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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航运人都应铭记的中国航运抗战史
2017-12-02 14:51:42  来源:每个航运人都应铭记的中国航运抗战史 作者:JitLogistics 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天,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以坚韧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中国航运业、中国航运人站在了抗战烽火的前沿。他们完成了中国重要工业装备第一次跨区域大规模转移的壮举,揭开了战时工业建设的序幕;他们沉船御敌,抢运军队,输送物资,支援前线;他们坚韧不屈,同仇敌忾;他们的壮举,将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事件篇

  悲壮一幕——长江要塞沉船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调集重兵封锁吴淞江口,企图一举攻占上海,进而沿江西上。为挫败日寇计划,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制订应变计划,决心调集重兵在淞沪地带与日军会战。同时,为防不测,决定采取堵塞办法,征用部分航龄较老且不宜行驶于内河的船只,沉于江海各要塞,以配合防御作战,阻断日本海军西进的通道。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初,国民政府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除了征用部分老旧军舰和木船外,大部分为商船。其中被征塞江船舶最多的航运企业是招商局,他们慷慨应征,先后在江苏江阴、江西马当、上海吴淞口、浙江镇海、湖北宜昌等多个要塞,自沉船舶24艘,占招商局船舶总吨位的40%。

  其他参与沉船的还有三北轮埠公司、宁绍商轮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天兴轮船公司、通裕轮船公司、中兴煤矿公司营运处、大陆实业公司、惠海轮船公司、茂利商轮总局、中茂轮船公司、中国合众航业公司、华胜轮船公司、寿康轮船公司、华新轮船公司、大振航业公司、丁耀东等十余家民营航运企业。

  这8次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共征用了商船87艘,近11万6千吨。长江要塞沉船,是抗日战争中极悲壮的一幕:当一艘又一艘装满石块的铁船自凿沉没,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沉船御敌是一件极富深意的事件,中国航运企业在民族存亡之际,以独特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一壮举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中国军民及大量物资的后撤赢得了宝贵时间。

  江阴沉船

  江阴,为毗邻上海的重要军事要塞。淞沪会战前夕,国民政府决定封锁长江下游航道,拆除镇江以下沿江航道标志,以阻止日舰进犯。封锁地区确定在江阴长山港鹅鼻嘴下端江面,由交通部协同海军进行。

  交通部长俞飞鹏接到命令后,电召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到南京,请他协助交通部完成征集海轮的任务。沈与上海同业有良好的关系,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他首先向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汇报,选择本局的塞江船舶。确定对不宜远航的“广利”、“海晏”等海轮安排必要的修理,以便急需时能够开航到江阴,作为阻塞长江水道之用。同时,沈又以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召开轮船同业秘密会议,商讨应变办法,动员同业以船龄较老、船体质量较差者租给政府,用来阻塞江阴水道,以免日寇长驱直入,其他行驶外海船舶按规定驶入长江或香港。

  经过紧张筹备,交通部协助军事机关共计征用船舶24艘43948吨,约占江阴沉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占招商局江海大轮总吨位的四分之一。而民用船舶的成功征集。与招商局的带头作用也有着密切关系。

  8月12日,全部海轮抵达江阴鹅鼻嘴下端江面最窄处,前后错落抛锚,分两批下沉。江阴封锁线筑成后,打乱了日军从水路进攻南京的计划,本可将日本在长江商船和军舰全部俘获,但不幸被行政院秘书黄秋岳向日军告密,日本各舰船逃出长江口。仅俘获岳阳丸(3208吨)和大贞丸(1369吨),分别改名为“江汉”、“江襄”,由招商局接收,作为抗战以来的第一批战利品,投入抗战运输。

  马当沉船

  1937年末,随着日军步步进逼,华中形势骤然紧张。为了阻止日军溯江西进,配合武汉会战,国民政府下令再次征用大批船只,准备在九江附近的马当要塞沉船御敌。

  12月13日南京失守,军事当局立即开始构筑马当封锁线。招商局的“江裕”轮(3084吨)和“新丰”轮(1707吨)于12月21被征用,准备沉入马当。同期被征用的还有招商局汉口分局刘家庙趸船(2000吨)及安庆趸船(2000吨)。招商局四艘轮、趸共计8791吨,占马当沉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以上。马当沉船后,长江航线下行轮船止于九江。

  田家镇沉船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军方又筹备构筑第三道长江封锁线,准备征用江海商轮16艘,沉没在湖北武穴附近的田家镇田壁航道。招商局再次成为主要的征集对象。

  招商局提出建造钢骨水泥船代替商轮获准,并限期三个月内完成。招商局随即专门成立交通部钢骨水泥船试验所,聘请造船专家担任设计组正副组长,桥梁专家担任工程组正副组长。结合江阴、马当沉船的经验,很快确定了设计图纸和施工地点。从上海迁至武汉的招商局机器厂,承担了水泥船的机械制造及进出水阀门等关键工程。

  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赶制,到同年8月末,4艘单重约3000吨的大型钢骨水泥船如期完成,交付武汉卫戍司令部田壁工程处。加上数十艘装满石头的木驳船、木帆船,随即付诸封江。后来的事实证明,使用这些构造奇特的大型钢骨水泥船,有效阻滞了日本海军溯江进犯,其阻塞效果明显优于一般商船。

  中国最伟大的内迁——“长江大抢运”

  “长江大抢运”在二次大战军事史上被为“中国最伟大的内迁”,它完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第一次重要装备的跨区域大规模转移,也揭开了中国战时工业建设的序幕,为粉碎日寇“三月亡华”的野心,为建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航运企业参与了这次壮举,并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长江大抢运

  战时的长江水道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紧张的一条河流。由于军方大量征用,招商局船只不够调配,经常无船可派。上图的汉口分局,在此次军运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

  1938年春,武汉会战爆发在即。此时,武汉三镇仍聚集着大量军政人员、难民和数十万吨物资,亟待疏散。但当时铁路方面以军运为主,客车时常停开,仅有的汉湘水路交通,又以水位较低的缘故,大轮难以航行。交通工具的缺乏,导致当时的武汉有钱买不到车船客票,有货找不到运输工具,客货拥塞,无以复加。

  对此,招商局早于1937年12月初便派出大型江轮试航汉宜线,由驾引人员实地调查汉宜线航道状况,研究江海大轮从武汉上行的可能。经过20余天的实地调查,准备了详细资料和必要的应急计划,于12月22日派出总吨均为4300吨的两艘江轮“江安”轮和“江顺”轮正式进行试航,并由大马力拖轮“利济”号在前测水,以便出现异常时随时协助。27日,两轮顺利通过天兴洲等浅滩,安抵宜昌。此次试航成功,是有史以来4000吨以上大型江轮在枯水季节首次上航宜昌,在近代内河航运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笔。

  此后,其他各公司也随之仿效,纷纷派出江海大轮加入汉宜线运输。武汉港几十万吨的货物和几十万人口能够在武汉失守前安全撤出。

  1938年2月,蒋介石手令要将汉阳铁厂、上海炼钢厂迁往四川。需迁运的器材约5万吨,迁移到重庆大渡口另行建厂,定名为第29兵工厂。此外,兵工署奉命还要将粤、湘等省兵工厂3万吨器材,经由武汉迁往四川。

  为此,国民政府交通部重开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并推举招商局为主任委员,三北公司担任总务,民生公司担任航务。兵工署从武汉起运的8万吨兵工器材,由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组织招商局、三北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的江海大轮,负责从武汉运往宜昌,由招商局领衔,副总经理沈仲毅负责指挥;民生公司则负责从宜昌接运到重庆,由总经理卢作孚负责,双方均以宜昌为转运站,分别在长江干支流和川江干支流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分段联运。5月2日,招商局第一艘满载内迁器材的大型货轮“裕平”号抵达宜昌,拉开了内迁物资接力抢运任务的序幕。到武汉沦陷前,8万吨兵工器材从武汉全数运抵宜昌。

  湖北武汉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建钢铁工业的地区,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工业需要,断然决定对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等重要企业实行征用拆迁,另在大后方创办新厂,以树立国防重工业的基础。为了坚定大冶各企业搬迁的决心,经济部电调武汉行营工兵大队前来大冶,将炼铁高炉及全部铁路桥梁爆破,并在各矿隧道内埋设炸药,以示彻底破坏的决心。

  1938年7月初,招商局“海瑞”轮奉命前往大冶装运拆迁机件。8日,“海瑞”轮抵达黄石港,因厂方机器拆卸不及,临时决定先装运机件与煤炭各1000吨。不料11日上午10时许,7架日军战机猝至,肆意投弹,并以机枪扫射,装卸工人避祸星散。因码头地处空旷,一无遮拦,既无空袭警报,又无防空设备,无从预先准备。在连续经受三波空袭后,日机仍在港口上空反复盘旋,白天已无法装载,工人们只能隐蔽起来,做些装箱工作,黄昏时将装箱机件抬往江边,天黑后再装船。为了迷惑敌机,船员们很快想出了办法,他们先将机件安放在舱底,表面覆盖煤炭并在白天打开舱盖。经过连续几天的白天被轰炸扫射,夜晚奋力装运。

  在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的帮助下,依靠武汉会战赢得的宝贵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湖北钢铁工业完成了重要工业装备跨区域转移的空前壮举,从而奠定了大后方钢铁工业的基础,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为了这批设备的迁运,沿途共设立运输站7处,雇用运输工人1000余名,先后动用海轮11艘、江轮27艘、炮舰2艘、铁驳船4艘、拖轮17艘、木驳船218艘、川江木船850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人物篇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支前的热潮。7月19日,航海联义会、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怡和理货俱乐部、天津水手公所等30余家海员社团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中华海员抗敌后援会。全国各地的海员工会组织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中国海员在抗日战争爆发伊始便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概,“七七事变”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日清轮船株式会社长江班轮的全体中国船员2000余人全部弃船罢航。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唐山丸”、“圣和丸”、“广东丸”等船上的华籍海员,也坚决拒绝为日本运输物资而自动弃职返回香港。1937年9月4日,日本货船“中国出口”号在美国西雅图靠泊后,全体中国海员31人全部离船弃职,由美国移民当局设法把他们送回国内。

  他所在的船到美国拒运日本货,船员被当局强令下船后的场面,凝聚了中国海员的爱国之心。据资料记载,“七七”事变后,华籍船员和香港船的反日罢运斗争,规模巨大,几乎席卷了所有行驶日本航线的中国船员。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7月7日至当年年底,参加反日罢运日货的国外华籍船员就有5479人。为了配合和支持这场斗争,北美洲华侨开展了阻运军事原料赴日运动,在美华侨装卸工人和海员自发地掀起了影响较大的“不供给运动”。

  人物:

  1937年,上海市集训学生军模范大队参战于嘉定前线,后奉命固守南市三天,使国军和难民撤退,任务完成,沈绳一转入法租界。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生梁添成、傅啸宇、雷天眷等先后转入航空学校,冲向蓝天,打击飞贼。他们碧血长空,英勇杀敌,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梁添成,福建南安人。

  1930年考入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预科,后升入驾驶科。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毅然从军,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甲班毕业,后升至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三中队中尉本级分队长。

  1938年3月25日,驾机在封邱扫射日军,4约9日在峰县轰炸日军,翌日,在枣庄击落日机一架。同月16、17两日参加武汉空战。1939年5月3日在重庆上空击落日机七架,12日又参加重庆空战。同年6月11日,日寇九六式轰炸机27架袭渝,我方战机24架升空警戎,梁添成所驾2307号机不幸被敌机击中,起火坠落洛陵附近,机毁人亡,年仅27岁。政府怀念其功绩,追授空军上尉。

  傅啸宇,福建林森人。

  1931年由海军学校转入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1933年又转入中央航空学校第四期。1937年抗战军兴,任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分队少尉本级分队长。同年8月14日,随队于长江口合力击伤日舰数艘,16日参加镇江空战,17日在上海击落日机一架,19日在上海侦炸敌航空母舰及司令部,23日在吴淞口轰炸日舰;9月13日在上海炸敌阵地,20日及23日参加南京空战。

  28日敌机于十架空袭南京,我空军第五大队起飞十一架由队长领队,分三小队拦截敌机于句容上空,战斗激烈。傅啸宇所驾新四号机脱离队形,飞至芜湖当途间,被敌机追击中弹,身受重伤,同年10月5日殉国,时年23岁。政府追援中尉,生前受二星星序奖章。

  陈泰云,安徽合肥人。

  1931年秋入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系,于1937年毕业。后进入民生实业公司服务。1942年任“民来”轮大副,参与川江军运。船由三斗坪回航重庆,航经清滩,因军队聚集在轮船上甲板一侧,秩序混乱,致发生翻船惨剧。陈泰云不顾自身危险,忠于职守,抢救人员,而殉职。

  胡运洲,江西瑞金人。

  1935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抗战时转入大后方西南运输工作。1939年5月支持由行政院水陆联合设计委员会召集川、滇两省政府及经济、交通、水利三部组织之金沙江查勘试。

  王鹤,山东籍。

  1936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翌年抗战军兴,转辗后方。1941年任招商局“澄平”轮大副,参与川江抢运军品物资,同年8月29日,在河北米仓下峡卸空后上驶,经台子湾附近被四架日机发现,轮番轰炸。船长李云衡和大副王鹤沉着应付,将船驶向岸边抢滩,撤离船员。后“澄平”轮被炸起火。待敌机肆虐后逸去,组织船员扑灭,损毁惨重,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抢修数月,卒驶返重庆大修。

  海外篇

  据不完全统计,在二战中,先后有3万余名中国海员为盟军效力,分别服务于英国、美国、挪威等多国的商船。他们中间有5%的人牺牲在了战场,另有5%的人也在战争期间失去了生命。英国政府在2006年1月23日于利物浦建立的“中国海员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正是海员的卓越贡献,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英雄的功绩,不应被遗忘;英雄的品格,应该被发扬!

  中国船员在英国

  二战期间,约有20000多名华人海员在英国商船上工作,而且几乎都在利物浦落脚。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宁波、香港(广东),有的来自新加波、马来西亚。二战期间,为了对付德军的空袭,英国在商船上装配了一些防空武器,并对商船船员进行了必要的军事训练。由于战争的因素,中国国土被日本人占领,中国海员无法回国,只能与当地的英国女孩成婚。

  中国船员在美国

  根据相关统计,二战期间在美国的中国海员约有3000多人。从收集到的资料显示,与中国海员相关的,主要有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件。

  Cyclops号(独眼龙号)沉没事件

  Cyclops号是美国在东海岸被德国潜艇首次攻击的一艘船。船上有79名中国海员遇难,这是二战期间在美国船上中国海员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

  二战爆发时,“独眼龙”号(Cyclops)已经是一艘33年的老船了。当时被用于上海—利物浦航线。二战爆发后,被英国政府征用。1942年1月12日凌晨,载有151名中国海员的“独眼龙”号被德国潜艇U-123在美国东海岸击沉,船上88人遇难,其中中国海员就有79人。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船员

  船舶在抵达美国港口时,移民官员认为中国海员有潜逃风险,因此往往会拒绝中国海员上岸,并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中国海员上岸。中国海员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中最突出的三点:不平等的薪资待遇、缺少战争风险奖金和被拒绝上岸。当时,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当局进行了严重的交涉,致使美国修改了该法案。

  香港沦陷后,大批中国海员转到美国去,到1942年初,连同抗日战争以前己在美国的中国海员约有三千多人。为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们不避艰险参加军事运输,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之间,许多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这支有经验、有才干、有勇气的运输队伍,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十分需要的。美国政府曾宣布:各国海员为反法西斯军运服务,应当与美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并可加入美国籍。

  中国船员在澳大利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战事而滞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海员有2000人之多。此时,中国与澳洲是盟国,这些有技术又大多会英语的中国海员,经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与澳大利亚战时政府协商同意,编入了澳军劳工营,直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

  在澳大利亚,有一批最重要的中国海员,约500名左右,滞留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柏斯。1942年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澳大利亚军事当局征召,编为澳军劳工营第7连。从编入第7连起,中国连就在澳洲大陆,从印度洋之畔到南太平洋之滨,参与了澳军和美军打击日军的后勤兵站工作,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达三年半之久。

  1942年4月,滞留在澳洲悉尼港的中国海员,在当地由华侨青年和海员组成的侨青社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海员澳洲总分会,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活动,为盟国运送战时物资去前线。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2-12-21 17: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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