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鹰摇篮——记抗战时期创建于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
2020-06-15 10:17:38  来源：都江堰市人大常委会  点击：  复制链接

　　他们毅然叩别父母，摩肩接踵来到远离家园的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蒲阳河畔，接受为学习飞行做准备的基础训练。他们的誓言是：练就铁臂，装上铁翼，飞上蓝天，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为死难同胞复仇，把侵略者一个个赶出国门！

　　他们，就是当时就读于灌县蒲阳场山边的空军幼年学校的“抗日空中后备军”。

　　建校背景

　　抗战之前，中国空军飞行员主要依靠中央航校(全称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培养，航校生源则主要依靠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中选拔和从运动健儿中招募。由于飞行员在年龄、体质、文化程度、军事素养等方面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这种招生办法难以保证航校充足而合格的生源。为此，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培养合格的飞行人才，应自幼年开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空军英勇抗击日寇，取得了可喜的战绩，涌现出高志航等一大批抗日空军英雄。鉴于当时的形势，前苏联派驻中国的空军总顾问帕尔霍明科向中国航空委员会建议，是否可以仿效苏联“那西莫夫”少年海军学校的模式，从抗战长远考虑，设立少年空军学校。此项建议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张治中、白崇禧等国共人士的一致赞同和支持。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各方面准备工作皆告成熟，筹备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组建成立了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还曾专程出国，前往苏联和西欧一些国家考察。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航委会主任周至柔、航委会委员张治中等建议成立空军预备学校。

　　随后不久，新学校正式定名为空军幼年学校，精选12岁至15岁，体质、学识等各方面优秀并具有小学毕业程度的少年儿童入学，施以六年中等教育及奠定学飞基础所需要的各种训练。同时，注重营养，强化体育锻炼，然后直接升入高一级航校，继续学习飞行。

　　按照当时军事学校的惯例，空军幼年学校的校长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担任(挂名)，另设教育长。经过慎重考虑，航委会任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出身、曾在美国留学的汪强将军主持建校筹备事宜。

　　1940年春，国民党在成都成立了空军幼年学校筹备处。当年，汪强挂陆军少将军衔(实际领取中将薪酬)常驻学校并实际主持校政。

　　空军幼年学校北京蒲阳同学联谊会张家驹在《校史探索》一文中写道：“汪强走马上任后，即从全国广聘知名教师、教授，如杨乘先、傅简克等来校执教。对幼校教务，则专程赴新加坡，请来华侨中学校长陈充恩加以主持。”

　　落户蒲阳

　　汪强就任后，首先是勘定校址。他先后派员分赴灌县、新都、德阳、成都郊区等地勘察校址。

　　当时，航校最初考虑建在成都。在成都所辖的三河场平原一片，又有丘陵，非常适合修筑校舍。殊不知，建校舍需要征用民田，乡民反对激烈，纷纷要求免征，以全后方生产。于是，不得不另觅校址。

　　因为秋季开学紧迫，汪强再次派员到龙泉驿、灌县西山等地勘察。这年6月，大家决定选择灌县都江堰风景区内的离堆公园为校址。

　　正当汪强率人在离堆公园丈量土地准备修建校舍时，却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甚至以泼粪水的方式予以轰赶。据说，当地人以目标太大，害怕引来敌机轰炸，危及川西灌区水利枢纽都江堰，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那时，汪强也认为，国难当头，在风景区耗巨资从头修建校舍，于勤俭节约原则多有不宜。最后，终于选定灌县东北的蒲阳场(也叫蒲村)。

　　眼看开学时间临近，新生即将入学。来不及构筑新房，汪强随即决定租借蒲阳场侧的一个道观——大明寺以及当地豪绅唐家5个院子、唐氏宗祠，经临时简单修葺，暂作校舍。

　　那时，简易的学校是这样布局的：唐家祠堂为校本部，包括校办公室、总务科、经理科。唐1院为医务所，唐2院驻学生二中队，唐3院为教务处，唐5院分设学生大队部、图书馆、被服库，大明寺驻学生一中队。教职员分散住在蒲阳场民房和唐家3院。开学筹备工作结束时，已经是8月20日了。

　　国家危难之际，空军幼年学校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很多家长或青年热血沸腾，纷纷报名。

　　白祟禧将军的儿子白先道，社会名流李济深的2个儿子李沛钰、李沛琼，都被送进了空军幼校接受严格训练。

　　1940年7月，空军幼校开始招生，分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芷江、南郑、衡阳、韶关、西安等考区。首期共招收学生297名，其中，包括20余名南洋学生。

　　1940年9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地新生先后入校开课。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铁蹄一步步深入中国腹地，日寇飞机对我国大后方和平民大肆狂轰滥炸之际，一所以培养抗日空中后备军、壮大抗日空军力量为目标的学校——空军幼年学校在川西平原西北角的蒲阳河畔宣告成立。

　　12月26日，空军幼年学校在灌县蒲阳场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这天，航委会副主任黄光锐来灌县蒲阳场空军幼年学校主持典礼，这算是补行的一次开学典礼。

　　直至1941年秋，为接纳逐年增加之新生，校方才开始陆续新建校舍。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学校发动师生，就地取材，建成了竹筋泥巴墙、稻草盖顶的大礼堂。

　　空军幼年学校北美蒲阳同学联谊会牵头人、空军幼年学校史地主任教官孙宝贤回忆起母校情形时谈到，学校占地500余亩，拥有校舍200余栋，虽竹篱草舍，茅茨土阶，但简单朴素，依山傍水，毗邻场镇，精心布局，井然有序。此外，校内还建有大操场、游泳池、滑翔场、浴室、钟楼、中山室、交谊厅、医务所、劳作室、特务连、实验室、飞机库等。

　　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幼年学校的游泳池还是川西最早的游泳池。池水由蒲阳河水灌入，空幼人在蒲阳场口的蒲阳河上修筑了一个分水坝(小堰头)，采用地方旧式水车加以改良，使水由蒲阳河灌入滤水池，滤净后再放入游泳池。池边有高跳板、低跳板、更衣室，还有看台。

　　空幼游泳池距蒲阳河210多米，水槽用木制，架在空中。远远望去，半空中的水槽犹如一条蜿蜒的黄龙，蔚为壮观，堪称蒲阳一景。七十多年前，蒲阳还算川西的山野僻乡，能够有如此健身设施，实属不易。

　　雏鹰摇篮

　　抗战前，应当时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将军之邀，汪强出任该校体育总教官。“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挺身赴苏州前线任炮兵总指挥。后来，张治中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战区司令官，邀他去长沙担任湖南伤兵管理处处长。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他多方面的才干与能力。

　　汪强出任空幼教育长后，能抓住培训任务要求、对象特点、主客观条件等，迅速制定出一整套训练方案，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治校思想、作风和方法，充分显现出了教育家的素质和风度。在很多空幼学生看来，教育长汪强是一位“穿军装的教育家”。

　　空幼的学科学习，带有明显为学飞准备条件的性质。从初一到高三6年间，空幼学生要比普通中学学生多学十几门课程，包括解析几何、微积分、球面三角、有机化学、军用化学以及航空常识、滑翔等。其中，滑翔又包括理论课和训练课，到高中毕业时，要求完成初级和中级滑翔训练。

　　空幼特别重视体育课，对音乐、图画、劳作这些被普通中学列为“小三门”的科目也给予同样重视。从初一到高三，体育课不但有明确的训练内容和要求，而且每门课都由几位教师担任，分别负责球类、田径、单杠、双杠、武术、垫上运动等方面的训练。此外，游泳也被纳入体育课。由于考虑到飞行中可能出现事故，跳伞后有落入水域的可能，游泳在空幼更被视为必修课。为此，汪强在当时财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劳动，在校园内修建了一座游泳池，以供训练、比赛之用。这样，在空幼学生中几乎没有“旱鸭子”。

　　空幼的课外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开展得非常活跃。学校正常的课外活动主要有中英文讲演、办壁报、野炊、同乐会、音乐会、春游踏青、秋季运动会、话剧演出。音乐家王云阶、武术家张英健、美术家谭雪楷、书法家吴丈蜀、文学家牧野等先后到空幼任教，其中许多名师与空幼同始终，有的还把遗骸留在了蒲阳。

　　严谨的教学、严格的管理、丰富的活动，吸引了祖国各地的少年儿童踊跃报考空军幼年学校。每年7月招生报名，重庆、贵阳等城市报名点都挤满了人。有父母带儿子来的，有老师陪送学生来的，也有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家庭独自前来的，或担心父母一时难舍、瞒着父母悄悄来的。这些学生都怀着对日本侵略者、对日寇飞机野蛮轰炸暴行的刻骨仇恨而来，盼望能获得学校的录取。

　　因为文化考试、体格检查极为严格，经过筛选，录取的人数往往只有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比如，1941年空幼第二期招生时，成都考区1000多人报考，最后张榜录取80名，录取率为8%;1944年第五期招生时，贵阳考区报名者达3000人，最后仅录取22名，录取率为0.7%。

　　空军幼年学校第二期学生刘泰来来自湖南衡阳。他的父亲刘子直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乡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为了培养抗日空中后备军，他鼓励四个儿子积极报考空幼。当年考空幼没有后门，刘震、刘泰来、刘晓驿、刘忠钰四兄弟硬是凭着炽热的爱国心和健康的体魄，分别于1941年和1944年，一一考取了空幼，成为全校有名的“一门四小将”，实现了“精忠报国”的夙愿。

　　1944年，日寇加紧打通粤汉线，刘子直还加入到湘桂黔大撤退的行列，历尽艰辛到达成都。刚到成都，他就特地来到灌县蒲阳看望孩子们。那时，祖国半壁河山沦陷，难得有家长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刘子直风尘仆仆突然到来，不仅给他的四个孩子带来莫大的温暖和慰藉，也给众多同学特别是家在沦陷区的同学们带来父辈的关怀与温暖。大家都跑去看他，陪着他参观教室、中山室，围着他听他讲湘桂黔大撤退的情景。在空幼的几个晚上，刘子直每天和同学们同吃、同住，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1940年到1945年，空军幼年学校一共招收六期学生，计划招收抗日空军后备人才2098人，实际培养各类人才1970余人。抗战胜利以后，空幼停止招收新生。

　　风云际会

　　空军幼年学校在灌县蒲阳场办学期间，冯玉祥、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曾来校视察访问，对学校的教学、训练和学生的精神面貌颇有好评。此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苏联军事总顾问帕尔霍明科等国际友人也曾来校参观访问。

　　五个寒暑过去，1945年第一期学生提前毕业。按计划，第一期学生应赴美国接受飞行训练，但因租借法案突然取消而作罢。该期学生于1946年转入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六期学习飞行。这一年，汪强辞职，由陈嘉尚空军上校接任。

　　1947年和1948年，第二期、第三期学生相继毕业离校，分别编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八期和第二十九期。1948年，陈嘉尚空军上校离任，由龚颖澄空军上校接任。此时，蒋介石已不再兼任空幼校长。

　　1949年初，空军幼年学校更名为空军预备学校。随即迁至成都太平寺空军军士学校旧址。该年6月，空军预备学校又迁往台湾东港大鹏。1950年，第四期学生毕业，编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三十期。第五期、第六期学生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毕业。

　　据了解，由于种种原因，有几近半数的空幼学生最终没有进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以后学成飞行、在海峡两岸航空界服务者约占全部学生的五分之一。居住在台湾的空幼一期学生华锡钧，早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航空专家。此外，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任职将级以上的军官有近百人在空幼读过书，甚至被任命为台湾“空军总司令”的林文礼也是空幼第三期学生。

　　今天，历史的脚步不知不觉已经走过75年。这段往事轻盈静置，世间却风云际会。

　　从1940年到1945年的五年，空军幼年学校共招收了六期2000余名学员，学员遍布祖国各地和海外，由于战乱等原因，现存校友千余人，分居在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泰国等地。有的成为飞虎队等名牌空军飞行员、民航飞行员和空军将领，有的当了著名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的是艺术家和企业家。

　　1949年，四川即将解放，空军幼年学校也于这年夏季迁往台湾屏东东港大鹏湾。

　　如今，空军幼年学校学生就人数而言，大陆、台湾与海外各占三分之一。其中，大陆北京、四川、广东、贵州、云南、江苏、陕西、湖南、上海等省市均建有蒲阳空军幼年学校同学联谊会，联系着四五百名同学。在大陆各地的空幼学生中，绝大多数都在各级政府、民主党派、军事科研、厂矿、学校、医院任职，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近三百人评上了教授、副教授、中学高级教师、编审、高级工程师(建筑师)、高级会计师(统计师)、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

　　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建在都江堰市蒲阳河畔的空军幼年学校，以较长的学制及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而占有独特的地位。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6-15 1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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