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报”：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学生生活
2018-08-15 16:20:45  来源：《民国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期间，日军展开对“陪都”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极其惨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在“重庆大轰炸”中，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也屡受波及，大量校舍及建筑物损毁，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日常生活。虽然中大校方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但难以抵挡日军的频繁轰炸。然而，日军轰炸仅能造成物质损失，中大学生并没有在精神上屈服，反而在“跑警报”中不断适应，进而在心态上逐渐变得乐观，并且激发和强化了其国恨家仇的民族意识。

　　一 日军空袭下的中大校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本又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妄图“三个月内打败中国”。南京国民政府虽组织大量精锐部队投入淞沪战争，取得一些战绩，在战略上打破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但无法遏制日军疯狂的侵略势头。日军随即将侵略目标直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南京危在旦夕。

　　在侵占南京之时，日军空袭不断，甚至违反相关国际规定，轰炸毫无军事价值的教育机构。当时，中大遭到日军多次轰炸，“自上海战事发动以来，中央大学曾受敌机3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以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7枚;第三次为26日深夜，在实验学校投同样炸弹一枚。又附近教授住宅被毁者4所，校工死者5人。近来虽空袭较少，但敌军如有陆地空军根据，则较大规模之空袭恐仍难免”。这些轰炸造成了人员和财产的较大损失，也促使中大加快了迁校工作。

　　时任中大校长罗家伦对于迁校虽提前准备且选择校址果断，然而受制于战时环境，中大师生在迁校过程中仍要面对现实性的危险与困难。当时有中大教授谈及内迁艰险的原因之一就是日军空袭：“是时寇机已进袭至武汉一带，故沿途几无一人未受空袭之威胁。” 1937年度考入中大的新生王禹九事隔数十年后，在其回忆中也记述当时随校西迁过程中遭受了空袭威胁：(1937年——引者注)农历中秋节前几日，接获校方通知，略谓中大因时局关系，决迁重庆开学，新生须于中秋节后某日前到汉口参加复试(口试与体检)，及格者方可赴川报到入学，如欲搭乘校方包船，须于某日前到达下关，凭通知购票上船。我于中秋节后二日晨抵达下关码头，搭乘校方所包之大贞丸(为我方俘获之日籍轮船)。该轮因须搭运图书仪器及农学院乳牛，自上午起即牵牛上船，因牛不惯走跳板，故要牛上船，必须前拉后驱，极为吃力费时，故整个下午均耗费在牛只上船这件事。是日约黄昏时分，忽听空袭警报，大贞丸乃驶往上游避难，约二小时后，空袭警报解除，复驶返原码头，继续搬运校方托运物品。晚九时起，船始正式开航，离下关上驶汉口。中大选择重庆作为内迁地点，校长罗家伦考虑的因素之一是：“重庆不但军事上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然而，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也是中国抗战的重心，自然成为日军轰炸的战略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规模不等的轰炸，即统称的“重庆大轰炸”。大轰炸给重庆地区造成了极大的财产破坏和人员伤亡，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重要罪证。另外，大轰炸对当时重庆社会也造成了各种影响，后方民众积极防御，奋起反抗，构成了战时生活图景一个独特的侧面。

　　中大位于重庆的文化区沙坪坝，是遭受大轰炸威胁的地区之一。中大最早受到空袭威胁是在1939年5月初。据中大史学系教授朱希祖当时所历所记，5月4日凌晨三点，学校响起空袭警报，他与儿子立即到已经准备好的防空洞避难，“洞上虽有大石二丈余，泥土一丈余，且有树木，洞内又有木架支持，然余仍有戒心，以为不如在野外树木中或沟渠中较安全也”。不过，当时敌机并未来袭。 第二天，又有空袭警报响起，朱希祖再次躲入防空洞半小时。

　　5月12日，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有27架飞机对重庆上空进行密集轰炸，据朱希祖的描述：“高射炮弹俨如红色飞机向敌机猛冲，因夜色而显红光也”，“ 旋闻炸弹声，则重庆市中又投烧夷弹矣。真武山前烟焰充天，又不知烧去多少房屋，死伤多少人命，心甚不怡。”不过沙坪坝此时未受空袭直接影响。

　　1940年，日军对重庆展开全方位密集轰炸，对整个重庆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中大亦受波及。中大历史系教授缪凤林在其《中国通史要略》自序中曾记述当时中大遭受大轰炸时的情况：“忆二十九年三十年间，每雾季一过，倭寇旦夕肆虐，余抱此稿入洞避警者，无虑百十次。”森林系一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做了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钻了5次防空洞。每当敌机接近时，“发出紧急警报，大家即须躲入洞内。待敌机离去后，再解除警报，有时一天中要逃二三次警报去躲防空洞”。

　　1940年，一中大学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记录了中大被3次轰炸的相关情况：第一次是6月28日教职员住宅区被毁，“弹落于石门村者二，房屋完全被毁者四座，其余则大部受震，损失轻重不等”。仅隔一天后，敌机于6月30日再次轰炸，“二次被炸，损失视前次加重，中弹处为学生第四宿舍，女生宿舍，事务处，茶房间，及教职员宿舍等，其受震动的房舍，则屋瓦碎乱，残砖断瓦，触目皆是，一座大饭厅，亦被震而瓦碎”。敌机第三次来袭是在7月4日下午，投下的炸弹比上两次更多：“这一次，除了女生宿舍，事务处等再度被炸外，注册处，讲义处，及第八教室，第十教室等亦均毁去。弹固然投的较多，范围也较大，但损失却没有较重，因为他所炸的大部分都是在老地方，弹是不少落在瓦砾堆里!”关于人员伤亡情况：“三次当中，并没有损失过一个同学，连校工都个个安全的存在!”1941年后，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仍在继续，中大再遭劫难。是年6月27日，日机99架次分3批空袭重庆，在沙坪坝投掷炸弹数百枚。中大被炸毁房屋数十栋，因在暑假期中，校方已有紧急处置，师生幸免于难。接着，6月28日和29日沙坪坝连续遭敌机空袭，中大实验室、大礼堂、宿舍等均被炸毁。7月4日，日机分两批先后对沙磁区文化教育机关轰炸，中大与毗邻的重庆大学的校园内共落弹200余枚，中大死伤员工十余人。8月22日，日机又轰炸中大，导致“化学馆毁了，第三、第四教职员宿舍坍了，教职员饭厅炸了，工学院倒了，农学院农林产制造所倒了，会计室完了”。

　　二 中大应对空袭措施及效果

　　为应对日机的狂轰滥炸，保障校园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大校方采取了一系列防护措施，并在1938年2月校刊上公布了相应内容，“一、防护团之组织，二、警报联络，三、防空洞防空壕之建设，四、消防设备，五、救护”，以此引起全校师生高度关注并做好相关防护准备。同年3月，考虑到磁器口虽设有警报器，但距离中大稍远、不易听辨，邻近的重庆大学电话使用时又不甚灵，为及时让师生收到防空警报，中大校方陈请当地军事机关代为装设专用电话，以便一有警报，随时传达。该警报设备于当月15日由驻军当局派通讯队到中大完成装设，“音调极为清晰，从此本校员生安全，益多保障”。此外，中大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不惜投入巨资，加强防空洞之建设，“本校方面五个防空洞共支出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二元二角，嗣因敌机不断来渝轰炸，又将原有防空洞增加木柱，修砌洞门，以期加强抵抗力量，所有工料共支出六千七百零八元，连前共计支出一万八千四百三十元二角整，均在本校经费内撙节开支”，这还不包括分校4个防空洞的建筑费用。

　　在完善硬件条件的同时，中大校方加强师生的防空意识，严格防空管理。1939年10月，罗家伦校长要求全体师生严格遵守防空管理规定，并对于违反规定的：“一经查出，定解送军事当局，依汉奸办罪。”在1944年3月23日国立中央大学师生防护团第一次团务会议上，中大又规定：“为策大众安全，与空袭警报发出后，本校男女同学必须一起前往防空洞，如紧急警报发出后，本校同学仍有逗留宿舍及防空洞附近，或迟迟前往防空洞，并不服从本团防空队警备队及洞长之指挥者，按照向例分别记大过、开除学籍严予惩处。”

　　中大校方为应对空袭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日军轰炸还是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活动。1939年3月，中大校方在一份通告中特别指出：“天气日趋晴照，重庆时间已较武汉迟一点钟，故十时以后、二时以前空袭机会较多，在此段时间中，务必设法减少课程，以避免学生学业上之损失。”然而，在日军持续轰炸之下，校方的调整安排难以应对，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学习状态大受干扰。“有时上课改在凌晨和晚上，考试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

　　在如此影响下，“大家引为苦事，因防空洞中空气不好，且延误自修时间”。随着敌机轰炸的日益频繁，“由于夜夜跑空袭，白天上课精神不振，是名副其实的‘疲劳轰炸’”。

　　敌机轰炸也对中大学生造成了极大干扰，“跑警报”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中大校方将防空洞筑在山丘内，故当时有句笑话称“见机而奔入穴为安”。一位中大学生在谈及迟迟不能给友人及时回信的原因时，就提到因遭受空袭而无法正常支配时间，“午饭后，你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警报声响起，“于是整下午就这样毫无聊赖的在防空洞中消磨过去!解除警报后，就是吃夜饭，夜饭后，照例没有电灯，因为电线每次总是要被炸断的，你想，像这样的生活，还谈得到什么支配时间?简直是一天到晚都是在生存线上挣扎而已!所以，要给朋友的信，惟[唯]有搁着不写了”。大轰炸也影响了学生的正常住宿，由于“女生宿舍只塌了一角，但已不能住，女同学们均暂迁于图书馆阅览室中，张被挂帐，俨然一新的宿舍”。轰炸还影响了学生的正常用餐，有时不得不忍饥挨饿：“每日上午十时进防空洞，下午五时左右出来，袋里有钱的同学中午可溜至中渡口买点食物充饥，绝大部分同学都是饿到五时出洞，再饿到六时许厨房开饭为止。遇到饭厅被炸，就要迟到十时开饭。”同时，大轰炸也造成了学生财物的较大损失，每次空袭之后常有大雨，“使我们从弹坑中挖出来的东西被水一淹，尽成废物”。

　　在重庆时期，日军空袭虽干扰了中大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日常生活，造成中大与学生严重的财产损失，以及一些学校员工的伤亡，但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无中大学生伤亡的记载。较之身处重庆的中大学生，在成都的中大医学院学生则无此幸运。1940年10月4日，日军空袭成都，当时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正在城内四圣祠三校联合实习医院内上课，听到空袭警报后，戚寿南院长立刻停课并嘱咐学生赶赴附近公共防空洞内躲避。医学院四年级学生夏傅汾、张治德、陈定一等3人奔赴东校场城根下防空壕内躲避，不幸的是该防空壕适中一弹，夏傅汾、张治德两人被当场炸死，而陈定一因在壕内感觉不适，于日机投弹前出壕，仅受轻伤。

　　三 大轰炸下中大学生的心态变化

　　如前文所述，虽然当时中大教授朱希祖个人未受空袭直接打击，但几次听警报、跑防空洞的经历，以及听闻重庆其他地区所受之惨状，使他产生极度畏惧的心理。大轰炸对朱氏的心理造成极大的震荡，“时敌机空袭，无一定时刻，道途行役，常生戒心”，故而他从5月14日起向学校请假一周借著述以安心神。 5月25日晚七时半，朱希祖再度进入防空洞躲避3个小时。在防空洞闷闭的环境中，朱希祖极感不适，“空气恶浊，人声嘈杂，汗出头痛腹饥，疲惫不堪”。对朱希祖而言，空袭警报带来的恐惧感与在防空洞中的不适感，共同构成了大轰炸即将来临时的心理感受。这种感觉，也成为当时中大师生普遍心理状态的写照。

　　防空洞虽相对安全，但身在其中的中大学生有着与朱希祖教授相似的恐惧感。有学生回忆在防空洞中的经历：“一次炸弹正从防空洞门口落下江边，一股空气巨流冲入洞中，洞内灯火全熄，每人胸前有如巨锤捶了一下。”铺天盖地的大轰炸，让身处防空洞中的学生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只听得继续不断的一阵隆隆之声，声震洞壁，大家都屏息着，有的人且惊悸失措地爬在地上，有的人则把两只耳朵紧紧地掩着，有的人则骇得伏在人家的背脊上去，种种的怪相，都很不自觉的透露了出来，是你看了可笑又复可怜!”

　　不过，当“跑警报”习以为常时，防空洞中则另有“一番洞天”。有学生在敌机来袭时：“在防空洞内饿着肚子睡觉、聊天、读书、抬扛、下棋、玩牌、恋爱，一切活动照旧，毫不把轰炸放在眼内。出得洞来，吃一顿饭，洗一个澡，有夜袭，再进洞，无夜袭，睡个觉，准备明天进洞。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潇洒得很。这一种气派，这一份修养，足堪大任吧。”甚至，有学生不愿意长时间留在防空洞内，冒险走出防空洞观看日机：“于是一有警报，我常跑去远处山顶看飞机轰炸，不愿进洞。”还有学生不进防空洞，而到其他地方避难。据中大学生陈学文回忆，因柏溪分校地处城郊，“警报响了，学校便停课，我们便带了书本疏散到柏溪附近农村去”。另据中大学生盛承禹回忆：“当听到警报后却很少有人躲进防空洞，多数同学疏散到野外或橘林中，谈天说地，或评论时局，或交流奇闻，倒也有一番情趣，缓和了初闻警报时的那种惊恐气氛。”

　　大轰炸极大地影响和干扰了中大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状态，甚至危及了个人生命。但日军大轰炸并没有从精神上吓倒中大学生，相反随着时间推移，在“跑警报”的过程中，中大学生逐渐适应了这一战时环境，心态上也乐观起来，以积极态度来应对，尽可能减少大轰炸对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每当警报一解除，“图书馆或空教室内立刻坐满学生自修，读书风气反较平时为盛”。面对大轰炸的持续干扰，中大学生仍然尽可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我们课内外的生活却也安排得十分丰富”。有的学生则不但不跑警报，反而在警报中自寻乐趣。关于此方面，中大学生王作荣的回忆颇有趣味：“在暑假警报来时，常与三数同好至附近民家租用麻将及附件全副，在竹林中摆下阵势雀战，蛇虫蚊蚋，一概不怕。几圈下来，不知警报之已解除。”

　　此类情形西南联大亦存在，一些师生也将“跑警报”视为一种“幽默”，甚至是“浪漫”，还有一些人根本不跑警报。比如，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汪曾祺曾对两个人在警报声中的泰然处之留有深刻印象：“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宿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这种群体心理的转变，深刻反映了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战时”与“平时”两个维度交错互渗的表征。

　　大轰炸下，中大学生的民族意识也得到了激发和强化。1935年考入中大的曾永年忆及抗战前的大学生活谈道：“回想我在南京的近两年，过得很愉快”，“只知上课读书，吃喝玩乐，看小说电影，不看报”，“纯纯粹粹是个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大学生”。而当曾永年面对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的惨烈场景时，其内心感受转为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 “一次炸重庆,城内起火,我们三人步行进城看炸后现场，火还在烧，塌房、死人、焦尸，只有仇恨”。在仇恨之中，中大学生以强烈的责任感投身于抗击日军空袭的救助活动。在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危险时刻，中大学生协同重庆市军警防护团等抢救遇难同胞，协助解决沿途撤退的受难同胞的食宿等问题，还替老弱妇女们代携行李，“他们用木棍和绳束像脚夫一样的站在汽车路的两旁，等候老弱们的担子到来可以代劳，那种样子，和捏着书本在图书馆门口，判若两人”。

　　据曾担任抗日救亡工作团团长的陶大镛回忆，在“五四”大轰炸时，听闻重庆城里防空隧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救亡团的同学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救济金。

　　内迁之后，中大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大后方环境之中，但日军对重庆地区的大规模、长时间轰炸成为校园生活与战争前线最直接的连接点。在大轰炸及跑警报之际，中大学生直接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威胁。学生们饱受日机轰炸之苦，处于生死边缘，大轰炸下的求学经历是战时化生活最直接、最真实的写照。“跑警报”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大学生生活的战时特征。或可言，“跑警报”是中大学生生活的组成部分，既然无法挥之而去，只能在一定程度内“承受之”、适应之，随之而来中大学生心态也逐渐乐观起来。同时，在大轰炸下，国难家仇的直观感受，使中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得到强化。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5 16: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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