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小水 | 抗战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2022-10-20 15:56:1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敌方实力数倍于己的不利局面开始全民动员，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构成即为精神层域的宣传与发动。在抗战初期的数年间，国民政府于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开展了规模较为可观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该运动对民众认识形势、团结御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抗战；国民精神；动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认识到精神因素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意义，故于1939年3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往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多强调其思想箝制功能，而忽略其他方面。本文不揣谫陋，拟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起的原因、经过，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实施状况作一简要评述。
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标志着前期抗战的基本结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总结前期抗战得失，决心对抗战“建国”大业重作新的“努力”，其根本之道，在“转移风气，振作人心”。
1939年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14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发《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开始在全国励行精神动员。该纲领昭示全国军民同胞：“今日之所宜致力者，尤当注意于精神之振作与集中;质言之，前期抗战，军事与精神并重，而第二期即后期之抗战，则精神尤重于军事。非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不足以克服艰难而打破敌人精神之毒计。”[1]故而，纲领标举了三个共同目标，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具体实施则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改正醉生梦死之生活;(二)养成奋发蓬勃之朝气;(三)革除苟且偷生之习性;(四)打破自私自利之企图;(五)纠正纷歧错杂之思想。此后，精神动员工作，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推展开来。
国民政府推行精神动员的原因，考察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精神动员并非抗战时初创，早在30年代初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就有利用精神资源以促动“民族复兴运动”的主张。
所谓“民族复兴运动”，是指蒋介石在1932到1937年间所采取的封建独裁政策和推行方式的统称。其中心要务一在推行“安内攘外”政策以统一国家，一在宣扬“民族精神”的封建性一面以奠定独裁统治的基础。一般说来，该项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2年起迄1933年秋止，这期运动实施的重点在“安内攘外”政策的推行上，与此同时，蒋也经常向国人宣讲复兴“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如在1932年6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虽然活着，也如同死了一样;国家失去了他的灵魂——精神，名义上虽然存在，实际上也是同亡了一样。现在社会破产，人心麻木，纪律荡然，秩序纷乱，毫无廉耻，不讲信义，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立国精神死了。如果我们再不想法子挽救，复兴我们的民族精神，那么灭亡就在目前!”[2]第二阶段则始于1933年秋，终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此阶段，重建“民族精神”慢慢从“安内攘外”政策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并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关注的中心，新生活运动就是此一理念的政策体现。
应该说，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战前民族复兴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就把该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联系性概括为：“一、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战时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平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二、新生活运动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基础，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新生活运动的运用。三、新生活运动旨在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国民精神总动员旨在发扬民族精神。四、新生活运动注重合理生活之养成，由外形的调练而达到内心建设，国民精神总动员注重奋发精神之培植，由内心的奋觉而达到于外形的整饬。五、新生活运动要把‘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要把‘礼义廉耻’表现在‘管教养卫’。”[3]正是因为战前国民政府已略具“精神建设”的认识与实践，战时回归“传统”，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对抗战的认识以及日本对华政策都发生了相当的改变。
一期抗战，国民政府单纯靠军事力量对日作战，以致二期抗战开始之际，半壁江山沦陷敌手，“北望燕云，东瞻京阙，寇虏之凶锋未戢，陵寝之瞻拜莫亲，无数同胞之涂炭待救，国家民族之命脉，犹在存亡呼吸之中，而革命建国事业成功，犹极辽远”。[4]《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就此进行检讨，认为“物质条件之欠缺固甚明显，而精神条件之未备尤居首要”，因应之策不仅在于“动员一切国内之物质与人力，亦必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5]此外，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标榜抗战“建国”二业并举，不可偏废。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来说，精神动员之于“立国建国”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精神动员在抗战时期亦具有政略上的必要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过政治上的诱降活动。1937年10月1日，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商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军事上必须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外交上“迅速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6]后伴随军事上的困难，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和平工作，先是所谓的“速战速决”，接着是“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对于这种政治经济侵略的对策，最有效的当然即是强调精神总动员，使国民公约各条能彻底的执行。沦陷区域找不出真正的顺民，伪组织的内部一天天涣散”。[7]可见从政略上看，国民精神总动员对抗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其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发起精神总动员运动还有箝制思想、排斥异己的考虑。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强调，精神动员，就是集中全体国民之一切思想意识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集中一切年龄职业思想生活各各不同之国民精神力量于一个目标;坚持民族固有道德，坚持三民主义中心信仰;实行精神改造，纠正纷歧错杂之思想。所谓纷歧错杂之思想，纲领提出了四条进行判别的基本原则：(一)是否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是否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三)是否破坏军令政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四)是否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8]一切思想言论，都以此为标准予以片面性衡量，不合此义者，政府就纠结各种力量，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竭力加以封杀。正是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幌子下，国民党肆意制造舆论，指斥共产党违悖三民主义，破坏抗战。在此情势下，国民精神总动员又沦为蒋介石箝制思想排斥异己的工具。
综上所述，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既是战前“民族复兴运动”的因循回归，又是国民党动员精神以利抗战，控制思想以利“建国”的重要举措。
二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颁发后，国民政府为主持精神动员之实施，于同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设置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依照组织大纲，该会成立秘书处，办理会议、文书、计划的拟订审核及工作的指导考查等事项，设秘书长一人，由会长(蒋自任)指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兼任，秘书、总干事、干事等职员则均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调用。此外还特别设立设计委员会，网罗全国各界知名人士为设计委员，主要任务为检讨各月份的工作成绩，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的第一年会务，是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第二年则完全转为社会部主持。社会部接管国民精神总动员后，因精神动员业务须与其他社会运动密切配合，故于总动员会内增置副秘书长一人，并由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兼任。1940年4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进行改组，分设总务视导编审三组，所有职员均由社会部调用，经常办公费用亦由社会部开支。为推进工作，改组后的秘书处详加筹划，先后拟订的改进方案达八项之多，即(一)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工作实施方案;(二)本会社会部各项工作配合方案;(三)本会与各级党部工作配合方案;(四)健全全国各级动员机构方案;(五)改进国民月会试行办法;(六)各省市国民月会辅导办法;(七)本会视察服务规则;(八)视察四川省各县精神动员办法。
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社会部的先后指导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的具体操作下，精神动员运动依循“由口号到行动，由上层到下层，由城市到乡村，由后方到前方，由我后到敌后”[9]的五大原则，在全国各地实施开来。其常规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举办国民月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公布后，中央规定自5月1日起，全国开始举行国民月会。是日，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这个盛典，并向全国发表了题为《除旧布新革面洗心》的广播讲话，指出国民月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一)以焕然一新的精神，作艰苦森严的战争，使国耻的五月节变成雪耻的五月节;(二)沦陷区的同胞要在精神上抵抗敌人、打击敌人，不与敌人合作;(三)租界内的青年在精神上要自立自强，在生活上要自爱自重，要负责，要知耻;(四)精神总动员及国民公约是抗战的最大武器;国民月会的组织是抗战民众的精神堡垒，要彻底实行，始终无间。”[10]会上，参会者一致宣誓履行精神总动员信条，力行国民公约。此后各地遵照仪式，按月举行。
对于广大农村，中央要求国民月会的召集一般以甲为组合单位，俾因范围太小，事实上以保为单位的居多。而重庆系以镇为单位，成都以联保为单位。国民月会召集之初，各地情况虽有参差，但大多成绩不佳。重庆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又系精神动员运动策源地，对于精神动员工作，本应积极办理，然开始数月，因该市精神动员机构不甚健全，月会主持人员消极敷衍，加之缺乏良好的工作技术，导致精神动员长期未能收到良效。为谋改进，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于1939年10月召集全市国民月会主持人督导员来会谈话，还邀请本市党政主管人员参加，共同商讨改进精神动员之一切办法。秘书长张群亲自到会，并表达了对月会督导员主持人全市党政各机关的希望。经此一番策励后，重庆市的国民月会工作才有所起色。
除大后方外，各战区也力争同步举行国民月会，但由于环境特殊，基本不能达到规定的要求，就连中央明令嘉奖工作突出的山东等省亦复如此：在1939年5月至11月的7个月间，山东因日寇大举进犯，省级机关不断迁徙，国民月会仅召开了3次，还不及平时的一半。[11]
国民月会的核心程序，是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其内容有12条：(一)不违背三民主义;(二)不违背政府法令;(三)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四)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五)不参加汉奸组织;(六)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七)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八)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九)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十)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十一)不买敌人的货物;(十二)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12]对于国民公约，中央要求各地公务人员及从事乡村工作者，均能背诵，且训练民众亦须熟记不忘。为此，甘肃、江苏等省规定每户均备公约1张，以便家人随时诵读，湖南等省则于公共场所张贴公约。除国民公约宣誓这一固定内容外，各地多能根据形势和要求确定月会讲材，并由主管人员讲解其精义，如重庆市1940年7、8、9三个月的月会讲材分别为：“加强精神动员对付敌机轰炸”、“民众应一致动员参加两大运动!平抑物价以解除自身痛苦，恢复驿运以发展内地交通”、“为敌机炸烧重庆市区告市民：本地无畏精神无懈无堕，示范全国完成复兴民族重任，避免不必要牺牲，体念总裁仁爱心情，迅速疏散市外。”[13]
国民月会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中心工作，从其涉及的地区及人口来看，国民月会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据统计，1940年间每月向中央呈报举行月会的省份有13个，它们是四川、云南、江西、广东、西康、安徽、浙江、江苏、绥远、河南、陕西、山西等，其中除川、滇外的剩余11省于9月间参加的人数达10049695之多，其他诸省或因举办不力，或因罕有呈报，未见统计。[14]
第二，发起实际运动。实际运动，种类繁多，一般而言要有献金、征募慰问品、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慰问伤员、征募寒衣、提倡战时文化、厉行早起、禁烟、除奸、肃仇货、节约储金等。由于在精神动员运动发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缺乏实际运动的规划，各省区通常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动员实施办法》，选择一、二项运动予以实施。如湖南、江西比较注意兵役，贵州注意禁烟，湖北力谋肃清仇货，而绥远对于除奸运动，订有详密办法，进行亦很努力。
1939年实际运动开展较有特色的城区省份有河北等。河北作为敌我争夺相对激烈的地区，省政府及动员委员会对利用战地捷报来鼓舞士气极为重视。1939年10月10日，省动员委员会协同本省党政军各机关法团、全体工作人员，并发动附近10里以内各村民众，举行国庆纪念及湘北大捷庆祝大会。会上，动员委员会委员黄自韬详解“湘北大捷”在哲理、人心、兵法、兵员以及地势方面的必然性，听众均异常兴奋，士气为之一振。[15]发起敬老运动也是河北广泛动员民众的方式之一。1939年11月12日，省动员委员会举行敬老尊贤运动，是日发动附近30里以内村庄老人，于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后，即举行敬老会。省主席鹿钟麟首先报告开会意义，并讲解年老民众在抗战建国中应负的责任，及我国必得最后胜利的事实，“诸老人颇为感奋”。[16]边疆省份的实际运动也进行得有声有色。据西康省西昌区向中央汇报，仅1939年5、6月间，该区统一开展的实际运动就有4大类13小类之多，主要集中于民众训练、革除不良嗜好、厉行抗建工作，慰问军人家属等方面。[17]
随着精神动员的推展，最高决策层益发认识到实际运动的重要性，会长蒋介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要具体实行纲领，“我们去年宣布了精神总动员的纲领，里面有五大要项，本来规定有实施的事项，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使它成为简单具体的事项，使精神动员的意义都能从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18]据此，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于1940年初组织人力，研究确定各项中心工作，并电令各省动员委员会勉力实施。这年总会发动的各项中心工作计有：1月，全国扩大节约建国储蓄运动;3月，造林运动及精神动员周年纪念运动;5月，各省市扩大禁烟纪念并举办烟毒总检举竞赛;6月，渝市文化界艺人参加民间工作，加强精神动员宣传，同时发动各省市举办卫生展览会;8月，全国民众努力推动平抑物价，发展驿运;10月，实施粮食管理运动。此外清洁运动、劳动服务、健康比赛等项，亦按月分别督促举行。
第三，增强宣传力度。精神动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宣传性的工作。这种宣传工作，关键在于能否普遍深入，使民众认识到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了解这次抗战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民众明了抗战的意义之后，对应征入伍、推销公债、节约物质、肃清汉奸、救护慰劳等抗战工作，便可踊跃参加积极实行。所以，精神动员总会及其下属机构对宣传都甚为重视。
概而言之，精神动员的宣传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一)省县组织宣传队或宣传团分赴各乡村作巡回宣传;(二)聘请地方人士，发动学校师生及军队政治部作精神动员宣传;(三)利用各种集会随时参加宣传;(四)大量翻印有关精神动员书籍编辑成册，出版刊物及张贴标语壁报壁画等;(五)扮演戏剧放映幻灯等。由于条件不一，各地一般选择以符合自身条件的宣传方式为主，其他形式为辅的作法。如河北省最常采用的宣传手段，是大量翻印中央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国民公约誓词、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纲要等，“并编印国民精神总动员要义表解，分发民间，以便张贴壁间，切磋砥砺”。[19]此外还派员选择冲要街衢，于墙壁上书写国民公约誓词，以及有关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标语，并由各机关团体仿制以广宣传。
重庆因地位特殊，为国际观瞻所系，所以不但其宣传内容为全国之先导，方式也多种多样。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周年纪念，重庆市动员委员会在总会的指导下，单独组织的宣传活动计有：(一)与社会局会同举办中小学讲演比赛及市民讲演竞赛;(二)印制宣传标语20种，共2万份，印制宣传大纲4000份，口号1万份，除张贴通衢要道外，其余分发各机关团体及各区镇应用;(三)绘制精神动员漫画4大幅，连同旧有11幅，在各地轮流展览。另外还举行了露天歌咏大赛、爬山比赛、体育健康运动等等，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这一时期，重庆市较为重要的宣传活动还有扩大兵役宣传。市动员委员会平时对于兵役宣传，一直积极办理，为加强力度，该会一方面请由中央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轮流放映有关抗战及兵役的影片，以资鼓励;同时要求各镇自7月份国民月会举行时，应添列兵役法令讲解这一项目，对兵役要旨及疑义，均须有专人详为解释。
“精神动员之实施，大部分有赖于每个国民良知之自觉，而相互之勉励与启发，则为助成其自觉之手段，至于法纪纠绳，仅当以之辅助启发与勉励之所不及，故主要工作，重在倡导与宣传教化之合宜”。[2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地动员机关与固有的宣传机构紧密配合，协力推进宣传工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有时还能利用民间已有的宣传形式，加以充实改编，如湖南省就对戏剧宣传颇为重视，曾将之制成幻灯片在各地巡回放映，同时还编撰道白，召集各戏院演员训练演唱;四川亦编印精神动员歌曲多首;福建则将纲领第五章编为白话，谱入歌曲，交各新旧剧团演唱，且令各县将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国民经济建设协会等三机关设联合办事处，以推进精神总动员宣传;察哈尔更是编印小学及民众宣传材料，利用“小先生制”，使他们即知即传人。这些民间宣传形式的采纳，既符合精神动员纲领，又保留了原有的趣味，易为普通群众接受。[22]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指称，其内容繁杂琐屑，但总括起来，基本仍不在乎上述三类。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运动，其影响遍及华侨集中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加拿大、新西兰等，“推动情况，较国内边省热烈”。[23]
三
现代战争是总体战，是整个国家力量的竞争，所以无论是物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落后国家，无论是侵略还是被侵略国家，都非常重视战争过程中的精神动员。日本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自田中内阁以来，便厉行所谓“思想善导”，一方面收买御用学者，鼓吹“海外发展”、“皇道精神”，一方面发布治安维持法，压迫人民革命活动，剥夺人民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软硬兼施，企图转移国内视线，引领人民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加快了精神动员步伐，创设所谓“文教审议会”，以总理大臣为会长，文部大臣、内务大臣为副会长，聘名流10人为委员，以谋“国民精神之振兴”。其后，在文部内务两省及信托部的支持下，更由文化社会团体出面组织“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加强了侵华战争的精神准备。[24]
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目的，“是求精神物质之均衡的配备与扩展，使能符合于军事胜利之决定条件，决不是倚重精神而忽视物质，而是要善用精神的特长，来补充物质之不足”。[25]客观地说，精神动员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在推展初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过去一年之中(指1939年3月—1940年3月，作者注)实在是奠定了我们前后胜利的基础，亦就是敌国已受到我们致命的打击，造成他决定的失败，我们全线战士舍命牺牲，杀敌致果，海内外同胞输财输力，热烈从公，沦陷区的同胞不仅力抗敌奸，还能输财报国，至于伤愈将士重上战场，适龄壮丁争先入伍，以及战地民众协助军队的踊跃，生产分子努力建设的猛进，无论在地区的分布上，在数量的计算上，都比以前加倍的增加”。[26]当然，把这种宣传性成效完全归功于精神动员运动是不恰当的。毕竟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只是当时诸多社会运动中的一种，我们很难将其成效从其他社会运动所造成的结果中剥离出来，单独加以评估。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从形式上看涵盖了1939年以后的整个抗战时期，但实际上精神动员开展得较为积极、较有生气的时段，仅限于1939年3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两年多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该运动并非如国民政府所说，乃抗战“建国”大业之根本方针，而是国民政府在外援缺乏的情况下，动员民众苦撑待变的权宜之计。从而根本地影响了精神动员的实效性。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推行数载，总的说来可概括为：表面轰轰烈烈，具体成效不彰。究其原因，可从内外两方面加以探讨。
所谓内部原因，是指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本身的不足，这包括第一，机构不健全，指挥难统一。就中央动员机构而言，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的主管权曾数易其手，伴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上级主管部门的简单变化，还有大批精通业务的职员不断为新手所取代，这不能不对该会的日常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各省区的动员委员会也是问题严重，“主任委员，摆上一大批，可是都是兼任，连半个专任的也没有。一块招牌非常吓人，可是内容却`空空如也'，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负责干事”。“省而下之的地方动员机构，更不必说了。一块招牌上面，可以写上几个委员会的名字。一个人在这里是主任，在那里还是主任。所有团体，差不多除招牌之外，别无长物”。[27]很难设想，这种不健全的机构能够胜任精神动员的艰巨工作。第二，经费短绌，监督不力。经费匮乏始终困扰着精神动员运动，导致考核监督等推进工作的有效手段一直无法顺利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发起之初，中央对各省市运动的推动，就因经费问题只能依赖文告加以督促。以致对各地的“工作推进，是否合于要求程度，书面报告内容，是否皆符实际”，不得而知。《视察员服务规则》及《视察报告表》出台后，才开始有工作人员派赴各地，但视察范围大多仅限于四川一省，路程稍远，即因经费不足，无法实现。尽管精神总动员会陆续采取了若干补救措施，譬如委托军委会战区视察团、行政院政务视察团、监察院各监委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外出视察之便连带调查等，都无法矫正因经费短绌，监督不力而带来的不利局面。第三，与其他社会运动相互协调少，工作多重复。国民精神总动员只是战时国民政府开展的诸多社会运动中的一种，除此之外尚有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文化建设运动、战时服务运动等。由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交叉的特点，所以加强横向联系，进行统筹规划是非常必要的。遗憾的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长期处于分离状态，这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主管时期尤其如此。1940年初社会部接管精神动员工作后，加强了各类社会运动之间的配合，制订了《工作配合与改进意见纲要》，确立了新生活运动和精神动员协同改进的五项原则。但从此后的事态发展看，这种努力始终停留在书面上，并未切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精神动员和其他运动依然各自为战，在重复的工作中浪费宝贵的资源。
外在的原因是指国民精神总动员开展时的基本背景，这也可以归结为三点：其一，国民基本教育程度低下。精神层面的动员，需要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国民基本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导致绝大多数民众的动员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往往缺乏积极回应与自发的促动。其二，国民党基层组织开展较好区域的大片沦陷，也是精神动员运动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精神动员运动励行的大部分地区，战前多属地方军阀的控制范围，在这样的地区推行精神动员，就缺乏一个有效的组织网络来给以积极支持。其三，既有的组织团体没有也不可能承担起足够的领导责任。精神动员的骨干，本应属于国民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新闻出版及“纷歧错杂之思想”的严密控制，从而剥夺了知识分子及其他党派参与精神动员的有效手段。虽然也有一些农工商青年妇女宗教等团体，参加了精神动员的某些活动，但这些经过“筛选”的组织团体业已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活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战时国民政府为增强抗日实力而作出的一次努力，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该项运动目标的两重性——打败日寇，完成抗战，控制思想，实现“建国”，一直左右着海峡两岸的研究视野。作者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但是国民党排斥异己思想的筹划，更是在外援不足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转向获取精神资源的尝试。所以不论具体成效如何，都不应低估其对抗战的意义，也不能因其具有思想箝制的功能，而全面否定它在抗日御侮大业中的作用。
注释
[1] 李长贤：《抗战时期的社会运动》，台北《近代中国》双月刊，第35期，第77页。
[2] 蒋介石：《中国的立国精神》，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年再版，第588页。
[3] 肖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8辑，《新生活运动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5年编印，第326页。
[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579页。
[5] 李长贤：《抗战时期的社会运动》，台北《近代中国》双月刊，第35期，第77页。
[6]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4页。
[7] 李长贤：《抗战时期的社会运动》，台北《近代中国》双月刊，第35期，第85页。
[8] 李长贤：《抗战时期的社会运动》，台北《近代中国》双月刊，第35期，第81页。
[9]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8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35页。
[10]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长训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1941年编印，第11—15页。
[11] 《精神动员》创刊号，国民精神总动员秘书处编辑，1940年3月，第18页。
[12] 《精神动员》季刊第1卷第2期，1940年7月，第1页。
[13] 《精神动员》季刊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第167页。
[14] 《精神动员》季刊第2卷第1期，1941年4月，第186页。
[15] 《精神动员》创刊号，1940年3月，第17页。
[16] 《精神动员》创刊号，1940年3月，第17页。
[17] 《精神动员》创刊号，1940年3月，第17页。
[1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621至622页。
[19] 《精神动员》创刊号，1940年3月，第16页。
[20] 《精神动员》季刊，第1卷第2期，1940年7月，第141页。
[21] 李长贤：《抗战时期的社会运动》，台北《近代中国》双月刊，第35期，第82页。
[22] 《精神动员》创刊号，1940年3月，第6页。
[23] 《精神动员》季刊，第2卷第2期，1941年4月，第187页。
[24] 《精神动员》季刊，第1卷第4期，1941年1月，第127页。
[25]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印，1941年7月再版，第22至35页。
[26] 《国民精神总动员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621页。
[27] 罗敦伟：《精神总动员的有效推进》，《中国社会》第5卷第3期，第1—3页。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作者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20 15: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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