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在山西的战与和
2017-10-28 10:50:14  来源：论文网　作者：卓雯   点击：  复制链接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阎锡山长期盘踞山西,拥兵自重,诡谲多变,翻云覆雨,左右逢源,他奉行“中的哲学”,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期间,阎锡山脚踩三只船――拥蒋、联共、抗日。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则采取了团结抗战,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同他在战和之间周旋。

　　防阎准备“雨伞” 积蓄抗日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亲密合作,组织了著名的忻口战役,抵抗日军的进攻,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阎的联共抗日政策发生动摇。1938年2月临汾失守以后,他看到山西大片土地陷于敌手,共产党的力量却不断扩大,对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于是逐步走向反动,直至“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7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此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的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他还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强,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

　　牺盟会(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是由当时“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倡议下成立的。成立不久,薄一波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回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晋绥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损失很大。阎对亲手培植起来的军队已失去信心。他曾在与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的一次谈话中说:“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因此,他急于扩军。这时,薄一波等向阎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得到阎的同意。新军的名称定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决死队在1937年8月成立时,只组建了1个团。但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到约5万余人,共计50个团。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105个县政权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特派员担任。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名义上是由阎锡山领导,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

　　阎锡山在古贤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是煽动旧军起来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从此,阎锡山一步步走上扶旧抑新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阎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他甚至说,“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中共北方局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及时了解秋林会议情况,派晋西南区党委负责人张友清,秘密住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等,领导左派势力同阎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同时,紧急疏散左派力量,在秋林的牺盟会、决死队的干部,有的回前方,有的到延安。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关于阎锡山内部情况的汇报。王说,阎锡山召开的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阎在报告中批评军队的政治工作,撤换进步分子等。毛泽东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摩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听取了参加秋林会议返晋西北路经延安的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汇报。毛泽东对雷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提醒山西新军领导人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1939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阎锡山又召开了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目的是借开会之名一举端掉新军领导人。新军领导人识破了阎的阴谋,除二纵队政委韩钧参加会议观察情况外,其他新军领导人均未到会。阎的阴谋未能得逞。

　　拥阎抗日讨逆 挫败十二月事变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命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军、十九军等部,围攻驻守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大宁等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干部及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数十人。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维护山西抗战局面出发,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派彭德怀副总司令由延安赴秋林。12月5日、6日,彭德怀先后会见了阎锡山与梁化之。彭痛斥反动分子的罪行,陈述利害关系,表示拥护进步,坚持反对倒退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某种让步。谈话以后,彭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阎的上述反动决心有动摇之意。总之,阎投降与反共未到最后决定。”6日,毛泽东关于晋西事变及党的方针致电朱德等:“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以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晋西南新军于6日组成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指挥晋西南新军一致行动,对顽军的进攻实施反击。9日,毛泽东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又作了补充指示,认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我们的方针,“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有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这天,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和八路军总部等,指出,“阎已令赵承绥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晋西南地区新军由于连日作战,极度疲劳。顽军正以数倍兵力逼进。新军即决定北上晋西北。27日晚,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由柳林至离石之间的公路通过日军封锁线,进抵临县招贤镇、任家山;30日,又转移至离石、方山、交城、静乐地区。驻防于晋西北的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集中8个团的兵力,在白文镇、寨上村、开府、方山一线,企图阻止晋西北新军南下,并以6个团在临县以南阻止晋西南新军继续北上。在此情况下,晋西北新军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实施反击,至1940年1月16日,将顽军逐出晋西北地区。顽军逃向晋西南。

　　在此期间,阎属第八集团军孙楚所部,联合部分中央军向在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决死第一、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奋起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方针是对的。当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指出:“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1日,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对目前国内形势指出:“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退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1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指示王世英,立即向阎锡山等表示: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问阎是否同意。28日,毛、王又电王世英,要他再问阎锡山等,“是否真正同意此间派人商谈团结抗战及调解新旧冲突。”2月11日,毛泽东为新军起草薄一波致阎锡山的电报,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当日,毛泽东电朱、彭等,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在中共一再争取,做到仁至义尽的情况下,阎锡山复电中共中央,表示,“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致阎的亲笔信到达秋林。信中鼓励阎:“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毛泽东还指示萧、王:“你们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的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软弱可欺。”萧、王在秋林与阎谈判了四天,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同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等细节问题。阎锡山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4月初,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从此双方划界而治。

　　促阎保持中立 连挫反共高潮

　　“十二月事变”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方面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抗战。”

　　这时阎锡山的处境,实际上更为困难。他掌握的仅有晋西吉县等十余个残缺不全的县份,且这一地区山峦连绵,土地贫脊,军民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为表示励精图治,阎锡山把他的驻地吉县坡南村,改名为克难坡。

　　始终处于日本、蒋介石和中共斗争旋涡中的阎锡山,想脚踩三只船,以图求得“存在”。

　　在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驻地,早在1938年8月下旬,便设立了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那是在朱德总司令由前方回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山西吉县古贤村时,向阎提出并经阎同意的。商定由王世英担任办事处主任。王是山西省洪洞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生,1929年曾在阎军中工作,是办事处主任的最佳人选。办事处成立后,除了沟通中共与阎方的联络外,对阎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这个办事处直到日本投降时才撤销。国民党的省党部是1938年4月成立的。开始时,蒋介石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深知蒋的用意,未予理睬。于是,国民党就在财政上给二战区制造种种麻烦,压迫阎屈从。阎虽然不满,但因对国民党中央有依靠和需要的一面,所以只好同意。这样,在山西省停止活动多年的国民党省党部又重新挂起了牌子。主任委员名义上是赵戴文兼,实际上是蒋介石派来的书记长黄树芬。黄到任后,干了许多破坏团结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勾当。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后来也与日军勾结,作投降日本的准备。日军虽然没有在阎的驻地设立办事机构,但准备降日和与日军勾结的人员,也是由这里策划和派出的。日军在策动阎投降的活动中,一方面与之谈判,另方面也以军事进攻相威胁。因此,第二战区领导机关住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形势紧张了,从河东吉县克难坡迁到河西的宜川县秋林镇;形势缓和了,再由河西迁回河东的吉县克难坡。

　　当时,阎锡山是黄河两岸度春秋。一天,阎在用餐时,他的孙女树榕说了一首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抗战抗战,黄河两岸;十三个高干,哄着一个老汉。”阎听后一怔,接着哈哈大笑说:“他们的说法不对,是一个老汉哄着十三个高干。”

　　1940年4月4日,秋林各界举行除奸大会。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在会上大骂共产党、八路军。4月11日,黄又在清明节追悼会上通过了呼吁国民党中央讨伐“叛军”的通电。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要求在报端澄清是非,阎锡山却以“无可奈何”来搪塞。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齐”两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阎锡山接到通电后,犹豫不决。王世英面见阎锡山,指出“皓”、“齐”两电是鼓动反共,破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坚决反对,一定要斗争到底。阎于是对何、白的电报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指示王世英,向阎锡山等说明国民党反共之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执行友好。”并电述毛、朱向阎等三人的问候之意。

　　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副主任曹言行面见阎锡山,说明皖南事变真相。望阎仗义执言劝告蒋介石,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立即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捕将士。阎以“皖南的事不会是中枢的意见”为由加以敷衍。中共中央得知阎的态度后认为,阎锡山的态度是中立的,对孤立蒋介石有利。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利用曾任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武玉山致电毛泽东,要求取消中共组织。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对阎的交际处提出质问。阎批令主管机关查纠,并下手书对武玉山严加斥责。

　　1944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会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中共方面通过办事处询问阎锡山的意见。阎锡山说,现在的中央政府,大家说是独裁政府,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有人又会说这是党派分脏的政府。表明了他既不拥护国民党独裁政府,又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

　　拉阎发展贸易 以求共生共存

　　阎锡山财政上十分困难,部队粮饷靠中央政府供给。为了多领粮饷,阎属行政人员也实行军队编制。而国民党方面,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同时,不断卡紧阎的脖子,1941年以后,蒋介石进一步压缩对阎的供应,使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10月18日,他对王世英说,重庆当局不仁,晋西地域狭小,为抢粮生存,已令前方个别部队与日本人往来,并表示愿与中共亲密合作,“以共生求自生,以共存求自存。”

　　为了解决阎方的经济困难,中共方面倡议双方开展贸易活动:“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阎对此非常高兴,指定其经济作战处长徐士珙和贸易特派员崔楚材等与中共方面联系商谈。决定阎方在黄河西的桃渠和河东的吉县成立办事处,在平渡关、马头关、永和关、辛关和三交等地设立专事物资交换的渡口。初期双方交易主要项目是陕北的食盐和石油,晋西的布匹和熟铁。往后双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贸易额越来越大。1944年春,崔楚材去延安与边区对外贸易局就扩展贸易范围及交换物资品种进行磋商,此后,崔成为二战区常驻延安进行经贸活动的代表。二战区的各经济部门都开展了对边区的贸易。当地商人也一批批地到陕北做买卖,促进了晋西与陕北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对阎锡山的限制与合并。

　　阎方与中共的经济往来和阎派员驻延安,被国民党特务侦知。重庆的国民政府指责阎,并企图阻止。阎回答说:“交换货物,并无其事,购买食盐则是实情,因晋西军民不能不吃盐故也。”国民政府无可奈何,只好决定每月拨20万斤食盐给晋西。阎方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改变了一些货物交换地点,不在宜川到克难坡的路上设点,改在吉县龙王迪以北的马头关、凉行崖渡口等地进行。

　　崔楚材在延安的活动暴露,蒋介石电阎查询,阎只好将崔密令召回。但1944年夏,阎借口欢送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的机会,又派徐士珙带崔楚材赴延,避开中央社记者耳目,秘密与边区有关部门达成物资交换的一致意见。

　　第二战区与陕甘宁边区在双方贸易中,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政治上的了解与合作。阎锡山借助边区的力量与蒋介石抗衡,达到了“存在”的目的。

　　阻阎投降日本 稳固抗日战线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为了“存在”,也考虑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同时,日军方面也在寻找机会对阎进行诱降活动。

　　1940年夏,驻太原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派汉奸白太冲偕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和 县与阎锡山警卫军军长傅存怀接触,后又派特务头子大矢秘密前往克难坡见阎。阎派其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大矢到太原接头,并将两名日军俘虏秘密护送到太原。11月,阎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璧关同日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赵秉承阎的旨意,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并要求日军武装山西军队30个团等。1941年3月,阎派赵赴白璧关与日军第二次接触。4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清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9月11日,阎、日双方代表在汾阳签订了《晋绥军与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通称“汾阳协定”。此后,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按照协定向日军催要东西。后来,双方达成了阎方在太原、汾阳、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日方交换军事情报、物资的正式协议。

　　阎、日勾结,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1月18日,王世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约见阎锡山。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王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日本表面气势汹汹,实际十分虚弱,进退维谷,面临困境的实际情况。并以坚定的态度表示了中共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抗战持怀疑态度,提出,蒋介石如果同日本人妥协谈判怎么办?王世英明确回答,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不敢公开降日,降日会把他的政治资本丧尽,人民会把他打倒。同时,美、英等国也不会支持他降日。如果蒋介石扔掉抗日这面旗帜,去降日本,我们就坚决地打倒他。谁投降日本,我们就打倒谁;哪里有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到哪里去打。中共方面的态度,阎不得不慎重考虑,所以暂时放慢了与日军勾结的步伐,只在互换情报与交换物资方面断断续续地进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对阎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促阎投降。阎又派赵承绶赴太原与日军交涉。在伪省长苏体仁斡旋下,决定于1942年5月5日在吉县的安平村阎与日军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会见。会见因天雨改在5月6日举行。会见中日方要求阎立即回太原,并逼阎早日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阎看形势不妙,怕被劫持。在会谈休息时乘机溜走。谈判遂告破裂。

　　中共中央得知上述情况后,指示王世英约见阎锡山,表明中共与八路军的态度,设法阻止阎降日。王向阎表明了中共及八路军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日的决心,愿同阎合作抗战到底,反对任何人向日本投降。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广泛地作阎部下各级干部的工作。并发动在阎内部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如进山中学校长赵戴文之子赵宗复,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主任杜仁之,同志会宣训组宣传股长樊耕农,运用各种形式做拖住阎锡山的工作。这些中共党员利用交际面广的条件,发动了孤立阎锡山的攻势。还动员阎的儿子劝说其父不要投日当汉奸。同时让具有民族气节的省主席赵戴文去作阎的工作。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内容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阎的降日活动。这样给阎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在日方要求阎发表日阎合作宣言时,阎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虽然与日军仍勾勾搭搭,但始终未敢公开降日。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8 1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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