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儿童教养所轶事
2019-08-09 15:03:22  来源：华声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笔者曾是当年被收容的一个贫困失学儿童，在那里接受过教养，读过五年书，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在笔者的记忆中，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曾设有河南济源儿童教养所、洛阳儿童教养所(在白马寺)、山西平陆儿童教养所(在大寨村)、陕西长安儿童教养所(西安南关)、榆林儿童教养所等机构，每所收容儿童500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2月，河南济源县就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百姓惨遭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学校停办，儿童失学;有的儿童亲人被杀害，孤苦伶仃，流落街头，非常悲惨。

　　日本占领济源县城后，我抗日军民数次夜袭，给鬼子以重大打击，迫使鬼子撤出县城逃窜，外逃百姓纷纷返回残破的家园。秋天，中央赈济委员会派人来济源放赈(救灾)，地方一些绅士曾建议用救灾款建立半工半读的难童教养所，收容济源及孟县、温县、沁阳、博爱、武涉等县的难童。我家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无力供我上学，我十岁前不识一字。保长就找到家父说，你孩子多，生活困难，送一个去吧。就这样，我离开爹娘进入了难童教养所。

　　教养所，顾名思义，又教又养，按普通小学建制，直属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领导，经费由中央赈济委员会直接拨付，所长由赈济委员会任命。济源儿童教养所初建时，定名为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济源灾难教养所，后改名为难童教养所，1941年迁过黄河后改为儿童教养所。

　　济源儿童教养所于1938年底筹办，所址选在距县城20公里的太行山腹地张庄，收容难童200余人，其中只有一名女孤儿。难童的年龄大都在十岁上下，最大的十五六岁，除年龄较大的直接参加学缝纫、机织、做鞋、编织草帽和修缮房屋等外，其余按文化水平分设六个年级班，六年级人很少，就并入五年级。教养所设教导处、总务处、生产处，聘请十多位教职员工，一面教书，一面管理照料儿童生活。教养所从建立起就没有固定所址，完全在抗战的烽火中逃亡迁徙。我在教养所读了五年书，迁移过七个地方，从太行山跨过黄河漂泊到陕西秦岭脚下。

　　张庄在太行山深山区，面对沁河，四周都是耸入云端的巨石山峰。山坡灌木丛生，山沟涓涓流水，绿草茸茸，有很多高大的梧桐树、核桃树、柿子树。春夏时节绿茵密蔽，是很幽静的读书环境，但交通非常不便，只有一条沿沁河岸盘山绕行的羊肠小道，运输全靠人背、毛驴驮运。教养所借用民房，以班为单位，寝教合一。除冬季和下雨外，大家都在山坡大树下上课。为解决儿童住宿问题，师生齐动手，搬木料、运沙石，新建18间平房。即将完成时，1940年夏，日本侵略者从山西南下，大炮轰击张庄，新建平房全被摧毁，师生仓促逃离出山，迁到王虎村。这个村有一个泰山庙和冯氏祠堂，房屋比较多，寝教仍合一。邻近几个县送来一批难童，加上本县新收容的难童，已达500余人，另外还有200人送到了洛阳教养所。新聘一些教师，增设了医务室，并聘医生和护士。该村有一条小河穿过，河床宽，杨柳、柿子树很多，上课都在河边树荫下，班级间上课彼此都能听得到，虽有流水和其他杂音干扰，但学生都能控制住自己专心听讲。1941年5月，日本侵略者再犯济源，有家的儿童暂时疏散回家，无家的由所长带领，逃亡至南岭五道沟暂避。

　　日寇再占济源后，在距王虎村1公里的县政府所在的留养村扎营，天天四处抢掠，祸害百姓。有一天，一鬼子兵来到王虎村，追一妇女做恶，被百姓打死，鬼子就放火烧了王虎寨，将一老人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并将数十名百姓投入水井，然后抛入碾石并投入炸弹。血腥屠杀，惨绝人寰。

　　由于日寇长期占领，教养所决定南渡黄河。师生们相互传告，分批南迁。邻近几个县的难童，则无法通知到。黄河渡口都已被鬼子封锁，七八月又逢汛期，黄河水位暴涨，渡河十分危险。因此，家住黄河岸边的老师找了一些适应黄河水性的乡亲水手，推着每次只能坐三四人的小木筏，在夜间借着黄河的咆哮声，冒着生命危险，在狂浪激流中偷渡。幸运的是，经过十多天，师生们都过了黄河，过了一道“鬼门关”。

　　别离太行、沁水，险渡黄河恶浪。真正别离了故土，我们真是无家可归了。原有的一点教学设备，以及学生用的马扎、课本等都丢了，真是一贫如洗、流浪逃亡。济源难童教养所更名为儿童教养所，落脚于孟津县狮子院村，大家住了一年窑洞。1942年初夏，儿童们背着行李，夜行数十里，在洛阳乘火车迁到渑池县崇村。这里同狮子院一样，都是背靠黄河南岸的丘陵地带，处于豫西较为贫瘠的地区。可怕的是，河南此时正遭遇大灾荒，兵荒马乱、蝗虫成灾，庄稼颗粒无收。能吃的树叶都已被捋净，树皮也都被剥光，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到处一片悲惨景象。教养所的膳食，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经费不能按时拨付，物价又上涨，经常买不到粮食，几百名儿童总是有上顿没下顿。各班级导师就带儿童到河沟、荒山坡去找野菜或采摘一些树叶掺和在粮食里，有的下河捉青蛙。还有的吃野菜后中毒、患病，有三位老师和部分儿童都因无药可治而丧生于此。

　　当时笔者曾几次被派遣进城取邮件，沿途看到一列列火车，载满了逃荒的难民。接待站的难民走了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有一次看见车站旁一小饭馆，吵吵嚷嚷地，围着一些人看，饭馆老板揪着一个留小辫子、穿红色上衣、约十五六岁、哭哭啼啼的女孩，因吃饭无钱，不让她走。有一位男士出于对女孩的怜悯，对老板说，“让她走吧，饭钱我来付”。之后，女孩就拽住男士跪地哭求：“您带我走吧，我给您做小，救我一命吧!”男士无奈地说：“我拉家带口难以养活，你逃命吧。”还有一次，在邮局门口，一小饭馆炉灶正蒸包子，四五个面黄肌瘦、满脸污垢、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孩，待老板掀起锅盖，他们就哄抢了包子，手都烫坏了，老板无奈地说：“饿坏了。”还有一次，在公路旁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破衣裹身的老者，我问他家在哪里，他勉强眨眨眼皮，动了动嘴唇，用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什么。等我从城里回来，他已经死了。1943年夏，我同逃荒难民挤坐在一平板车上，紧挨着我坐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持一木棍，挎着竹篮，带一个约三岁大的男孩逃荒行乞。车到马嵬坡站停留，她含着眼泪给小孩一个木碗，把孩子推到站台，要孩子去讨吃，小孩大哭，回头看看妈妈，不愿离开。这时，车开了，她失声大哭：“有好心的人家把孩子收养了吧!”就这样，她把亲骨肉抛弃了。笔者是含泪写此记忆的。往事不堪回首，又刻骨铭心，难以忘却。

　　不久，家父带着我的母亲和小弟逃荒到了洛阳，没办法再带小弟，就把他送到教养所。家父说：“不得了啦，村里人逃光了，有的饿死了。蝗虫太可怕了，一群一群飞起来就像一片黑云，声音像刮风，落地沙沙沙地，满地谷苗眨眼间一扫而光，秋庄稼全完了，没法过了。”家父如何带我母亲逃难，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和弟弟从此与父母断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回到家，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一见我失声痛哭，说：“你还活着?这么多年做梦都想着你们兄弟俩。”

　　1943年春，听说日寇要进攻洛阳，全所师生乘火车到了陕州(今三门峡市)，背着行李步行数十里到了灵宝。因为潼关黄河北岸有日本炮楼，经常轰炸火车，所以我们只能乘坐铁皮闷罐车厢，黑夜闯关。行驶时不让点灯，不让大声说话，火车也不开灯，开足马力疾驰，最后还是被鬼子炮击和用机枪扫射，幸未伤亡，真是又闯过一个“鬼门关”，终于到达了陕西岐山县高店镇(今五丈原镇)。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位于秦岭北侧的太白山下，北临渭河，土地肥沃，盛产稻谷、棉花、花生。镇里有三个大庙，最大的是道观太白庙，有道人住庙，另有岳王庙和山神庙。河南有些难民也逃来这里，教养所又收容一些难童，教职员工也增到四十多人。

　　三座大庙房多，但破烂不堪，师生齐动手打扫灰尘，打土坯、垒墙、搭建“课桌”，砌土炕和泥菩萨共寝。流亡五年来第一次寝教分开，用上了土坯砌的“课桌”。我在所里读了五年书，没有见过教室，更不知道什么是课桌和椅子。难能可贵的是，教养所流亡漂泊很多地方，都是人生地不熟，但师生与当地百姓相处很好，没有发生过一起扰民或偷盗事件。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8-09 15: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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