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
2022-09-02 15:37:52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作者：张中良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对于20世纪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时，抗战总是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以近年面世的两种通史为例：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共四卷，全面抗战占一卷;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共十六册，其中全面抗战占三册。

　　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的叙述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比重有所提高。如201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①中，现代文学上下两卷，共三十一章，1122页，其中直接涉及抗战文学的有七章，285页。表面上看，与前述通史的比重不相上下，但细加比较则会发现，在篇幅上，关于文学理论、文学论争与战时后方生活题材作品的叙述甚至超过了关于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家作品之叙述。这种情况并非个案，而是抗战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地位的缩影。

　　文学固然有文学自身的特征，文学史自有其独特的规律，而不是社会史在文学中的简单投影。但无论何种历史叙述，篇幅之多少，并非文字简洁与否的技术问题或修辞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体现历史自身的分量，其中隐含着历史学家的历史态度。那么，抗战时期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难道真的就少得如此可怜，差得不值一提吗?如果不是，其在文学史叙述中为何总是被轻视甚至被遮蔽?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应该如何认识，重建抗战文学历史叙述具有怎样的可能性，等等，值得认真探讨。

　　关于抗战文学叙述的一般模式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激起文艺界抗日救亡的高潮，说到文艺思潮的起伏跌宕;1938年10月27日武汉三镇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艺界抗日救亡的高潮随之跌落，思想斗争持续不断，作家大致分流：一部分在国统区艰难挣扎，愤怒揭露与批判当局的腐败、反共与投降倾向，一部分到陕甘宁边区或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表现边区与根据地的新天地新生活，讴歌共产党领导下军民抗战的英勇事迹;当然也肯定了一些作品表现国民党抗日军队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爱国精神和战斗意志;还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租界)文学与香港文学;近年来，补上了沦陷区文学，从而形成了国统区、边区与根据地、上海孤岛与香港、沦陷区等四种区域的文学叙事。

　　可是，既然是一场长达十四年的战争，怎么可能只有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怎么可能只有下级军官与士兵富于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而整个上层全都腐败昏庸、屈膝投降?中国作家，难道要么流亡到相对安全的大后方，要么走向敌后战场与根据地，而唯独不敢奔赴血火交迸的正面战场?中国作家，难道在国共合作携手抗日之时专事抨击国民党当局者，或者只是歌颂统一战线的另一方?

　　事实上，抗战不仅有13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也有绵延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国民党部队也有转入敌后战场的，但就其主体而言，则支撑着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老河口地区作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近5万次。陆军伤亡、失踪达320万人，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牺牲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50余名，如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29军军长陈安宝、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42军军长冯安邦等。其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殉国后被追封上将军衔的至少有8位，将领以下团、营、连、排长数以万计。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人，连同受降日军128万多人、伪军104万多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万多人。击毙(或击落飞机使其毙命)日军将领40人以上，其中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等。

　　在整个中华民族都动员起来的抗战中，天性敏感的作家怎会对正面战场无动于衷?老舍在《火葬·序》里说得好：“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睛过日子，假充胡涂。”中国作家在抗战中没有闭着眼睛假充糊涂，而是从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战。臧克家、曹聚仁、夏衍、王西彦、姚雪垠、黄药眠、林林、孙陵、廖沫沙等作家奔赴正面战场，采访、写作;陆诒、范长江、徐盈、子冈、杨纪、刘尊棋、胡定芬、周海萍、彭河清、黄印文等大批记者所写的战地通讯每每具有报告文学性质，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正面战场的发展态势与战斗轨迹，描绘出中国抗战将士的英雄形象。记者在完成新闻使命的同时也被时代赋予了作家身份。前线采访写作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如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孙陵的《突围记》，廖沫沙的《中原锁钥的襄樊》，谢冰莹的《军中随笔》《在火线上》《新从军日记》《第五战区巡礼》(与黄维特合著)等。郭沫若、郁达夫、盛成、老舍、王平陵、胡风、姚蓬子、王礼锡、宋之的、罗烽、白朗、葛一虹、李辉英、张周、袁勃、杨朔、陈晓南、方殷、叶以群、杨骚等到前线慰问，兼行写作，老舍此行得长诗集《剑北篇》，并为日后创作话剧《张自忠》等正面战场题材的作品积累了战地体验与大量素材。钟敬文、何家槐、臧克家、于黑丁、曾克、邹荻帆、田涛、田一文、李石锋、伍禾等参加战区工作，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如臧克家的《国旗飘在雅雀尖》《古树的花朵》(《范筑先》)《感情的野马》《走上火线》等。洪深、田汉、光未然、宋之的、马彦祥、瞿白音、章泯、王震之、王莹、凌鹤、徐韬、舒非、严恭、张客、吕复、赵明等参加演剧队、宣传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一边宣传，一边从战场汲取素材，编创带有硝烟味的作品。《黄河大合唱》就创作于宣传的行旅中。抗战激发起作家的从军热情。吴伯箫、天蓝等参加八路军，吴奚如、彭柏山、朱镜我等参加新四军。参加正面战场部队的作家亦不少，入伍的作家多数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直接为战场、为部队服务的同时，工作性质与生活体验也使他们能够创作出充溢着战场氛围的作品。丘东平在加入新四军之前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写出了《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影响很大的作品。陶雄在空军某机关工作，其空军题材的作品集《0404号机》列为“七月文丛”出版。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女兵日记》而闻名的谢冰莹，抗战爆发之初，组织了一个“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救护伤员。后因病赴重庆。1938年，重返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中校秘书，写战斗通讯、报告文学。后来又加入后方勤务部，和基督教、负伤将士协会合办伤兵招待所，往来于第一、五、九、十战区，视野更为开阔。《军中随笔》《在火线上》《新从军日记》《冰莹抗战文选集》《女兵十年》《第五战区巡礼》(与黄维特合著)等多与前线生活密切相关。钟敬文、司马文森、何家槐、杨邨人等任职于第四战区政治部，钟敬文为上校军衔视察员。碧野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阵中日报》的副刊编辑，邹荻帆参加94军一个服务队。陈北鸥、胡绳等任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田涛在第五战区主编《阵中日报》副刊《台儿庄》，辗转于冀、豫、鄂等地从事战地工作，遂有表现战场题材的小说，如《血泊中》《恐怖的笑》《巷战》《黄礓山》《铜号》《射手》《跛子》《胞敌》《一个马夫》等。覃子豪被分配到东战场，以中校军衔主持《扫荡简报》工作。郭嗣汾入伍，带兵参加过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后又入94军政工大队，写有报告文学《桂林在我们后面》等作品。女诗人刘雯卿抗战前夕在中学任教，并任报纸副刊编辑。全面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随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并应国际新闻社之约采写长篇报告文学《广西学生军在广西》;后参加战地服务团，赴昆仑关火线，《高峰坳之战》等即表现昆仑关战役的战斗场面，其作品气势磅礴。刘雯卿在《战地诗歌·自序》中说：“这多是在战地撷取的一些新鲜的，热腾腾的资料，有时见到战士们的血，正从伤口冲喷，有时听见大炮声，还在震动耳膜，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因为我的热情和战士的热血，是同源的奔流，即流出我的生命：集成《战地诗歌》一册。”②

　　在军中任职，与前线部队一道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诗人穆旦1940年8月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主动放弃助教的教席，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战场。5月至9月，他亲历第一次赴缅作战的艰险历程，在惨烈至极的野人山战役中，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撤至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写道：“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③1945年9月，他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将缅甸战场体验与关于战争的哲思表现在带有象征色彩的诗歌《森林之歌——祭野人山上的白骨》里面。④中央军校第16期毕业生黄仁宇，先任陆军14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中国驻印军，1944年以新1军司令部上尉参谋职务参加第二次赴缅甸作战，在密支那战役中右腿中弹负伤，被战友抢救下来。后来荣获陆海空军一等奖章。黄仁宇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对全局的把握，创作《密支那像个罐头》等报告文学，发表于《大公报》，1946年出版了反映缅甸战场雨季作战实况的《缅北之战》。诗人高咏，入伍后先任政训处上士文书，后任少尉书记，在部队编印《抗战简报》，深受欢迎。他在汉口一家报纸上发表特写《小排长牛万里克大敌》，赢得全师官兵敬意，师长王奇峰中将屡屡称赞。年青的高咏参加过徐州会战，后来牺牲于河南涉县。1938年9、10月间，万家岭战役中，74军拼死力战，张古山一战毙敌3000多人，同时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万家岭战役之后，时任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以此战和74军153旅旅长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活报剧，率队赴军中演出。田汉还和著名记者范长江为尉级以上军官发表演讲。田汉作词、任光作曲，创作了《国民革命军第74军军歌》，一时间广为流传。长沙大捷之后，田汉又到湘北各部队和民间搜集材料，创作出《胜利进行曲》话剧剧本与电影剧本。他还率队赴第九战区为部队官兵演出，到广西昆仑关前线慰问打了胜仗的将士。

　　作家也有在部队担任下级军官、在火线执行作战任务的。如阿垅(S.M.)曾在淞沪会战担任少尉排长，直至牙齿被打碎，才离开火线到后方治疗。为了纪念阵亡的与受伤的弟兄，也为了把逃亡者的影子描画一些下来，他写了《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作品。⑤阿垅后去延安，在一次演习中眼睛受伤，到西安治伤期间，写下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南京》，荣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长篇小说征文奖一等奖。但因为作品中对淞沪会战撤退秩序混乱与南京会战指挥弊端有所批评，当时未能出版;又因为如实表现了正面战场国军将士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而且作者1955年被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入狱，《南京》被尘封多年，直到1987年才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南京血祭》面世。

　　作家自觉创作，民间(此处指非职业写作者)自发写作，政府积极推动，涌现出大量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可谓“正面战场文学”。正面战场文学与敌后战场文学共同描绘出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同表现大后方、沦陷区、日据下的台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与香港的文学一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全景图。

　　中国作家以呕心沥血的创作与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地行动表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以多彩的笔墨为正面战场留下了真实生动的文学面卷，以雄浑的旋律为中华民族抒写出深沉悲壮的心灵史诗。因而可以无愧于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在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史中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逐渐恢复，正面战场的作用得到承认，表现正面战场的作品获得积极的肯定。既然如此，现代文学史中关于抗战文学的历史叙述不是应该理直气壮地扩大容量吗!否则，我们一方面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而另一方面却拿不出真正的抗战文学，岂不是要贻笑天下!

　　妨碍抗战文学历史地位应有评价的，除了曾经有过的政治禁忌之外，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看法，就是所谓“抗战文学，有抗战，而少‘文学’”，即缺少文学性，或曰文学价值不高。抗战时期，宣传需求急迫，而生活环境恶劣，日常的饥饿威胁，无常的死亡威胁等等，使得作家处于不安定之中，因而难免出现粗制滥造之作。但是，仅凭部分作品的粗糙便认定整体上文学价值不高，或者认定缺少经典作品，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文学研究的确应该关注文学价值，但文学从来不是只有审美形式要素的单晶体，而是包含着社会、文化、心灵、审美等诸多要素的复合体。文学如果抽去历史、文化与心灵内涵，只看艺术表现技巧，未免过于纤弱单薄。抗战文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1895年陡起峰峦的台湾抗日文学，经清末民初大陆流行的“国难小说”、忧时诗词，五四时期的国家话语，到“九一八”、“一·二八”激起高潮的抗日文学，再到伴随十四年抗战全程以及胜利后仍有延续的抗战文学，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扰之苦，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终于奋起反抗、赢得最后胜利的悲壮历史，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史、成长史。中国素有以诗证史的传统，要想全面把握甲午战争前后大陆与台湾的血脉亲情与割裂巨痛，尤其是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细节、国民性的耻辱与光荣、委顿与觉醒等，抗战文学是不可或缺的考察对象。

　　80年代，曾有人提出启蒙与救亡消长说，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便隐去了。当80年代强调启蒙价值的时候，这种观点给抗战文学的估价带来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始终交织在一起，启蒙任务的提出，即缘自救亡的需要。五四时期启蒙思潮高涨，正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所设计思路的实践：“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见，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⑥也就是说，个性解放潜在的最终指向仍是民族解放。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抗日的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一主旋律不是单色音调，而是救亡与启蒙紧密交织的复合音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尤为明显。有的作家双管齐下，两条主题线索均有创作，如曹禺既有抗战剧《蜕变》，也有批判旧式家庭、主张个性解放的《北京人》;巴金既有抗战小说《火》三部曲，也有《家》的续篇《春》《秋》。有许多作品则是双重主题变奏，短篇小说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长篇小说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巴金的《寒夜》与老舍的《四世同堂》⑦等。

　　对现代文学史上抗战文学范畴的认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只是抗战时期的抗战题材文学，广义则应该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历史的延长线上，前有台湾抗日文学、清末民初的国难文学、“九一八”以后大陆的抗日文学，后有40年代后期的抗战题材文学。从抗战时期的广度来说，抗战题材包括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题材，民族受难(难民逃难、受戮、被奴役等)题材，敌方题材，大后方直接与抗战相关的题材(兵役、后方医院、后勤供应、官吏腐败、投机者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等)，借古讽今、鞭挞投降与分裂的历史剧;除此之外，还有表面上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题材、日常生活题材、乡土题材，如历史题材的《伍子胥》，故乡追忆的《呼兰河传》，谈生活趣味的“雅舍小品”等。表面上没有直接关联，实际上有着内在联系。抗战时期作家流亡，才有了对伍子胥历史故事的深刻体验，因而才能创作出那样一种情调悲怆、节奏逼促，表现出对生命与历史具有深刻感悟的作品。乡土追忆并非萧红的个人创作行为，而是一时的风气，这是因为作家眼见山河破碎，亲历流离失所，才对故乡倍加思恋。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对封建宗法制与封建礼教的批判，而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虽然也有这样的内容，但其比重明显缩小，追忆带有甜蜜的忧伤、暖人的温馨。即便是似乎要以创作实践来证明抗战时期也可以创作“与抗战无关”之作的《雅舍》，也能够看出作者在抗战中以苦作乐的苦趣。至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则既有抗战内容，也有生活趣味，二者相互交织，相得益彰。

　　在硝烟弥漫的抗战背景下，人性的幽曲诡异，精神的博大玄妙，都得到了深邃的探寻与准确的把握。战争是异常残酷的，它不仅破坏和平的日常生活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毁坏人类辛勤劳动的建设成果，摧残人的肉体生命，而且极易使人性发生异化，戕害人的精神生命。路翎小说不止一篇(部)揭示这种残酷性，尤以《财主底儿女们》最为惊心动魄。中国军人本该血染沙场，报效国家，保护人民，也许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中，他们确曾浴血奋战，但是，在南京会战失利之后，一股溃兵却做出了与其天职相悖的恶行。也许是死神临头，道德约束就变得极其脆弱，恶魔性随时都可能登场。自暴自弃的溃兵纵火、抢劫，强奸村姑农妇，滥杀黎民百姓。这血腥的真实描写令人痛楚、悲哀，也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深思。最后，几名溃兵终于良心发现，清除了破坏性极大、传染性极强的兵痞石华贵，重返抗战洪流，这一反转才给我们些许安慰。《财主底儿女们》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人性的异化与反转，而且在于刻画出知识分子人格升华的艰难历程。正如胡风在《序》中所说：“在这部不但是自战争以来，而且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⑧

　　作品中的旷野，是个多义的象征物。对于蒋纯祖来说，旷野是战争的象征，旷野意味着人格的熔炉、力量的源泉、灵魂的绿洲、生命的归宿。旷野意义的开掘及其与人物的关联，显示了路翎敏达的悟性与超拔的艺术才能。

　　内涵如此丰富的抗战文学，怎么能说价值不高呢?

　　即便说艺术水平，较之抗战之前也有了长足发展。报告文学这一后起之秀有明显的进步，正如以群在《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⑨中所说，由平铺直叙到提要勾玄，由记录直接的经验到表现综合的素材，由热情的歌颂到冷静的叙写，由战争的叙述到生活的描写，由以事件为中心到以人物为主体，经过抗战的淬火，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真正成型了。“鲁迅风”杂文风骨铮铮，历史杂文空间辽阔，历史与现实交汇，幽默、讽刺、机智、反语等手法运斤成风。记叙抒情散文写法更趋多样化，刚健、深沉风格尤显突出。《伍子胥》《呼兰河传》《看虹录》《初吻》《荷花淀》显示出诗性小说的诗性魅力，《财主底儿女们》《金锁记》拓展了心理世界的描写空间，直逼心灵深处的真实，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令人惊悚的笔力。《寒夜》《淘金记》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攀上了一个新的巅峰。通俗小说在叙事方法的现代性转化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雅俗交融在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的创作中显示出新气象，《八十一梦》代表了现代寓言体小说的成熟。30年代的代表诗人艾青，气势更为雄浑，笔力愈加遒劲，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写出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其社会意蕴、心理空间、音乐感、画面感及其参与生成的象征美具有强烈的感人魅力。臧克家的诗歌经过抗战的淬火之后更为沉雄宏阔，《古树的花朵》(《范筑先》)开现代英雄史诗之先河，《感情的野马》在战争背景下吟诵出一曲清澈而婉曲的爱情咏叹调。如果说抗战前的臧克家还只能说是带有深刻乡土烙印而又略显单纯的乡村诗人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臧克家则成为中国“笔部队”的号兵与抗战文学交响乐团的多面手。七月诗派激情充沛，格调刚健，气势磅礴。冯至等诗人成功地完成了十四行诗中国化的实验，提升了新诗的审美境界。“中国新诗派”也在战火中锻炼成熟，其代表诗人穆旦经历过赴缅作战九死一生的考验，写出《森林之魅》那样的经典诗篇，其色彩、音韵、旋律、格调、情节和对战争与生命的哲学思考水乳交融，精神之深邃与诗艺之精粹堪称40年代中国新诗的又一座高峰。曹禺的《北京人》，以浸透了抒情味的日常生活写实发掘人的精神悲剧，实现了向契诃夫式的生活化戏剧的跨越，其表现空间的深广性与艺术的独创性当为曹禺之最。话剧真正为广大中国观众所接受并喜爱，当归功于抗战背景下的广场话剧与剧场话剧的双重勃兴。可以说，抗战的全面爆发虽然改变了某些文体发展的道路，但并未终止文学的前行步履，反倒大大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艺术空间，其审美价值不容低估。

　　有些人只看见抗战初期的呐喊与控诉，便断言抗战文学有抗战而无文学。实际上，抗战文学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许多艺术新质，其审美研究空间广阔。不仅艺术建树值得肯定，而且艺术上的探索也应该予以认可。试想，如果老舍没有抗战时期多部话剧的尝试、摸索，怎么会有后来炉火纯青的《茶馆》面世?如果没有抗战的烽火沐浴，文学史上就不会出现七月派、中国诗歌派、药蛋派文学、荷花淀文学，也不会出现《白毛女》式的民族新歌剧。抗战文学显示出中国文学富于希望的诸多可能性，至于后来是否得到充分发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既有抗战，也有文学，抗战是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地反抗，文学是广袤深邃流光溢彩的审美世界。如此抗战文学，理当在现代文学史上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注释：

　　①《中国文学通史》，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现代文学卷》(上)，张中良主编，《现代文学卷》(下)，张大明主编。本文之所以以此为例，一则此书吸收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0年版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唐弢、严家炎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张炯、邓绍基、樊骏总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的成果，也尽量反映了近年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二则因为笔者列名为编委，参与过结构的讨论，这里有自我批评的意味。

　　②《战地诗歌》，桂林：春秋出版社1942年版。

　　③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

　　④《森林之歌——祭野人山上的白骨》，初发《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重新发表时，略有修改，题目亦改作《森林之歌——祭野人山上死难的兵士》，收入《穆旦诗集(1939—1945)》(自费出版，1947年5月)时又略有修改，题目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⑤《七月》第3卷第4期。

　　⑥鲁迅：《文化偏至论》，初发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署名迅行。

　　⑦《寒夜》与《四世同堂》均完成于抗战胜利之后。

　　⑧胡风：《序》，《路翎全集》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⑨《战斗的素绘·代序》，作家书屋1943年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9-02 16: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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