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
2014-03-18 16:31:53 来源：网络摘编 点击： 复制链接
吕振羽铜像
这是湘西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山村。村子不是很大，但数栋青砖瓦房却错落有致，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就是这个普通的山沟沟里的小山村，却走出了闻名遐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
少年奇才：立志“工业救国”
出邵阳县城往西南行车约35公里，便到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的故乡----金称市镇溪田村。吕振羽故居是一栋坐西朝东、青砖青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且带有典型的湘西南民居特色：走廊栏杆为圆形车葫芦形，造型别致有味；门楣及窗额上有彩绘历史故事装饰，引人入胜。每层楼分为三弄，每弄进深2间，最上层两端砖墙外吊立木围栏。1900年1月28日，我国一代史学巨匠吕振羽，就在这栋农家小楼里呱呱落地。父亲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儿子取名为典福，字振羽。
吕振羽是在父亲办的蒙馆启蒙的，那年他刚好7岁。不久后，吕振羽又被父亲送到本乡田心村吕公翅先生创办的玉公山坊经馆读书。有一次，先生以《咏榴花》为题，要所有学生写一首诗，吕振羽是这样写的：“门内榴花树，花开血样红；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他借石榴花的繁盛艳丽喻示未来的果实丰腴，以表达自己今日苦读，他日成才，干一番事业的不凡抱负。
很快，私塾和蒙馆再也不能满足吕振羽对知识的追求和渴望。1915年，15岁的吕振羽在其族兄吕新民的帮助下，考入刚刚在塘田寺创办的武冈县武东初级中学。从旧式经馆走进新式学堂，吕振羽从《四书》《五经》的闭塞天地走了出来，尽情地呼吸着新学的新鲜空气。一年后，吕振羽从武东初级中学考入武冈县立中学。在这所学校里，由于维新派老师的影响，吕振羽接触到大量的新学知识，不仅知道了法国革命时的“烧炭党”，而且第一次听到了罗曼.罗兰等人的名字。他在毕业作文《曷各言尔志》中写道：“如国家民族危亡，当拜谢祖宗，舍身以赴，告黄帝轩辕于地下；如国家民族昌盛，只求茅屋二三间，卧读唐诗，以望南窗”。国文老师特地在这篇作文的批文中称道：“目光如炬，大语炎炎，宗庙明堂之器，黄钟大吕之音。圣贤行止，豪侠义烈，兼而有之”。
1920年，吕振羽从武冈县立中学毕业。一年后，吕振羽克服重重困难，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告别故乡和亲人，走出位于湘西南山沟沟里的溪田村，踏上了远行求学之路。在长沙报考学校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酷爱的文史，报考了湖南工业专科学校，专攻电机，期望学有所成，用自己的知识来报效国家，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1926年初，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立了湖南大学，吕振羽成为湖南大学电机系学生。这年6月，他毕业于湖南大学。
以史立言：“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主将
“工业救国”之梦，吕振羽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已经破灭。为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吕振羽重新考量自己的人生理想，开始放弃原来的抉择，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转变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李达。
吕振羽在大学三年级时，经时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夏明翰的推荐，常去湖大法科听李达讲授新社会学，从此与李达结下师生之谊。在李达的影响下，吕振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其中对他触动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展的那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以李季、叶青、陶希圣为首的一帮政客文人为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玩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新鲜名词，混淆事实，颠倒历史，公开鼓吹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且通过制造中国从周代以后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神话，以达到否认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的目的。一时间，围绕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国情怎么样，中国将走向哪里等一系列至关重大的问题，各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吕振羽是这场论战中的主将。对此，他的夫人江明后来回忆说：“为了回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派配合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歪曲，振羽毅然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社会史，利用大学讲坛和发表论著，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这场论战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方面的内容。李季、叶青、陶希圣等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要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和方法论等等方面，揭穿这些政客的阴谋，剥去他们的伪装。
有一次，李达和吕振羽谈起哲学界的情况。李达说：“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要看清楚哪些人是最凶恶的，对准目标，保护马列主义。”吕振羽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一个最危险的人物，我们要和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可以跟他唱对台戏”。根据李达老师的建议，吕振羽针对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很快写出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理论巨著从理论观点到编撰体例、分析方法，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史创造了首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中，是划时代的贡献。本书曾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视。后来，吕振羽到延安，毛泽东还特别问起他这部书的写作过程。1943年，延安“解放社”还根据吕振羽的修订重版了此书。
通过这场大论战，吕振羽等提出和阐述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观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划分的观点、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一定程度发展的观点，等等，为我党提出和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塘田办学：烽火岁月中的“南方抗大”
创办有“南方抗大”之称的塘田战时讲习学院，是吕振羽革命旅途中写下的最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1937年9月，吕振羽从北平到长沙，他在和一些抗日知名学者筹备成立抗日救亡组织时发现，尽管湖南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已声势浩大，但共产党全面抗战主张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贯彻。所以，吕振羽向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徐特立建议，由我们党办一所像延安“抗大”一样的学校，以培养抗战干部，为由我党单独领导湘西南抗日游击战做准备，院址就选在他的家乡武冈县塘田（今属邵阳县）。徐特立和省工委非常赞成，并及时向毛泽东和张闻天汇报。不久，得到党中央同意。
为使讲学院能尽快而顺利地办起来，吕振羽建议聘请国民党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出任董事长，以使学院合法化。8月初，省工委和徐特立根据吕振羽的汇报和提议，立即决定以覃振、赵恒惕的名义，向同意参加董事会的同仁发出聘书和成立院董事会的通知。下旬，学院向全省及临近省发布公告招生。9月初，到校学员达到120多人，编为两个研究班和一个补习班。
吕振羽为讲学院选定的院址位于今邵阳县的塘田寺镇扶夷河西岸的对河村，与芙蓉峰隔江相望，距县城29公里，院址原为清末太子少保席宝田的别墅，建于清光绪1877年，占地面积9500平方米。虽然这里交通不便，但极为隐蔽，不失为办学的好地方。
吕振羽为讲学院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实施战时教育，培养抗战干部”；为讲学院设置的课程，除国文、史地、自然、数学、音乐外，还开设了大量为抗战服务的课程，如游击战术、战时防护、抗战常识、社会科学大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
吕振羽组织编写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歌》气势磅礴：“我们是迎着大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熔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这与那首“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抗大之歌》，异曲同工，鼓舞战斗意志。
讲学院没有现成教材，全由吕振羽带领任课教师编写，内容都适合战时需要。吕振羽是领导，也是教员，不仅负责行政管理工作，而且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
讲学院挂衔的领导虽有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但负实责的是吕振羽。后来，因为塘田战时讲学院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遭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他们不仅指使和安排特务到学院散布谣言进行捣乱，说塘田战时讲学院是共产党办的，是共产党的“西南抗大”，吕振羽就是共产党，而且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吕振羽，说：“教授吕某，于北平危岌时，贪生怕死，逃回湖南，纠集同类，以文化抗敌为名，进行阴谋活动……假党国元老之名，开办塘田学院，愚弄青年，欺骗群众，肆行敲诈……”
1939年4月底，国民党派兵分三路包围“塘田战时讲学院”，并贴出布告称“如有抗拒情事，准予格杀勿论”。在这种情况下，吕振羽只得组织学院员工和学员有计划地撤退，自己则最后一批撤出。为防不测，吕振羽从院后越墙而出，并与一农友换了衣服，化装成挑粪的，才躲过敌官兵的盘查，到后山与夫人江明等人会合，转移到油塘院子隐蔽下来，并在油塘李氏宗祠秘密举办了为期10天的建党培训班。
塘田战时讲学院虽仅存8个月，但为党培养了一批抗日和地方工作骨干，壮大了革命队伍，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省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勿忘振羽”：新史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和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一样，吕振羽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史学界称之为“新史学五大家”。吕振羽逝世之后，他的老友、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在《怀念吕振羽同志》的文章中，盛赞吕振羽刚正不阿的史学品格，大声疾呼：“勿忘振羽”！
“勿忘振羽”，首先要充分认识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吕振羽的史学成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中国历史讲稿》等著作，突破了阶级社会史研究的局限，突破了“历史怀疑主义者”客观上造成的禁区，完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的开拓性任务，并正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问题，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景，从历史渊源上作了阐释。特别是他的《简明中国通史》，摒弃了历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史学观和方法论，以新的历史观为指南，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公开申明：“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
“勿忘振羽”，还要充分认识到他是系统地运用科学唯物史观探索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拓荒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他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撰写中国思想通史。他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一般发展的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记述”，“尽可能去分析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
“勿忘振羽”，更要充分认识到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创者。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关系作了全面的阐释，指出：“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人种血统和文化的交流，不只表现为汉族文化影响了他言辞，汉族同化了他族大量人口；也表现为汉族不断接受他族文化影响，不少汉族人口被同化。”“中国各民族相互间的血统混合与同化，更有着一个长期的立体交流的过程。”同时，他对社会上制造的民族隔阂和民族分裂理论作了尖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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