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热血供养抗战的土地
2017-07-06 09:46:09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王雪绒   点击：  复制链接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人们享受战争胜利的喜悦，埋头奋进创造美好生活的时候，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供养战争胜利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

　　战争的残酷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后辈们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抗战八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坚韧淳厚的父老乡亲在贫瘠的土地上以其生命和热血供养着抗战军队，为取得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陕北后遇到的最大困难

　　1937年抗战打响后，陕甘宁边区的百姓开始缴纳“救国公粮”，即在“政治动员、自动缴纳”政策鼓励下缴纳临时性农业税。在统一累进税的原则下，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较少者或有特殊情形者免。边区的百姓把这一行动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认为缴纳救国公粮是“为了打日本救自己的重要事件”，“是为了自救和救边区、救中国的最好办法”。“多缴一升救国公粮，就是在前线上多杀一个敌人”，多缴公粮“即是多助国家、多杀敌人的光荣事情”。他们将地里的麦子、糜子、包谷、谷子和荞麦等粮食以及黑豆、黄豆、蛮豆和豌豆等各种各样能撑饱肚子的东西都缴给了“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自己留下的是不足以活命的极少部分。在“救国公粮”的顺利征缴、外援的正常获得和边区政府的精打细算下，抗战的前3年在顺利平稳中度过。

　　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政治形势的不断复杂，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底，边区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和“清乡”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他们还试图突破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给边区造成了极大压力。国民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严重干扰了边区的生产和生活安定。

　　为了加强边区军事力量抵制来自日军和国民党的压力，中央决定将王震的359旅调回边区，整个边区屯兵最多时军事人口达到52481人，军政脱产人口在1941年达到峰值的73117人，占当时全区136万人的5.38%，粮食的供给成为困扰边区的最大困难。

　　祸不单行，旱灾使安塞、定边、靖边、盐池、环县和志丹等县庄稼几乎全部歉收。暴雨致使73个区受灾，45307人成为灾民。冰雹使12个县、27个区、3个联保受灾，42200亩田禾被砸，449头牲口受伤，35120人成为灾民。

　　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以中共不履行双方在战争初期关于军事驻防和军队编制的协议为由，于1940年10月停发八路军军饷每月60万元，致使50万人的军队突然中断经济来源。

　　不仅如此，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和断邮，严禁所有军需物资进入边区，其他外汇也无法进入和兑现，致使主要依靠外援的边区政府顿时陷入了财政危机。毛泽东曾坦言：这是我们到陕北后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困难”，“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到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的是大极了”。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更是把这次危机看做是中共继大革命失败、1934年江西及其他根据地丧失后的第三次“灭顶之灾”。

　　百姓忍饥缴纳救国公粮

　　为了渡过难关，边区政府于1941年11月修改《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将本年度的“救国公粮”总额提高到20万石。这就意味着1937年~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爱国公粮从1万石、5万石、9万石上升到了20万石，每亩土地的平均负担从0.16升、0.18升、0.52升、0.83升直接上升了1.66升，而实际征收的粮食20.16万石占到当年粮食收获总量的13.85%，延安县、固临县农民缴纳的粮食占其收获总量的35%和36%。如果再加上盐税、糖税、酒税、油税、耕牛税、羊子税、棉麻税、寒衣代金、公盐代金、救国公债、救国公草，以及义务劳军、运粮、运草、运盐、筑路和修筑碉堡等赋税和劳役，陕甘宁边区的百姓需要承受的负担可想而知。

　　20万石公粮确实把老百姓搞得怨声载道。但怨归怨，边区的百姓还是把几乎所有的粮食全都拿出来供养自己的军队。靖边县政府在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援引当地百姓的话说：“虽然靖边连年灾荒，粮食非常缺乏，但部队比咱老百姓还困难，当这抗战时期，艰难军民都受才好。”陕甘宁边区的百姓就是在吃着苦苦菜、饿得眼前发黑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了20万石的“救国公粮”任务。

　　调整税收政策发展生产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提出，应重新研究相关政策。

　　公开做检讨的还有林伯渠、谢觉哉、曹力如、南汉宸、续范亭、刘景范和常黎夫等边区领导。之后，边区除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外，调整了“救国公粮”税收政策，开展减租减息，大幅减免农民的税额。1942年确定边区的公粮征收数目为16万石，公草1600万斤，并保证不向百姓多征粮和借粮。从1943年起，边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每年征收18万石公粮，“这个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穿暖吃饱”。

　　在大生产运动、“救国公粮”征收政策调整、减租减息和减免税额等综合措施下，陕甘宁边区在1941年~1945年分别缴纳“救国公粮”20.16万石、16.53万石、18.41万石、16万石和14万石。从1943年起，陕甘宁边区农业税统一累进税在延安、绥德和庆阳试点，开展土地登记，评定常年产量，之后在5个县开始实施。农民吴光才说：“按常年产量征税是个硬办法，这样征收，不但公平合理，就是二流子也得动弹起来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起来，到年底许多人已经摆脱贫困，开始上升为中农或富农了。不愿意耕种的现象已经绝迹，“从前许多的荒地，现在也变成了熟地”，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拿着粮食也换不到地”了。农业统一累进税率有效解决了地权纠纷、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税收的征收也更加合理，这是战争中陕甘宁边区税收的成功经验。

　　战争已经远去、饥饿已经远去。陕甘宁边区26个县、129608平方公里、100多万人口，承载了八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卓绝。边区的百姓用自己的热血供养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在庆祝战争胜利的时候，那片红色的土地，以及土地上供养战争的人民应该成为这个时代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6 09: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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