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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冯仲云传奇
2018-03-25 17:02:26  来源:史义军  点击:  复制链接

  (1930年冯仲云清华大学毕业照)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冯仲云传奇

  冯仲云,江苏武进人,1927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在北平青年会搞飞行集会时被捕。10月被释放后,由老师介绍到哈尔滨商船专门学校教书,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九一八战争爆发后,他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这里采撷冯仲云抗战中和光复后在东北工作的几个小片断,以纪念这位传奇的抗联将领。

  家是省委机关

  冯仲云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哈尔滨商船专门学校任数学教授。该校位于太阳岛东北200米处,是青岛海军学校分校。冯仲云以教授身份为掩护,在江北区委做宣传工作。

  1931年5月,薛雯在北平读完中国大学附中时,来哈尔滨太阳岛与冯仲云结婚。结婚以后,薛雯每天划着小船过江汊子送冯仲云去上课,晚上再划船把冯仲云接回来。

  当时,北满特委领导及哈尔滨的几位左翼作家,如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等都时常来太阳岛,在冯仲云家开会,商谈党的各项工作。每次开会,都是薛雯给他们烧水,放哨。1931年九•一八战争发生后11月,设在奉天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领导成员大部被捕。罗登贤在危急中受命组建新省委,并于1932年把省委机关迁到哈尔滨。满洲省委转移到哈尔滨前后,与中央的交通联系一度中断,得不到中央的汇款,就靠冯仲云在学校教书挣钱和四处借贷作为活动经费。

  设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后,为了防止牵连到哈尔滨的党组织,冯仲云举家迁往南岗区河沟街一间俄式木屋,后来转移到现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的哈尔滨市南岗区光芒街40号(小戎街2号)俄侨的红顶木屋。从此,这栋俄式住宅成为省委秘书处。冯仲云任秘书长,薛雯担任文书兼做内部交通工作。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曾回忆说,从小她就听妈妈薛雯讲,在她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抱着她在哈尔滨市内跑来跑去传送秘密文件。敌人到处设岗搜查行人,妈妈常常机智地将文件藏在冯忆罗的身上。其实,发生在小戎街的事,大多是冯忆罗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的,小时候,出入家里的伯伯和叔叔,有很多是中共满洲省委的负责人,这些人是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韩光等。

  薛雯后来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党在哈尔滨准备组织一次伪军警备队士兵起义.为了这次行动,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时间十分紧迫,同时也是极秘密的工作.这天夜里,把印刷机搬到我们家,由声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印刷工作.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亲自用毛笔蘸着阿莫尼亚药水写着蜡纸.我和赵尚志同志一起印刷.云一面放哨,一面检查纸张。我们四个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喃喃睡在印刷机旁边的藤箱子里。我们都被阿莫尼亚的臭气熏得直打喷嚏,囡囡也被熏的尖着嗓子哭。印刷机开始有哒哒的声音,很需要用她的哭声来淹没。但是她哭累了又睡了,慢慢地她也适应了屋里的空气。到了喂奶时间,孩子醒了,但是任务紧急我也顾不得她了,只好任她哭吧,哭累了也就睡了。大概是午夜两点多钟靠近木板厂那边狗叫起来了,接着有脚步声,又听到咔哒咔哒的皮鞋声,我们知道巡路的过来了。云也急忙从窗子那边跑来提醒我们注意。但时间告诉我们现在不能停止工作。尽管窗子已经用厚布帘子罩上了,还是怕灯光透出去,我们四个人都很焦急。这时我不由瞧了瞧熟睡的女儿,忽然灵机一动,只有用孩子的哭声来掩盖一切。于是我一手掀着纸,一手捻着她的鼻子,她仅仅把眉头一皱,小嘴一撇便没事了。我狠了狠心,又在腿上、屁股蛋上使劲地拧着,使她哇哇地大哭起来。女儿的了、哭声淹没了印刷机的声音。这样过路的伪军见到灯光会以为是在哄孩子。

  外面的脚步声时断时续,我一听到声音就去拧孩子,疼的她两只小脚直蹬我。我望着可怜的孩子,心像刀绞一样的难受。登贤见我这样折磨孩子非常心疼。工作结束后他立刻抱起囡囡,抚摸着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轻轻吻着她那带泪的小脸,疼惜地说:“可怜的小囡囡,让你受苦了!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不得不让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啊!”这次准备士兵起义的工作虽然未成功,但我的女儿可受了不少苦难啊!

  (1929年薛雯与侄女薛湘云在武进县余巷镇外婆家门前花园小河岸边的合影)

装哑巴捡回一条命

  1932年10月,冯仲云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去汤原。在那里,他整顿组织,发展党员,解决了党团员民族分布不合理的现象;领导秋收抗租,办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整顿并重建受了挫折的汤原游击队,历尽艰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抗联老战士李在德曾讲过自己的奶奶让冯仲云装哑巴的故事:

  1933年初,冯叔叔在外地视察多日后回到我家,一进门就亲切地叫奶奶“阿妈妮”。奶奶高兴地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见到冯叔叔,我也兴奋地蹦了起来。他还是戴着那副近视眼镜,一口浓重的南方话还是那么和蔼可亲。

  一天上午,冯叔叔与妈妈和村里的几名党员干部正在我家开会。我和另外几个伙伴在外面放哨,突然看见一伙土匪从村西闯了进来。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土匪虽然不同于日寇和伪警察,但也是无恶不作。我急忙跑回家报信。当我跑进家门时,土匪已经进屯,开始挨门挨户地搜抢了。情况十分紧急。冯叔叔立即命令同志们疏散,自己则迅速整理文件。转眼间,屯子被这群土匪搅得鸡犬不宁,邻居家断断续续地传来喊叫声。妈妈见冯叔叔已经不能从家中脱身了,急忙替他收藏好文件,又把他的眼镜摘下来,掖进自己怀里。奶奶叮嘱他,当着外人千万不要开口,装哑巴,其他事情由我们来对付。奶奶正说着,就看见院里已闯进四五个端枪的土匪,四下搜寻着。妈妈冲我低声说:“孩子,别怕。看他们能怎么着。”说着向门外走去。土匪冲我妈妈嚷:“给我把钱和粮食交出来!大爷我抗日没钱花啦!”妈妈镇静地说:“钱和粮食早叫日本宪兵队抢光了。有本事你们朝他们要去。”土匪恼怒地骂道:“他妈个巴子,你敢跟老子嘴硬?弟兄们进屋给我搜,没他妈吃的,就给我把锅砸了。”妈妈上前想阻止他们,被土匪踹倒了。

  土匪进屋后,把破破烂烂的家胡乱翻了一气,看见奶奶身后的冯叔叔,心中起疑,便把我们赶出屋子。这时,妈妈从地上爬起来冲着土匪大喊:“你们拿枪不打日本鬼子,欺负我们老百姓干什么?”一个土匪小头头没理睬妈妈,走到冯叔叔跟前上下打量了一番,恶狠狠地说:“谁说不打日本人?我看他倒像个日本特务。拉出去毙了!”土匪们应声扑上来,围着冯叔叔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奶奶不顾一切地冲上前,一边用瘦弱的身体护着冯叔叔,一边大声哭喊:“饶了他吧,他是我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我的,他是个哑巴呀!”土匪不理会奶奶的哭诉,硬把冯叔叔向院外拖,奶奶死死拉住冯叔叔的胳膊不放,哭喊着不让土匪把他带走。我和妈妈也扑到冯叔叔的身边拽住他。妈妈扯着嗓子喊:“他是我的哑巴弟弟,你们为什么不讲理?!你们欺负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算什么能耐!”众匪见拖人拖不走,对妈妈的质问又无话可答,恼羞成怒,就想向我们下毒手。危急时刻,村里的地下党员和许多乡亲都跑到我家院子里,纷纷劝阻这帮匪徒。四处的匪徒也应声聚拢过来,有二十多人,而乡亲们有四十来人。这时,土匪头子走了过来,他盯着冯叔叔看了一会儿,又向四周望了望,问周围的乡亲们:“这个哑巴真是她的儿子吗?如果撒谎,通通枪毙!”乡亲们众口一词,说他就是奶奶的哑巴儿子。那土匪头儿可能觉得众怒难犯,又拿不出什么凭据,就顺势答应放了冯叔叔。几个小土匪只得悻悻地走了。

  土匪走后,冯叔叔看着奶奶身上被撕破的衣裙和打伤的脸,流下了热泪。在乡亲们的齐心掩护下,冯叔叔终于躲过了这场劫难。

  冯叔叔安全离开后不久,奶奶病了。由于缺医少药,五十多岁的老人一病不起。3月的一天,她老人家离开了我们。遵照奶奶的临终遗嘱,我们把她埋在了进山的路旁。她说这样可以经常听到我们从这里走过的脚步声。

  不久,冯仲云叔叔又来到我们村子。得知奶奶病故了,他非常难过,来到奶奶坟前,放上一把野花,默立了很久很久。

  二十多年后,冯叔叔调到北京工作,见到我时,还怀念起奶奶,他说:“若不是她老人家,我恐怕早见马克思了。多好的老妈妈呀!”

 

 步行500多里回哈尔滨汇报工作

  1933年4月,冯仲云在老交通员李生的带领下从汤原步行回哈尔滨汇报工作的时候,身上满是虱子,棉袍破旧不堪,和乞丐已无区别。薛雯后来在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天,我由于头天夜里赶抄急件,快到早上三点钟才睡觉,上午还昏昏沉沉地打着盹。孩子在我身上爬着玩,突然听到“咚,咚咚,咚”的敲门声。这是芝英(即左芝英)来了,我开门让她进了屋。她很激动,一面脱大衣,一面低声说着:“雯,快些出去看看,老冯回来了,他穿着太破烂了,不敢直接来这儿。就坐在前面花园的西北角上,你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他。”她说完把孩子接过去。

  我得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立刻向指定的地方走去。这个花园乱草丛生,不能说是花园,仅是一个林园,人迹稀少。对着这个花园的西北门是个熟悉的杂货铺,门口站着一个小伙计在望着我。当我进西北门往前看去,果然看见石头上坐着一个又瘦又脏穿得又很破烂的人。我怕那小伙计望见我们的行动,忙说:“你跟我后面走,咱们一边走一边谈吧。”他理解了我的意思,在后面随着,甚至碰到生人,就把手伸出做着向我乞讨的样子。

  “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呢?”我用有点带埋怨的口吻问。

  “你的通信关系调走了,又因为封江交通不便,不好另派交通回来找省委。大家都好吗?孩子呢,长大了吧?”

  “我们都很好,孩子也很好,你是怎么回来的?”

  “走回来的,这次走了五、六百里路。走得脚底下起了泡,但老交通员有经验,他把两颗枣嚼烂贴在脚上,过了一夜泡就下去了,继续走,这样才到哈尔滨。我这个样子不便去道里、南岗找你们,我们在桃花巷呆了三天,才算找到了一个关系。我同交通两人到昨晚只剩下四角钱,吃了就住不了店,因此不敢吃饭了。昨晚幸而找到了一个同志,若不然不知又要饿几天呢?”……

  

和妻子薛雯的忠贞爱情

  1934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小戎街秘密地点暴露,冯仲云离开省委被派往珠河游击队工作,薛雯的交通员工作交给冯仲云的妹妹冯永莹负责。薛雯带着冯忆罗和刚刚4个月大的儿子,转移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那是一次难忘的生离死别。”冯忆罗回忆说,当时,日本宪兵队拿着薛雯的画像,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爸爸和妈妈已经几个月未见,临别时的一面,妈妈流泪了。爸爸嘱咐妈妈:“这可能是长期分离,也可能是永别。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无愧于革命。”“给囡囡起个名字吧。”也就在这一天,冯仲云得知了原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就义的消息,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者、革命家,他和妻子薛雯给女儿起了个庄重而又不易重复的名字叫“冯忆罗”。

  那一别竟是12年。

  12年中,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曾染过伤寒、负过重伤,用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

  从春到秋,从秋到夏,冯仲云对妻子、儿女的感情就和他所秉持的理想一样坚定。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抗联将领再婚者不乏其人,有人也曾给冯仲云介绍过,也曾有女战士追求过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 1946年8月,重逢后的第一张全家福)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回到东北的冯仲云立即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妻儿。

  冯仲云通过组织给薛雯的两封信,全文如下:

  雯,亲爱的雯:

  已经给你们寄去了两封平信和一封航空信,但是没有接到你们的回信。当然邮便靠不住,有可能你们接不到我的信,或你们给我来信我接不到,但终究有些着急。

  如果你们要向我来信的话,最好也由航空信寄来,家乡如没有可能寄航空信,那么托人到上海寄。因为大局未定的现在平信容易丢失,而航空信比较妥善。来信可寄哈尔滨道里水道街中苏友好协会冯仲云或哈尔滨日报社唐社长转冯仲云即可。

  最好你们先来信告诉我你们的近况,然后决定我们如何见面。如果政局无变,要找我可到大连中苏友好协会找韩光,让他设法送你们到哈尔滨。沈阳、长春的友协不要去打听,直接到哈尔滨友协、哈尔滨日报社、北光报社打听我,都可以知道我的消息。要是我不在哈,问他们就可以知道我,也可设法见到我,或找宋兰韵,雯认识她,是1934年她和徐乃建同去马家沟国课街的。我最近要托一个人,该人名王洁元,到家乡去看一看你们的情况。他已经出发,东北的情形你可以详细问他。雯如来哈,也可以请他设法。

  我们相隔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我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党、国,在东北抗日联军中苦斗,虽然我曾负过伤,挨饿受冻,但终究活着,现在是因为工作忙迫,情况尚未定,故不能回去看你们。但是热望着雯来我处,只要雯在这十二中始终对得起过去的事业,在这方面没有失节,那雯仍旧是我的妻。雯,不管你有什么遭遇,如果你愿意回到我这来,我还是热望的。在东北往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幸福地生活。

  你们究竟着怎样?父、母、勤兄、衡弟、静嫂、囡囡、娃娃都健在吗?你们这多少年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云 1946年2月28日

  雯,亲爱的雯:

  今天上午接到了勤哥,衡弟,父亲的三封信,使我喜泪交加!想不到年迈的父亲现在还健在人间,所痛心和悲哀的是母亲、静姊、坚儿已经辞别人世,永远也不能再见了。

  雯,我是在东北苦斗了十四年, 我曾经身经百战,血染战袍。我曾经弹尽粮绝,挨过长期的饥饿, 用草根树皮,马皮等充饥;我曾经在塞外零下40度的朔风中露天度过漫长的冬夜, 我曾经身负重伤,曾经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中冲杀,艰苦卓绝奋斗,矢志忠贞祖国和人民。

  “八•一五”苏联对日宣战,我率领部队配合红军作战,解放东北。遇难之民族英雄李兆麟(张寿签)即我联军三路军之总指挥,而我即三路军政委。东北收复,我到了沈阳,后来又到了长春、齐齐哈尔(即过去的南满、中东二路)如能通行,你就立即来哈找我。

  寄去我的照片一张,如有可能请寄我一张照片。来信可寄哈道里水道街中苏友好协会找交我,可是得寄航空信。

  仲云 1946年3月26日

  1946年7月,冯仲云和爱妻薛雯、女儿忆罗在哈尔滨重逢。不久,陈云、彭真、林彪、林枫四对夫妇在道里区一家小饭馆聚餐欢迎薛雯,大家共同赞扬冯仲云和薛雯的忠贞爱情。

  

我是按命令来报到的

  1945年8月26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希金中将召见了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下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八十八旅中现有的中国人员和苏联人员要分别行动;苏联人员暂时不动,中国人员要随苏军各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战略要点,并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副司令的任命;规定29日前报送出军官提级授衔名单。当时,冯仲云被授予上尉军衔。为配合苏军抢占东北战略要地,抗联部队主力在周保中、李兆麟率领下,从9月初开始分批由苏联返回东北,到达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

  抗联部队的战略要地共有12个中心点,这些中心点是:长春,周保中负责;哈尔滨,李兆麟负责;沈阳,冯仲云负责;吉林,王效明负责;延吉,姜信泰负责;齐齐哈尔,王明贵负责;北安,王钧负责;海伦,张光迪负责;绥化,陈雷负责;佳木斯,彭施鲁负责;牡丹江,金光侠负责;大连,董崇斌负责。

  冯仲云1964年2月3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先决定李兆麟到沈阳,我到哈尔滨,后考虑到南满的复杂情况与李兆麟的一些具体情况,又决定李兆麟到哈尔滨,我到沈阳。为什么呢?这是周保中同志与苏联同志研究的,原因是沈阳与关内近,便于与中央联系,欢迎中央;第二是怕李兆麟立场不稳。

  冯仲云带领的沈阳组,由长春奔赴沈阳。9月10日晚上5点多才到沈阳,冯仲云来到苏军沈阳卫戍区司令部报到就任副司令,苏军司令科夫通见到冯仲云后傲慢地说:“我是少将,你是上尉,怎么能当我的副司令呢?”

  听了这句极不礼貌且带侮辱性的话,冯仲云说:“我是按命令来报到的。”说着把带去的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命令送上。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就这样,上尉衔的冯仲云当上了沈阳卫戍区的副司令,职权是有关中国事务的联络。

 

 给中央写信,希望中央尽快派人来东北

  迅速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这是东北党组织多年来的愿望。为了尽快与中央联系上,东北党组织委托负责沈阳地区党和军队工作的冯仲云就近设法与关内联系。2012年12月初,抗联教导旅老战士孟宪德在接受大连电视台采访时说:

  1945年9月9日,我奉命来沈阳报到,担任冯仲云副司令警卫班长。就在当晚9点多,大院外有人敲门,我打开院子的小门一看是一群穿国民党军装的军人,有7个人。当官的自报家门是:国民党第十八路集团军的唐凯,也是延安派来的,他看见我穿苏军军装,佩戴苏军军衔给我敬了个军礼然后说:“要面见冯仲云副司令”。我让他在门外等待,我把小门关上,就上楼向冯仲云副司令汇报。

  冯仲云副司令听到是延安派来的人非常高兴!立即让我开门把客人请进来。我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让唐凯带来的那6个警卫员进院子,只是领唐凯进了冯仲云副司令的办公室。我向唐凯介绍这:“就是苏联红军沈阳卫戍区冯仲云副司令”。唐凯连忙给冯仲云副司令行了个军礼。冯仲云副司令与唐凯热情拥抱,并说:“我们终于盼到了延安党中央!”并对唐凯说:“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唐凯说:“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沈阳,苏军就是不让我们下车、更不让进城”。冯仲云副司令对他说:“明天早上我去和苏军沈阳卫戍司令A.и.科夫通少将汇报一下,相信他会同意你们进来的”。说完,冯仲云副司令让我拿酒招待唐凯。唐凯说:“任务还没完成,不敢在此喝酒。谢谢冯副司令”!说完就要下楼,冯仲云副司令一直把他送到门外,看见门外还有6个警卫战士就批评我:“怎么你不让人家进来?大家都是共产党嘛”。

  第二天一早,由一名苏军司机开车,冯仲云副司令带着我和警卫班两个战士直奔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A.и.科夫通少将司令那里,我和警卫班的战士在车上等候。一会见冯仲云副司令和A.и.科夫通少将从办公室走出来,A.и.科夫通少将送冯仲云副司令上车。冯仲云副司令高兴的对我说:“科夫通少将司令同意八路军进城了”。

  10日,冯仲云电告在长春的周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

  这一消息让周保中异常兴奋,他马上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求助,要求派飞机送代表去延安。当时,华西列夫斯基也正要求就八路军出关事宜与中共中央联系,就同意派出飞机。他命令进驻东北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里诺夫斯基备好飞机,先到沈阳接冯仲云、曾克林等,然后飞抵延安。飞机到沈阳后,冯仲云临时有事不能去延安,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抗联回到东北配合苏军占领各战略要地的情况,并“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

  9月14日,曾克林乘飞机到达延安。15日,向中共中央转交了冯仲云给中央的信,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后,对东北的实际情况加深了了解和认识。当天,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9日,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在取得当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同意后,当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由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

  依据上述战略方针,从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中共大批军队和干部先后进入东北,一路由热河和北宁路开进,一路由胶东渡海进入东北。到11月底,东北的部队有20余万人,党政干部2万余人,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人。

  ( 冯仲云同彭真、周保中合影)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3-25 17: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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