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大学坚守民族复兴的血脉
2018-08-14 18:14:44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烽火连天处处愁，蜀山遥接楚江流。梦回辽海三千里，望断燕云十六州。大漠穷尽沙似雪，五更残角月如钩。林胡未灭家何有，破敌辞封万户侯。”——国立东北大学教授、校长 藏启芳(写在日本军国主义“九一八”事变七周年)1938年9月18日。中国抗战十四年，烽火城连城、焦土一片片。“教育乃民族复兴之基本。”而高等工程教育更是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及东南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彼时，炸弹、炮火、牺牲，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却在艰难困苦中愈发强大。彼时，抗争、救亡、迁徙，从大后方到前线正面，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到敌占区，中国大学师生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中国大学内迁，有“保全国家元气”之目的。然而，必须承认，这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大学大迁移，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强烈释放。这幅“民国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基于以下两点而为之：一是迁徙路程较长，一是对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提升有较大促进作用。我们择其要者而摘之，力图呈现一幅抗战时期中国大学迁徙全景图，以尽可能忠实地还原那一段历史。“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砺无穷”，迁移图背后，我们寻找那些有代表性的为学、为师、熏陶、信仰之故事，从教学、师生关系、学术标准解读大学教育通向何处，方可达到大师云集、学术灿然的境地。其实，陕西汉中古路坝与四川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是抗战时期中国著名的文化教育三坝。当然，由于资料与能力所限，难免有所疏漏，望读者指正。

　　西南联大

　　“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25日开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再从长沙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从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许多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西迁，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其成就显著，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1946年，三校复员北返，云南师范学院留昆旧址独立建校，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旧址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北联大

　　“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大学五个独立国立院校。1938年7月，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在汉中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1946年，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同年7月，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复校，现为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部分迁回东北，现为东北大学。其余师生留在陕西，现为西北工业大学。1938年，西北联大农学院迁往陕西武功，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亦与西北农学院有渊源。1939年，北平师大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迁往甘肃兰州。1946年春，学校师生部分迁回北平，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一部分留在西北地区甘肃兰州，现为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联大医学院独立，成立西北医学院。西北联大文理、法商两个学院则组成西北大学，随后西北医学院并入西北大学，现为西北大学。

　　东北大学

　　国立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4月，早在1922年春，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命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原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为东北大学理工科，原文学专门学校改办为东北大学文法科，学生480余人。文法科设中国文学系、英文学系、俄文学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理工科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土木工学系，机械学系。并成立东北大学筹委会，1923年颁发“东北大学之印”，东北大学宣告成立，王永江为首任校长。1923年10月24日，东北大学正式开学。1928年8月至1937年1月，著名爱国将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上将兼任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局部抗战爆发后，日本人一夜之间便占领辽宁沈阳，东大师生悲愤之极，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中国抗战历史上第一所流亡的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师生先后流亡至北平(今天的北京)、开封、西安、四川省三台县，一路求学，一路斗争。在此期间，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爱国抗日运动，是“一二·九”抗日救亡国共两党团结合作运动的主力军。1938年3月，因日军战火向西北连绵，国立东北大学从西安迁往大西南四川三台草堂寺、旧潼川学府院等地。1938年7月27日，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会同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在汉中城固县古路坝村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组建成了国立西北工学院。1940年，东北大学教授晏阳初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大磨滩创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8月扩充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46年5月，国立东北大学迁回沈阳，川内知名人士、原东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李季伟等人倡议利用原东北大学校舍、迁余的部分图书、设备与羁留师资学生(迁走的学生占三分之一，留下的学生占三分之二)，续办高等学府，筹办成立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国立川北大学(今天的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专和鞍山工专合组为东北工学院。1993年，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学校聘请张学良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学校建有中国第一个大学软件园、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第一家上市的大学企业、梁思成教授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建筑系。

　　厦门大学

　　1937年7月1日，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因地处海防前线，形势困难，萨本栋校长决定将厦大内迁长汀。厦门到长汀，要渡过鹭海、九龙江及十几条溪流，越过多座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土匪出没，车辆又极少。萨本栋校长率领师生员工，分批出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八百里，前后经历二十天，于1938年1月12日安全抵达。在长汀，为集思广益，办好学校，解决同学们的实际问题，萨本栋把全校男女同学，分成二十多组，每组十人左右，于每天下午分别与各组举行谈话会，并邀请两三位教授参加，内容包括时事战局、师生关系、课程作业、学校质疑、校舍设备、吃饭穿衣等，一谈下来都要三四个钟头，同学们还嫌时间太短。当时虽受战争影响，学校还是设法从海外购置书刊，拥有中外文书籍十几万册，有供二百余人自修的阅览厅，自办了电灯厂，设立试验室和实习工厂。至1941年，厦大已建实验所31间，可容纳621人。萨本栋校长为聘请优秀教师四处奔波，在1939年聘到了李宗池、肖伟信、傅鹰、黄开禄、叶明升等15名教授，在1941年又新聘院系教授多人，如施哲存、周长宁、时昭涵、徐人寿等。虽然厦门大学资金短缺，条件艰苦，但是抗战文体赛事不断。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大学发展为4院15系，有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厦大在新四军根据地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在日军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同济大学

　　1917年同济德文医学堂由华董接管，迁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1918年，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主持下，由教育部拨款，在吴淞购地150亩筹建校舍。1921年竣工后陆续迁入新校舍。1924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同济医科为大学。因此，每年的5月20日定为同济大学的校庆日。1932年1月28日，集结于上海的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吴淞地区许多工厂、学校毁于一旦。同济大学主要建筑如大礼堂、电气试验室、材料试验室、部分宿舍及实习工厂等被炸毁，图书、机器、标本、模型等设备损失更为严重。寒假过后，新学期无法上课。在此情况下，胡庶华校长想方设法使全校师生暂迁市区巨籁路(今巨鹿路)民生坊继续上课。同时，师生们参加抢救军民伤员，以支援十九路军与敌作战;吴淞校舍在朱家骅的帮助下，很快得以修复。1932年8月25日，学校迁回吴淞。1933年5月，国民党政治会议议决，将处于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1932年停办)的房屋、机器、工厂等划归同济大学，创办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后奉教育部令，改称“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7年又先后增设了文、理等学院，从而成为了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效仿美国的大学制度，以在每个省设立一所综合国立大学为目标。国立同济大学是民国建设国立大学期间最早建立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1927年)，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综合性大学(含医学院)。抗战爆发，美丽的同济校园在侵略者的轰炸中仅剩断壁残垣。为求“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于1937年开始内迁办学。经过三年流离、六次搬迁，先后辗转浙江、江西、广西、云南，直至1940年才落脚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师生们教学不辍，坚持文化抗战。1946年回迁上海以后，同济大学发展成为以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著称的海内外著名综合性大学。同济大学始终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崇高使命和责任，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医学专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校友中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的有140余人。

　　抗日军政大学

　　1936年6月1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七七事变”后，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遍及华北、陕甘宁、华东等地。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1月返回陕甘宁边区。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也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追溯学脉源自三国时期吴永安年(258年)的南京太学，近代校史肇始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1928年5月16日由国立江苏大学改称而来，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至四川成都，史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1949年8月8日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翌年定名南京大学。此外，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因两次遭敌机轰炸，已先迁出南京，1937年10月在安徽屯溪开学。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本人占领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简称中大，前身是孙中山先生创立于1924年的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是学术与文化中国南方重镇和人才培养南方高地。1938年10月，国立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澂江迁往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分别迁往粤东各县、连县、仁化。同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等原址复课。学校主校区位于中国现代大都市广州，校区同时延伸至美丽的海滨城市珠海。作为具有人文社科和理医工多学科厚实基础的著名学府，立校百年以来，学校熏陶着一代代莘莘学子，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许多才华横溢的毕业生成为了社会各界的杰出人才，深刻影响着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办学源头可溯源于清朝末期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13年改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1949年，更名为武汉大学。在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一时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武汉会战爆发前，国立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其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武汉被日军占领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武汉大学是中国较为著名的风景游览地，学校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堪称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有国家重点学科(5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生物学、水利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有国家重点学科(17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金融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基础数学、凝聚态物理、无线电物理、分析化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理学下二级学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口腔基础医学、社会保障;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6个)：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空间物理学、内科学(心血管病)。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创始人为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知名教育家于右任、马相伯、邵力子。抗战时期，国立复旦大学自上海西迁，师生辗转五千余里，于1938年2月择址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勤奋学习。设有五院二十二系及两个专修科，师生2400余人，以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洪深、孙寒冰、章靳以、曹禺等著名教授为代表的广大进步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高举抗战卫国、团结进步、民主科学的大旗，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使复旦大学成为川渝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1938年7月在复旦建立了北碚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944年12月《中国学生导报》也在此创刊，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留渝校友在此创办私立相辉文法学院至新中国成立。在重庆抗战期间，孙寒冰教授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其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投身爱国运动，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1937年孙寒冰创办我国第一期《文摘》杂志，并在其中刊登了斯诺写的《毛泽东传》，最早向国统区介绍这本书。1940年5月27日，在日机轰炸北碚时，6位复旦师生遇难，孙寒冰教授也不幸罹难身亡，时值37岁。1987年4月在北碚东阳镇夏坝建立了'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址'纪念碑，由周谷城题书碑名，背面碑文为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手书。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国家邮政总局发行复旦百年校庆纪念邮票，这是继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中国第二次为一所大学百年校庆发行邮票。2006年，“复旦” 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2007年，“复旦”商标(包括“复旦”二字和图形标识)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教育类)，复旦因此成为继清华之后，中国第二所获此殊荣的高校。国际名校只接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并由该大学校长正式签署推荐的学生到该校就读大学院硕士课程及专业学位课程，给予ADK中国育英基金奖学金，重点协助培养中国各个领域下一代领军人材。

　　【摧不垮的大学风骨】

　　【完整】中央大学：“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自强】武汉大学：将士效命疆场 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藏书】厦门大学：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因为搬迁及时，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西文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文杂志16222册，合计81609册。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文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文杂志128种。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扎根】中山大学：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高峰一】西南联大：“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高峰二】西北联大：“公诚勤朴实业救国拯民穷”

　　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平津被日本占领，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学校为做好千余名师生的南迁工作，在迁校前，推举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将全校师生分成几个中队，每个中队为一个行军单位。师生们先是坐'闷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然后，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按照原预定的行军编制，沿川陕公路，开始徒步千里大行军。他们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长途跋涉近千里，用了半个月多的时间，胜利到达了陕南汉中。行军途中，每晚歇息时，师生们都凑在一起讨论前方战场的消息。当时交通通讯极端落后，看不到报纸，每到一地，各队就把从几台陈旧收音机里听到的前方战况及时用大纸书写出来，供大家阅读。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4 18: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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