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校情思〗如今九秩龙钟叟 犹唱母校办学歌
2019-07-26 10:58:48 来源：谢晋轩 点击： 复制链接
六十年华一瞬过,竹篙塘畔柳婆娑。
如今白发龙钟叟,犹唱当年办学歌。
1939年秋,在那炮火连天、烽烟遍地的最艰难的抗战岁月里,在日寇铁蹄已践踏武汉、广州,长沙千年古城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就在那湘西雪峰山下、资江水滨的竹篱塘小镇上,居然奇迹般地迅速崛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战时中学—一国立第十一中学这一奇迹的创造,使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怀念国十一中校长杨宙康先生及其亲密的创业者李际闾、阮湘、吴学增、郑泽先生和广大的教职员工。更不能不赞扬那别具特色的战时教育,优良的校风学风及其光辉的成就。
当时国难当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学校十分注重抗日救亡的爱国教育。杨校长和郑泽主任写的校歌第一句就是“股忧启圣,多难兴邦”,并以“忠义、切实、勤劳”为校训。国文也选读爱国诗人屈原的《国殇》、陆游的《示儿》等诗,教育学生认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以“九州同”为奋斗目标。当时日寇疯狂,战局瞬息万变。为了促使大家关心时局,高中部李际间主任特制一个大签筒,签上写好学生姓名,每周星期一朝会时,李主任亲自抽签,叫中签的学生上台讲时事,大家怕中签上台,所以平时都用心看报。中签同学果然也能上台侃侃而谈,大讲战局新闻。所以知识基础打得比较牢固我至今还记得好些湘鄂边境前线的地名。有些地名地图上找不到的,大家喜欢去找地理老师谢国度,他是有名的活地图,准保能得到满意解答。当时学校对我们高中部的学生军训抓得很紧,有时杨校长亲自看我们上操。每年秋季学校都举行阅兵式。鼓声咚咚,歌声嘹亮,队伍相当威武雄壮,受到杨校长表扬。1940年春,杨校长为了锻炼学生体魄,增长军事知识,组织全校师生到武冈军分校参观军事演习。从竹篱塘到武冈县九十里,山路崎岖,那次上千人的长途行军,对师生都是极大的锻炼。学校怕学生掉队,路上生病设有收容所和医疗队,但绝大多数同学都经受住考验,安全到达军校,受到该校热烈欢迎,招待我们打靶。我只打了步枪靶,没打机枪靶,至今仍引为憾事。接着军校学员开展以营为单位的实弹战斗演习,我们就在队伍后面跟进。一时枪声四起,硝烟弥漫。虽然是棉花弹头,却和真子弹无异。手榴弹爆炸更是惊天动地。军校教官说:你们听:机枪声如果是“不怕,不怕”(即点放),就打得好:如果是”怕怕”,(即连放),就打得不好,因为弹药清耗大,非必要时不用战士们奋勇前进,不论是泥泞的沼地,陡峭的山岗,也不论是荆,乱石,烂树桩,都毫不迟疑地扑上去,直至战胜敌人,取得胜利为止。这不仅使我们大开眼界,大受鼓舞而且深受教育,深深敬佩那些英勇机智的战士,从心里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不会亡”等歌曲。返回后,我内心仍然很激动,连夜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邵阳《力报》上。(这是一家进步报纸,后被查封)。
当时,同学们爱国情深,学习激情特别高涨。因为不少同学就是从日寇铁蹄下挣扎出来的。有个同学为了不做亡国奴,约了几个人从江苏沦陷区跑出来,后来跑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一天夜已深沉,他也走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摸到一个小镇,看到家大门虚掩着,就推门进去想借宿,朦胧中看见底地上早已睡满了人,他不敢惊动别人,忙找点空处睡下。谁知第二天一觉醒来,才发现地上满是死人,显然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他意识到还没有脱离危险区,连忙慌不择路地离开该镇。还有个同学是从岳阳战区来的。他说日本鬼子占领岳阳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那条街上有聪明伶俐的姑娘没躲好,被日本兵拖出去轮奸,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连人都吓得傻呆呆的,真惨。我也说:日本飞机有一次27架炸长沙南冬瓜山,炸弹在空中沙沙惨叫,仿佛就要掉在自己头上。等到一阵狂轰滥炸过后,我们赶到冬瓜山一看,炸死的人真多,有的血肉模糊,有的缺胳膊少腿,鲜血溅满墙壁,人肉挂在电线上,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这些国仇家恨,使同学们更加珍惜在竹篱塘的读书机会,决心学好本领,参加抗日救亡。
学校的爱国教育是多方面的。杨校长早年留学日本,当时任国家考试院铨叙部司长,《万有文库》里也有他的著作,为应抗战需要,担任过湖南省民训工作副教育长是一位才识过人、眼光远大的校领导。他在全校大会上总是勉励我们要胸怀大志,抗日救国,要“进德修业,期作国家栋梁”。他在高中部亲自主持学术讲座,以提高学生学识水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讲“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他说东西两种文化的风格是大相径庭的,西方人跑百米赛时,枪声一响,就不要命地往前奔跑。只要能取得胜利,创造世界记录,哪怕越过终点线就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而在东方,特别在我国就不同。我国自古讲究的是有本事要深藏不露,要一只手举起千斤重鼎,绕场三匝,轻轻放下,还面不改色,口不喘气。我体会杨校长的深意就是要我们苦学成才,练出真实本领,像越王勾践那样,埋头苦干,一旦反攻,就能迅速打败敌人,振兴祖国。高中部李际闾主任也是日本留学生,有时也教我们几句日语。他爱国心切,曾参加十九路军蔡廷错将军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他爱跟我们讲日本松下村塾的故事,说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伊藤博文等都出自这个村塾。还说有一次松下的吉田松荫先生带领学生修校舍,房上的学生不小心把泥浆甩到老先生脸上,他只随手一抹,一笑置之。言下之意,他很想像吉田先生那样把我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
大约是1941年暑假,学校根据抗战的需要,组织学生分赴各县进行抗日教亡宣传。我领的一队十多人是去湘西边远的靖县,李元簇领的一队去得最远,是湘桂验边境的道县。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当我们走过城步、绥宁两县穿越雪峰山的原始森林时,看到有人在石碑上大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心里也不禁毛骨悚然害怕会有吊睛白额大虎猛地从黑森林里面扑上来。随同我们挑行李的两个当地人路给我们介绍当地习俗,教我们几句苗语,还说哪家会放蛊,吃不得也住不得,搅得人心惶惶。那时天气酷热,小王同学臂部生疮都坚持不掉队。到达靖县后,我们立即展开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次我们为即将出发的壮丁一、二百人演出,对他们鼓舞很大。县长很欣赏,就派秘书送来大洋五元作为慰劳。我们在靖县完成宣传任务后就沿洪江洞口返校。但在雪峰山中经过了有名的恶性疟疾区,当地人称为
气,可惜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有防范,只觉得下河洗澡时,花斑长脚蚊特别多,也没有在意。等我们回校后,有几个人就病倒了。我同班的刘鸿宾大哥,人高马大,体魄魁梧,声若洪钟,他一路检重活干,还照顾小同学,很受大家尊重。他返校后也发了病,就回湘阴医治。听说后来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我心里至今仍然万分悲痛。我返校后大病一场,住在学校医院连续一个星期高烧不退,人事不知。医生起初以为是伤寒,后来才确诊为恶性疟疾。经过校医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终于摆脱死神的魔爪,拣回一条小命。所以至今我仍然万分感激当年救命的校医。
在教学方面:学校领导大多是老教育家,他们深知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命线,懂得“师高才能弟子强”,“一个好医院必须有好医生,一个好学校必须有好教师”的道理。他们发挥国立中学名气较大的优势,在省内广泛重金礼聘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著名教师,组成一支强大的优秀师资队伍。学生由于学校实行食宿全部公费,所以报考十分踊跃。1939年秋建校时全省考生多达万人以上,真是盛况空前。这样就从全省各校招进了大批优秀学生。在那百事维艰的战时,同学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特别自觉、积极、主动,加之竹篙塘小镇只有新老两条小街,十几家小店,四面都是广阔的田野,所以学生都在校内活动,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早晨天刚朦朦亮就有人在田埂上、蔗地边,高声朗读英语。白天紧张的学习过后,晚上就在桐油灯昏暗闪烁的灯光下进行晚自习。桐油灯油烟大,第二天鼻孔里都是黑油烟,但是从没有人叫苦。后来有了煤油灯,条件总算有了改善。同学们上课专心,也肯动脑筋,学习比较生动活泼。数学是学生最头痛的,但高四班同学却很爱数学。当时数学女教师易钟瑛原是湖南大学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到国十一中后,刻苦钻研,认真备课解题有条不素,批改作业特别细致,深受学生欢迎。但每当我们看到她那清瘦的面容,单薄的身体,却担负那么繁重的教学任务,都不禁为她的健康担心。同学对数学不仅做完课堂布置的作业,还自动做课外作业。当时我们学的是《范氏大代数》,有的学生如马泽桐、李元簇、贺幼雄、李宗鲁等,还另找霍尔乃特、查理斯密等数学书上习
题来做。到毕业那学期,他们找来更难的《霍尔特三百难题解》,共同学习解答,所以数学成绩一直很突出。高中部的张鼎铎老师听了不相信,就说:“让我出几道题来考考吧!”后来学校真的请他出题,考后由他阅卷。他出的题确实难度不小,但他阅卷后出自内心地说:这班学生涉猎广泛,基础扎实,的确难得。有一次考试,同学们主动提出:请学校相信我们学生,不要派老师监考。后来学校真的同意了,教师发完试卷就退场。同学们确实很自觉地遵守考场纪律,学校后来经过暗中了解,证实学生中确实没有作弊现象,非常满意。
同学们听课,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思维,随时向老师质疑问难。有位物理,原是省内中学骨干教师,有一次讲大气压力,有点不能自圆其说,同学们纷纷起师来辩论,平时不大发言的我也起来据理力争,场面非常热烈。这位老师态度光明磊落,当堂承认同学们说的有道理,他甘愿让贤。后来他离开学校,由彭汉涛老师接上我们物理课。历史老师吴相湘对明清历史颇有研究。有次上课,他讲的内容和课本不尽吻合。学生提出质疑,他很生气,拂袖而去。高中部李主任要我代表全班向吴老师道歉。吴老师对我说:他在北京读大学时,曾经翻阅过大量明清档案,有的皇帝在大臣奏摺上批的“知道了”等字样,他都看到。所以他讲的史料,是绝对有根据的。我转达了吴老师的意见,同学们都通情达理,又欢迎吴老师来上课,直到毕业,师生关系都很融洽。英语课是很受大家重视的,学生的课桌里可能没有汉语词典,但决不会没
有英语辞典。当时学校曾采用一种《短篇英语背诵选》,薄薄的一本,都是不满一页的短文,一学期就学完,但要求背诵。我们都为此大下苦功夫,因而打下较好的基础。我们英语教师廖六如是省城久负盛名的权威教师。他声音不大,但清晰准确、流利圆润,给人以美的享受,令人由衷敬佩。他还亲自改编莎翁名剧《一磅肉》即《威尼斯商人》为短剧,指导我们演出,提高我们的实践能力。30年后,我任云南昭通师专英语系主任时,又提出师生共同演出此剧,也获得很大成功。
1942年夏,我们高四、五、六班毕业时,湖南省教育厅宣布全省恢复会考。消息传来,大家非常兴奋,师生一致更加全面地扎实准备,有的同学还自己出难题互相考试会考时,考场设在上千人的大礼堂,高初中毕业班采取交错分行的办法安排座次。省教育厅派员亲临监督,大批教职员分行巡视,自始至终严格监考。那次会考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秩序之井然,气氛之肃穆,为我平生所仅见,真令人赞叹。考试结果国十一中取得个人总分第一,团体总分第一等的辉煌成绩。不过,我认为:当时成绩的取得也确实来之不易。应该说是学校教学措施过硬,师生精诚合作,长期艰苦拼搏得来的。我认为当时的一些教学措施是比较成功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定借鉴价值。我们毕业后,杨校长奉调西北大学任教务长。国文老师彭呙调湖南大学任教高中部李际闾主任继任校长。
学校很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教育,而不是把学生教成书呆子。高中部李主任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就该校历届毕业生情况作过全面的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毕业后事业有成,对社会贡献大的,主要是在校学业与才干基础双优,又善于发挥的学生，所以李主任很重视学生在校参加各项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去运用所学,发挥所长逐步锻炼成长。他认为这才是一条有效的成才之道。在他的重视下,当时高中部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就开展得比较活跃。不仅在校内举办各项竞赛,编壁报,演剧,赛球还在街上搞宣传,办民众夜校,为社会服务。进步同学后弋扬等还组织文学团体,开展读书会活动。
为了丰富学习生活,学校每年要大规模地开展十项活动,热闹非凡。这些活动包括作文、书法、英语、数学、理化等竞赛。篮球、排球、赛跑、跳高、跳远等体育竞赛,还有歌舞、话剧等文艺汇演。尽管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这些活动仍然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这是同学们大显身手,大展才华的好场所,也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好机会,很受大家欢迎。当时高中部演剧是闻名全校的,高一班开山剧团,高二三班雪峰剧团,都是出色的抗日宣传队,他们演出的四幕抗日话剧《风凰城》,阵容强大,轰动一时,受到师生热烈欢迎。四、五、六班轮值的那年春节演出的《草原之歌》、《农村曲》等,效果也挺不错。女主角都是苏琴,她那高唱入云、甜美圆润的女高音,至今仍余音缭绕,深深印在许多校友的脑海里。这些活动中我喜欢参加的是书法比赛、排球比赛,演剧有时也打点帮帮锣。
国立十一中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创立的战时中学,当时那种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几十年来,几届薪传,几度播迁,仍然危而复安,弦歌不绝,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解放后,学校在党的关怀下,经过改造,枝繁叶茂,众水归流变得比以前更加宏大、完善,为祖国输送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现在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新的岳阳市一中,在洞庭湖畔,岳阳楼前,正以崭新的姿态,昂首阔步,迈一步。向21世纪。我衷心祝愿:今后岳阳市一中在以往深厚广阔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这一百年名校更加发扬光大，蒸蒸日上。
作者:高四班校友,云南昭通师院教授
中央文献出版社：《雪峰山下谱春秋》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08-08 11: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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