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7-1948年间茅盾的翻译活动
2023-07-19 09:10:40  来源：青年书局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对茅盾翻译活动的研究仍然是目前茅盾综合性研究中的薄弱部分。本文将茅盾的翻译活动置于1937-1948年间的时代语境中,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分析这一时段内，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导致了茅盾文艺观念的转变， 并影响了其翻译活动的发展。文中将重点探讨茅盾在译介苏联抗战文艺和古典文 学名著方面的活动情况。

　　关键词：茅盾;译介;政治;苏联抗战分艺;古典文学名著

　　一

　　对茅盾翻译活动的研究仍然是目前茅盾综合性研究中的薄弱部分。茅盾的翻译实践活动主要从1916年到1948年，共译介(含译述)了295部外国作品，发表在包括《小说月报》、《学灯》、《妇女杂志》、《新青年》、《译文》、《共产党》、《文学周报》、《文学》等一系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期刊上。尤其是20年代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对他在上面发表的大量译介作品的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接近了‘现代’文学的生成真相”[1]。30 年代，茅盾配合鲁迅又共同主编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译文》， 对提高当时译品质量和翻译家的地位、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发挥了历史性 的作用[2]。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茅盾虽然鲜有翻译作品问世[3]， 但他仍然主编了50年代的《译文》(后更名为《世界文学》)——这份在当时中国大陆唯一受到官方认可的，可以公开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期刊。他于1954 年，在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 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翻译工作发挥了纲领性的指导 作用[4]。因此，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在肯定茅盾作为一名文学家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时，而忽略了其作为一名翻译家[5]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

　　笔者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的资料统计，近15年来(1994-2007)， 共有428篇关于研究茅盾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史料发掘的论文被收录，单对其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论文就达到了198篇;而有关研究茅盾翻译活动的论文主要仅6篇[6]。对茅盾翻译活动研究的忽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

　　从1916-1948年间，茅盾的翻译活动主要历经了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即“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十年间，茅盾以利用《小说月报》革新、其担任主编之机，对外国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大量翻译和介绍。译介对象几乎涵盖了18世纪到20世纪所有重要作家，涉及的国家除了《小说月报》革新前就已译介过的一些欧美强国外，亦包括了诸多弱小国家或民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二十年代后期到“左翼文学”运动风起云涌的三十年代，为第二个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内，茅盾并没有因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浩大声势而转向对以苏俄为首的无产阶级文艺的译介，这主要还是对革命前途的不同看法及文艺观念上的差异造成的。他在30年代初出现的向“无产阶级文艺观”的转变也仅是昙花一现。以1928年出版的弱小民族译文集《雪人》和1934年的“翻译年”为标志，茅盾仍然继续了其早期翻译活动的译介特点，对弱小民族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展开译介。只是在具体的译介目的上出现了新变化:《雪人》的出版更多的是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种悲观情绪的寄托与宣泄，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品在追求人生理想而不得的情感表达上正迎合了茅盾当时的心境。“翻译年”的工作也是因为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而为了更好地配合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7]本文将重点关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8年间茅盾的翻译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时代主题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受此影响，外国文学的翻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译品选 择方面，随着现实主义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成为主要的译介 对象。一些在二三十年代得到充分译介的作家如华兹华斯、济慈、尼采、茨威格 等人的作品失去了被译介的热情，而如狄更斯、哈代、司汤达等人的现实主义作 品依然受到欢迎。[8]

　　抗战初期，由于时局的剧烈动荡、战火四处绵延，文艺工作者失去了和平的创作和翻译的环境，文学翻译出现了沉寂。30 年代的文学翻译一般到1937年便结束，期间虽仍一些零星的外国文学译介，但规模性文学翻译活动要到4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9]

　　抗战的爆发也给茅盾的翻译工作带了新的变化。从1937年7月到1943年4月，将近六年间，茅盾仅于1939年11月在《反帝战线》上发表了一篇《民间问题解决了》的译作。茅盾在这段“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从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从香港到新疆到延安、桂林再到香港。文学翻译工作与文学创作、杂文写作有很大的不同，即首先需要有译品的来源、较为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并随时有可供查阅的外文资料，如翻译辞典之类。茅盾早期从事翻译工作时订阅了伦敦、纽约的杂志以作为译品来源之一。这些条件显然在颠沛流离的抗战之旅中不易具备。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首要解决的必然是生存问题，废时耗力的翻译工作只能搁置一边。茅盾就坦言：“生活的不安定，工作报酬的微薄，乃至工具书之不能具备，精善原本之难得——这一切，都能影响到近几年翻译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译本的质。”[10]只有到了1943年末，茅盾来到重庆，有了稳定的生活、创作环境后，他的翻译活动才重新活跃起来。

　　从1943年至1948年间，茅盾共翻译了20篇(部)作品，全部译自苏联文学。茅盾称自己在这段时间内从事的“意义重大的工作”即为“翻译介绍苏联卫 国战争的文学”[11]。

　　茅盾在抗战爆发后，文艺观念上的转变非常明显，提倡“文艺能在抗战中尽它应尽的任务”[12]是贯穿其这一阶段的主要文艺思想。甚至于为了抗战文艺运 动的普遍性，而可以“一时不必苛求其质精，但求其量多。这样日积月累，文艺 的芽苗遂普遍的潜滋暗长着，一待成熟的时机到来，‘伟大’的果实就必然会产 生的”[13]。随着抗战时局的不断发展，茅盾更是鼓吹“追求最后的胜利，当时是文艺工作的唯一目标”[14]。值得一提的是，茅盾自文学生涯之始，虽然一直强调文学功利性，但并未放弃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其在三十年代批判“革命文学公式化”即是最好一例。但是，随着抗战时期的到来，茅盾虽然仍然认为“注重政治性而忽视艺术性，或注重艺术性而忽视政治性，同样都有错误”;但由于时代主题的巨变，文学的艺术性与政治性二者孰轻孰重，已在茅盾心目中有了明显的倾向：“在目前，后者尤为严重”[15]。因此，对茅盾而言，当前文坛首先要保证“思想上方向是正确的”，要“负起时代的使命”，“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对于出现的“提高技巧的风气”，因为其“把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冲淡了” 而需要坚决“校正”[16]。

　　受文艺观念转变的影响，茅盾在对待翻译工作上也指出，“苏德战争以后， 我们翻译工作者的视线自然而然都集中在反法西斯的战争文学了”[17]。当时译介的反法西斯作品主要来自英、美、苏等国，尤以苏联为甚。茅盾自20年代初在《小说月报》上译介“被损害民族”文学时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就在于相似国情的比照。直至30年代中期编译《桃园》时也是因为看中了国弱民贫、民族矛盾尖锐的中国社会与域外弱小民族文学反映的社会现象之相似。至40年代开始翻译苏联战争文学时，茅盾再次通过国情之比照法表露其译介的初衷：

　　    再深一层看，当自己的民族解放事业尚处最艰苦阶段上奋斗的时候，对于表现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创造出人类的地上乐园，而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拯救了人类命运，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苏联文学，自然不能不发生深厚的兴趣。[18]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这次“比照”的目的还在于强调其文学需要真实反映 现实的观念，即其在这一阶段所提倡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苏联爱国战争短 篇小说译丛》的《后记》中，他谈到了当时翻译苏联战争小说的心情：

　　    那时候，红军已经开始反攻了，每天报上都登着红军惊人胜利的消息。... ...那时候，中国战场的表现极不体面。敌进我退，成为定规，日失一城，不足为奇，大后方物价飞涨，奴政役政，弊端百出，时局危险已极。然而这一切，报纸上是不许披露，不许讨论的。文艺作品是不许反映前方后方任何真实的。但是最使人惊讶而不敢置信的，居然有些对于希特勒表同情而对于苏联红军之胜利抱嫉视的言论，却可以通过检查而发表于报章和刊物。是在这样的乌烟瘴气中，我读着我所能得到的苏联抗战文艺作品，而且陆续选译了若干篇。翻译的用意，无非想让读者看看：同样在战争中，人家是怎样的。[19]

　　由此可见，茅盾对苏联抗战文艺的译介主要出自两方面原因：一是在政治上服务于抗战这一时代的大主题。通过文艺来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其次是在文艺技巧方面提倡文艺反映时代、反映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击退”当时重庆文坛的“颓风”[20]。

　　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茅盾此时关于古典文学译介的态度与20年代又产生了 变化。20年代古典文学的译介属于茅盾可以放“缓”的工作范围：

　　    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21]

　　    我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在《小说月报》上已经实行多时了，譬如着重介绍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十九世纪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而对于其它外国的古典名著只作一般的介绍。[22]

　　    在这十一年中，《小说月报》广泛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学，首先是介绍了俄国文学和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也介绍了西欧、北欧、南欧的以及曾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文学。[23]

　　可见，在20年代，对待外国文学的译介孰轻孰重、何缓何急，茅盾自有取舍。在他看来，对俄国文学、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才是其通过对文学现代性的追 求，以达到开启民智、唤醒愚众、变革社会的工具所在。因为这些“被损害的民 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的真的公道”，“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24]。 这也就不难理解，茅盾在《小说月报》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5]后，就将译介的注意力从发达国家文学或者古典文学名著转移到“被损害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上去了——1921年，《小说月报》出现10月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和12卷的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

　　而到了 40年代，翻译古典名著不仅不可以放缓，相反“意义重大”：

　　    自从“民族形式”问题被提出，而且经过论战以后，对于研究世界古典名著，已有新的认识，因而介绍古典名著一工作，也就有了新的意义。简言之，几年来的“古典作品热”， 和抗战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是在新的认识上，在远大的目标上，而也是在新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上，来从事于世界古典名著的研究与介绍的。因而这一工作的评价就不能不高。因而这一风气之形成，意义就非常重大。[26]

　　茅盾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含混，并没有清楚讲明研究古典名著的“新认识” 是什么，翻译它们的“重大意义”又是什么。而查阅这一时间段茅盾所有的论文， 也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两个问题。即使是其回忆录中谈到当年的这一古典文学翻译 之风时也是重复引用了上述这段话[27]。实际上，厘清这一问题，对进一步理解茅盾翻译文学功利性的观念有重要的意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即“民族的形式，国际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同时号召“宣传的民族化”，即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作 派”[28]。其后关于“民族化”、“旧形式”、“欧化”、“外国气味”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共产党根据当时新的历史现实和新的政治关系，对过去和当时的文艺状况做出新的调整：对动员一切文化力量进行抗战的同时，也要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

　　那么，什么是“民族新形式”，它与“旧文学”、外国文学又有怎样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当时文艺界的领导者，1939年以“旧形式利用”为主的 新的文艺运动29的倡导者周扬的一席看法：

　　    不错，新文艺是接受了欧化的影响的，但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当时的所谓“欧化”，在基本精神上就接受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思想，即“人的自觉”， 这个“人的自觉”正符合于当时中国的“人民的自觉”与民族自觉的要求。外国的东西只有在被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时候才能吸收过来。新的字汇与语法，新的技巧与体裁之输入，并不是“欧化主义”的多事，而正是中国实际生活中的需要。由于实际需要而从外国输入的东西，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具体地运用了之后，也就不复是外国的原样，而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这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了。不适于中国的土壤与气候的异域花卉，不论是怎样美丽的吧， 决不能在本国繁茂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战以后曾风行一时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最新奇形式，没有在正是同时的“五四”时候流传到中国来;这就是为什么对中国新文艺影响最大的恰恰是弱小民族的，俄国的以及后来苏联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受果戈理影响最深的鲁迅，他笔下所刻划出来的人物、世态与风气不是俄国式的，而是十足地中国的，他的描写的笔调是十足的中国式的笔调。《狂人日记》以及其他短篇的形式虽为中国文学史上所从来未有过的，却正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新形式。完全的民族新形式之建立，是应当以这为起点，从这里出发的。利用旧形式也并不是停止于旧形式，保存旧形式的整体，而正是要从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所以利用旧形式不但不是从新形式后退，而正是帮助新形式前进。所以利用旧形式，就并不只是新文艺对于社会，今天说对于抗战的一种责任，而同时也正是为自己的普及与提高，也就是为自己的更大发展。[30]

　　周扬的这番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论新阶段》报告中相关概念的具体阐发与回应。对外国文学、“旧形式”不是不翻译、不是不介绍，关键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怎样把它们与中国当时的特殊环境结合起来，使他们能够“中 国化”，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通过这种“新文艺”以达到为社会、为当时 抗战服务的目的。说到底，就是可以调动古今中外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学因素， 创造一种可以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革命文艺，将文学的社会功能扩大化、全面化。

　　1942年，毛泽东在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进一步发挥道：

　　    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31]

　　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什么是“批判地吸收”?什么又是毛泽东眼中的 “优秀的”、“有益的”的文学呢?答案就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虽然毛泽东声明评判艺术的所谓“好坏”取决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事实上这两个标准在毛泽东心目中并非平等关系，“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说到底，艺术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才是衡量艺术作品是否“优秀”或“有益”、是否值得“吸收”的根本标准。所谓“批判的吸引”就是要排斥那些“破坏团结抗日的”、“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32];创造“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33]

　　1942年前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的《讲话》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 深远的。中共领导层开始有目的消除这前文艺界“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逐渐 把作家、文艺工作者、学者等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统一把“毛泽东话语”中。并 动员文艺界下乡，“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一分子”[34]，把知识分子纳入整个革命机器的有效组织中。在这样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开始被制度化。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茅盾会认为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 中国抗战文艺的“分界线”[35]了。一直与共产党保持密切关系的茅盾出现文艺观念上的变化是自然的。对茅盾的直接影响就是其文学翻译功性观的进一步发展， 即文学翻译要为政治、为阶级、为党派服务。包括翻译外国古典文学在内的域外 作品的翻译而言，实际上成了建立新的民族文艺工作的一部分。对其“新认识” 就是要从政治的、阶级的立场去“批判地吸收”，通过被“中国化”的过程以服 务于抗战、和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

　　    作品万世不朽，有几十种外国文译本，这自然好，但如果中国老百姓不能懂不能看，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外国的赞赏算得个人光荣，但与老百姓本身无关。提高不是高到高级知识分子里去，须兼顾老百姓，提高他们的文化与政治水准，通过作品发生伟大的作用。所以应当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3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茅盾在代表国统区所作的文艺运动报告 中非常明确地运用了这一文艺观念来解读资产阶级古典文艺，这段话为茅盾文学 功利观的文艺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做了最好的诠释：

　　    (十年来)因为醉心于提高，因为把艺术价值单纯化为技巧问题，又因为抱着上述的各种糊涂见解，于是就出现了漫无批判地“介绍”乃至崇拜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文艺的倾向。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作品，其中本来也有的是包含着比较健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若干进步的思想因素，值得介绍，也值得学习。但介绍不能漫无标准，而学习也同时应加批评。不幸那时成为一种风气的，既无标准，也不加批判(此指一般现象而言，个别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不是这样的)。有些文艺工作者甚至以为熟读了一些西欧资产阶级的古典作品就可以获得中国文艺所缺少的高度艺术性。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无论就思想 深度言，或就“艺术性”言，当然是不朽之作，但不幸许多读者却被书中主人公的个人主义精神所震慑而晕眩，于是生活于四十年代人民革命的中国，即神往于十九世纪末期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方式，这简直是时代错误了。崇拜西欧古典作品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波特莱耳也成为值得学习的模范，这当然更不足深论。[37]

　　如果说，从20年代到30年代，茅盾的翻译工作从译品的取舍、译作的评价、到对文学社会性与审美性的探索还含有茅盾鲜明的“主体性”色彩的话;40年代茅盾的文艺观念已经转向了为阶级、为政治服务的层面了，将自己的文艺工作服从于革命领袖、政治家的话语权中，不仅意味着作家、译者“主体性”的丧失，也标志着文艺工作趋向单一化。其这一文学功利观的新发展一直延续到“十七年”(1949-1956)间，并影响了他后来主编的《译文》。虽然说，50年代茅盾主编的《译文》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其40年代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念。而且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大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逐步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以使得政治对文艺的操控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但在《译文》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因为50年代时代发展、政治局势的起伏变化，翻译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将会呈现出另一番发展景象。

 

　　[1] 董丽敏：《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 129。

　　[2] 相关内容散见于黄源：《杂忆老<译文>》、《对〈世界文学〉的祝愿——纪念<译文>创刊五十周年》，载《黄源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茅盾翻译的《新婚的一队》，原作者比昂斯疼比昂逊(挪威);1981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茅盾译文选集(上下)》;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沈雁冰译文集(上下)》。

　　[4]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372。

　　[5] 按照王友贵对“翻译家”的理解：首先，作为翻译家必需要有一定数量和品种的译作。即从事一定意义上的“翻译匠”的工作。这应是所为一个翻译家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其次，翻译家虽然首先是个翻译匠，但翻译匠未必可以成为翻译家。在翻译选目方面，翻译家应该表现出鲜明的自觉意识、自主意识和选择意识;翻译在他们，是自己的思想、审美趣味、文化观、人生观的一种表达。简言之，他们具有明确的翻译目的;而翻译匠可能熟稔翻译艺术，译作品质也可靠，却没有多少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思想。(王友贵：《中国六位翻译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序》页 2。)

　　[6] 这6篇分别是：于启宏《茅盾与翻译》(《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第1期);尹康庄《茅盾对象征主义的译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2期);张宇翔、王继玲《茅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育桂、立彬《茅盾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特点和主张》(《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7期);袁荻勇《茅盾早期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贾植芳《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此外对茅盾翻译研究的论文还出现在以下论著的相关章节中：董丽敏《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友贵《中国六位翻译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及Susan Wilf Chan写的Mao Tun The Translator(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8, No.1.)。

　　[7] 关于这一时期内茅盾翻译活动的分析详见拙文: On Mao Dun’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Late 1920s to 1930s, Issues of Far Eastern Literatures(June 24-28,2008), Volume 1, Saint-Petersburg: 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2008, pp80-87。

　　[8] 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315。

　　[9] 同上书，页314。

　　[10]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载《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出版。

　　[1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页288。

　　[12] 茅盾：《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载1937年9月13日《救亡日报》第15号。

　　[13] 茅盾：《问题的两面观》，载《文艺月刊》第3卷第1期，1939年3月1日。

　　[14] 茅盾：《如何把工作做好——为“文协”六周年纪念作》，载《时间的记录》，重庆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44年7月。

　　[15] 茅盾：《人民的文艺——四月八日在广州青年会讲演》，载《新文艺》创刊号，1946年6月1日出版。

　　[16] 茅盾：《杂谈文艺现象》，载《青年文艺》新1卷第2期，1944年9月1日出版。

　　[17] 同 8。

　　[18] 同 8。

　　[19] 沈雁冰辑译：《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永祥印书馆，1950年。

　　[20] 茅盾：《如何击退颓风?》，载《文萃》第1卷第2期，1945年10月16日出版。

　　[21] 茅盾1922年致万良浚信，载《小说月报》13卷第7号，1922年7月10日出版。

　　[2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页183。

　　[23] 茅盾：《序》，载《小说月报》(影印版)第12卷第1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24]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小说月报》12卷第10号，1921年10月10日出版。

　　[25] 茅盾：《序》，载《小说月报》(影印版)第12卷第1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26]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载《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出版。

　　[2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页 287-288。

　　[28] 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页844。

　　[29] 参见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文艺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页119。

　　[30]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载《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出版。

　　[3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2年，页63。

　　[32] 同上，页73。

　　[33] 同上，页67。

　　[34]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35] 茅盾：《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载《中学生》，1946年10月增刊《战争与和平》，开明书店1946年10月初版。

　　[36] 茅盾：《人民的文艺——四月八日在广州青年会讲演》，载《新文艺》创刊号，1946年6月1日。

　　[37]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责任编辑：吕堃怡 最后更新：2023-07-19 10: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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