日)。为保持这一走私通道，日军封锁珠江，唯独开放沙鱼涌。1941年初，日军为加强封锁，对运送日货的船只与专供走私日货的路线，一律加以封锁。这种无差别的封锁政策，曾引起日商的强烈反对([11]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19期‚1941年2月)。

　　英国在与本土相距遥远的香港事务上，并不愿意彻底开罪于日本。1940年7月，日军以国民政府利用香港密输物资，迁怒于英国，竟不顾外交惯例，由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召见了英国驻日武官，加以恫吓([12]参见[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210页)。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虽对日方做法提出了抗议，但此后英国明显地采取了讨好日本的做法，封闭滇缅路三个月，限制中国利用香港口岸，对日方的走私活动则放松管制。这种政策，几乎一直实行到香港沦陷时为止。

　　澳葡当局对日本走私颇为合作，不但听任日方走私，还积极参与进去。如澳门大走私公司联昌公司，是日人山口少佐与澳门华商陶俭、高可宁等人联营的公司，澳门警察局长葡人布英沙、经济局长葡人罗保也参与其中。([13]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38期，1942年9月。)

　　日本也非常重视位于广东南路的广州湾(今湛江)。1940年12月，日本向广州湾运送了价值100万元的棉纱、布匹、火柴等日货，拟走私到广东南路各地，并大量收买矿砂、桐油。在湾浪人在三井、三菱等公司职员的唆使下，成立“社友会”四出活动。日本在广州湾设立检查团，该团成员高信一作、兴亚公司人员酒井大隈伙同华商林国鹏、肖秋常等鼓动陈卓材(前公安局长)、郑森源(标记洋行行东)等推销日货。([14]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17期，1940年12月。)

　　湾法当局更不敢得罪日本，1940年法国本土沦陷后，日军更敢对法方颐指气使了，湾法当局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况且租界当局旨在繁荣市面，走私愈甚，市面愈得畸形发展。例如租界内赤坎地区开设了数十家赌场，牌号皆称“两利公司”，即为走私者耗资的大本营。其他如烟馆娼寮，亦莫不有赖走私者的挥霍。法人但知收税，不但对中国要求加强缉私的呼声置若罔闻，反而处处加以掣肘([15]参见蒋学楷：《广州湾贸易结汇及取缔走私调查报告》‚《贸易半月刊》第1卷第23、24期合刊，1940年2月12日)。1938年初，张炎到南路出任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1区统率委员会主任，认真查缉走私，不留情面，对首要分子狠狠打击。1938年秋，以汉奸罪处决信宜县走私军用物资资敌的豪绅林绳武(前清举人)。1939年1月，又处决了电白偷运钨砂资敌的许宝石、许伯伦父子。国民党军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的父亲邓秀川依仗儿子的势力进行走私，1939年春，被张炎所属吴茂化游击大队截扣。张炎雷厉风行的缉私行动，触动了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引起中外一些势力的嫉视，特别是租界当局，如坐针毡，想方设法要与张炎为难([16]参见谭启浩：《广州湾地区走私问题的历史考察》，《湛江文史资料辑》第5辑，1986年)。1940年1月，张炎迭派人员潜伏租界边境截获走私桐油甚多，私枭报告湾法当局，法人遂于1月10日在租界附近缴去张炎部缉私队手枪17支，经派人交涉，法方才将枪支发还([17]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四)》(以下简称《傀儡组织(四)》)，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1120页)。在巨大压力下张炎于同年去职。

　　张炎被解职后，戴朝恩率南特部队接替了驻防任务，情况迥然一变，戴不但不缉私，反而走私、放私。原来，戴与陈学谈为广州湾地区的两大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呼风唤雨，活动能量极大。1941年，廉江自卫队长、著名私枭黄铿竟将生擒的中央税警12名，绑上大石沉落大海。在蒋介石的过问下，黄被捕杀，而另一私枭、廉江县长邹武则逍遥法外，戴朝恩甚至摇身一变，当上了遂溪县长。此后的缉私，更不堪问了。([18]参见陈佳东：《抗日时期李汉魂处理南路私枭内幕》，《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0年6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大后方的走私倾销无形中已停止执行，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诱购大后方的各种军需、民用物资上，已被日本严密控制的港澳湾地区更是其攫取大后方物资的重要基地。1943年初，日本曾一次将法币5000万元运到广州湾，以高价收购大后方的各种物资([19]参见姜庆湘：《抗战以来的敌我经济战》‚《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1期‚1943年3月)。有时日本也实行以物易物，不过对输出物资种类严格限制，以不增加大后方物资基础为原则。1943年2月，日三井、三菱、广翻等洋行将大批棉纱、布匹、旧衣、纸张、化妆品等运到广州湾，用以交换钨砂、五金、木油、青麻、粮食、牲畜、糖等物资([20]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43期，1943年2月)。用香烟、毒品交换物资，变废为宝，更是日本乐于采用的方式。1945年初，日本将湾子、鹅井、桥边的英美烟草公司港厂恢复，制造小刀、玉叶等两种香烟，运销华南各地，交换五金、钨砂、粮食等([21]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66期，1945年1月)。此外日本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许多吸引物资的办法。对于运送钨砂、铜元、土产的肩贩‚广州湾日商给予免税的待遇([22]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46期‚1943年5月)。驻港三井、三菱、石原洋行对于私运钨砂最多的前三名肩贩还给予奖励([23]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45期，1943年4月)。

　　二

　　为利于走私，日伪亲自设立或怂恿中外商人设立了许多公司、商号专营走私。据不完全统计，日伪在港澳湾地区设立的走私公司有47家之多，现胪列如下。

　　(1)港澳粤汕出入口贸易配给组合，在广东设有八分所，在港、汕各二所，澳门、宝安各一所，经营各种物资。(2)香港贸易配给组合委员会，设于香港，经营各种物资，主持者为樱井秩次郎、国弘满治、南郿信次郎、天野信义、小岛原胜、栗栖寘登、中山、小屈三郎、高滨秀一等。(3)联昌公司，设于澳门南湾，贩运棉纱至都斛及广州湾，换取当地桐油、钨砂，主持者为山口少佐(日人)、布英沙、罗保(均葡人)、陶俭、高可宁。(4)三井洋行，设于广州湾，收买桐油、矿产，主持者为松木。(5)万和洋行，设于广州湾，收买桐油、矿产，主持者为机发。(6)岩井商会，设于广州湾，收买桐油、矿产，主持者为喜多彰。(7)三菱洋行，设于广州湾，收买青麻、五倍子、竹木，主持者为佐佐木。(8)昌兴航业公司，设于广州湾，主要业务为航运，主持者为濑尾。(9)新兴行，设于广州湾，收买锑砂、桐油，主持者为中田。(10)内河营运组合，设于广州湾，主要业务为航运，主持者为大日风。(11)潮运公司，设于香港筲簯湾、汕头，在港载运棉纱、肥料、西药等赴汕，运回桐油、钨砂，主持者为吴锦堂、孙家哲、林拓中。([24]以上均据李超英：《伪组织政治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8—49页。)(12)广福昌号，设于澳门新马路口749号2楼，采办大批钨砂运港。(13)汉卿洋行，设于澳门博士巷4号，采办大批钨砂运港。(14)永隆米铺，设于澳门河边新街33号，采办大批钨砂运港。([25]以上均据战地党政委员会编：《经济情报》第74号，1940年1月11日。)(15)利昶运输公司，设于香港东亚银行12楼，运输私货，主持者为李联芳。(16)互商公司，设于澳门桔限街112号2楼，专贩日货药棉原料、火柴原料及药品、鸦片等，主持者为杜康。(17)江安公司，设于澳门大群酒店402号，赴中山等地收买大量米谷，转运广州出售，主持者为黄云甫、陈子炎。(18)东源公司，设于香港深水涉南昌街，由港运出洋货，运入钨砂，与惠州东兴公司、老隆东和公司属同一资本，互相联络，主持者为林亮东，粤东土劣林振雄、林叔平参与活动。(19)国际运输行，设于香港，分设西贡、海防、昆明等地，私运日货向内地推销，包运私货多种，主持者为唐志诚、罗荔。(20)国通运输公司，设于香港，分设汕头、沙鱼涌、惠州老隆、中山，假造商标，冒充国货及欧美货内销，包运私货多种，主持者为罗伟民、邹敏初。(21)启泰商号，设于澳门永乐街111号，搜购国内锑、铝等军火原料，偷售三井洋行。又在广州设新昌号，在广州湾设公利号，代理日方统办各项进出口货物，主持者为香港前东华医院经理肖澳惟。(22)兴亚贸易公司，设于广州湾，倾销日货布匹等。(23)新兴洋行，设于香港雪厂街太子行4楼，收买钨砂，主持者为由比又男、大间知、山口、林祉亭、叶清和。(24)恒发公司，设于香港德辅道东亚大厦4楼，代日方采办钨砂，熊少康任经理，谢道恒、麦少华参与活动。(25)谓记公司，设于香港干诺道，收买、私运钨砂售与日商。(26)中和公司，设于香港德辅道爹孩行，代日商收购五金矿品，主持者为谢德南。(27)福大公司香港出张所，设于香港，收买钨砂、竹木，主持者为林熊祥、陈树阶。(28)太平洋行，设于澳门，搜购木油、钨砂，主持者为驻广东日军第218部山田少佐。(29)大原公司，设于广州湾西营贝丁街，向各行商收买钨砂、桐油、青麻及其他军需品。(30)金城公司，地址、活动同前。(31)六国庄，设于广州湾，收买桂皮、五倍子、青麻、牛皮。(32)德泰庄，地址、活动同前。(33)昭和公司，设于香港、汕尾，收买钨砂、铝锭，主持者为张金、袁华。(34)台海拓殖会社香港出张所，设于香港，收买钨砂，主持者为山中。(35)新东公司，设于香港，以日货换取钨砂，主持者为欧阳新。(36)协进公司，设于香港，收购粮食及其他物资资敌，所获利润与日方四六分成，由在日本出生的广东人郑伯伦主持。(37)南宝公司，设于澳门，以棉纱换购钨砂资敌，由原大兴公司经理梁秀石主持。(38)广昌号，设于广州湾大通街，在桂南各地搜集废铁、桐油、青麻等资敌，主持者为李振兴。(39)大东亚倾销场，设于广州湾，收购钨砂、水银、松香、青麻等，输出各种毒品、奢侈品等。(40)广新行，设于广州湾赤坎总督街，收买枪支、子弹、水银、松香、钨砂等重要物资资敌。该公司为日商大原公司出资，主持者为文卓逸、蔡某。([26]以上据《敌伪经济汇报》各期资料整理。)(41)永义和货仓，设于香港坚尼地城区，专代日军搜购麻包、烂铜、废铁、鸡鸭鹅毛、棉花、铜元，主持者为周阳冉。(42)德和祥利记货仓，设于香港坚尼地城区，专代日军搜购烂铜、废铁、铅、锡，主持者为颜赐。(43)福利祥生记，设于香港坚尼地城区，专代日军搜购烂铜、废铁、铅、锡，主持者为颜全。(44)顺益号，设于香港坚尼地城区，专代日军搜购旧铁、烂船。(45)安泰铁仓，设于香港坚尼地城区，专利用住在空地的贫民，代其上门收买烂铜、废铁及拆除旧建筑物的铁根、烂船等。([27]以上据《香港专为日人搜购军需品奸商之调查》，中统特调处编：《经济情报》第341号，1939年11月25日)(46)吕春荣、黄昆、罗有忠、吴子昌、罗光廷、陈鸿发、肖宜春、肖联春、刘应连、林干初等在广州湾合组公司，以伪造的中、交行50元、100元假钞，购买内地钨砂、汞、铅、锡、松木、油、青麻、铁、锌等物产。([28]参见《中统公函(1944年6月15日)》，二档馆，财政部档案3(8)—22337。)(47)复兴运输公司，设于香港，往来海防、香港、澳门间贩运日货，主持者为林中原、何人魂、刘玉山。([29]参见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四)》，第1110页。)

　　以上这些走私组织，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走私日商既有单家公司，也有公司组合，如“港澳粤汕出入贸易配给组合委员会”、“香港贸易配给组合委员会”等，说明日本占领当局对日方走私商有着极强的组织管理，有意将分散的走私日商粘合在一起。

　　第二，日本著名的大垄断洋行，如三井、三菱、满铁等，纷纷到港澳湾地区拓展走私业务，有时还以化身的方式出现，如广州湾日商组合岩井行，其实是满铁在华南的分支机构;大原公司是三菱公司在华南的派出机构。([30]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40期，1942年11月。)

　　第三，日本特务机关在某些走私公司的组建过程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新兴洋行负责人由比又男身为日海军特务机关驻港负责人。日本有计划地将走私烟毒公司组织起来。在华南，香港鸦片大王叶清和与厦门福康公司合组“港汕厦联兴公司”，统一华南贩毒活动([31]参见李仲公：《禁政问题》‚1940年版‚第16页)。在此过程中，日海军特务机关驻港负责人由比又男起了牵线搭桥的关键作用，经他接洽，香港“满铁驻在所”决定出资2000万元，命叶经理华南各地的鸦片专卖业务。([32]参见《傀儡组织(四)》，第1151页。)

　　第四，日商与华商合作组织的公司、商号比较多。如澳门大走私公司联昌公司，是日人山口少佐与澳门华商陶俭、高可宁等人联营的公司，甚至将澳门警察局长葡人布英沙、经济局长葡人罗保纳入彀中。新兴洋行由由比又男与台籍浪人林祉亭、叶清和等人合组。福大公司香港出张所由日人竹木与林熊祥、陈树阶等台湾人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南，台湾浪人是走私群体中活跃的一部分。利用殖民地人民祸害半殖民地同胞，恶化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感情，其手法可谓毒辣之极。为拉拢中国商人，日本还施行了许多方法。对于与台湾银行或正金银行有来往的商人，日方采取长期放帐的方法，先取货销售，后结算货款。还可给予开办费，但以设立行号而以日人监督为条件。对于经常受到民众制裁的亲日商人，日方还允诺他们可以加入日籍。([33]参见中统特调处编：《经济调查》第5号，1940年1月29日。)

　　第五，日本为掩人耳目，经常借第三国商人达到走私目的。在香港、广州湾未沦陷以前，日商在此搜购物资常受爱国商人的抵制与制裁，他们不得不借助某些外商来达到目的。1938年7月，由闽籍商人黄见机在港用英商嘉劳公司名义搜购锰、钨等矿产，每月收购矿产价值达30万元。1939年1月中方矿商洞悉其奸，日方改托德商捷成洋行代购。不久其黑幕又被外界所揭穿，日方遂又改由丹麦商行四处代购([34]参见《傀儡组织(四)》，第972页)。

　　香港收购钨砂、桐油、五倍子等物产的阜成、永和两公司，名为华人陈旺为经理，实由日本出资([35]参见《傀儡组织(四)》，第1120页)。日商还经常将人造丝织品、呢绒及妇女用品批发给在最繁盛地点设有大规模洋行的犹太商人([36]参见中统特调处编：《经济调查》第5号，1940年1月29日)。在广州湾，有余、三林两家公司，名为湾商所办，实为日商资本，专收阳江、电白各地走私的钨砂，转运日、德([37]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24期，1941年7月)。日本还利用著名葡商罗德礼为掩饰，在西营南天酒店设写字楼，与各商行签订货单、汇款和各种信用担保([38]参见中统特调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40期，1942年11月)。

　　走私倾销的日货有布匹、呢绒、丝织品、儿童玩具、玻璃制品、化妆品、妇女用品、啤酒等，为防止大后方查禁，一般都经过了改头换面的处理，冒充国货或外国货。日本还偷偷地将海洛因运入香港，制成红丸，偷运入内地或在香港就地销售。据透露，在香港，日本每日销售红丸3000万粒，有多少输入内地，则不得而知了。([39]参见中统特调处编：《经济调查》第5号，1940年1月29日。)

　　日本利用港澳湾地区搜购的物品以各种军需原料为主，如棉布碎料(制造炸药的原料)、苎麻(制作军中天幕、军服、绳索的原料)、麻包(制防御工事用)、旧鱼网(伪装材料)、铜仙(弹药原料)、矿砂(钨、锑、锰等‚军火原料)、各种破损五金制品(钢、铁、锡、锌等)、食盐等。([40]参见中统特调处编：《经济情报》第160号，1939年9月21日。)

　　香港与内地的走私路线一般是先将货物输入广州，然后分路转运内地：一路经广三路西行至三水，再循西江偷运高要、梧州、桂林等地;一路循粤汉路或水路北行，经敌我均不设防的中间无人地带，抵达芦苞，偷运韶关及湘南各地。后方粤桂湘赣边区出产的钨、锑、桐油、牲口、药材、土纸、草茹、冬茹等特产，也沿此路南下广州。囤积香港的日货，也有不经广州而直接运销内地，或由越南转运来的，其走私路线有三：一由大鹏湾或深圳属沙鱼涌运至惠州，销往广东内地;一由海道运至广州湾，设法偷渡遂溪海关，运入内地;一由越南河内，北经镇南关(今友谊关)，经南宁分运广西内地与湘、黔二省，西由滇越铁路而至昆明，分销滇、黔、川三省。葡属澳门也常为日人利用，从澳门经水道走私至中山，或绕越港汊纷歧的西江水道运至三埠。([41]参见《敌伪走私之路线及其影响》，《抗战与交通》第64期《沦陷区交通专号》之特稿专载，1941年7月16日。)

　　由广州湾出发的走私路线主要有以下两条：一由广州湾经麻章、廉江、石角而至广西郁林(今玉林)、贵县(今贵港);二由广州湾经安铺公路、石角、广西博白而至郁林、贵县;输入货物以布匹、棉纱、西药及日用品为大宗，输出则以钨砂、铜元、桐油、粮食、牲畜、油、糖为大宗。走私人物多为退伍军人勾结土劣武装走私，尤以南路为最，其规模之大，为各区冠。([42]参见中统特调处编：《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1943年版，第74页。)

　　至于走私输出入物资的总量则难以估计。仅钨砂一项，据资料显示，香港1937—1940年各年前三季分别从中国大陆进口钨砂价值792.3万、759.7万、424万、228.1万港元，每年同期分别输出价值1081.6万、1237.6万、2054.5万、1030.2万港元的钨钞([43]参见何焯贤：《一年来香港对外贸易之检讨》，《中央银行经济汇报》第2卷第10期，1940年11月16日。)。其中1938年全年自大陆进口806.4万港元，输出1638.9万港元([44]参见《三年来香港贸易趋势》，同上第1卷第2期，1939年11月16日)。香港不生产钨砂，透支的出口额只能是从大陆走私来的钨砂。1939年9月欧战爆发，钨砂的最大主顾德国已不能在港购买，其大部分经私枭之手为日方所搜刮。1939年9—12月四个月内由港运日钨砂7898担，价值184.6万港元，较1938年同期的725担激增十余倍。1940年一二月份由港出口钨砂，差不多全为日本所吸收，这两月内由港运欧已完全停止，运美者不过942担(价值20万元)，但运日钨砂达8073担，总值188万余元，比1939年同期的252担又激增7821担，合30余倍。([45]参见徐修龄：《如何杜绝华南的走私》，《国民公论》第3卷第20号，1940年6月16日。)

　　三

　　抗战前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倾销活动使其独占了该地市场。以香港为例，在市场上，1940年初，印、英棉纱销售一落千丈，源自欧战爆发后，英、印棉纱运港大为减少，厂商不得已大规模采用日纱为原料。在布匹方面，日货已占40%强。道边小贩所称的九龙土布，十有八九是日货。中环布匹店40余家，九龙也有40多家，都在经营日货。市面上的人造丝织品也以日货居多。香港市场上的海味系华商自神户运港，德辅道西咸鱼店所售鱼品75%是日货。罐头食品基本上都来自于日本([46]参见中统特调处编：《经济调查》第5号，1940年1月29日)。这些巨额的日货必然有相当数量流入华南，使日本换得大量法币，套购到大量的法币外汇基金。据专家估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共在上海的外汇市场上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基金达2500万英镑之巨。([47]参见华而实：《五年来的中日货币战争》，河南三一出版社1942年版，第40页。)

　　日本还在战争期间以港澳湾为基地，获得大量军需原料。例如“日本每年需用钨砂，约在3000公吨以上。朝鲜所产，近来年达2000吨左右，约当所需数量三分之二有弱。其所缺三分之一有强的数额(约千余吨)，大部经由香港，购自中国”([48]《钨矿———中国的宝藏》，《东方杂志》第39卷第12号，1943年8月30日)。其他原料资敌更是不可胜数。大量军需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向敌方，使日军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杀人不见血的经济掠夺”([49]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册，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A)32页)，无疑给敌人起了“输血”的作用，使大后方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延长了日军负隅顽抗的时间，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言之令人痛心。

　　抗战后期，日本在沦陷区打压法币价值，使沦陷区物价渐高于大后方，以致大后方的走私商，俱不敢向沦陷区买货内输，以免亏折。反之，若以物资资敌，掉换法币或日伪特别优待廉价的毒品内输，一转手就可获得暴利，于是后方物资走私资敌，空前剧烈，尤以粮食为甚，前方各地饥馑情形，因而加重。更有甚者，物资倒流蔚为大观，奸商为沦陷区高价吸引，不但将后方土产走私输出，且将年前千辛万苦从敌区抢购而来的必需品，如棉纱、布匹、西药、零件乃至五金、汽油，又重新运回沦陷区资敌，日方策动的物资倒流阴谋一时完全得逞。([50]参见姜庆湘：《抗战以来的敌我经济战》，《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1期，1943年3月。)物资倒流成为抗战后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港澳湾地区正是日本策动大后方物资倒流的基地。如在1943年2月，广州湾日商派奸商潜入遂溪等地收买油米，乘黑夜偷运入湾，致使当地米价逐渐高涨，给民众生活造成很大困难([51]参见中统特调整处编：《敌伪经济汇报》第43期，1943年2月)。

责任编辑：杜善晴 最后更新：2023-07-19 11: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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