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战时期的大学不该被埋没的历史
2018-08-13 14:59:12  来源：《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作者 陈平原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命令，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正式上课。因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4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上述三校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下来，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因三校合一，西南联大的地位格外显赫，《教育杂志》“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将其作为开篇之作。撰写《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的查良铮，乃现代史上著名诗人穆旦(1918—1977)，1940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刚留校任教。此文虽属职务写作，却也很见文采。谈及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投下百余个轻重炸弹，“意欲根本毁灭了这个学校”，查文如此描述：

　　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联大师生的住宅区，也全炸毁了;在物质方面，日人已经尽可能地给了打击。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

　　不愧是诗人，很会写文章，聊聊几笔，顿显精神。第二年2月，查良铮不做秘书活，投笔从戎，以助教身份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去了。

　　与此文出自名家之手不同，以下引录的九则短文，作者多不可考，故不做单独介绍。抗战中的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大学内迁的特点在于，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在战火中坚持教学与科研。如浙大三迁广西宜山，“宜山县城，虽不甚大，而街市整洁，浙大校舍，以文庙标营为中心，又在标营，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者，计一年又两阅月之久”，直到1939年2月5日遭遇敌机轰炸，才不得不考虑转移。关于此次大轰炸，《教育杂志》所刊孙祥治《抗战以来的国立浙江大学》，不以文采取胜，而以史料见长。上午11时，日机十八架侵入广西宜山，专炸浙江大学，共投弹118枚，浙大“东宿舍全毁，大礼堂、训育部、导师室、体育课、园艺系工作室，及新教室，均一部分被毁，学生二人微伤，余皆安然无恙”;“惟学校经此次猛烈轰炸后，不得不加以整理，于是停课三日，于二月九日照常上课”。如此紧张的局面，大学也就停课三天，还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此文开列抗战以来浙大由杭州而建德、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而遵义，每学期具体的上课及停课时间：“虽迭经播迁，而每学期实际上课之周数，平均在十八星期左右，若加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计之，则近二十星期矣。”所有在大学读过书或教过书的人都明白，这等于说，浙大即便在迁徙过程中，也都不曾停课。

　　叙述抗战中的国立交通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战前国立交通大学本就分三部分，上海是本部，此外还有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工程学院。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交大总部迁往上海法租界，重庆小龙坎设交大分校;太平洋战争之后，分校扩建为九龙坡的交大本部。另外，先在湖南湘潭复校、后迁湘乡杨家滩、贵州平越(今福泉)的唐山工程学院，1942年奉教育部令改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因此，无论台湾出版的《学府纪闻·国立交通大学》(1981年)，还是大陆刊行的《老交大的故事》(1998年)，都兼收唐山工程学院学生的文章。相形之下，谈九龙坡的文章(如魏凌云《杂忆九龙坡》)，不及回忆平越生活的(如《平越二三事》《四十年前读书地》《我参加了徒步迁校的行列》)精彩。而1941年的《教育杂志》以及《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不见谈论上海或重庆的交大，反而有漆镇白撰《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漆文中提及，“交大唐院的学生是最能吃苦的”，因学工程必须吃苦，在抗战中学工程更得吃苦，何况命运多舛的唐院一再迁移。接下来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从湖南湘潭到贵州平越这一路：

　　总共这次大迁移，从二十七年五月自湘潭迁出，到二十八年二月，在平越复课，时历半年。中途上课时断时续，对功课虽不无影响，但因有以往坚忍的精神，所以迁移结果，人数不但不减少，反而继续增加，规模不仅不缩小，反而渐渐扩大。这也许是唐院的迁校和其他的学校所不同的地方吧!

　　这越走越大的唐山工程学院，抗战胜利后，复名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并回到了唐山校园。至于九龙坡从分校到本部的转换，以及1942年上海法租界的交大被迫接受汪伪的管辖，不少师生愤而离校，这个故事，还是留给校史专家去讲述。

　　说到校史的复杂，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命运最令人感叹唏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眼看太原失陷，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16日迁离西安，过渭河，越秦岭，抵达汉中继续办学，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惜好景不长，三个月后西北联大解体：其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奉命陆续迁往甘肃兰州;抗战胜利后，是否返回北平，有过激烈的抗争，最终结果是部分北归。因此，1941年，《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谈及的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以及《教育杂志》介绍的国立西北工学院，都是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的合法继承人。紫纹《抗战期中的西北大学》所描述的“行军过秦岭”，应该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从此，进入窄窄的天的窄窄山窝中了。每早，摸黑地爬起来，把干粮袋搭在肩头上，用手杖支撑着，把一个个的脚印烙在古栈道上。夜间，在土坑上或是阴湿的泥土上甜甜地入梦。半夜醒来，满鼻子氤氲着牲口粪味，驴夫们痀偻着腰，在黑暗的角落里，吸着旱烟袋，让一明一灭的黝黯的光闪着，像是旷野中的鬼火。他们由(用)沙哑的嗓音谈着天，那语调浊重得好像就凝在三月的夜风里，叫人觉得生活又倒退了几个世纪。这么着，十二天过去了，数着自己一个接着一个的脚印，一个转弯，头上的天逐渐大起来，用着一种迫切的心情冲出山口，遥远的绿的原野上笑着一派红艳的桃花。心里像拾到一件宝物样的跳动。

　　说到迁徙过程之曲折，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绝对名列前茅。抗战八年，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李庄时期的同济大学，各方面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可此前在昆明的徘徊、计算与谋划，同样值得关注。陈厚存《抗战中的国立同济大学》分九节讲述同济的历史以及迁移的历程，其中第八节谈现状：“这次的校址，直至最近，方才决定了四川南溪县李庄。那里现正加工修葺校舍中。学生教授也正络绎不断地来川，因为校舍尚未建筑成功，所以目前都集中宜宾。”

　　1938年10月因受战争影响而迁至云南澂江的国立中山大学，1940年8月奉命迁回粤北坪石。据余一心《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他们好吃懒做，他们欺负外客人，他们不懂卫生，他们不守时间”;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立场发生了变化：

　　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中山大学和其他的大学，如西南联大相形之下，自卑的人可以增高了自信，夸张的人不由不灭减了他的夜郎自大观念。

　　既强调大学给澂江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也承认澂江人民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二者相辅相成，方才是相对完整的论述。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八年全面抗战，厦门大学坚守东南，“自觉地担负起粤汉铁路以东国立最高学府的全部责任”;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办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教育、教学，而在求生”，“使得每个学生挑灯夜读时，不用再考虑‘第二天的饭钱’如何解决”，是很不容易的事。值得庆幸的是，因搬迁及时，该校“图书仪器等损失远较其他内迁院校为轻”。下引《教育杂志》所刊《抗战以来的国立厦门大学》(胡依)的介绍文字，在谈及藏书数量时，与《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中的吴执夫所撰《抗战中的国立厦门大学》如出一辙：

　　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四四〇五〇册，西文书一五九六二册，中文杂志五三七五册，西文杂志一六二二二册，合计八一四六五册(实际相加数为八一六零九册—编注)。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二六种，西文报纸三种，中文杂志一四四种，西文杂志一二八种。最近向国内外书局，订购价值二万余元的大批图书约千余册，已到校者约四百余册，余闻不久即可到校。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老友施蛰存领其参观图书馆，浦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那时的西南联大，图书资料十分缺乏，以至必须制定十分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了解此背景，方才明白厦大为何对自家藏书特别得意。

　　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先后辗转于信阳、南阳、洛阳、西安、宝鸡等地，其中停留办学时间最长的是豫西嵩县潭头镇(1939年5月—1944年5月)。学生回忆文章，写的也多是这一段生活。《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所收魏凡的《抗战中的河南大学》，让我们听到了当年大山深处的朗朗书声：

　　即使在最平常的日子，图书馆中也是坐满了人。实验室中的活动是没有停止过的。夜里，过了十二点，宿舍里还常常透露出灯光，早晨天一黎明，你可以看到各山坡上，河滩里，都有读书的同学。有时雨过初晴的清晨，你可以听到各种外国语的读音在和蛙鸣争噪。

　　《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各文参差，但有不少精彩的细节描写。与河南大学的读书声相映成趣的，是中央大学学生的百衲衣：

　　先说衣吧，像过去那种西装革履头发雪亮的大学生，现在在这里，真是变为“凤毛麟角”的了。大部分同学经常所穿的，都只是学校里代做的两套黄色制服。又因为布料的不好，和穿的时间过久，几乎没有一个人所穿的制服不是破旧不堪的。最容易擦破的地方要算是裤子的膝盖头和屁股上。有的人因为补不胜补，索性把膝盖以下的剪了去，裁成短裤。

　　中央大学1937年10月开始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是抗战期间得到政府特殊照顾，各方面都进行得比较顺畅的。

　　陪都重庆街头走过衣衫破旧但精神抖擞的中大学生，以及豫西南深山小镇飘来朗朗书声，那只不过是抗战中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缩影。战时的校园生活，不仅是孜孜苦读，也还有放松的时候。拱君《抗战中的国立武汉大学》，包括“天然的校园”“特有的学风”“食和住”“学会”“写作”“教授”“娱乐”“图书馆”“运动”“男女关系”“不同的省籍”“考试”“救亡工作”等十三节，引第七节“娱乐”中一段文字：

　　嘉定(乐山古称嘉州、嘉定，引者注)因为有幽美的环境，所以每当阳春三月的时节，武大的同学常结队成伍赴城外郊游，有时并举行野餐。或于清朗的月夜，举行着音乐会，千余同学，济济一堂，极尽人世间之乐事。在此国难严重之时，后方的大学竟还能享受这么幽美的生活，真是叫人不尽其羡慕。

　　同样在长江边，只因慢走了一步，让中央大学等占了先，武大只好沿江上溯，扎根四川乐山。乐山办学八年，铸就了武大校史辉煌的一页，也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3 1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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