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与战时财政政策（4）
2017-07-05 17:38:33  来源：论文联盟网 作者：蔡志新  点击：  复制链接

　　如上所述，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的确实行了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这就背弃了他在 理论 上所主张实行的以借债为核心，以增税、发钞为补充的战时财政政策。而他之所以背弃自己的理论，则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战争的特殊需要和增税、借债的低效益迫使他这样做。战争具有变幻莫测、消耗巨大的特性。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战时财政的主持者必须想方设法迅速筹得巨款以确保战费需要。而从理论上说，发钞是战时最易于奏效的筹款 方法 ，因为与增税、借债等常用筹款方法相比，它具有手续简便、成本极低、单靠国家强制力就能在无形中把大量财富迅速集中到政府手里的优点，即便是“最弱而无能的政府亦能实行之”。[1][1]不过，发钞过度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所以有识之士在筹划战时财政时，既主张用它来筹集战费，也强调适度原则，反对过量发行。孔祥熙也强调这一点。他说：“为求收入迅速，以战时需要计”，“亦必利用”发钞办法来筹款，但须“毋使过量，以防流弊”。[2][2]话虽如此，可实际上发钞的“度”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战时生产往往较平时萎缩，结果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带动战费开支的激增。此时，如果财政当局不能有效利用借债、增税办法回收流通中因生产萎缩而相对过剩的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来应付战费开支的激增，那就只好依靠增发钞票来供应战费开支了，于是就会不自觉地超出发钞的“度”而走上滥发钞票的绝路。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就因为类似的原因而走上了滥发钞票的绝路。一方面，抗战期间增税、借债的效益极差，前者仅能支付政府财政总支出的6%，后者仅能弥补政府财政赤字总额的5%[3][3];另一方面，战费开支又急如星火，且数额巨大，动辄占每年财政支出的60-70%[4][4]。在这种情况下，孔氏作为财政部长，虽然明知发钞过度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为了使国民政府能够坚持抗战，他只得走上滥发钞票的绝路。

　　二是他对发行战时公债产生了畏难情绪。1939年，面对抗战初期向人民直接发行公债“成绩迄未显著”困难局面，他不是知难而进，想方设法改善其成绩，而是哀叹说：“此后虽仍拟积极劝募(公债)”，但“将来有无更好成绩，殊难预知”。[5][5]在这种畏难情绪的作用下，他过早地放弃了向人民直接发行公债的努力，轻率决定“仍将以押借办法为主”发行公债，也就是把大多数公债抵押给国家银行，再由国家银行借款给政府。而用向国家银行押借的办法发行公债，势必走上滥发钞票的道路。因为国家银行既无权强迫人民认购公债，也无法一直以人民的存款来满足政府的借款需要，就只得以公债为准备金增发钞票，再借给政府。这样，发行公债便和发行钞票无异，等于是变相的通货膨胀，即以发行公债为名，行发行钞票之实。于是，发行公债愈多，发行钞票也愈多。久而久之，原来实行的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也就变成了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

　　三是他一度用一种荒谬理论来指导法币的发行。他在1940至1941年间曾反复贩卖如下理论：“迨战事发动以后，抗战建国同时并进，通货之需要因之更形殷切，发行数额自有相当之增加。但发行数额是否逾量，不在乎数目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适合于 社会 之需要及已否超过饱和点为定。若依此衡量我国之现在发行数量，不但未超过饱和点，且反在饱和点以下。”[6][1]这是一种无视恶性通货膨胀的存在而企图为滥发钞票政策辩护的荒谬理论。1940至1941年间，大后方已经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因为当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重要标志——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法币的增发速度。如以1937年6月的物价和法币发行数为1，则1939年12月重庆批发物价指数为1.77，仍低于此时的法币发行指数3.04，但到1940年8月时，前者增至4.94，已超过后者的4.72，这表明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到1940年12月时，前者增至10.94，后者仅为5.58，1年后，前者增至28.48，后者仅为10.71[7][2]，恶性通货膨胀已愈演愈烈。而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钞票发行量虽然增加，但其所代表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反而降低，所以不会超过“饱和点”(商品流通和劳务实际需要的货币量);钞票发行量越多，其所代表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越低，也就永远不会超过“饱和点”。这就是上述理论的真意所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法币的发行量必然漫无节制。

　　[1][1] 丁洪范：《非常时期财政应否以通货税为出路》，《大公报》1936年7月1日第11版。

　　[2][2] 孔祥熙：《战时财政与 金融 》，《演讲集》，第240页。

　　[3][3] 张公权：《 中国 通货膨胀史》，第98页。

　　[4][4]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5][5] 孔祥熙：《最近财政实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 经济(1)，第357页。

　　[6][1]孔祥熙：《一年来之战时财政》、《抗战三年来之财政与金融》，《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大公报》，1940年元旦第3版、1940年7月7日第4版、1941年1月1日第8版;《今后财政之展望》、《抗战四年来之财政与金融》，《演讲集》，第282、318页。

　　[7][2]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第333页。

四、结语

　　总的说来，孔祥熙的战时财政 理论 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系统性;二是矛盾性。说它具有系统性，是因为它既在宏观上揭示了战时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基本要件，又在微观上指明了战时财政应当实行的政策;说它具有矛盾性，则是因为它所指明的战时财政政策在事实上难以推行，并和孔氏在抗战中后期实际推行的战时财政政策相冲突。

　　透过孔祥熙战时财政理论的系统性，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战时财政 问题 进行了必要的思考。而对于孔氏本人来说，他作为财政部长，就必须对战时财政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否则，他就无法承担起主持 中国 抗战时期财政工作的重任。反过来说，正因为孔氏对战时财政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思考，所以他才能提出系统的战时财政理论，进而用这种理论去指导抗战时期的财政工作，使他有可能成功履行其作为财政部长的职责。

　　透过孔祥熙战时财政理论的矛盾性，我们可以发现他在理论上主张并一度付诸实施的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及其在抗战中后期实际推行的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对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和他自身都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 历史 效应。

　　一方面，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历史效应。对国民政府而言，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都为它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障，使它不会因缺乏经费保障而无法坚持抗战，进而走向崩溃。对中国人民而言，由于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经费保障，他们才得以避免因抗战失败而沦为亡国奴的厄运，并一扫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屡战屡败的耻辱，从此能够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孔祥熙而言，由于他通过实行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经费保障，所以他能够为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值得记载的一笔，也有利于后人为他写下一份公允的评语。

　　另一方面，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也产生了消极的历史效应。简言之，就是前者的失败导致了后者的出台，而后者又造成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对国民政府、中国人民乃至孔氏本人都产生了消极的历史 影响 。对国民政府而言，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大后方的物价持续高涨、国民 经济 不断衰退，从而削弱了它坚持抗战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使得它在抗战胜利以后继续陷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淖难以自拔，直至最终崩溃。

　　对于由中、下阶层构成的广大人民而言，这两种战时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其实际收入不断减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与此同时，少数奸商富豪、贪官污吏却利用恶性通货膨胀从事投机垄断和囤积居奇活动，大发横财。结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而造成了一种“阶级性的不公平”——“我们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1][1]而从根本上说，这种“阶级性的不公平”又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实行的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造成的，所以他理应对此负责，并应设法消除之。但是，他不但不设法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反倒乘着恶性通货膨胀的机会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还大言不惭地以“吾人 目前 生活之艰苦，原系作战时期必有之现象”，亦是“维持民族生存之代价”为借口，片面要求人民“咬定牙根以忍受之”[2][2]。于是，他遭到了朝野上下和 社会舆论的一再抨击，最终不得不于1944年11月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从此在仕途上一蹶不振。

　　凡此种种，固然都是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实行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历史效应，但归根结底是他未能成功实施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而他未能成功实施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则要归咎于各种主客观原因。

　　首先，从主观上 分析 ，这要归咎于以孔氏为首的财政当局在战时公债政策上所犯的三个错误：

　　一是将战时公债的利率定得偏低，偿还期定得太长。战争时期，物价高涨，一般利率也随之高涨，这时，如果公债的利率不升反降，人民就会觉得吃亏，而不愿认购公债;同时，在物价高涨的条件下，如果公债的偿还期太长，就意味着人民用来购买公债的货币急剧贬值，人民也会觉得吃亏，从而不愿购债。因此，要顺利发行战时公债，就必须提高利率，缩短偿还期。但是，孔氏等财政官员为了减轻国民政府的债务负担，在发行战时公债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公债的年均利率由战前的6.5厘降为5.3厘，使公债的平均偿还期比战前延长了11.2年，10年以上的长期公债占战时公债期限结构的比重较战前提高了47.3%。[3][3]这就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使得他们视购债为畏途。

　　二是放弃战前向银行界折扣发行公债的做法，将大部分战时公债照面额平价发售给民营银行和国家银行。但民营银行看到战时公债无折扣，感觉无利可图，都不愿承购。国家银行负有为政府服务的职责， 自然 要承购战时公债，但其承受能力终究有限。而以孔氏为首的财政当局为了加强国家银行的地位和打击民营银行的势力，又取消了战前银行界向社会抛售公债、赚取利润的债券市场，结果反而使国家银行失去了向社会抛售公债的合法场所，等于在公债发行上自寻死路。

　　三是在战时公债的发行方式上，因为过于相信民众的爱国激情而长期采取了以自愿购买为原则的劝募办法。但广大民众虽有爱国激情，可是缺少金钱购买战时公债;少数富人虽然有钱，却大多想着如何投机发财，而不愿购买油水不大的战时公债。所以，用劝募办法发行战时公债实际上难以奏效。要顺利发行战时公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摊派手段强迫富人购买。为此，马寅初先生早在抗战初期就向财政当局提出如下建议：战时“募集(公债)当然比平时稍难，惟有向内地殷富劝募。惟内地殷富平日与公债不发生密切关系，自由募集或难奏效，惟有实行摊派的办法。”“公债之推销，大抵以富人为主……吾意富人不愿购买时，政府不妨仍用摊派办法强制承受”。[4][4]可是，财政当局直到1942年才决定采用摊派办法强迫富人购买战时公债，显然为时已晚。而且，采用摊派办法以后，虽然发行战时公债的绩效一度有所好转，但由于对富人财产的调查统计极不 科学 ，大小富豪又竭力隐瞒财产、逃避调查，加上经办官吏乘机层层盘剥、中饱 私囊，所以其最终绩效仍不理想。

　　其次，从客观上分析，这要归咎于三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以农立国， 工业 很不发达，人民收入低微，所以社会上缺乏消化巨额公债所必需的流动资金。二是战前国民政府主要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富裕地区发行公债，但抗战爆发后，沿海富裕地区沦于敌手，使其发行公债的经济地理空间大大萎缩。三是许多百姓因为战火沦为难民，非但无钱购买公债，反倒需要政府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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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马寅初：《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马寅初抨官僚资本》，第107页。

　　[2][2] 孔祥熙：《最近之财政 金融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1944年5月印行。

　　[3][3] 根据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0-375页的有关数据 计算 得出。

　　[4][4] 马寅初：《26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法币与公债政策》，《马寅初抨官僚资本》，第20、45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5 17: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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