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抗战：回顾浦东抗日游击队初创时期的曲折历程
2015-08-21 10:30:10 来源：今日头条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这几天，身边有几位亲历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幸存者，组织了一些文章，邀请酷印工场出一本纪念抗战70周年的集子。纵观文集所选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淞沪地区抗日斗争的面貌。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我地区的滔天罪行，更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在党领导下的我抗日指战员和广大爱国群众团结对敌、斗智斗勇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场景。
获得许可后，将其中一些文章发出，以铭记那段历史，让大家了解真实的身边人的抗战。
回顾浦东抗日游击队初创时期的曲折历程
—— 重温“南汇保卫二中”的起伏因果与启示
盛 昌 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浴血奋战于东海之滨的“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是抗战前期、南方各省的新四军游击队尚处于萌芽酝酿时期，在上海浦东地区诞生最早、始终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引领之下，得到当地民众和各界人士的拥戴和支持而成长壮大起来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尽管其闪射的光采有如星星之火，很快融汇在全民抗战的烽火之中，但是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积极寻求党的领导、密切依靠群众和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和业绩，在上海浦东乃至江浙一带的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和悲壮的一页。影响所及，在当时当地乃至杭州湾两岸的整个抗战活动在我党领导之下得以蓬勃发展直至胜利，客观上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奠基和鼓舞作用。并且告诉人们，革命队伍的建立、巩固与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民众的拥戴和统一战线的支撑。而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必须依靠负责干部对政策、形势以及各种因素的正确把握和组织统率能力的发挥来加以实现，否则就会因为主观因素的疏忽而促成客观条件的转化，最终导致令人痛心的挫折和损失。这对我们今天有很深警示意义的。
返顾当年，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凶焰万丈，乘于华北、山东连续得手之势，迅即发动淞沪战役。在四郊狂轰滥炸之余，悍然从金山卫登陆包抄上海市区。而平日惯于鱼肉乡民的国民党驻军丢枪弃甲、溃退千里，抛却民众于血火之中。
狂妄不可一世的日寇随着军事部署的逐步展开，很快将其驻扎重心及宪兵司令部等设定到当年浦东地区的交通要冲、长江口与杭州湾交汇处的陆上枢纽，即今天大团镇南市的平桥下塘。企图以浦东为其立足点，当作控制上海沿海、进而西指南京和南下浙江的桥头堡。
然而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无能，不但没有让广大民众屈服，相反激发起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浪潮。当日寇侵略者一踏上浦东这片神圣的土地，立刻陷入了当地成陆以来誓与倭寇海匪血战到底的民心士气的汪洋大海之中。无数志士仁人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战第一线。其中出生于大团镇书香门第、曾经亲身经受第一次大革命浪潮洗礼的吴建功，面对民族危亡，拍案而起，“毅然与蔡志伦（蔡辉、蔡悲鸿）等同志一起，在大团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抗日后援会，置身于群众之中，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有组织地唤醒民众，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力量，掀起了抗日保家卫国的热潮。”继而在1937年11月间，“吴建功大义凛然，以民众安危为己任，率先毁家纾难、带头变卖了家中的部分田产以及妻子陪嫁的细软首饰；并动员亲戚、开明绅士张岳年等各阶层朋友捐款，将筹集来的资金设法购买了枪支弹药。他以组织培训壮丁，抗战、救国、保家乡的名义，以五个乡为基础，动员当地中产阶级出钱出枪，贫苦人出人出力，建立起二十人左右的浦东第一支抗日革命武装队伍——泥城保家卫国团”[1]，为“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然而出生于中医世家的“一介书生”吴建功，当时尚未恢复党内组织联系，并且又苦于对练兵打仗、上阵杀敌素无经验。所以，当他辗转打听到原先大团镇县立第六高小的几位老师和同学、曾经亲身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林钧、周大根、盛幼宣以及郭君毅（郭毅）、姜杰（姜文源）等同样在上海市区坚持抗日活动时，欣喜异常，立即亲自赶到上海，寻找并敦请周大根等人来训练和带领这支队伍。
原来吴建功与周大根、盛幼宣、郭君毅以及姜氏兄弟（姜文源、姜文光、姜文奎）、赵氏叔侄（赵振麟、赵天鹏）等早年于家乡大团镇县立第六高小求学时期就已熟识并相互景慕，中共早期党员林钧则是他们共同的良师和引路人。
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林钧[2]、周大根、赵天鹏、盛幼宣、郭君毅、赵振麟、宋益三等分别奔赴武汉，有的还亲身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遇挫失散后分别流落返乡，曾与陈云、刘晓（化名刘巽斋）、李主一等汇集在奉城曙光中学等中共浦委和淞浦特委机关一起坚持地下斗争，也配合沈千祥、姜文源、姜文奎、吴建功等策动和善后处置过奉贤庄行暴动和南汇泥城暴动等。当时聚集在一起的战友还有杭果人、赵一凡、张晓初、金学成以及杨淑英、唐惠莲、大范（志超）小范、大姜（兆麟）小姜（辉麟）、杨逸菲（品珍）等多位女同志。
正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使这些立志报国、服务桑梓的血性青年，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际重新集结到党组织的周围，手挽手、肩并肩，共同举起了唤醒民众、团结抗战的义旗。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期间“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及其前身的诞生和此后的发展，正是植根于东海之滨和杭州湾两岸的民心士气所生发的这种敢为人先、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毅力；而浦东民众这种抗敌救国的勇气和毅力，归根结底则建立在出生、成长于这一方热土之上的这些共产党人和所有革命者、爱国者响应党的号召，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共同报效国家的理想和信念。
吴建功在上海市区找到林钧、周大根，还有姜文源、姜文奎、盛幼宣、郭君毅等人，使一度失散的同乡和战友犹如隔世重逢，也渐次恢复了有组织的联系和沟通。据当年另一位战友杨逸菲生前留下的资料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民愤激昂。我们以办大川书店为名，地点在蓬莱路，联络浦东许多革命同志，进行抗日活动……如吴建功、姜杰、姜文光、张晓初、周大根等同志经常来往，作秘密活动据点。”[3] 地下党员盛幼宣、张晓初的对外身份，则分别是书店经理和会计，姜杰、杨逸菲都曾担任店员。
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初的白色恐怖中遭受极大破坏，林钧、周大根曾于1930年1月在浦东途经周浦时一起被捕，次第羁押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苏州模范监狱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1934年，民族危机随着东三省的沦陷逐年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民政府借孙中山遗体移灵至南京周年纪念而颁行大赦。隐蔽在上海市区中小学中坚持抗战宣传活动的盛幼宣等，立即设法通过早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即上海中学前身，时称龙门师范）的同班同学柴子飞、沈寿亚，及至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首席督学的周斐成和国民党市党部组织部长吴开先的关系，运动国民党中央监委兼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其出面以师生名义将深陷囹圄的林钧、周大根保释出狱。因为于右任、邵力子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分别担任国共合作建立的上海大学校长和教务长，而林钧、周大根则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然后又以上海大学同学会的名义，安排林钧、周大根等隐蔽到闸北与“五卅事件死难者公墓”毗邻的“五卅小学”内展开活动。从而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得以与地下党江苏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潘汉年、刘晓等陆续恢复了秘密联络。
因此，当时以及后来林钧和杨淑英所在的华华中学、周大根和姜氏兄弟所在的难民收容所和顾小汀所在的大同猪行、盛幼宣和杨逸菲所在的七宝明强小学和华国小学，都成为这些志同道合的浦东战友聚会联络的地下活动场所。
林钧、周大根等还曾多次接受江苏省委和八办的任务，从华华中学和难民收容所组织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失散军人和有志青年分批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尤其华国小学因为地处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法租界内相对比较安全，还曾利用假期由党组织安排张爱萍、何克希等军事干部前来举办过“江抗”游击斗争培训班。训练班的成员晚间就分散借宿于附近的普通旅店之内。训练结束后则分头派往皖南、苏北以及由浦东陆续转赴浙东等地的敌后抗战前沿。
因此，亲身在闻名遐迩的铁军队伍中经受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战斗洗礼的周大根，在与战友们日常相处中明确流露出，他一直满心期望着自己能够重返叶挺军长麾下驰骋沙场。因而面对同乡战友吴建功的倾诚敦请，开始也难免犹豫再三。最后肩负上海党组织领导王尧山等交付的特殊使命，周大根才决定“和‘五卅’小学的同事带了几名华华中学的学生，及苏北来的和难民收容所的一批抗日青年，并带一批武器回泥城，与吴建功领导的泥城保卫团会合，组成泥城民众抗日自卫团。后在抗日统一战线名义下，改为南汇保卫团第二中队。”[4]
在此同时，林钧按照上级党组织及潘汉年的布置，安排盛幼宣凭借同乡、国民党上层王艮仲的关系，跨党出任国民党重庆方面地下南汇县党部书记长，得以协助这支队伍取得“南汇保卫二中”的名义和当地财赋支持。
根据2014年6月刚刚去世的原全国政协常委王艮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亲笔回忆：“一九三八年秋，我接受了国民党派我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上海通讯处主任’的职务。……那年春夏之间我在武汉，接触到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到上海后，即公开表示，团结有志之士共同抗日。我找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合作。我通过盛幼宣找到了林钧，又通过林钧找到郭君毅，又找到了金学成。我与他们合作，组织了一个抗日团体，名叫‘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筹备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先在上海举办了一个训练班，随即由林钧、郭君毅带领一批受训过的青年，到浦东组成队伍”[5]，在周浦以及川沙、崇明等地与泥城周大根、吴建功掌握的“保卫二中”相呼应，并“利用国民党的各方力量，减少阻力，尽力支持帮助南汇地区新四军游击队，弥补队伍供给、枪械不足等困难，并从中协调关系，互通信息”[6]，以其与国民党南京方面汉奸势力相对抗，从而推动浦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
“南汇保卫二中”由此取得立足之地后，林钧、周大根、吴建功等根据党内指示，对外始终示以民间自发组织、联保自卫的面目。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推行“二五减租”、维护地方秩序和贫民利益，处决铁杆汉奸、惩戒投降势力；另一方面坚持 “抗日不扰民”的方针，依托地方商界和开明士绅的资助，全力充实装备和加强军事训练，实行“三操两讲堂（即每天三次军事操练和一堂政治课、一堂军事课）”和官兵平等。
凭藉党组织的及时部署、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当地父老的真诚拥戴，“南汇保卫二中”仅用半年时间很快发展成为“编制有五个区队，分驻马厂、彭镇、城南等五个乡，有人枪二百余，轻机枪十挺”、重机枪一挺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当地民众交口称赞“‘保卫二中’是模范部队”[7]。并根据杨逸菲的回忆，将“联络点设在霞飞路（淮海中路）华国小学。我驻守在该学校内，经常下乡，运送枪支和宣传活动”[8]，包括教队员识字、唱歌等。
由此可见，“南汇保卫二中”的发展壮大，关键在于林钧、周大根、吴建功、姜文光、姜文奎、张晓初等一批中共党员组成的中坚力量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和新四军铁军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保卫二中”领导机构人员，队长先后有周大根、吴建功、姜文光；副队长先后有吴建功、李芳；参谋是郭毅，政训主任是姜文光，政训员有姜文奎、姚镜人、陈伯亮、郭珊等，领导力量十分坚强。同时也离不开利用人脉，最广泛地团结和融合全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救国热忱，如王艮仲、郭君毅、顾小汀等，而得以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有效铺垫与支撑。林钧、周大根等正是在浦东地区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指示、密切依靠广大民众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使“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迅速得到茁壮成长，成为我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在浦东的一面旗帜。
在迅速壮大的抗日声势鼓舞之下，浦东大地民情振奋。“保卫二中”与中共江苏省委以及浦东工委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和领导的其他武装，如经林钧引导协助组建的“保卫四中”连柏生部、“边抗四大”部等等互为呼应，活跃于浦江两岸和东海之滨，还分别在浦东、沪西各地发动伏击战、骚扰战，有效杀伤日军和汉奸部队的有生力量；促使委身屈从于侵略者的伪军内部产生悔悟与分化。如驻扎在邵楼、横沔、周浦等地的敌伪部队在我党和民众感召之下次第反正，回归抗日阵营，使日寇在上海四周乃至沪宁杭地区的整个战局受到相当程度的动摇和牵制，形同陷入灭顶之灾而惶惶不可终日。尤其对以周大根为队长、吴建功为队副的“南汇保卫二中”，日本鬼子更是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甘。
于是气急败坏的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底，在浦东沿海借助飞机、汽艇，恶狠狠地从空中、地面和海上发动了立体拉网式的“清乡”扫荡，妄图摆脱困境，扑灭浦东民众的抗日烈焰。同时采用频繁、突发的长距离调防，企求遏制敌伪部队弃暗投明的反正浪潮。
然而当时受中共江苏省委指派、对浦东地区抗战力量负有全局统率、协调之责的浦东工作委员会书记陈静，却对此分外严峻、险恶的局面缺乏足够认识而掉以轻心。不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以应对日寇，反而好大喜功、急于表现自己，听不得不同意见，进而助长和听任队伍之间疑忌丛生，导致“南汇保卫二中”在周大根英勇牺牲之后，无端陷入抗战阵营内部的纠纷和摩擦，最终酿成了被敌对势力趁机横加肢解而遭覆灭的严重恶果。
陈静原名周心焕，又名陈方舟、秦寒溪等。1912年出生于陕西省阳平关，初中毕业考入上海航海学校求学，兼通英语、德语。因投身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进入新闻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在火线担任战地记者达三月之久，出生入死、奔走呼号，受到各界推崇，是个很有才干的青年。1933年陈静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采访杨树浦罢工斗争，被叛徒告密而遭逮捕。坚贞不屈，最后以共产党嫌疑被判处十年徒刑，关押在苏州反省院。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陈静获释出狱，仍回上海当新闻记者。1938年前后受中共江苏省委托付，担任浦东工作委员会书记，时年约二十七岁。[9]
莅任初期，陈静尚能与诸多浦东同志热诚相待、合作共事。等到在共同努力之下局面逐步打开、取得一定成绩后，个人意识开始膨胀，好大喜功、唯我独尊，经常颐指气使、指手画脚。甚至当面“对周秋萍（周大根）同志说：你们二中队的责任交给我负，又说二中队的事由他去办”[10]。
当林钧、周大根等考虑到他年轻气盛，而且对浦东地区错综庞杂、反复多变的各派势力尚缺乏全面深层次的了解和掌握，因而没有立即迎合他的个人意愿时，陈静对此耿耿于怀，并开始在党内不负责任地散布“林钧是托派”、“郭君毅也是托派，要保持警惕”、“王艮仲、郭××、顾××都是国民党CC分子”等等的流言。
这些言论和举动，客观上使革命队伍内部乃至统一战线阵营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大家互相戒备、敬而远之，造成“南汇保卫二中”受内外双重因素的制约孤军奋战，在泥城汇角滩涂芦苇荡内独自面对日寇空中有飞机、地面有重兵、海上有汽艇的疯狂围剿。1938年12月16日下午，中队长周大根与二十多位英勇战士血洒海滨、慷慨捐躯。
“南汇保卫二中”虽然突遭重创，但是人心不散、旗帜未倒。吴建功、姜文光等诸多战友很快重新聚集到党组织的周围，立志向侵略者讨回血债。连大同猪行当家人、一辈子以仗义行侠自命、曾与周大根、姜氏兄弟等患难与共的同乡顾小汀也亲口向烈士遗属发誓：“若不为大根报仇雪恨，决不成家！”[11]
可惜当此亟待旗鼓重整之际，主持“浦委”工作的陈静又一误再误，非但没有及时加强“保卫二中”党内力量以求补救，相反左右摇摆、妄加臆测，匆忙提升顾小汀推荐来的李芳担任中队副，而将对他不满的政训员姜文光、姜文奎以及参谋郭君毅等先后调离，严重削弱了部队原存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将队伍中同样经顾小汀引荐而送枪来的许家鹏、邵言等视作异己分子，“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轻率地认定顾小汀派人打入‘保卫二中’，是别有用心，是想控制‘保卫二中’，吃掉‘保卫四中’”[12]，进而纵容革命队伍内部和统战阵营之间陷入相互猜忌、倾轧和破裂的漩涡，主动为外部觊觎者提供可乘之机，导致长沟乡“缴械”而被杀害和万祥镇“吞并”的失控事件联袂上演。
1939年5月18日，“保卫二中”和“保卫四中”通过顾小汀从上海购买到一批枪支，由“二中”干部许家鹏带人运至“保卫四中”驻地——南汇县长沟乡。“保卫二中”的区队长邵言奉命从李家桥带十多人前来接枪。许、邵两人出于本位观念，站在“保卫二中”立场上为分枪多少与“保卫四中”人员产生了争执。
这时陈静非但没有冷静、果断地加以及时处置，反而主观武断地认为：许家鹏、邵言受顾小汀指使，想把枪全部拿走，甚至企图掌控“保卫二中”、缴“保卫四中”的枪。于是陈静凌驾于在场的二中中队长吴建功、四中中队长连柏生等，一手导演了一出兄弟阋墙、由四中队强制解除并收缴二中队成员枪支的闹剧，致使二中队许家鹏和邵言在毫无戒备之中被听命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李文元部于途中抓走而遭杀害。 [13]
随即祸不单行，5月21日，驻防李家桥的“南汇保卫二中”主要力量尚有五十余人，在队长吴建功未及返回的情况下，为觊觎日久的南汇县保卫团总团长于陶生严令高压所迫，仓促转移到万祥镇不久，即被集体缴械和吞并。[14]
于是短短数日之内，曾经威震敌胆的“南汇保卫二中”连遭暗算，终被敌对势力强行肢解，“彻底毁掉了这支抗日队伍，可谓是历史的遗憾。周大根倘有在天之灵，见到‘保卫二中’这样的结局，肯定是痛心疾首的”。[15]
如今，我们纵观抗战期间浦东地区“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的始末因果，同时缅怀周大根等众多先驱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尽管时间跨度不算漫长，但其始终鼓舞着浦东百姓不屈不挠、争取解放的革命豪情，激励着众多战友忠于人民、报效祖国的献身精神。如吴建功、连柏生、朱亚民、朱人俊、朱人侠、张大鹏、姜杰、赵熊、姜文奎、林有璋、姚镜人、张晓初等出生入死、南渡浙东，共同开创敌后根据地，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之一，直至迎来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林钧、郭君毅等委曲求全、无私无畏，奔波转战于江浙，先后献出宝贵生命；盛幼宣、杨逸菲等坚守信念，长期隐蔽在大团以办学为名，任劳任怨地为掩护战友、培养子弟和确保地下交通联络的通畅做出莫大的贡献，一直坚持到解放，一辈子不计名利、忍辱负重，直至生命终结；等等，等等。意义所在，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我们反思“保卫二中”最终归于消亡、追索由于个别领导成员当时的失误留予我们的教训，也不能不为战争年代瞬息万变的情势所导致的残酷和历史的无情而深感痛惜。
当然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今天贸然推由陈静这样一名不乏理想与才华、勇于任事而且年龄尚不足三十岁的非本土干部独自承担，似乎有失厚道。倘其在世，陈静也许还会披露当时有其他至今不为人知的细节存在，也许还会因人地两生、不明就里，以致连两支兄弟部队之间的枪支分配也无法调解而为自己抱屈。
但是，如果陈静本人能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能够头脑冷静、虚怀若谷、与人肝胆相照，而不是心胸狭窄、鲁莽草率，不是猜忌成习、妄加臆测，因而导致人心浮动和统一战线离散，不但在敌寇的高压之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葬送“保卫二中”，而且连自己也失去组织上以及同志间的信赖、失去在当地立足存身的空间。那么，浦东地区的抗战历史很可能需要重新改写，至少不会造成太大损失、留下太多至今让人深感痛心的遗憾。
2014年11月
注释：
[1] 吴大凯：《浦东党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组织者吴建功》。《浦东革命前辈风云录》第285页，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2011年6月。
[2] 林钧（1897—1944)，出生于浦东川沙。1924年10月于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指导创建中共川沙独立支部。“五卅”惨案后曾参与领导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历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秘书、中共淞浦特委宣传部长、上海临时市民政府秘书长等职。淞沪抗战爆发后，在浦东组建了多支抗日队伍，为以后的淞沪支队培养和留下了一批军政骨干，为开辟新四军浙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逝年47岁。 1949年8月 中共上海市委追认林钧为革命烈士。
[3] 杨逸菲：《我的自传》。《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第194页，上海市文史馆1998年12月编。
[4] 周旋：《怀念先父周大根》。《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9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5] 王艮仲：《致浙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函》，1985年1月31日。原件见存于浙江省党史办公室。
[6] 周汉民：《在庆贺王艮仲同志110岁诞辰会上的讲话》，2012年5月2日。《百岁老人王艮仲》，浦东新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7] 鲍季良：《回忆党领导下的浦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3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8] 杨逸菲：《我的自传》。《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第197页，上海市文史馆1998年12月编。
[9] 杜锐口述，周正仁、姚金祥整理：《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1982年6月。原件见存于原川沙县史志办。
[10] 张岳年：《怀念我的老师与首长周秋萍同志》。《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第8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1] 薛振东：《不应该发生的事》。《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6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2] 同上。《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第7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3] 同上。《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第6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4] 鲍季良：《回忆党领导下的浦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第41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5] 薛振东：《不应该发生的事》。《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72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作者】
盛昌旦：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上海市中共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退休教员。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1 10: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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