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 一所大学的抗战记忆
2018-03-20 10:30:11 来源：南开大学校史网 《天津日报》 记者：佟迎宾 徐丽 胡萌伟 点击： 复制链接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示意图(最上线路为徒步行进线路，
中间线路为乘车线路，最下线路为出海线路)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1938年2月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委员会全体合影
(居中站者为黄钰生，蹲者为闻一多)
张锡祜(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四子)由江西吉安飞
赴南京对日作战时失事殉职，图为他在战机前留影
西南联大培训出来的翻译官乘飞机赴缅印抗战前线
长沙临时大学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赴昆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失守。作为始建于1919年的中国首所私立大学，有着多年抗日爱国传统的南开大学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29日凌晨，日军公然弃国际公法于不顾，对南开学校实施轰炸，南开大学秀山堂、芝琴楼等建筑被毁，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亦惨遭轰炸波及，南开成我国抗日战争中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难忘国仇家恨，不屈抗战精神。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得知南开被日军炸毁后，愤然向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随着北大清华校园被日军强占，南开化为断壁残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生死存亡，保卫三校留存火种迫在眉睫。1937年8月中旬，民国教育部决定让三校联合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1月1日，最终入学的临大学生共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另有战时特殊情况下借读生218名。命运多舛，长沙临大开学仅一学期，京沪前线战事急转直下，1938年2月，三校不得不放弃有利办学条件而迁往昆明。抵达昆明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命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当时对抗战长期性的认知，只是，谁也没想到在昆明一住便是八年。
三千里流亡路 不灭的抗日信念
西迁入滇的“小长征”，历经68天，横越湘黔滇三省，跋涉3500里。在抗日战争史甚至中国现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不仅是西南联大的自豪与光荣，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文化长征”。
1938年年初，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方案确定后，面临的最实际问题是怎么去。2000多师生眷属的大学整体搬迁绝非易事，经费、交通、安全三大困难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经费不足。校方公布的路费与津贴为教职员每人65元，学生每人20元。而当时长沙至昆明的路费至少需要55元，即使乘车走颠簸陆路也需学生自身支付35元。而按当时的物价来说每人每月5元即可生活得不错。35元相当于一名成人七个月的生活费，这在战乱年代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不仅是学生，一些教授也是捉襟见肘。七七事变爆发后，南开大学是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数度遭到日机轰炸，据统计，仅财产损失就相当于当时全国高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这样的损失使教职员薪金受到严重影响，三校作为临时大学这一整体，亦是难兄难弟。令人感动的是，外文系教授叶公超还提议将65元津贴捐给来自战区或体弱的学生，这一提议受到教师们的响应，因为无论如何，教师们总比学生要宽裕些。因此，事实上许多教师是全部自理赴滇经费。
临大当局也考虑到了师生实情，规划线路中除走铁路海路经香港、海防去昆明和沿公路经桂林、河内入昆明外，步行入滇的计划在此形势下也应运而生。凡是身体检查合格的男生，校方都颁发了“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并必须步行赴滇，没有条件可讲。此外，还有三位学生首次体检未能通过，后坚持要求复查方加入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中还有闻一多教授等11位教师自愿随行，学校请他们组成旅行团辅导团，由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担任辅导团主席。
这次“小长征”被命名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此前，步行入滇的组织称作“步行团”，改为“湘黔滇旅行团”，似是在淡化途中的艰险，给“小长征”增添相对轻松的色彩。然而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即便在道路通畅的今天也不是件轻易的事，何况当时多少还带有些冒险成分。
事实上，1937年暑假平津地区部分大学生已开始军训，战争爆发后，军训体制不同程度地延续了下来。因此，湘黔滇旅行团采用的是军事组织形式，团本部下设两个大队，每大队又设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小队长均从体格健壮、认真负责的学生中遴选。南开大学校史办主任张健告诉记者：“有人考证旅行团共有288人，由于中途因病因伤减员，最终步行到昆明者实为253人，占旅行团全部人数85%以上的团员走到了昆明，这个比例对从未经受过长途跋涉锻炼的大学生来说难能可贵。”
在临大校方规划中，旅行团行军线路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690公里,实施时发生变化,自长沙出发时即坐民船,步行从益阳开始,自常德到桃源乘船,自沅陵到晃县乘汽车,晃县以后全步行,总计步行1300公里,超过原计划近一倍。
历时68天，1938年4月28日，师生抵达昆明。联大学子在千里跋涉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磨砺，也大大开阔了眼界。尽管每个人出发前想法不同，但一踏上旅途，知识分子的抗战责任感便油然而生。也让他们增添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很多人自豪地说：三千多里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克服!
三次从军热潮 上千学子投笔从戎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血气方刚的联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抗战八年中曾有3次较大规模从军热潮。先后8000多名学子中,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
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逆江而上，武汉、长沙吃紧。无论是国民党将领(如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还是共产党干部(如时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都主张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抗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讲演时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同时号召：中国青年今天的努力方向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胜利。
临大当局在1937年11月15日成立以张伯苓任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任副队长的大学军训队，又设立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在12月上旬设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鼓励学生保留学籍，投身国防。不到两个月，到教务处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此次从军潮中，南开籍经济系三年级何懋勋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北上抗日。1938年3月赴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日救亡，任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1938年8月，济南战役中，何懋勋奉命率大队进驻齐河坡赵庄，遭日伪军四五百人突袭，血战中寡不敌众，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1岁。在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的烈士纪念碑基座上，镌刻着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献身的27位英烈名录，列在第一位的即是何懋勋，他们为民族独立、自由和新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次从军热潮是任职美军翻译官。1941年年初,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飞虎队成立，在昆明西郊营建立基地，在巫家坝修建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支志愿队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来华美军日益增多，大批军事翻译人员需求紧迫。1941至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美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曾授给作出卓越功绩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300余人，在52名受奖上尉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得到这项荣誉。
第三次从军潮是报名参加青年军。1944年,日本为支援困在东南亚和滇缅边境的军队，急需打通从中国大陆到越南的交通线，因此在豫、湘、桂、黔发动迅猛进攻。同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金，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发动青年从军运动。然而，由于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常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此次招募这支军队，其目的究竟是为了抗战还是为打内战作准备，社会上产生了深度怀疑。因此联大同学报名不甚踊跃。仅有200多位同学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报名参军。联大200多名从军同学全部分发到印度远征军,大部分学习汽车驾驶，属辎重兵第14团。取得驾照后，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任务。让人们失望的是，青年军不仅继承了旧军阀作风，还严防联大民主自由思想，害怕有关共产党信息，从反面让学生们认清国民党的丑恶嘴脸。
校友专访 追忆岁月
傅佑同(1923年生，先后就读于南开小学、南开中学、西南联大)
亲眼目睹日军轰炸南开
1923年，傅佑同出生于天津教育世家，其父傅恩龄先生曾任张伯苓校长的秘书、南开大学总务长、西南联大外语系教授，是周恩来在日留学的伙伴。傅老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先后就读于南开小学、南开中学、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可以说，傅老与南开有着不解情缘。
1937年夏，傅老从南开小学毕业，刚考上南开中学的他没等到开学，日军的炸弹就粉碎了南开的宁静和他青春的梦想。“日机飞得并不高，站在地上能看见驾驶员，炸弹相当于两个手榴弹大。当时仿佛有无形力量保护，炸弹怎么也投不到楼上，有的投在了电线杆旁边，有的还没炸。相比之下，南开大学毁得比较严重。”
1938年5月，傅老随家人前往昆明。他告诉记者，当时全家从如今大光明桥附近的码头上船，到越南后再坐火车抵达昆明，整个路途耗时半个月。“1939年，父亲联系好重庆南开中学，我就带着小我两岁的妹妹一起去重庆求学，四年里从未见过父母，全靠老师们的照料。”直至1943年傅老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才与久别的父母见面。
张元龙(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嫡孙)
南开是最爱国的学校
“从历史事实看，南开大学是最早发现日本侵华野心、最积极参与粉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的学校，所以她是一个最爱国的学校。”南开校友总会副理事长、张伯苓校长嫡孙张元龙先生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的时候，祖父正身在南京，听完消息后，他关起门来，一天没出去”。后蒋介石庐山接见时，张伯苓校长表示：“我一生的努力被毁了，但是听从国家的需要，如果国家要是对日宣战，我举双手赞成。”
在“航空救国”精神感召下，张伯苓四子张锡祜1932年考入笕桥中央航校，后任空军八大队三十队中尉飞行员，1937年8月14日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作战时失事殉职。张元龙告诉记者，“祖父听到四叔殉国的噩耗，并没有哭，而是为他的英勇行为而欣慰自豪。当时祖父悲愤地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当日机不断轰炸重庆，重庆南开中学有学生家长向学校请假，准备举家搬往西北。“我祖父召集所有学生和老师在操场开会，告诉大家，退学可以，但请假不行。我们从天津到重庆，就要和重庆共存亡，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现在坚决不再退一步”。
胡邦定(1922年生，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
校内壁报报道抗日战事
“小鬼，请进”，7月31日，在北京朝阳区胡邦定老人家中，开门后胡老亲切招呼我们进门，使我们仿若到了自家长辈家里，拘谨之情顿时没了。93岁的胡老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7年始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七年，与天津有着深厚情缘。几把椅四杯茶，胡老带我们这些“小鬼”忆起了抗战岁月。
联大壁报是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反动派、保守派、激进派和共产主义者观点在这里交锋，胡老自己也编过一份，“1944年我们系会办壁报《潮汐》，由我和李凌负责，登记后学校发了单人床大的木板，作为壁报载体。很多办壁报的同学都和我们一样，自己虽穷却愿挤出钱来买纸张文具，花时间、精力组稿、誊写。”胡老告诉记者，“学生还自己写时事评述，纵论国家大事，并及时报道抗日战事的真实情况，分析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原因，现实性和政治性都非常强。”
谈及当时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胡老很是愤慨，“他们的腐败行径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刺激你要反对它。我亲眼所见，两个人抬着大筐，里面是饿死的新兵，连衣服裤子都被扒掉了，弄点稻草盖着草草埋掉。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呢，还没到前线就饿死了，这样的政府能有战斗力吗?目睹国民党腐败残忍对联大学生的触动比书本教育更现实，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共产党，更愿意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去。”
(本版资料照片及史料来源：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南开大学校友总会、南开大学校史办公室、南开大学档案馆)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0 10: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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