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想不到！抗战时期这个省的人最恨日军
2016-06-09 14:23:43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省远离抗战前线，却是全国出兵最多的。这个省份供应了抗战所需三分之一的粮食。在所有牺牲的烈士中，这个省的最多。有句话叫“无川不成军”！说的就是川军。

四川省，这个日军没有占领过一寸土地的省份，居然是最仇恨日军的。日军在整个抗战时期只对四川的部分地区实施过轰炸，即便如此，四川人民同仇敌忾，与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共抗日寇。

资料图：川军

刘湘在1937年说过：“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粮食300万石，不够再补！”实际上，四川一共出兵350万，无论是出兵总数还是牺牲士兵人数都是全国第一。

不过川军的装备为全国最差，平均每名士兵0.8支枪，很多人都背着大刀，穿着草鞋，大冬天只穿一件衣服。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还是四川人的大无畏精神！刚才已经提到，四川远离抗战前线，没有任何一场地面战争在四川进行，但川军出于家仇国恨冲在最前面！

“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川军之所以在战场上不怕牺牲，源于对日军的仇视和对民族的热爱。

当卢沟桥事变后，成都在短短两个多月里发生四次人数在数十万以上的大游行，四川人纷纷要求抗战。很多年轻小伙子自愿参军，后来还有不少大学生还没毕业就跑去缅甸战场，九死一生。

川军杀鬼子的勇气全国第一，抗战结束后，冈村宁次自己说：“最让日军害怕的是川军！”

抗日战争为何川军伤亡最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刘湘慷慨激昂，再次声明：“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四川竭力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刘湘又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对全省作出动员：“……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8月，各路川军将领集议抗战事宜，决心放弃前嫌，统兵14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为抗日，川军执行了蒋介石“军队国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整编。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蒋介石以几道军令，把刚出川的川军分得个七零八落。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

川军前脚出川抗日，国民政府后脚迁都到了重庆。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近8年时间，四川一直承载着各种超负荷的负担。四川人民却始终毫无怨言，一边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政府抗战，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再送前线……

由于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一直伤亡惨重。经过几次大会战，中国军队兵额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而沦陷区越来越大，可以征兵的地域越来越小，甚至有的地方兵源几近枯竭。大后方，尤其是四川，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征兵任务一直十分沉重。在四川大规模的征兵活动中，虽然一些地区出现了“抓壮丁”的现象，但那并不代表主流。

很多四川民众送子上战场的故事催人泪下

安县曲山镇青年王建堂与朋友分头串联了100个青年，向县政府请命杀敌。就在他们开拔前，县政府收到了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寄来的一面出征旗。当众人展开这面出征旗时，全都大吃一惊——与祝愿亲人平安远征相反，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出征旗的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四川兵在各战场都很受欢迎，他们吃苦耐劳，英勇善战，往往还没等到分配，就被各部队闻讯抢走。

1944年，为解兵源短缺之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动员青年从军。这一年，四川多所大学校园内，宣传从军的标语随处可见，巡回演讲往来不断，操场上的“从军报名处”人头攒动，激昂的歌曲一刻不停，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安稳地坐下来去读“圣贤书”。学生纷纷报名，已订婚的推迟了婚期，免服兵役的独子坚决从军……就连一些高官子弟也踊跃报名，其中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的公子张继正等。

根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四川一省征兵，无论配额与实征数额，均约占全国总额的1/5，居全国第一;全国约有15万知识青年登记从军，四川一省有4万人以上，居全国第一。全国抗日军队中每不到10个人中有一个是四川人，因此中国军队有了一句俗语，叫“无川不成军”。

四川是抗战的大基地，四川是抗战的大熔炉，四川人民在全国抗战8年时间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前方将士浴血沙场，缺衣少粮，作战艰苦，牵动着后方爱国军民的心。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身份，从重庆出发，走遍全川20多个县市，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掀起了四川民众爱国募捐的高潮。

在白沙献金会上，1万多名男女学生齐跪在地，哭着哀求在场的名流士绅：“请你们救救我们的国家，救救我们苦难的民族吧!……”众人泪流满面，有的当场慷慨解囊，有的当场褪下了金表、金戒指、金手镯……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捐出了用破碗盛着的活命钱;一群断手残脚的伤兵相互搀扶着，捐出了他们靠编藤椅、制雨伞义卖得来的1万多元钱……冯玉祥，这位刚毅耿直的老将军，双手接过这些钱，感动得热泪滚滚，四周的人也哭作一团……

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四川各界组织的各类募捐活动从未间断。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完全统计，仅四川民众前两次献金总额就达6至7亿元。这笔巨款，都是四川人民的血汗钱，多用来购买了战场急需的飞机、大炮、枪支等武器，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随着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产粮区的相继沦陷，四川省承载了国民政府主要的粮食负担。为此，省政府各部门印发了各种宣传小册子、传单、标语和文告等，四处宣讲缴粮是爱国行动，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山道上，田垄间，时常可以看到肩挑背扛、络绎不绝的送粮农民。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有些地区的农民饿着肚子，甚至饿得奄奄一息，靠吃“观音土”充饥，也要想尽办法，不拖欠半粒“公粮”。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四川共征收稻谷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3。

全省人民还担负起了“大后方”的建设重任。四川是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省份，但大轰炸并没有摧垮四川人民的意志，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凝聚力。虽然轰炸频仍，但工厂不停工，工人们加班加点为前线赶制被服和武器弹药。藏匿山中的工厂更是夜以继日地不停运转，每到夜晚，厂房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隆，这一景象构成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诗篇”。

为打通抗战交通线，四川200多万民工担起了川陕、成渝等公路的修建和空军基地的赶修任务。他们吃糠咽菜，衣衫褴褛，风雨无阻，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史上的奇迹。

因为收藏，我有幸与一些出川抗日的川籍老兵相识，相交。通过他们，更增添了我对四川的热爱。这些老兵虽然都已进暮年，但谈到人生那段打鬼子的辉煌经历时，依然声若洪钟，情绪激昂。他们是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重。

中国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四川，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中的川军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一支军队从大后方四川，主动请缨出川去参加抗战，这支就是由四川军阀部队组成的出川参加抗战的川军，是四川内战里打出来的部队，到了1934年好不容易内战停息了，只享受了2-3年的平静安宁日子，在国家的安危又使他们拿起枪来，走出四川去，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家为国。

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历经二十一年的大小数百战，四川的军阀在川内的争夺终于有了大体眉目，“面带三分憨相”的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川军打内战的在全国很闻名，装备不算很好，但人员众多、称得上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杂牌军群。军队的战斗力却因领导人不同，而参差不齐，强的部队很强，弱的很弱，他们曾经与长征时的中央红军在四川南部作战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在土城一战中，中央红军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两部并力参战，与川军在长江以南的教导师（师长是郭勋祺，该师仅两个旅），激战一天一夜，未能战胜川军这两个旅，就后撤在赤水河一带做运动战“四渡赤水”，向云贵转移；红四方面军在与中央红军分手后，以十万之众，提出要“打到成都、到川西平原吃大米”，苦战数月，损兵近半，也还是未打进川西，只得退往川康高原、最后北上。这也算是显示了一下四川兵的战斗力吧。

但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川军将士们深明国家大义，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 他们以省府的财力为出川费用，以30多万的部队（几乎全系精锐），开往抗日前线，为国家和民族尽忠抵敌。

抗战初起，川军将士们纷纷请缨参战，据说当时的川军将领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这段话可谓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的心声。这位杨森虽然也是一名军阀，但很有民族气节，当年驻防川东门户万县，就曾率部与英国海军血战（事件缘起于英国兵舰在川江上肆意横行，撞毁我渔船、残杀我平民，详情请查阅万县“九五惨案”有关史料----与 “五卅运动”同时期），杨森可谓川军中的代表人物。

当时国家面临生亡的危险关头，蒋介石需要兵源、需要各个地方高层人士为国出力，加上四川人多兵也多、兵且能战，而且数十万四川兵出川抗战，又基本上是四川省府出钱，不要中央政府开支，再加上另一说也有“借刀杀人”之意，遂同意调川军出川抗日。

当时刘湘正在患病，众多士绅、谋士、川中父老都苦劝他不要率军出征，但刘湘执意抱病亲率首批十万川军出川抗日，说是要以对日的血战一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洗刷川军“打内战”的恶名。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分两路纵队。从9月7日起，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

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蒋介石将川军编成第22、23两个集团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副司令孙震，辖41、45、和47军（由李家钰新6师扩编而来），第23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21、23军。蒋介石先将从川北出川的22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当由川江出川的23集团军到达汉口时，蒋介石又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等到刘湘到达南京时，他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手下的川军就全没了，刘湘完全失去了对川军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

对于刘湘的死因，另一种在川内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刘湘在前线吐血不止，不得不回到武汉医治，但随即处于军统特务的监视和软禁之中。刘湘遂与手下设计诈死，图谋躺在棺材中以“灵柩回乡”的名目返回四川再作打算。不料被戴笠识破，戴笠遂将计就计派人将棺材钉死，把刘湘活活闷死在了棺材中。载灵柩的船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欢迎会就开成了追悼会。也有说他是在武汉治病时被蒋介石的特务下毒谋害的，各种说法中，“阴谋论”占了上风。

总之，刘湘一死，不仅川内军阀一时群龙无首，已经出川的川军将士更是顿时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境遇如草寇一般。九月从川中出来时，十万人都是单衣草鞋，一路向东、向冬，到寒冬之时却没有什么补给，也无人理睬。徒步行军千里，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川军22集团军逆着国民党华北的溃军，义无反顾地来到第二战区的山西前线，却饱受阎锡山晋绥军的欺压和白眼，连口粮都要自行解决，于是只好四处找借，有扰民的、有砸开军械库“自己解决”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趁机向蒋介石告状，说川军是“土匪”，让蒋介石把川军赶回四川，蒋介石也想趁机撤并支解这些川军部队。幸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认识不同，愿意要这批部队，还为川军补充给养，把他们安置下来，结果证明了李宗仁很有眼光，这批川军打得相当不错。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滕县一役，川军41军代军长王铭章率122师，奉命驻防滕县与日军展开惨烈血战。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率部退到街上准备与日军巷战，在中心街口不幸被占领城墙的日军机枪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十弹，壮烈殉国。其余川军将士在师长阵亡后，退入房屋，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

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全师牺牲五千余人，在城中部队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共击毙日军四千余人，为孙连仲部赶到台儿庄设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川军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将军得战况后，深为感动，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王铭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1937年出川抗战。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州会战，川军21军防守南线，其中145师守广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将军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144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川军刘雨卿的26师，是第一支进入抗日前线的部队，于1937年10月17日参加淞沪会战，全师五千余官兵，在上海大场接替中央军38师的阵地，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七昼夜，给进攻日军以沉重打击，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后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评比，该师是淞沪会战里参战的数十个国军师级部队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

川军李家钰部第47军，长期在晋东南作战，大小作战千余次，歼敌上万余人。后编为三十六集团军，驻守河南，在豫鄂湘桂战役中，由于国民党上层指挥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乱中转移，36集团军因是杂牌，奉命担任掩护。1944年5月，在河南陕县秦家坡，在转移途中的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川军在抗战中以硬战、血战闻名，前后出川三百万兵员，共六十四万余人伤亡，除了英勇顽强外，装备过于简陋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也有人说是蒋介石借日军之手图谋消灭川军，因此在抗战之初，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溃退之时，以褴褛之众的川军去一线冲杀，试图将川系军队的老本都拼光在抗日前线。川军首领刘湘据称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通电请战的高级将领（“七七”后第三天），其抗日热情却正中了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下怀。蒋介石遂要求四川调集三十万部队（川军当时把各种武装加完不过四十余万）出川抗日，另准备五十万壮丁备战。刘湘亲率川军精锐十万战士出川即暴病而死，部队被分散抽调各处最前线，又得不到补给，蒋介石很难与“阴谋论”脱离干系。

川军将士就是在这样装备简陋到不堪使用、给养短缺到“几乎没有”的艰难困苦之中，还斗志顽强地与装备飞机大炮的机械化优势日军死拼，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就这样，他们还作为“杂牌”饱受国民党系统内的排挤和非难。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衡山军事会议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又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等等，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要想拿川军开刀。

对中国军队中的派系问题，日军的冈村宁次是很清楚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就专门制定了分化、瓦解中国军队中杂牌武装，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军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行。日军的“招降”政策也不是没有效果的，尤其汪伪政权成立后，也的确有部分中国军队（多为杂牌军）投降日军。但是，川军里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

由川军部队组成了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军第22、23、27、28、29、30、36等7个集团军；组建的军有，第20、21、23、24、29、41、44、45、47、50、67、72、78、88、95等15个军，这些部队参加了正面战场上的所有的战役，歼灭敌军数以十万计，有涌现有众多优秀的师级部队，如26、122、127、131、133、144、145、147、148、150、以及新21等师，都是抗击日军的精锐部队，在抗日战争大多歼灭日军在千人以上或数千人之多的。

例如：川军第30集团军参加南浔会战，全力协同友军反攻麒麟峰及万家岭围歼国军106师；川军第23集团军防守皖南并封锁长江，先后击沉是日军舰艇300余艘； 川军第22集团军参加信（阳）罗（山）战役。歼敌极多，自身部队伤亡也大；川军第29集团军奉命在浠水、上巴河逐次阻敌，掩护五战区部队转移，与日军激战损失过半；川军杨森部133师随第8军进攻罗盘山、棺材山，该师397旅浴血奋战，伤亡极重，全旅的营长只余一人；川军第29军参加南昌反攻，26师一部攻克机场，击毁飞机3架，击毙日军众多。该役军长陈安宝阵亡殉职； 川军第30集团军参加长沙会战，歼敌甚重，战后集团军司令王陵基升任第九战区付司令；川军杨森部的第20军，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里英勇善战，被誉为抗日名将名军，日军闻之变色。

在一些重大战役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如川军杨森部、王陵基部参与的昆仑关大捷等等。并且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川人投身抗日战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的抗日武装不仅没有瓦解，还在后来的战争中日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中的川军，严格的说是地方军阀的武装改编为中国的正规军队，但因蒋介石的策略原因，饱受欺压和白眼，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 的名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很难有现在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身逢乱世，他们也许感受最少的就是“国家”这个概念，从成军之时起，部队就是听某人的，从个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国家”对他们做过什么，但他们知道，“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但投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和荣誉！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体内火一样的激情才被唤醒，并且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令他们可以无视敌我实力的悬殊而奋勇前行----为了身后四万万同胞，宁可战至最后一人而决不后退！

当民族危难、国家存亡之际，他们的青春依然能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在那样的时代，我们不必苛求他们个个都是完人，我们也不应讪笑他们以刺刀拼坦克的“不理智”，正是他们的勇气和牺牲令侵略者为之胆寒、令世人为之叹服、令我们有了今天的民族独立与自由！

他们，创造的英雄业绩永远是我们国家的精神财富！他们，永远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他们，永远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不朽的英雄人物！

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绝大多数将士都复员回乡，未参加国共内战。

在1948年，蒋介石要求当时的川省主席邓锡侯，在四川省内展开大规模征兵以支持国民党的内战，邓锡侯将军以川省在抗日战争时兵民伤亡过大，现还未恢复原气为由加以拒绝。

在后来的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的大进军中，川军几乎是全线起义，归还人民，根本不愿意再跟随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这也是川军将士们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