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之际“报章版图”的重构——地方报章兴起的意义
2017-06-29 11:34:08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新型传播媒介”对历史的塑造，近些年已得到中外史家的高度重视。所谓“新型媒介”，不仅指印刷书刊，还包括影响信息传播的各项新型事物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这些媒介的出现，不仅以古代世界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着“历史”，还使近代世界的信息更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申报》发刊50年之际曾编辑出版了《最近之五十年》一书，其中一篇文章即有如斯之言：“小小一新闻纸，五十年间，思想界、物质界之进化，于是乎见焉，人心风俗之厚薄，与夫社会生活程度之高下，于是乎征焉。”(李嵩生：《本报之沿革》，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第三编，申报馆1923年版，第29页)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行一万号之际所写下的纪念辞，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而且，“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第1版)。正是由于此，研究近代历史所能凭借的资源，也大大超过研究古代历史。

　　基于“报章版图”的形态及其在特殊历史时空格局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揭示近代中国历史的图景，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这其中，地方报章兴起的意义即值得重视，除有裨更好认识“地方”的历史之外，还有助于回应把近代中国划分为更小的“历史研究的单位”的诉求。关键在于，由报章所营造的“版图”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别。一方面，报章的发行，原本有从“中心”向“边缘”拓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就“阅读”来说，也同样存在“中心”向“边缘”的渗透，使地处“边缘”的读书人有机会接触到中心城市发行的报章。大致说来，报章连接起的“中心”与“边缘”，可以从两个环节予以把握，一是各大报通过建立通讯员制度，对各地新闻进行报道;二是致力于推动在各地广开报馆。

　　按照《中国报纸进化小史》之揭示：“泊乎宣统，内地府县，并有地方报纸之刊，已骎骎焉自披露新闻而入于宣传民意之时期矣。武汉首义，全国响应，报纸之传播，不为无功，一时民气发言，政党各派，竞言办报。北京首都，骤增至二十余家，上海一隅，亦有十余家。新闻事业，遂如怒潮奔腾，一日千里。不仅通商大埠，报馆林立，即内地小邑，亦各有地方报一二种。”(秦理斋：《中国报纸进化小史》，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第三编，第23?24页)除肯定地方性报章发展的意义，寄望于地方性报章得到更好发展的声音也时有浮现。1920年《东方杂志》刊登的《地方报之编辑》一文即检讨说：“今日我国之地方报，大都滥载中央或全国或世界各地之记事，鲜有以地方为本位者。其甚者，剪裁地方人已阅过之京沪报以充篇幅，故地方人之稍具常识者，只阅京沪报而不阅地方报。不宁惟是，京沪各报，均尚未至发行‘地方版’或‘地方附刊’之时机，此时机一旦来到，则地方报之运命，将愈陷于窘境。”作者试图说明“在一国之都会发刊之报纸，与在地方城市发刊之报纸，无论其资本多寡规模广狭，而其发刊之目的及其内容，均应有多少之差别”(任白涛：《地方报之编辑》，《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0年9月10日，第96?100页)。强调言说的重心当以“地方”为本位。

　　事实上，对报章发展的总结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样的特质。樊仲云《中国报纸的批评》就说明：“中国的报纸，大概可分为两种：一为地方性的，例如《杭州日报》、《汉口日报》等是;一为全国性的，例如上海之各大报等是。”(樊仲云：《中国报纸的批评》，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现代书局1931年版，第55页)以上海报纸作为“全国性”报纸的代表，正说明上海的中心地位。

　　上海确立报业之中心地位，也意味着各种势力欲借助于报章媒介，往往选择上海进行。甚至可以说，报章等传播媒介过于集中于上海，还往往导致“地方”的式微。时任职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聂士芬(Vernon Nash)、罗文达(Rudolf L•wenthal)，就撰文从四个方面揭示中国报业发展存在的“阻力”：交通不便利，国内文盲太多，检查制度不统一，人民贫穷订不起报。尤其阐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国报纸的销路多在沿海大都市(聂士芬、罗文达：《中国报业前进的阻力》，《报人世界》1936年第6期，第1?3页。此文原系英文，译自《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20卷第3期(1936年10月)，第420?423)。这里也显示出，对地方报业的关切一直得以持续。1934年《报学季刊》的创刊，即成为整体展现中国新闻业的媒介——致力于揭示各地新闻事业的发展概况，刊登有《各地新闻事业之沿革与现况》《各地新闻事业之实况》等文章。还绘制出不少“地图”，如《全国期刊出版地点百分比》《全国定期刊物刊期统计图》《全国定期刊物类别统计图》《全国各省市通讯社数量统计图》《全国各省市报社数量统计图》(《报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1日，第1页)。这些“统计图”，可视作是对近代中国由报章所营造的“版图”形象的说明。由此亦可看出，由报章所营造的“版图”存在颇为严重的不平衡性，确可说近代中国形成了“多个世界”，呈现“多歧性”特质(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77?81页;《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页)。

　　近代中国由报刊营造的“版图”所呈现的结构性特征，既是近代中国社会重组的标示，也显示出报章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当然，“报章版图”所展示的结构并非固定的，往往配合着社会的变迁。战争影响下“报章版图”的变迁，即值得略加说明，基于此，或可更好把握“报章版图”的特质。蒋梦麟在回忆中已道出，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国民党威权的南移，北大、清华、南开即是以文化力量争持于平津的中坚。三校最后南迁昆明，既表明斯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抗战终寄最后的希望，更显示了中国读书人深知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于是克服南迁流难的艰辛，到大后方续图百年之计(蒋梦麟：《西潮》，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因此，国难的发生改变着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也是可以料想的。此亦说明作为现代报刊，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构成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一环，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

　　1937年，王新常所著《抗战与新闻事业》一书，已提出这样的问题：“全面抗战期间的新闻事业，将如何完成其本身抗战的使命?”认为下列问题必须加以缜密的检讨：“第一，如何造成抗战高于一切的舆论;第二，如何造成上下一致，抗战到底的意志?第三，如何编印能深入社会各阶层普遍传播于前后方的报纸。”作者明确提出“要造成抗战高于一切的舆论，代表各派别利益的各个新闻事业者，就必须先把派别的利益放在抗战之下，无条件拥护抗战，不在抗战期间的报纸上提出政治问题，求贯彻派别自身的主张”。同时还阐明“力求报纸的大众化”，“我们中国的报纸，一向是专供给都会中上层人阅览的，所以都市中上层阶级对于报纸虽会说是‘我们的报纸’，但在都市下层的人和乡村的农民，就会说这不是我们的报纸”。因此，“在平时，报纸的政党派别化，及其离开大众，只代表一种势力的做法，是无可非难的，但在这抗战期间，却有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必要”(王新常：《抗战与新闻事业》(抗战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页)。望云所著《两年来的国内文化界》，则对抗战发生后报刊发行的改变有所揭示。不仅阐明中国报刊的发行存在地域差别，“近代文化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通商大埠，或政治中心的都市，所表现的是日报、期刊，专作研究的学术机关”，还具体描述了伴随战事的进展，文化中心如何由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往内地迁移，先是迁移到武汉，随着武汉危机日迫，报刊也继续西迁。胡道静也由“汉中无报纸”引出话题，指出：“在抗战军兴全民动员的今日，这该是怎样切要抢救的一件事!”该文还阐述了这样的看法：“既然把报纸看作国家的机构之一，在这抗战的时代，地方报纸更无须建筑于商业基础上(而且我们也不希望它建筑在商业的基础上)，所以发展地方报纸的路线，只有国家经营或社团经营，决心赔本以维护事业始可。”(胡道静：《普建地方报要求之再喊出》，《战时记者》第1卷第8期，1939年4月1日，第6页)有关战时报业发展的情况，程其恒编著、马星野校订的《战时中国报业》，即能展示部分情况。书中列出“全国各省市报社通讯社统计表”，并且注明“表中数字以拥护抗战建国者为限”《战时中国报业》，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年版，第171?172页)。

　　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在此过程中，“边疆”如何开展新闻事业建设也引起高度重视。仅以《报学季刊》发表的文章来看，就有多篇文章涉及此。一篇文章论及了发展边疆新闻事业的重要性：“我国幅员广大，边疆各省因交通不便，言语隔阂之故，中原视为秘密之所。政治之设施，文化之开发，几无由着手。”作者为此主张：“吾辈操新闻事业者诚以抱大无畏之精神，‘到边疆去!’为国家做开发之先锋。新闻事业犹如国家之耳目，国家之疆土，操新闻事业者应为一尽视听考察之责，若仅在交通便利社会繁荣之都会，作广告收费之打算，殊非新闻事业者应有的态度。”(绮云：《对于发展边疆新闻事业之意见》，《报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1日，第91页)一篇题作《边疆内地与都市的新闻协作》的文章还强调了“在国难日深的今日，为求民族解放计，非使各地新闻事业打成一片不可。协作的方式当然以都市为其散播与收集的总汇。内地与都市构成直接的联系，边疆则通过内地而与都市构成间接的联系，使全国布成严密的新闻网，如全身的血脉那样循环畅适地各部流通着”。“全国新闻事业构成一个有系统的改革进程，才有实效可言”(陈前村：《边疆内地与都市的新闻协作》，《报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0日，第79?80页)。

　　可以说，立足于报章呈现近代中国的“版图”，地方性报章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近些年来，借助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阐述的“地方性知识”，近代中国历史中的所谓“地方”也逐渐引起史家的重视。重要的是，以怎样的视野看待“地方”，并赋予“地方”怎样的位置[吉尔兹即强调了所谓“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谊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就地方性报章的成长来说，也对应着关键的两极，既构成“国家政权建设”成效的体现，以及“中心”向“边缘”渗透的写照;同时，它还成为另一面镜子，映射出地方的“特性”，谁创办报章?内容如何?成效怎样?在在都值得重视。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吕思勉在检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的一篇文字中即曾言：“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胡道静也撰文说明，“在最近一世纪的时间中，新闻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所起的作用，可谓无物堪于伦比”。尤其指明，其“受了近代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洗礼，而完成为指引时代前进的灯塔”(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11页)。实际上，新型传播媒介不过是推动近代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其他同样重要的物质与技术进步，所在多有。在这个意义上，关注于国难如何影响到“报章版图”的重构，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基于此，把握报章媒介在地方的成长以及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也不无裨益。通过发掘地方报章的信息，更可以了解到，这张“版图”若置于地理版图，或还不足以完全展示报刊的“星罗棋布”，但报章已不再局限于少数大城市或沿海城市，也并非由少数社会阶层所操控。尤其具有意义的是，在当下地方性眼光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可以充分发掘地方性报章所提供的信息，回应学界围绕近代中国存在“多个世界”的诉求，展现近代中国历史更为丰富的图景。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6-29 11: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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