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盟会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贡献
2017-10-12 10:47:18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王生甫  点击：  复制链接

　　2006年9月，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成立70周年。1936年9月，牺盟会在太原成立。它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路线指引下，为联合各党派挽救民族危亡，由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任正、副会长，以官办抗日组织的特殊身份登上政治舞台，随后由中共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在山西八年全面抗战中，做出特殊的重大贡献。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在山西已取得了重大成果。

　　坚决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牺盟会政纲

　　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反共集团的地方实力派，又是个位居华北国防前线的“封疆大吏”。当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他的“存在”的时候，也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与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抗日同盟。但他却坚决抵制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思想在他所管辖的军政机关中存在和发展，并以此作为破坏统一战线和对日投降妥协的准备。能否争取团结阎锡山坚持牺盟会的政纲，巩固发展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关系着山西乃至华北、全中国抗战的大局，也是摆在牺盟会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政治任务。

　　既然牺盟会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牺盟会就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支持和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牺盟会则一事无成。同样，也必须得到山西当局的认可。没有当局的认可，牺盟会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既然阎锡山是牺盟会的会长，牺盟会就必须在不违背牺盟会政纲的前提下尊重和接受他的领导。假如当时不承认阎锡山的领导，牺盟会就不可能以官办抗日组织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就不可能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深入到山西军政民各界发挥其抗日救国的作用;就不可能在上层和各方面与违背牺盟会政纲的组织、人和事开展斗争;更不可能把中共的政治主张和策略路线通过牺盟会结合山西实际，贯彻到广大群众中迅速推行。

　　在整个抗战期间，牺盟会始终是把巩固发展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作抗日救国的生命线来维护的。即使在1939年反共高潮的山西“十二月事变”中，阎锡山令旧军进攻新军，多处牺盟会组织被解散的严重情况下，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宣言“拥阎抗日反顽”。1940年3月14日，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等八人遵照毛泽东、王稼祥2月11日指示，给阎锡山、杨爱源、赵戴文再申议和的信中曾指出：“值兹寇深祸亟，存亡绝续之秋，若不急图亡羊补牢，力谋合理解决，则不仅国家民族受到更大危害，恐山西抗战基地亦将从此不保”，“我牺盟会、决死队惨罹浩劫，惨痛牺牲，心有不喻之隐，虽言之痛”，“苟能挽国运于垂危，扶山西于将倾”，“忍痛不咎既往，再申议和，俾保持团结，加强进步，继续抗战，使决死队与晋绥军同在钧座统率之下，为实现《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而奋斗”……(抄于中央档案馆)。又经过中共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和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谈判，“十二月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仍然保持了牺盟会、山西新军与阎锡山的隶属关系，维护了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格局，山西抗战得以持续。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改造旧政权和开展民主运动也是不行的。

　　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唆使内蒙古伪自治政府伪军王英等部大举向我绥东进犯。为了促进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经薄一波和阎锡山商定，由牺盟会主训，以政府名义组成1080人的“临时村政协助员”，于1936年12月23日和1937年3月19日分两批派往全省各县宣传抗日救国;组建牺盟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100万会员;招收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这是牺盟会面对全省民众第一次大范围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

　　为了迅速占领广大农村这块抗日战争的主阵地，牺盟总会在“中共山西工委”的支持配合下，挑选培训了一大批多数为中共党员的牺盟会特派员，从1937年6月24日始，分三批派往全省105个县(每县3―6人不等)的城乡开展基层工作。

　　由于牺盟特派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下达指定地后，首席特派员大都成了中共县委成员，牺盟县分会大体上也都成了中共县委机关所在地。

　　通过宣传牺盟会政纲、推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组建农民救国会等各界抗日救国团体，在开展制裁坏官、坏绅、坏人和反贪污、反恶霸、反汉奸的斗争中，改造了县、区、村三级旧政权，建立了牢固的牺盟会和党的基层组织，群众要求抗日民主的情绪空前高涨。牺盟会已成了发动群众抗日的直接具体的组织者;而各界群众团体也成了抗日反顽和推动山西抗日民主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生力军。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1939年3月，仅在晋东南薄一波和戎子和主持的第三、第五专员公署两地28个县中的牺盟会员已发展到183万、工会会员47万、农会会员320万、青救会员100万、妇救会员27万。这是从各阶层群众中聚集起来的抗日革命精英，正在荡涤着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陈规陋习。

　　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开创革命根据地

　　1937年10月间，为了战时行政和便于管理，当局即将全省105个县按自然地理形势划分为7个大行政区，每区设一政治主任公署，并授权在战时环境不允许和省政府联系时，可代行省政府职权委任县长等。

　　第一政治主任公署主任为宋劭文(牺盟总会常委、中共党员)，辖区为五台等15个县;第二政治主任公署主任为杨集贤(旧职人员)，辖区为岢岚等13个县;第三政治主任公署主任为薄一波(牺盟总会常委、中共党员)，辖区为沁县等16个县;第四政治主任公署主任为张隽轩(牺盟总会执委、中共党员)，辖区为长治等12个县;第六政治主任公署主任为张文昂(牺盟总会执委、中共党员)，辖区为洪洞等16个县;第七政治主任公署主任为关民权(旧职人员)，辖区为平陆等19个县。

　　随着各大行政区的组建，山西省已有三分之一的县成了交战区的前线或敌后，于是牺盟会便向当局提出向敌后派遣游击县长的请求。省府除准其所请外，又向各县县长电询：“凡觉身体志趣不能胜此任者，可自行告退。”征询结果有78个县的县长表示愿“自行告退”。为了补齐所有缺额的县长，宋劭文、薄一波、张文昂、张隽轩、戎子和等则以先请示后派遣、先派遣后补报或不请示不补报等形式派出了几十个县长。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由牺盟会员主持县政的县长已达70余人。再加上战动总会在晋北一带委任的县长，民主县政权则占到了全省总额的70%以上，已成了主宰山西政局发展的主要力量。

　　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固然对专署、县署两级政权是很重要的，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斗争还在区、村两

　　级。其中不仅存在着什么人掌权的问题，而且还掺杂着旧的习惯势力与家族以及村与村之间的严重斗争。至1940年夏，已有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农村基层村政权，经过民选掌握在牺盟会和农会积极分子手中。这是一场政治革命，不仅保证了对八路军、山西新军等抗日部队，以及各抗日军政机关等物资的充分供应，而且在开创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各大抗日根据地中，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组建了强大的抗日革命武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把八路军扩大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的号召。1937年9月初，刘少奇和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牛荫冠等谈话中，要求牺盟会要大胆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动群众抗日和上山打游击。同时阎锡山也指定薄一波从速组建五个旅的新军，牺盟会全力以赴。

　　首先，在牺盟会的号召下，由薄一波负责先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总队(简称决死队)。从1937年8月1日到1937年底，又陆续组建了由共产党人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为政治委员的第二、第三、第四决死总队。决死队成为山西新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38年1月至2月，山西新军已扩充为四个决死纵队(旅级)和一个工卫旅。继而又由牺盟会主办，于1939年5月至6月，组建了二○九、二一二、二一三等三个政治保卫旅。到1939年7月，山西新军按照第二战区的统一番号改编时，已有决死队八个旅、政卫队三个旅、保安队三个旅、一个暂一师、一个工卫旅共16个旅50个团，约7万人左右。

　　山西新军在坚持山西乃至华北抗战中，作出的贡献是非凡的。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各部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5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万人左右，战绩是辉煌的，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抗日游击第一路纵队司令员谢嵩、代司令员谭公强、参谋长周平，决死第三纵队政委董天知，第六行政区保安旅政治部主任彭永年，决死第二纵队兼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德明，决死第三纵队太行第三军区副司令员郭国言，第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第一九七旅政治主任张凤阁等以下一万余名将士均为国捐躯。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各地牺盟特派员，都把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作为重要任务来抓。

　　1938年1月，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以阎锡山的名义，从第二战区随营学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和干部，开办了一个自卫队总队长训练班。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牺盟会骨干分子，担任了各县武装自卫总队正副队长。从1937年下半年始，每个县都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总队。区里有大队，编村有中队，大一点的自然村有小队，十几户的小村有分队。脱产的武装自卫队在甲级县每县200―250人，乙级县150―200人，丙级县100―150人。不脱产自卫队大小县平均都在千人以上，全省约10万人左右。据1938年上半年晋西北地区的统计，仅临县、兴县、岢岚、神池、宁武、忻县、崞县、静乐、保德、偏关、朔县、右玉12个县的统计，即有自卫队19260人、游击队11267人;而全省的自卫队和游击队大都补充了八路军。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统计，1937年9月八路军刚到山西时，总兵力8万，到1938年已发展到15.67万人。可以说大部分是山西发展起来的。

　　为党政军培训了大批干部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干部的急需，薄一波接办牺盟会工作之后，即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作为培训、储存抗日军政干部的重要基地来抓。七七事变后，培训干部更成了各级牺盟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9月，进入牺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学习的学员即有4000余人。据1938年10月牺盟总会统计，两个训练班的学员，仅在四个决死纵队、工卫旅、政治保卫队、各牺盟中心区、县分会、各县游击队、自卫队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就有3000人左右。

　　抗战始，凡是牺盟会干部主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县政的地方，都办起了“民族革命小学”“军政干部训练班”“游击队自卫训练班”等各种形式的培训机构，为充实基层干部培育了几万人。据1985年有关部门统计，当时健在的在牺盟会和新军中工作过的党政军干部，有5000多人担任过县团级以上的职务，其中省、部、军级以上者约500多人。先后被授予将军衔(从少将到上将)的72人，其中36人是曾在山西新军中担任过领导和指挥作战的红军老干部，另36人是牺盟会、山西新军自己培养出来的。

　　毛泽东、朱德等对牺盟会的评述

　　1940年3月16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关于牺盟会的性质、作用及今后工：作的方针致彭真、贺龙、关向应的电报中说：“牺盟会是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体，在我党领导之下的一种民族革命的联盟”;“这一组织不仅是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到政府与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山西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曾起其光辉的作用”;“为克服妥协投降的危机”，“保存牺盟、发展牺盟，使之成为巩固山西统一战线的力量和基础，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把牺盟这种组织形式灵活的运用到全国去，成为团聚与组织中间分子的一种组织，这在全同将有其重大意义。”

　　1943年3月，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没有山西的新派(指牺盟会、新军)，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刘少奇选集》上卷261页)。

　　1943年11月，薄一波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教条主义不承认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时候，应该转变我们的策略。这时，不仅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还要做大资产阶级的工作。蒋介石、阎锡山就是大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他最后指出：“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2 10: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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