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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风云:从政治部一厅到中央军校二分校
2018-09-19 14:07:57  来源:沈建中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军兴:从南京到武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平卢沟桥事变起。七月十七日,蒋氏于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改昔之委曲求全之态。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抗日军兴。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时我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上校政治教官,并代理政训处教育科科长,是校务会议成员。八月二十六日午夜,南京锅底塘一带复遭日机轰炸,我恰在军校开紧急会议,四弟祥霖刚自国立山东大学毕业,路过南京,住在八府塘我寓。凌晨返家,见室内吊灯落地,玻璃窗破裂,轰炸引发的火舌距宅仅咫尺,有多人中弹死伤,惟祥弟幸免。

  是月底,我随中央军校由南京西迁,此前(大约是八月十日)家眷(内子巩华、龟、鹤二儿,岳母卞氏等)已先期疏散离京,彼一行溯长江西上至汉口,复经长沙至常德,又往湖北宜昌,转四川重庆,最后到了泸州,始安顿下来。我与家眷,天各一方,直至二年后,方于湘西南之武冈团聚。十月,军校抵牯岭休整。并于庐山海会寺举行十一期二总队毕业及十三期入伍生升学典礼,充满抗战激昂之情,至为壮观!旋奉令继续西撤武汉,及抵汉不久,传来首都沦陷于敌,我三十万军民惨遭杀害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时之武汉三镇,已成为国民政府之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实际上的战时首都。一九三八年二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于武昌,以陈诚为部长,第三党人黄琪翔及中共党人周恩来分任副部长,下设四厅,其职司范围:第一厅主管军队及军校政训,第二厅主管战地民众组训,第三厅主管文化宣传,第四厅主管总务,另有一秘书处,负责电讯文书及部与各厅间之上下行文工作(处长为我军校教官同仁柳克述),时我首度军校任教即相识贺衷寒(君山,时为军校六、七期学生总队长)调任第一厅厅长,需人孔亟。某日,去厅拜访,南京军校时代同仁白瑜兄亦在座,交谈甚好,贺乃以一厅二处一科上校科长之职相邀,我因不愿再随校西迁成都,乃欣然应命。于三月到厅就任斯职。

  在政治部第一厅

  一、政治部第一厅下设处科职能及人事!政治部一厅下设两处,第一处分司军队政训,处长徐会之,黄埔一期生,湖北黄冈人,抗战胜利后任汉口特别市长,听说一九五〇年去台湾后以“匪谍”之名被杀。下辖三科,科长分由侯志明(广东人,黄埔四期生,后与我是中训团党政高级班同学)、张明(湖南人,黄埔四期生)、黄铮(广东人,黄埔三期生)担任。第二处负责军校政训,处长原为孙伯骞,孙氏留美出身,曾为大学教授,我到任后,孙已他调,贺衷寒不久又任我为副处长并代理处务。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审核各军校政治部呈送之各类报表(工作概况、人事异动、教材等);转发军委会政治部及其相关部委之行文;草拟军校政训计划。下亦辖三科:第一科负责军校政训,科长为我,主任科员芮晋(拯中),江苏人,毕业于刘健群主持之中央军校政训班第一期,抗战胜利后,做了国大代表,后去台湾。科员李呈瑞,黄埔四期生,另一科员张文翰系常州同乡,由我向贺衷寒推荐后派任,后随我至湖南武冈军校二分校任秘书,一九四九年后,张任常州二中教员,并担任“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州市委驻会副主委,时有通信往还。第二科负责军事教材编审,科长杨礼恭,留日学生,我调离后,杨接我职。第三科负责军医院监理及伤兵管教,科长姓名已忘。

  二、主持起草《各军事学校政治训练计划大纲》

  《各军事学校政治训练计划大纲》系依据军委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重新颁行之《政训令》精神制定,由芮晋、李呈瑞等起草,我修订审核。在此之前,各军校政训,未有统一计划。《大纲》分:总纲、人事与权责、政治教育、政治训育、附则五部分组成。其总纲部分除明确规定了“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主义,必须使官生绝对信仰,国民党为唯一革命政党,蒋委员长为全国唯一领袖,必须绝对服从”之“一个党,一个中心,一个主义”的原则外,亦依据抗战之现实需求,增列“倭寇为中华民族之唯一大敌”等条项。

  在政治教育方面,《大纲》规定各军校政治课程分必修课与补充课二大类。必修课为: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史地课程、政治课程、经济课程、法律课程、日本问题(将日本问题列入必修课,亦体现了抗战之时代精神)等,补充课程则有苏俄问题研究等。为体现抗战教育之特点,还规定《东亚史》课程之讲授,在阐明中华民族在东亚史上领导地位,中华文化对东亚各民族的贡献之外,还以日本之侵略扩张及中国革命史实为讲授重点。《东亚地理》之讲授,应阐明中国领土在东亚地理上之价值,并以我国国防地理、国耻地理为讲授要点。另规定设立日本问题研究课程,以研究日本之政治经济各项问题,凡此种种,均为抗战御侮精神的反映。

  在政治训育方面,规定了训育之目的,军校指导员之职责及训育方式。训育方式分为:集体训练(小组讨论,精神讲话,政治报告,名人演讲,竞赛等)、个别训练(个别谈话,生活指导,生活考查,读书指导,自我训练,自我批评,各种测验等)、补充训练(学术研究,劳动服务,体育指导,刊物印编等)三种。

  《大纲》起草毕,呈厅长贺衷寒审核,嗣送部长陈诚及委员长蒋介石核准后印发至各军校实施。整个抗战阶段,各军校的政治训练工作,基本依据此《大纲》进行。

  赴八路军办事处谒周恩来

  我在政治部一厅期间,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之初,当时政治部的组建及人事的分配安排,亦可说是两党合作的具体成果之一。

  一九三八年初夏某日,我在武昌(时政治部设武昌)至汉口的轮渡码头上,巧遇两位旧友——邓颖超及刘清扬,当时她们两位均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互致问候以后,我即向邓问起留法同学周恩来近况,承邓相告,说周现除在政治部办公外,其余时间大都在汉口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内,我顿生与周再次相晤的想法(我与周自北伐前于广州一别后,迄今已有十二年未得相晤),于是,乃对邓颖超说:“请转知周公,择日一定专程拜访,以叙别情。”


1938年3月摄于武昌,时任军委会政治部一厅二处处长

       数日以后,我约了留法同学,也是南京中央军校教官同仁的叶法无(叶剑英族亲),相偕同行。过江到了汉口,在旧日租界中街,找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该处为一幢四层建筑,原为日本人所办的大石洋行。但其斜对过即有一座属于军统系统的机关,其设于此地之目的可说是不言而喻的。

  经门卫通报后,我们来到办事处楼上,适周恩来外出未归,而叶剑英(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叶为人很热情,即请我们坐下,为我们倒茶,这时叶法无为我和叶剑英互相作了介绍,握手相识。叶剑英落座后,即与我们谈起抗战形势,重点谈及游击战争与战术,滔滔不绝,谈锋甚健。后来军训部在湖南衡山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其中,任副教育长,及我到南岳,兼任游干班政治主任教官时,碰见叶的副手李涛,才知他刚离去数日,与之失之交臂,失去了再向其请教游击战争的机会。

  我们谈兴正浓时,周恩来外出归来。十二年不见,周公还是老样子,浓眉炯炯有神,头发修剪得很短,颇为精神。我见他至,即迎上前去。他一见我,顺手把外衣往沙发上一扔,伸出双手与我握手。

  “老沈,你还活着!?”周劈头一句即问。旋请我坐下,这时叶剑英与叶法无叙谈,周与我交谈。

  我们谈了许多,虽然彼此暌违十二载,且现已分属两党,然同学之情犹存。我首先向周简略谈了广州别后的情形,他很注意地听着。旋即我们的话题又转向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岁月。这时周开始用法文同我交谈,他说:“老沈,还记得聂荣臻吗?在巴黎时,你们俩时常争论的。他现在冀察战区统率十万军队对日作战。”又说:“老沈,你现在统率多少军队?”周一连串的话使我感愧交并,亦使我初来时的拘谨得以一扫而空。后来,我问及旧友李富春及萧劲光近状时,周亦态度自若地一一告知。

  当谈及目前军队抗日政治工作时,周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北伐时,我们就是靠了革命政工,而得以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打败了北洋军阀。目前,中心工作要唤起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意识。我点头称是,并将我即将赴赣南屣新(时我已内定为驻江西吉安的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三团的政治部副主任,负责该团的政治教育)情况告知。周告诉我,关于抗日宣传方面,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主持)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可资参考。后来,在我赴赣之前和赴赣之初,许多抗日宣传材料,即是通过另一位北伐时代的旧友,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而获取的。

  我见周工作甚忙,我们谈话期间,不时有人进来请示工作,即起身告辞,对周说:“来日方长,多请指教。”周送我下楼,至办事处门口,又对我说了一句:“年轻时我们在巴黎的情景,你一定不会忘记吧!”意味深长。旋与我握手言别。岁月如流,五十余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淡忘。惟见周公之景,仍历历在目,似在眼前。周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记忆力尤佳,非他人所能比拟也。

  持久抗战之我见

  抗战之初,我在武昌南湖之中央军校,接触各方人士甚多,有力主抗日者,如救国会诸君(沈钧儒、史良等)。亦有主张所谓“和平”者,如“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陶希圣等主持,外界称作“低调俱乐部”)诸人。

  我是主张抗战的,且是唱“高调”者,对“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方略,甚表拥护。期间,我写过一篇文章,名曰《持久抗战的基本概念》,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末于武昌出版的军校《黄埔月刊》上。

  在这篇文章里,我就持久抗战的意义、抗战为什么要持久、怎样才能持久抗战三方面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持久抗战的意义,我认为:"半载以来,敌人尽其三分之一以上的海陆空军力量,占领我华北的大部,及沿海各省,屠杀我民众,摧毁我经济文化,这种残暴的凶焰,现正在继续扩展。所以今日中国最大的危机,实在外而不在内,今日民族的最大仇敌,是唯一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不抗日,无以谈建设,不抗日,无以谈革命,今日的对日抗战,是国家民族的最高无上的工作,超过其他一切内部的利害关系,我们为完成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使命,为求民族国家的自由平等,为维护五千年来光荣的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只有一致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所以,持久抗战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至于抗战为什么要持久,这是因为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敌强我弱。故弱国与强国的战争,弱国苟能相持愈久,敌人之消耗则愈大,胜利之把握就愈多。史所多见。二是敌人先天经济力量脆弱(无论就财力,抑或资源来观察,均为如此),且随着战事的延长,而格外严重。三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发展趋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抵抗愈久,敌人的罪恶愈显,国际间之关注,亦愈强烈,终能联合一致,予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由此而看:

  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地位,抓住了敌人的缺点,军队的伤亡不足虑,土地的沦陷不足虑,最后的胜利,一定在我们持久抗战的决心中,产生出来。对于如何才能持久抗战,我认为,持久抗战的关键,在后方而不在前方,若后方的基础巩固,则前方虽受损失,仍可不断补充,于整个大局,并无动摇。然巩固后方的基础,必先使全国的物力,统统动员起来:

  我们要利用广袤的土地,使之生产化,利用庞大的人口,使之组织化,利用丰富的资源,使之工业化,利用优秀的文化,使之行动化,使全中国一切人力物力,凝结成一个坚强不拔的整个力量,来做政府抗敌御侮的基础,要这样,吾们的抗战,才能持久,才能得着最后的胜利,因此,吾们对于抗战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点,应该有切实的准备.!此外,我于文中,还对抗战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改进,提了具体翔实的建言,我的结论是:总之,我们这次的持久抗战,在质量上要把过去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所暴露的一切错误与缺憾,统统改正过来,使之日趋健全而合理,在运用上,又要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种种组织,实行密切的联系和配合,并积极使之强化,必如是然后才能发挥我们的伟大力量,与倭寇作持久抗战,必如是我们的持久抗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我的上述抗战观点,其后在江西吉安的战干三团、湖南衡山的南岳游干班,均发表过多次演讲,受到员生们的欢迎。

  军委会战干三团成立

  卢沟桥抗战军兴以来,国家建设以军政为中心,军政高于一切。故于军委会下,设置四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以战区为单位,召集和训练逃亡至后方来的战地及敌占区青年,及各机关团体人士,是为战干一、二、三、四团。受训目的在使受训员生加强国家观念,提高服务能力,恪守纪律,健全人格,以造成智勇兼备之战时工作干部。诚如一首反映战干三团的诗中所云:永恒的记着吧!这惨痛的仇恨。是谁?将我们这一群,年青的孩子,从南天,从北国,从不同的阶层,从不同的省份,有的是被敌人,毁灭了可爱的家乡,失掉了慈祥的爹娘;有的是不忍忘着,祖国山河的沦亡,来献身之革命的集团。今天我们站在了一起,让三千颗滚热的心,汇成了一道悲壮的洪流!不作奴隶,还我河山,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是我们坚强的信念。留住六个月,珍贵的时光,在侵略者的炮声里,细心的学习,艰苦的锻炼,养成一付,钢的意志,铁的心肠,把挽救祖国,危亡的重任,加在了,我们的肩上。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战干三团成立于鄂垣。旋在武汉招生,并派招生委员分赴湘、赣、皖、浙、苏诸省招考学生,第一期共招考学生及学员三千六百余人。当时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驻汉之党政军机关开始撤退,党政机关移四川重庆,军事机关则暂驻湖南。武汉会战即将开始。战干三团奉令于七月中旬迁达江西吉安,团部驻建国路。进入团部大门,抬头仰见一副巨联,青底白字:为抵抗侵略魔鬼之日本而战;为建设自由平等之中国而干。充分体现了战干团的性质。吉安位于赣江西岸,旧称庐陵,为宋欧阳修及文文山(天祥)之故里,民风淳朴,文氏重气节,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千古之绝唱。在此,战干三团于是年八月一日正式始业,蒋氏题词:奋卧薪尝胆之精神,赴报国复仇之志事。战干三团以南京军校同仁,亦为江苏同乡之唐冠英(超伯)任该团中将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团长由蒋介石兼,团附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均系挂名)。唐系江苏同乡,过去在南京军校任总队长,与我甚熟,此次主持战三团工作,乃邀我就该团政治部少将副主任职。为此,曾三度来一厅商调,前二次均为厅长贺衷寒以工作繁忙,人手尚缺之由,予以婉拒,惟唐坚调之,至第三次,贺终同意放行。遂办理各种善后交接工作,及至是年八月中旬,方得以成行。随我同行者,有曾在军委会政治部举办之“留日学生训练班”第一期受训过的留日女学生鲁沙白,鲁系广东南海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此次由一厅科长张明介绍至战干三团服务(后任少校政治教官)。她生性活泼,善交际,故一路不觉孤单。一九五0年,我与鲁在沪上重逢,她说她当年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夫君朱济忍,亦为留日学生,时任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际处长。近自上海来人获悉,她已故世,生前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

  各方人士来战干三团

  战干三团成立之初,需人甚多。及我发表为该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亦有不少过去的同仁、故旧及留法同学找我,希望前往该团工作,后经我介绍,至吉安者有:葛建时,江苏宝山人,亦为南京军校政治教官同仁(由我介绍),此次复介绍至战干三团,升任为少将政治总教官,兼政治部第一科科长。我辞职后,葛氏接替我职,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去台湾。谢嗣昇,字履平,江苏溧水人,留法同学,曾任大厦大学教授。来团后,先任大队政治指导员,转任上校政治教官,后由我邀至武冈军校二分校任秘书。吴崇毅,江苏人,留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来吉安后,任为上校政治教官。戴元志,字揭尘,江苏人,中央大学毕业,南京时代军校政治部同仁(曾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科员),到三团后,任中校政治教官。抗战胜利后,戴任交通兵学校政工处长。方至刚,字释之,湖南湘人,留法同学,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来武昌政治部找我,我对他说:“如今国共合作,你可做事了。”来赣后,任为中校政治教官、教国际政治,后随我至武冈军校二分校任校。近者(一九八0年以来),尚常有鱼雁往来。其他如席文轲(丽生)、杨洪晋、孙以增诸君,均系大学毕业生,亦我所介,任为少校指导员。

  战时,常州同乡离乡背井,至武昌者不少,经人介绍,来政治部找我,我介绍其中数位前往吉安战干三团。如包泰任政治部上尉科员,沈有斌任上尉指导员,万舜祥任女生第一中队上尉队附等。其中万氏业于两江体专,后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训,擅体育,一九三○ 年代曾有田径成绩破全国纪录。一九四九年后任常州一中体育教员,是民革党员。一九三八年春天在武汉时,某日,妻弟祁式潜(字乐陶,时与沈钧儒、史良一起,在武汉救国会工作,是中共党员,),来政治部看我,目的是请我替他几个南京金陵大学等校毕业的同学吴大闲、胡笃弘、薛葆鼎、刘慈元等介绍工作,我允择机设法。嗣不久,唐冠英来

  部邀我赴赣,就战干三团政治部副主任职,并告之战三团筹备成立,需人甚多等情况。我即去找妻弟,告之成立战三团,需人很多,你的那几位同学愿意前往否?他答可。我旋问他,那几位同学能力如何?适宜做何工作?有否参加什么团体?他答,他们均与其同级(不一定同校),能力俱强,适宜做宣传组训工作,没有参加团体。我即去找胡轨(时内定为战干三团政治部主任),说我有几个青年朋友,系金陵大学等校毕业生,能力甚好,可否介绍至战三团服务?胡答,我们正需要人,你叫他们来谈谈,再确定什么工作。胡还问我,他们参加过什么团体没有?我答他们是应届毕业生,未曾听说参加过团体。

  我与胡轨谈好后,即通知妻弟,嘱其转知吴、胡等前来面晤,第二日,他即偕同吴、胡、薛三位前来,在一厅会客室见面。我乃一一问他们姓名、籍贯、年龄、毕业学校,愿意从事何种工作,他们一一回答。关于工作问题,他们说,愿意听从调遣。谈话后我即写了一封介绍函给胡轨,嘱吴等面呈。函的大意为:兹介绍吴大闲、胡笃弘、薛葆鼎等前来,请予接见,吴等系金陵大学等学校毕业,能力甚好,请委派适当工作等语。后来他们见胡轨后,胡即委其为少校政治指导员。过了几天,刘慈元亦来厅,我亦经谈话后,写介绍函给胡轨,胡亦任刘为少校指导员。吴大闲,胡笃弘两位于是年八月初,与唐秉光(君照,江苏人,中共党员,后任战干三团少校政治教官)同赴吉安,薛葆鼎、刘慈元稍后亦往。

  后来,我才知道,吴、胡、薛、刘四位均系中共人士,受组织派遣至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工作。吴大闲,今名吴伯文,江苏宜兴人,金陵大学文学士。一九四九年后,任国家计量总局副总局长。胡笃弘,今名胡叔度,湖南湘潭人,与妻弟相交甚久,自中学而金陵大学,均系同窗。

  南京时代,常来我家,对内子以小姐姐呼之,其母与我岳母亦甚熟,曾与老太太商议、两家结为连理,后因妻弟与居正六女居瀛棣相好,故而作罢。一九四九年后,胡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北京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等职。薛葆鼎,江苏无锡人,中央大学毕业。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有专长。据闻其表兄系立法委员王昆仑,后来他告诉我战前中央军校的教官同仁吴茂孙为其姐夫。刘慈元,今名马彬,江苏扬州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惟到任未及数月,即被迫离团,后来听说经重庆去了延安。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兼秘书长。

  他四人在战干三团工作期间能力均强薛刘两位文字亦好常有文章发表于战干之《战干》杂志上,及我于一九三九年十月调主武冈军校二分校政训,复调其中吴胡两位,前往服务。

  不久,妻弟告诉我,他要去“敌后”工作(所谓“敌后”,即中共控制之鄂东游击区),向我辞行,时其正与居正六女瀛棣恋爱,尚未有正式职业,没有收入。我当即送他盘缠若干并将自己一枝勃朗宁手枪送他,请他珍重。至六年后(一九四四),方在陪都重逢,是时,他已与居小姐结为连理,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战干三团举办之际,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初期阶段,中国共产党从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出发,亦通过各种关系,介绍人员来团。除我介绍任少校政治指导员的吴、胡、薛、刘四君外,还有中校政治教官张曼羽及政治部准尉司书陆英。张系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军校特训班第一期,曾于战干三团主持第一期特务组工作。一九五0年,在华东联络局联欢会上,鲁沙白告诉我,张系中共人士,并已与战三团第一期毕业生王燕生结婚。陆英为南京人,毕业于上海乡村师范,一 九四九年后,任中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前述之少校政治教官唐秉光,更是一九二六年即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唐氏后在抗战胜利后,参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后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

  战干三团的政治教育与政治教官

  战干三团的教育宗旨有所谓的“五育”(德智体群乐)和“文武合一”之说,具体训练方式为:(一)管教训学做合一;(二)一面学习,一面实习;(三)对内强调娱乐教育和生活训导;(四)对外加强民众运动和社会调查。我在战三团具体主持政治教育工作(政治训育则由胡轨负责),包括制定政治教育大纲,审核政治教材,督促指导政治教官之工作,具体事务则通过政治部一科(教育科)实施。科长原由政治总教官葛建时兼,后改由戴元志担任。一切有关政治教材之编辑,课程之调度安排,政治教育大纲之实施,讲义之核对、付印,政治教官之考核(通过政治总教官)均由一科办理。

  战干三团政治教育课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抗战建国纲领、国际问题、日本研究、兵要地理、现代民族复兴史、民众组织与训练、政治侦探、宣传技术等。第二期有:中国国民党及国军建设、战时经济与法律、全国总动员要义、地方行政、军队政工、防护常识等。其中政治部编纂的教本有《力行哲学》、《总理遗教六讲》、《军事教育之要旨》、《科学的学庸》、《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等十余种。

  除政治课程外,还邀集各界名人来团,就抗战诸方面做报告。记得救国会之孙晓村与王造时(留美学生,江西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均来团演讲,颇受欢迎。

  为培养学生演说宣讲能力,政治部发起演说比赛,以大队为单位,最后决赛成绩以女生大队为最优,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也。也为其后组织战三团“学生战时服务团”,协助地方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还组织战干剧社,定期排演抗日宣传剧目,如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第六处科长洪深的剧本《米》。即为剧社的保留剧目。

  战干三团第一期设有两个学员大队,三个学生大队,另有一个女生大队。辖男生二十二个中队,女生两个中队。采军事编制,大队相当于营,下设四个中队(连),中队下设三个区队(排),区队下设三个分队(班),每个大队约有员生五百余人,授业期六个月(学员队为三个月)。前期(自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为基本教育,后期(十月一日后)为分组教育,分军事、军训、政训、特务、医护五组,其中包括男生军事组七个中队,军训组四个中队,政训组六个中队,特务组四个中队,医护组一个中队;女生军训组一个区队,政训组二个区队,特务组一个区队,医护组二个区队。分别实施特殊教育,以适应抗战之需。训练期间,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陆续奉调前方服务及选送至军校第二分校深造数百人。

  我到任不久,即分赴各大队演讲,题目为“国际危机与抗日前途”,从日前欧洲两大危机的西班牙内战和捷克问题,联系中国之抗战,预测今后局势演变的两种趋势。并预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深受员生欢迎,纷纷索要讲稿,后经整理,发表于《战干旬刊》上。《战干旬刊》由战干三团政治部主办。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江西吉安创刊,其主要宗旨为宣传抗战建国,“将我们的血肉,筑起一条新的长城”。(《发刊词》)。辟有战时工作、国际评坛、青年园地、训练与使命、组织与纪律、认识与修养、宣传行动、战地通讯等专栏,每期还介绍旬日国际动向及旬日国内时事。自十八期(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出版)后,还增加了动态与感片专栏,请战三团第一期毕业分发同学发表工作报告及生活万相,并发行了国庆特辑、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特刊、军事教育专号、政治教育专号、民众组训实习专号等专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本团之使命》(唐冠英)、《战干前奏》(童伯璋)、《抗战与地形》(周廷儒)、《吉安的先贤与我们的责任》(毛礼锐)、《从纪念国庆说到政治民主化》(方至刚)、《妇女战时工作与干部训练》(李雪荔)、《军队政治工作的改进》、《从吉安到雩都》(卢伟林、刘定中)等,作者均为战干三团的各级工作同志。

  政治部属下之政治教官有六十人左右,均为上中少校阶级,学历除留学生外(以留法、日为主),其余系国内大学(如东南大学及其后身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的毕业生,亦有少量军校毕业生(期别较后)任为政治教官,教官除由我介绍者外,其他系由政治部主任胡轨、教育长唐冠英等推荐任命的。

  教官学问均各有所长,印象较深者如贾书法教官,东南大学毕业,贾为唐冠英小同乡,由唐介绍来团,任为上校政治教官,撰文及著述较多,后随我至南岳游干班及军校二分校任教,写了一本《国际现势》教本。抗战胜利后,任通讯兵学校政工处长,后去台湾,时常在台北出版之《江苏文献》季刊上有文章发表。毛礼锐教官,江西吉安人,留学英伦,习教育学,学有所长,后任中央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慎怀教官,广东人,系黄琪翔堂弟,留美出身,由军校教官叶法无介绍来团。俞浩(荫香)教官,苏州人,留日学生,后亦由我调任南岳游干班及武冈二分校。一九四九年后,闻任苏州市民革主任委员。音乐教官朱宗敬,江苏人(后经顾祝同介绍,与在三战区办报的马树礼兄喜接良缘),毕业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学生传唱抗战歌曲,及《战干第三团进行曲》(即《团歌》),团歌原为战三团某队壁报上写的新诗,后由政治部童君推荐在《战干旬刊》上发表,题为《三千条年青的好汉》。其词慷慨激昂:“战干!战干!三千条年青的好汉!斗大的头颅,柱粗的臂膀,壮气若层云之卷舒,热血如江流之浩荡,挺起胸,竖起肩,挑起时代的重担。为抵抗日本魔鬼之侵略而战!为建设自由平等之中国而干!卷起革命的风暴,掀起救亡的巨浪!扫尽旧中国的污脏,洗清旧时代的血账,战!战!干!干!三千条年青的好汉!”嗣由朱教官谱曲并教唱,传唱一时。

  筹建三青团战干三团区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夏成立于武昌,目的是以发动全国青年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由蒋介石兼任团长,政治部长陈诚兼任书记长(朱家骅代理),政治部二厅厅长康泽兼任组织处长。

  中央团部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各省市及其他重要机构均建立支团区团。是年十月,中央团部派令由唐冠英、胡轨、傅恒伯(教育处处长)、沈清尘、葛建时、朱楚藩(军事总教官)、李人祝(政治部秘书)等人组成三青团战干三团区团筹备处,以唐冠英为筹备主任,其余均为筹备干事。筹备处成立后,胡轨专司组织,我长宣传。为此,专赴各大队作“发展三青团的力量及其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的演讲。区团正式成立后,以胡轨为区团书记,我任执行干事,学生及学员定期举行集体入团仪式。

  筹备区团部期间,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由其副手(秘书)汤汝炎等陪同,来吉安视察团务,并召集发展区团组织工作会议,全体筹备干事均出席会议。康出身黄埔三期,家境贫寒,靠个人奋斗至今,颇得蒋氏之信任,其人颇有实干之精神,与胡轨关系较睦,我与其原来并不熟识,惟我弟沈霞飞曾在其主持的军委会别动总队任过指导员,此次来吉,经胡轨介绍,彼此才有交往。次年(一九三九)秋,我主持军校二分校政工,康曾介绍二人来校,均任为指导员。

  康泽一行在吉安期间,除与筹备干事见面,还召集全团分队长以上干部讲话,宣传青年加入三青团之意义及使命,自此以后,团务发展工作当进展顺利。

  三青团的成立,为国民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它名为国民党青年团体,内部却具相当独立性。蒋介石曾设想用三青团来包容一切小组织,并以之来改造与复兴国民党。然却事与愿违,党团关系一直未有改善,成为抗战前复兴社与 CC 系矛盾的继续。抗战中三青团坐大,成为重庆时代“倒孔运动”的要角,引人注目,致战后形成所谓“第二党”倾向,为蒋所不容,只有实行“党团合并”,另在国民党中央设青年部而代之。

  以上为团务方面,至于党务方面,直至战干三团第二期始业,始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任唐冠英为特派员,胡轨为书记兼执行委员。其他任执行委员者有:沈清尘、傅恒伯、葛建时、朱楚藩、李人祝、李曙(兼总干事),下设组织、训练两科。

  吉安会议

  是时,顾祝同以三战区司令长官之身份,兼任战干三团团附(副团长),某日,其托唐冠英转达我们,邀战三团干部前往相晤,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时驻节安徽屯溪,离吉安路途甚远,且交通不便,故吾等分批前往。第一批唐冠英傅恒伯,第二批胡轨葛建时,第三批沈清尘朱楚藩,见面后,顾询问有关教育情况,并约共进午餐,有上官云相、冷欣等作陪,席后模仿蒋氏向我们每人赠送其四寸戎装题名照一帧。!抗战期间,小小吉安县城各方军政单位颇多。除战干三团外,计有江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刘振群)、赣南师管区(司令杨挺亚)、江西省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总干事曾广梅)、保安六团等单位,极需协调。后由吉安县长胡某召集行政联席会议,战干三团主管均出席会议。其后战三团学生组织“学生战时服务团”协助地方工作,即为此会中所制定的计划之一。

  在进入二期抗战之际,军委会曾于吉安召集军事会议,检讨对日作战计划。计到会陈诚、白崇禧、张治中、薛岳、顾祝同等将领,及苏、浙、皖、赣等省的党政首脑,一时官盖云集。战干三团领导亦应邀列席,研讨党政军各方协调,阻挡日寇进攻。赣南行战干三团第一期学生,包括男生十九个中队,女生两个中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按期毕业,时军委会政治部曾派黄铮(一厅一处科长)任分发组长,来团主持毕业生分发,至二月中旬,除男生军事组两个中队,特务组一个中队,因入团较迟,需延至三月底毕业,及留团服务同学一百四十余人,选送新成立的军校第三分校三百五十多人外,其余均分发至各战区,记得宋美龄主持的一个战地团体,也至战三团要了一百五十多名女生前往工作。!第一期同学毕业后,又派员至浙、皖、闽、赣等省,续招第二期新生二千余名。后来成为蒋经国股肱的王昇,即为战干三团第二期在赣招收的新生。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军事委员会部署南昌会战。三月十七日,吉安城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敌机最猛烈的轰炸,从中山路到文山路,再到永叔路是一片断墙残瓦,死难同胞无数。三月二十七日,南昌沦陷,这证明日寇的魔爪已升入至江西腹地。移地教育,已为当务之急。三月底,战干三团奉令南迁雩都。在吉安八个月,军民惜惜相别,其景诚如一首诗中所言:“何日君再来?别忘了血债!吉安被敌机炸坏,叫我们怎能忍耐?别忘了吉安市街,别忘了我们敬爱,何日君再来?洗清这血债!” 第二期全体学员(生)以中队为单位沿着公路行进,各部官长亦随行。经泰和,渡赣江,沿途眼见赣南乡村的荒芜:壮年男子很少,仅有些无助的老幼及妇女。战争的影响,随处可见。

  途中,政治部组织宣传队,一面行军,一面开展宣传,受条件的限制,宣传工作以口头宣传为主,包括演讲、张贴抗日标语、漫画等,除对学员进行宣传外,还深入到沿线驻地的民众中去。到了兴国附近,看到大片的田地荒芜着,无人耕种,被炮火摧毁的楼房。及竖立着的危墙,随处可见。这一带昔年是中共的苏区,断墙残壁间还可约略见到红军留下的标语。进入城内,到还繁荣,行人川流不息,商店也不少,与城郊迥然不同。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妇女特别勤劳,许多繁重的劳动都是由妇女来完成的,这与我的家乡苏南有相当的不同。

  四月十日在兴国,战干三团和兴国各界在万年台广场举行了一场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战干团与兴国各界的民众有三千多人参加,其中有战干团各中队的代表;有兴国的中小学生;有兴国农、商、工、妇各界的代表;还有从南昌战役前线下来的伤兵代表……把整个广场挤得满满的。

  军民大会由我任主席。我首先从江西的革命历史,谈到今天的持久抗战,希望同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先后发言的还有战干三团、兴国县政府、县党部、平川中学、伤兵管理处等各界的代表。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台下的鼓掌和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多姿多彩的游艺活动拉开了序幕。有大合唱《民众起来》、《救中国》、《中华万岁》;有双簧、歌咏、口琴及独幕剧的表演。当独幕剧《死里求生》中最后日寇被杀的场景出现时,台下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震天口号。最后,战干三团的战干剧社排演了由剧作家洪深(常州同乡),创作的反映米商响应政府号召,投入抗战行列的话剧《米》,将会场的气氛又推向了高潮。自中午开始的联欢大会,至结束时已是暮色苍茫了。

  离开兴国后的第三天,我们终于到达了雩都。后来,战干三团奉令又迁瑞金,建制撤消,归并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其第二期学生均以第三分校十六期学生政训总队名义毕业。

  兼职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自“七七”抗日军兴开始至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其后为第二期抗战阶段。在南岳高层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第二期抗战应是“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遂有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之设立,蒋亲兼主任,军训部长白崇禧及政治部长陈诚兼副主任。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另派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襄赞一切。

  我在战干三团,负责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嗣后却与政治部主任胡轨不睦,胡氏在南京军校时,曾任政训处训育科长,后我继汤武后,接任政训处教育科长职、与其经常晤面,胡出身军校四期,在黄埔学生中算是小弟弟了,惟生性木讷,不善言辞,且气度狭小,颇有心计。也正因为如此,在我赴战三团之初曾对胡说过,我只协助他处理教育工作,其他均由他主持,惟他仍心有疑虑。在战三团,我们朝夕相处,他以政治部主任身份,主持全团训育,包括指导督促政治指导员的工作,却未能做到用人不疑。我介绍的一位指导员刘慈元,胡怀疑他是共产党,竟指派政治部训育科长李曙(黄埔六期生,浙江永嘉人,曾任南京军校训育科股长,后来做了胡轨手下的军三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偕同另一科员,趁刘不在之际,进入刘的宿舍检查其笔记本,后刘被迫辞职他去。此事引起部分指导员及教官的不满,且事前事后均未通知我。当我向其指出时,他顾左右而言他。更有甚者,在他赴渝受训政治部主任由我暂代期间,竟指使下属(李曙、李人祝、许太空等)写匿名信恐吓我。我知其不能容人,乃藉赴重庆政治部述职之机,决意辞职。乃由吉安飞机场某副主任以小车送我至赣州,复经衡阳、桂林、贵阳而至渝,时为一九三九年二月抵重庆后,我即向军委会政治部请辞,惟政治部不同意我辞职,而予慰留。考虑人事因素,令我以战干三团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兼任衡山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政治主任教官。并让我从战干三团政治教官中,选派得力者若干,前往游干班任教。一九三九年三月,我离渝,先返江西战干三团,待至南岳,已为春夏之交。在衡山,与游干班代理教育长李默庵(后真除)接洽,时游干班教育长汤恩伯刚离任,汤之三十一集团军派驻游干班的干部大部亦随汤离去。副教育长,中共的叶剑英亦已他调。比汤迟走数日。惟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派驻游干班之教官李涛(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薛子正(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吴奚如(湖北人,黄埔学生)等仍在衡山,他们单独居住,与其他教官接触不多。嗣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其中李涛、吴奚如(均为政治教官)稍有往来。!我在赣省战干三团,一方面调配干部来游干班任教,一方面招收该团第一期毕业学员来游干班受训。在战干三团,经征得本人同意,调葛建时、贾书法、俞浩等数十位教官来衡,时游干班第一期学员大部已结业,第二期学员正在征集,尚未报到。不久,新任政治部主任戴之奇(黄埔四期生,贵州人)到任,我改兼政治部副主任。斯时不少政工主管亦在游干班兼职,如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均为兼任讲师,讲授“组织训练”与“三民主义”课程。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亦是游干班的国际问题兼任讲师,先前曾来南岳作过抗战问题的演讲。

  游干班各队分散在南诸峰中,其开办目的在于为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培养游击干部人才。调训对象为各战区部队中级军官(营长以上)及各地各级政工人员,训练三个月,结业后仍回原服务单位。

  在游干班,我仍负责政治教育工作,曾在总理纪念周上作过国际形势的报告,并于《游干》周刊发过若干文章,同仁方面,刘嘉树(教育处长,湖南人,黄埔一期生),彭旷高(湖北人,军事教官,后任鄂省七区专员,为我之前任),吴裕後(政治教官)及妻徐卓如(常州同乡)均时有往还。离别多年后,及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在武汉公干,应邀参加游干班留汉同学发起的春季聚餐会,又与刘、彭二人同列一席,叙旧言欢。!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受训学员共分八个队,每队下设三个区队,共有学员一千余人,其中第六队第三区队为女生队,其队长为胡兰畦。胡为四川人,留德,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在抗战初期于沪上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随陈诚部将罗卓英部,转辗东战场,及皖南、赣北等地,颇为出名。我初到南岳,于上山途中,恰与其不期而遇,经人介绍,彼此握手寒暄,胡谈锋甚健,善交际。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0年初,我在上海参加由华东联络局召集的座谈会,以“团结进步”为号召,召集人为联络局专员侯雨民,胡亦在座。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发表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后易名北京工业学院)教授,讲授企业管理课程,胡亦已在京工,任总务处副处长。一九五七年,胡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现闻在四川,已为耄耋之年的老妇了。

  一九八〇年代,我受聘为浙江省政协委员。某日,在参加政协组织的联谊会上,与我同桌者,有一秦姓女士,年约七旬左右,风度犹存。不知如何谈起抗战往事。我谓战争初期曾往衡山,主持南岳游干班之政治宣传。她听后,即说她原为游干班第一期女生队的毕业生,并问我姓名,我告之后,她说听过我的演讲。我即问她,知道胡兰畦否?她谓甚熟,并谓她本人即胡兰畦组织之战地服务团的成员,随其由沪至赣而湘,参加抗日工作云云。言毕,感慨不已!

  军事政治教官研究班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国国民党临全大会提出“训练重于作战”之口号,复设立中央训练机构:指导机关为中央训练委员会,实施机关为中央训练团,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负责分期分批调训全国党政军各级干部,以为抗战建国之需。中训会及其中训团成立后,由蒋介石兼任中训团长,另设教育长、副教育长各一,负实际责任,分别由政治部长陈诚,副部长王东原任之(后陈辞教育长兼职,由王继任之)。武汉失守后,中训团迁湖南零陵,复迁四川重庆浮图关,在关下迁坟建设团址。浮图关因语音不雅(在川语中,有糊涂关之称,社会上亦有“浮图关训练糊涂官”的谐语。),蒋氏乃提议易名复兴关,意思是民族复兴训练,并为之题写关名,刻于石壁之上。故此后中训团之训练,亦以“复兴关训练”称之。

  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奉政治部部令,离南岳赴重庆,入中训团军事政治教官研究班受训,并兼任指导员。

  军事政治教官研究班,名为中训团一个训练单位,实由政治部主办与召集,共办两期,每期受训时间为二周。第一期自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第二期自八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日。班址设在渝市沙坪坝之南开大学内,调训对象为各军校之政治教官及各高中以上学校之军事教官。设有班本部,班主任张厉生,但张不常去,实际负责为贺衷寒。下设教务组(组长杨麟)、训育组(组长杜心如)、总务组(组长路邦道),及医务所等机构。全体学员编为一个大队(第五大队,大队长郜子举),下设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中队。第一期有学员三〇三人,第二期有学员三七八人。

  八月一日,该班第一期始业,其修业方式除聘请讲师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陈立夫、张群、翁文灏、周钟狱、叶楚伧等来班。讲授国家总动员、军政与政训、领袖言行、抗战建国纲领、战时生产问题、内政问题、战时宣传方针及总理国防十年计划外,还要整理各军校政治教材,包括:(一)制定各军校政治课程计划草案;(二)拟定六大类十四种政治课程的讲授纲要;(三)审定政治教材,非部订教材,一律停授。该班注重小组讨论,由政治指导员主持。讨论之前,先召开指导员联席会议,商订讨论大纲。一般上午听讲,或讲演,下午分组讨论,研究交流政训经验及体会(包括政训课程之种类,内容,教授时间等),指导员尚需要将本人对政治训练之心得与体会,向学员报告。这是衡量政工主管口才优劣的标准,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则木讷呆板,语句含混不清。兼任指导员有五十余人,多系各军校政工主管。记得有曾扩情(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贺醒汉(贺衷寒兄,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李厚徵(军校四分校政治部主任)、滕杰(战干一团政治部主任)、胡轨(战干三团政治部主任,后为军校三分校政治部主任)、倪文亚(军校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孙伯骞(战干四团政治部主任)、任觉五(军校成都分校政治部主任)等。部分政治教官,如成都中央军校之向理润、唐圭璋,武冈军校二分校李琳等,亦任为指导员。主任指导员为邓文仪(迁蓉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邓出身黄埔一期且留俄,资格很老,惟口才欠佳,言不及义,演讲时“这个!”“那个”,语句不连贯,引为笑语。最后,指导员还要将受训教官所撰的自传、论文,及小组讨论的发言分别评分,综合确定受训者的成绩。

  我因在指导员所作的政训方法报告中,普遍反映较佳,引起政治部长陈辞修的注意,乃约我谈话,陪见者有其秘书长柳克述,柳为南京军校政治教官同仁,深得陈氏倚重。时军校各分校训练扩充,其中军校二分校十七期拟扩大招收四个总队,将进入全盛期,故极需得力干部。而恰此前二分校政治部主任刘公武因事去职,职位空缺,陈乃征询我意,是否愿去二分校,我允诺。受训结束后,即发表任职令,同时发表者,有李侠公(贵州人,一九四九后,任民革贵州省委主委)任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时为一九三九年九月。

  主持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政训工作

  自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二年夏,我任驻湖南武冈之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同少将政治部主任,主持该校的政训工作,为时近三载。时为抗战之最艰苦岁月(相持阶段),政训工作亦以抗日政工为主要任务。在武期间,亦为第二分校全盛时期,全校八个总队(十六期八、十九总队,十七期六、七、二十一、二十七总队,十八期十二、十三总队)有官生两万余人。这些抗战军事政治干部毕业后,分发第六及第九战区前线,充实基层干部力量,为抗战之最后胜利,补充了生力军。由于二分校训练严格,故毕业生颇能吃苦,绝大多数遵照分发准时抵达各部队,受到军委会校阅之好评,名列各分校之首。今日在台湾的军方人士中,据闻亦有不少二分校毕业生。近者(一九九0年),有朋自台北来访,说在一份资料中偶然看到,当年二分校十七期毕业的一个学生,去台后做了高雄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陆军第二军团中将副司令……到校次年,分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成立,我兼任执行委员、书记长(实际工作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另派专任秘书负责),并兼校刊《战斗日报》(后改《党军月报》武冈版)社长、发行人,宣传主义及战地消息,鼓舞军民之抗战斗志,不遗余力。后期,由于环境的改变(抗日政工向防共政工之演化),我素所主张的团结各党各派共同御侮的观点(即任人唯贤,而不论其何党何派),与某些力主限制“异党”之极端分子,产生矛盾,终至遭人控告,指为“包庇共党,危害党国”,被记大过两次,为形势所迫,我被迫赴渝请辞。回忆及此,无限感慨!一九三九年九月,我接任职派令后,先赴四川泸州接眷,一行舟至重庆。复自重庆启程,过江至海棠溪车站,转乘公路车南下,经贵州之桐梓、遵义、而达贵阳。稍事休息后,转玉屏,进入湖南境内,复经芷江而达洞口。洞口为川湘公路之尽头,由洞口至武冈六十里路,不通公路,我等一行坐滑竿(湘西的一种交通工具,由两位挑夫抬行,类似江南的轿子)前往,将至洞口,前方来报,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来湘西视察,已抵洞口。我接报后,令眷属稍候,已率随行人员赶赴洞口。时二分校主任李明灏获报后,亦率二分校部分主管来此迎接,旋李与我共谒陈氏,陈听取吾等汇报后,嘱我召集政部工作人员(秘书、科长及部分政治教官)集合,由我向其一一介绍与会各人之姓名、阶级,嗣陈即席于一草坪中发表讲话,内容涉及二期抗战后之形势,所面临任务,及军队政工之作用等。陈氏离去,我等复上路,一路风尘,历时十余日,及达二分校校部武冈,已为十月矣。

  二分校校部人事机构

  抗战时期之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其前身为武汉分校。抗战爆发后,分校扩充,冠以数字为名,乃易名第二分校。及武汉沦陷,迁湖南邵阳,以营地不敷,复迁武冈。武冈地处湘省西南,为丘陵地区,周围田园繁茂,林木葱茏,物产丰富,为清初吴三桂之行宫所在地。从战术训练学上来看,为良好之军事训练场地。二分校迁武后,其各总队星罗棋布般地分散在武冈、高沙、山门等地。其规模(开办班次、类型、毕业生人数等),在战时中央军校的九个分校之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胡宗南之第七分校(设西安王曲,留法同学顾希平任副主任,政治部主任为抗战前南京军校七期时代政训处训育股长王超凡)。

  我在武冈期间,二分校主任(校长由蒋氏自兼,系挂名,主任负实际责任)为李明灏。李为湖南醴陵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北伐时,曾任程潜部团长、师长,后任南京军校少将教育处长。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办日式军事教育很有一套。一九四九年夏,参与策动湖南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副省长多年。令我没有料到的是,“文革清阶运动”之中,我所在单位浙江大学的造反派曾找到李外调我在二分校的情况,可能是迫于环境,他竟违心向这些造反派说了并非事实的话,给我造成了许多麻烦。 “文革”结束后,旧友唐友渔(常州同乡,昔日二分校之上校通讯教官)来访,代李向我致意,可能也是表达一种歉意吧。

  副主任周磐,字砥平,湖南邵阳人。出身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曾任何健部的师长,为人颇讲江湖义气。在任期间,与李明灏在许多问题上不睦,后继李任二分校主任。

  与校本部(设武冈东之法相岩山)在一起的有办公处(处长姚价垣)、教育处等机构。教育处长李亚芬,字达云,湖北黄安人,抗战前在李明灏下任南京中央军校教育处少将步兵科长。一九三五年夏,我与他代表军校同赴北平招生,为时一月,朝暮相处。李为人实在,惟不得志,后调军令部中将部附闲职。一九四三年秋冬,内子一行离武冈往重庆,李亲率九十七军两部军用卡车至武接眷来渝,沿途通过种种关卡,终于平安抵渝,至为感激!

  另外,总务、经理、军械、军医等处,亦设于法相岩。其中军医处中校医官朱晔,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医科,我在武冈期间,某次发副伤寒症,病势凶险,朱力排众议(时年仅二十八、九岁),用抗生素治疗,终得以痊愈。朱太太严汝英,为沪上老报人严独鹤之女,大家闺秀,在武期间,与内子巩华,相交甚笃,时常一同出游。武冈城内,传为美谈。一九四九年后,我与内子,与其夫妇,仍时相往还。朱任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已为三级教授。一九八六年春,内子病逝,朱夫人寄来挽文,情深意切,内中忆及武冈时代之种种,读之催人泪下。

  政治部人事安排

  军校二分校政治部主任原为刘公武兄,湖南华容人,留德兼留日学生。战前任过中央军校特训班政治总教官,期间编过一本介绍徳意志民族复兴的书,能力较强,此次因事去职,就留在武冈任县长。与我合作逾一年,甚为融洽。至一九四0年冬,刘调西南游干班(南岳游干班后身)任政治部主任(时政治部长已为张治中),方与之分别。后又与之在重庆复兴关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同学半载,抗战胜利前夕,刘随王东原先生去湖北恩施,任三青团湖北省支团干事长。王东原邀我赴鄂西,主持七区区政,即托来渝转达邀意。一九四九年夏,刘参与程潜起义,后长期任职湖南省参事室。至一九八0年,留法同学方至刚(释之)兄自长沙银盆新村来函,提及刘嘱代笔问候之意,我即回函,请方代向刘致意。!

  我对刘前任之属下,俱依据其才干,予以任用。如政治教官李琳(字淡如,湖南平江人,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我在重庆沙坪坝军事政治教官研究班时相识,颇具才干,我即请准校主任李明灏,委其为政治部上校副主任,辅佐我工作。李妻方陶,亦出身莫斯科中大,口才较好,我亦任其为二分校附设之和平小学教务主任(我兼该校董事长)。另一留苏出身的王平一,山东人,原为二分校政治总教官,《战斗日报》总编辑。我到任后,委其主持十七期山门政训总队。刘尚均(又名刘鹤群)兄,江苏常州人,原任二分校大队指导员,我见其文字流利,任其为《战斗日报》总编辑(我兼社长)。他如施浩达(江苏武进人,政治部上校科长)、姚素昉(湖南人,上校政治教官,政治部战时青年服务社总干事)、马健(安徽人,上校政治教官,姚素昉调任《战斗日报》总编辑后,马继姚职)、王汉中(江苏人、中校政治教官)、薄冰(河北人、中校指导员)、郭明德(江苏人,中校指导员)等刘前任属下,均予以留任。接任之初,需人甚多,除对上述原在二分校之同仁予以留任外,我复自江西战干三团(后

  并入军校三分校),及衡山南岳游干班调教官及指导员多人来校,且大多提升任用,记忆所及,计有:

  谢嗣昇,来校后任为上校秘书。惟未及一载,就辞职他往。谢后在重庆与蒋经国搭上关系,蒋让他参加三青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工作,又让他去青年军政工班受训,结业后又受命担任青年军 207 师的少将工处长。

  贾书法,自战干三团而南岳游干班,俱随我往,来武冈后,任为上校政治教官。方至刚,来武冈后,升为上校政治教官。任内编著《苏联研究》小册子,经我签准付印。开济,字化国,安徽桐城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原任战干三团中校政治教官,我调其来武,委以政治部一科上校科长。张文翰,常州同乡,上海法政学校毕业,原任军委会政治部一厅二处一科上尉科员,我参加军事政治教官研究班,张亦以政治部工作人员身份参加服务。及我发表二分校政工主管,乃邀其来武,先任少校政治教官,至秘书谢嗣昇辞职,乃以之继任政治部中校秘书,信任有加。后我被控辞职,张亦受人排挤,辞职后即在武冈城内执律师业。习文轲,河南人,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原战干三团少校指导员,来武后升任二分校中校指导员,习妻刘自慕,亦大学毕业生,随夫君来武,任为和平小学教员。孙以增,浙江人,出身暨南大学,原战干三团少校指导员,来武冈后,升任中校指导员。沈有斌,系我江苏武进前桥同族人,原战干三团上尉指导员,升任二分校少校指导员。俞浩,江苏吴县人,随我自战干三团而南岳游干班,复邀至二分校,任中校政治教官,俞后与我为中训团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同学。许复,江苏宜兴人,留法同学。原系战干一团政治教官,由我邀至衡山南岳游干班执教。来武冈后,担任上校政治教官。离武后,担任江苏省民政厅主任秘书,一九四三年初,与我在高级班同期同学,后与我同时发表为江苏省政府委员。潘旦明,浙江温岭人,与许复同为战干一团教官,后以我邀,转南岳游干班任教,来武冈后,任二分校上校政治教官兼政训室主任。近者(八十年代中期),他不知从何处知我住址,来家访见,几十年未见,叙说别后坎坷,已垂垂老矣!

  周启才,浙江江山人,留法习教育学,一九四0年初,由其昔日东南大学同学贾书法介绍给我,我委其任上校政治教官,兼军校附设和平小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周任浙江省党部常务监察,国立杭州艺专训导主任。

  此外,妻弟介绍的胡笃弘、吴大闲两君(中共党员),原任战干三团少校指导员,俱邀来武冈,升任为中校政治指导员。

  还有一位北伐军中的旧友刘锡畴,字柏如,留日学生,湖南邵阳人。北伐时,我任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秘书,刘为团指导员。北伐至江南时,刘转任第二军军医院党代表,“清党”后失去联系。此次来武冈找我,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我当即应诺,旋请准李明灏,任为中校政治教官,后升上校,并兼《党军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前夕,日寇侵犯武冈,刘不幸为军杀害,以身殉职。

  政治训练概述

  我到任后,即依据军委会《政训令》及政治部《各军事学校政治训练计划大纲》之原则,并据二分校之具体情况,主持制定《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政治训练计划纲要》,对政训之各方面(政治教育、政治训育),规定至为详尽,时为抗战阶段,政训计划突出抗日精神,各类政训教材之编纂,报刊文章之撰发,精神讲话之内容,无不照此办理。是为抗日政工之重要方面也。

  二分校政治部,设武冈城外星云山脚之三里亭,与校部不在一处。我住东山湖家,后迁五里牌,离部尚有许里路程,地处郊野,有不少无主荒坟,且晚间无电,路过此地,灯笼常会无故熄灭,故民间常有“闹鬼”之说,传播甚广,一时人心惶惶。政治部下设两科一室,第一科即政治教育科,负责政治教育计划之制定(通过政治教官)、检查、考核;政治教材之编印、审查、修订;政治课程之安排等。第二科即政治训育科,负责政治训育计划之制定与实施(通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工作之安排、督促、考核;毕业生登记等。秘书室则负责文牍、档案及其他不属第一、二科之事务工作。!另据军委会政治部之规定,分校政治部每月需呈送工作报告书一份(由我签核),内容涉及有关政训情况(如政治教育、政治训育、宣传工作、集会、党团活动、人员异动、经费收支等),分门别类,至为详尽,且列为政治部工作考绩科目之一。

  时在“以党治国”“以党领军”时代,党务方面,二分校设国民党特别党部,主持党务工作,办理学生集体入党,由政治部兼理之,所谓特别党部,即其组织关系直隶国民党中央党部,而不属所在之省市党部(时各军队、军校及高级军事机关均设有特别党部,而于中央党部内设军队党务处负责管理之)。特别党部设执行委员四人:李明灏(兼特派员)、周磐、李亚芬、沈清尘(兼书记长),具体事务由中央党部派干事负责之(时干事有二,先为皖人伍俊德,后为粤人袁涤非)。并于各总队及校部各处室设区党部、区分部。团务方面,设三民主义青年团武冈区队部(隶三青团邵阳分团),以我兼区队长,姚素昉副之,易瑞芝(武冈县党部书记长)为监察员。各总队(包括武冈、同亦、高沙、山门等)各设分队,区队部成立大会于一九四 O 年四月假武冈三义宫战青社举行,由我任主席,仪式隆重热烈。在兹“宣传重于作战”之大时代,政治部办有校刊《战斗日报》,日出四开一张。战报前身为武汉分校时代之《军人魂》校刊,一九三八年四月创刊,自一九四一年二月起,奉命易名《党军日报》武冈版。另有学术研究性之军事政治综合刊物——《武冈月刊》发行(一九四一年创刊)。还编有《战斗丛书》多种,如政治教官刘晓桑编撰之《军国民日课》一书,图文并茂,以普及全国识字教育及军国民常识为宗旨。

  为了活跃员生生活,政治部属下之战时青年联谊社(亦称三义宫俱乐部,设于武冈城内之三义宫,取三国时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意)办有战斗剧团,设平剧(京剧)、话剧诸组。其中话剧组演出的反映华北危机,揭示光明未来的四幕抗战话剧《黑地狱》,于三义宫俱乐部(后改称古今演义场)公演后,反响强烈,历久不衰。京剧组阵营亦很齐整,曾连演《杨家将》等剧目,深受欢迎,不少教官及其眷属都系京剧票友,以发扬国粹为己任,后来,又成立了武冈民众国剧社,使京剧在武冈得以复兴。其他方面,如开设战时讲座,每周三、六下午举行,邀各界人士刘侃元、李仲坚等主讲,主题为现阶段之抗战形势。并举办“七七食堂”,“九一八筵宴”,意在毋忘国耻。另开设职业介绍所及英、日文补习班等,均为青年提供了良好的精神生活,在艰苦的抗战大时代,于湘西南之一隅,有此“弦歌不绝于耳”,亦为民族复兴之先声也。

  二分校附设和平小学及私立洞庭中学

  二分校迁武冈后,随校眷属颇多,为使子弟不致因战时而延误学业,乃由政治部出面,创办和平小学,和小设在武冈大隍城杨氏总祠内。于一九四0年二月行始业典礼,我以董事长身份应邀到场致训。其教师大多由政治教官(或眷属)中学有专长者兼任,校长由留法同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教育学院之上校政治教官周启才担任,周对教育心理、教育行政颇有研究。教师王毅、刘自慕、章焕等,均一时之贤。章焕老师,时年二十四岁,毕业于战干一团,喜着武装,英姿飒爽,为我二子(龟年、鹤年)之班主任,时来家访。另一刘老师,经内子巩华撮合做媒,与政治教官贾书法相识恋爱,终成百年之好,亦堪称郎才女貌。学生方面,李明灏之女李吟波、李琳之女李露华,时均为和小学生。光阴似箭,现均至花甲之年了。教师中还有一位教音乐的周老师,教授学生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在二分校之运动会中,带领和小学生作反映抗日内容的团体操表演,引来掌声不绝,惜其后遭人控告为共产党,被迫离校。嗣周校长辞职他往,和平小学亦易名为中正小学。

  私立洞庭中学,创办于一九三九年夏,先为初级中学,后增设高中。由李明灏、刘公武(时任武冈县长)、周磐(时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凤翔、许浩然(武冈绅耆)等发起创办。先设武冈城内茅坪里陆公馆,后迁武冈县大隍城李家祠,聘湘人刘侃元任首任校长。董事会由各方各界人士组成,以李明灏兼董事长,我到任后,亦聘为董事,规模有所扩大。在战时之湘西南地区,洞庭中学学生的成绩及校风均名列各校之前,名扬三湘四水。

  李明灏颇具军事战略家眼光,其以为要在武冈坚持军事训练,培育军事人才,非解决后勤供应不可,以打破日寇封锁。乃于校务会议上提出在湘西靖县(离武冈一百五十里)购置土地数千亩,筹组归田农场,拟自力更生,解决后勤问题。并组织管理委员会,各处长、办公厅主任、总队长等,均为当然委员,我亦列委员之名。惟此计划虽好,却因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实行不易,及李调渝后,终成虎头蛇尾之势也。

  讨汪集会

  一九四 0 年三月三十日,汪伪政府于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自任伪“行政院长”兼代伪“国府主席”。重庆国民政府立即宣布南京伪组织为非法,并下令通缉汪逆等汉奸。四月十日,武冈各界军民二万余人,于公共体育场集会,举行盛大之“讨汪除奸,反对伪组织”大会,由我及县长刘公武共同主持。在向国军抗战阵亡将士默哀三分钟后,由我致词,历数汪逆从“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之慷慨革命者,堕落成国人皆曰可杀之汉奸卖国贼的历程,汪逆及其老婆陈逆璧君之行径,比昔之秦桧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反对伪组织,就是要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践抗战建国纲领,加强抗敌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致词毕,各界人士高呼口号,慷慨激昂。嗣持汪陈两逆跪像,列队游行,一路口号及歌声,不绝于耳,会后通电全国,以张正义。电文如下:

  全国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各报馆、各同胞钧鉴:

  汪逆兆铭,背叛党国,屈膝敌寇,早经国人共弃,政府通缉。殊逆丧心病狂,怙恶不悛,更集汉奸大成,签订卖国密约,盗窃名义,傀儡登台,举国家民族,有形无形之权利,完全奉送敌手,将中华民族千世万代之子孙,永远陷于奴隶,虽数千年来降敌事仇,叛国窃名者,未有如汪逆之极。吾人黄炎后裔,愤恨何已,誓与若辈败类,不共戴天,愿以牺牲一切之精神,保护我祖国历史之光荣,料彼等敌阀,扮演汪逆丑剧,掩饰本身,声嘶力竭之败象,冀转国内人民反战之视线,于我抗战信念丝毫无所动摇。特电声讨敬望全国同胞加紧抗战,痛歼敌伪,光复河山。湖南武冈全县人民仝叩。

  我与《战斗日报》及《党军日报》武冈版

  《战斗日报》及其后身《党军日报》武冈版在战时武冈乃至湘西南地区,是一份颇具影响的报纸,以其每天均有的抗战电讯、战事消息发布,起到了鼓舞军民斗志的巨大精神作用。其时,我以政治部主任身份兼任该报社长及发行人。一九四○ 年四月在《战斗日报》创办二周年之际,我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曾论及抗战宣传的重要性:宣传是战斗的一种,近代战争,宣传战尤占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一般人说是失败于宣传。这一次欧战发生后,英法和德国的宣传战,反比军事战更剧烈。“宣传重于作战”这是我们最高统帅的第二期抗战中的战略上一个重要启示。“攻心为上”“先声夺人”虽是古代作战的要诀,也是今天作战的原则。所谓“攻心”“先声”都是宣传,由此可见宣传的重要。

  一个贫穷的中国,要从事现代战争,要和准备着几十年而具备了帝国主义条件的倭寇作战,所恃的不是物质,而是至高无上的革命精神,也只有精神可以战胜物质。这种革命精神的唤起,就靠宣传,而宣传的利器,莫过于报纸,这是本报的第一个使命。其次现代战争的特色,是全面战,全面战的重要条件,是要全民族意志的融通和精神的团结。假如消息隔绝,在精神上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甚至因此减低国民的斗志。在交通阻隔,地处偏僻的武冈、新宁、城步各县能对外沟通消息,传达意志的,只有本报,这是本报的第二个使命。

  该报虽为四开小报,但为配合抗战,其内容却颇为丰富,设有抗战论坛(主编谢嗣昇、李琳)、敌情研究(主编俞浩)、政训研究(主编李清峰、施浩达)、国际问题(主编贾书法、李琳)、照妖镜(主编刘尚均)、人物素描(主编刘尚均),及战地通讯、抗战新歌曲、东南半壁等多种专栏,聘请政治教官中特具专长者主持之。有些副刊上的文章,还印成单页,分发武冈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张贴传阅,以扩大宣传。一九四 0 年二月,战报于一版下方发表了作家老舍(舒舍予)写的《西北归来》一文,记述了其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身份,随北路慰问团赴陕甘绥等处劳军时的所见所闻。舒先生以朴实的文笔,描写八路军及友军的抗战情况,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增加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应总编刘尚均之请,我亦主持该报三民主义研究专栏,发表有关研究主义之专文《从中华历史上说明三民主义的实际性》,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史,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必须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方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其他如胡秋原之《民族主义论》,张文翰之《总理遗教提要》,陈学才之《民生主义的双重使命及其实践》均在该栏发表。常州同乡张九如时任中央宣传委员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曾撰有《请出总理遗教来驳斥汪精卫的谬论》一文,刊载于重庆各大报,一时脍炙人口(后收入其《不得已集》中)。我赴渝市公干,即住在其家(重庆中一路嘉庐九号),张曾于中央战时学术讨论会中,有关于三民主义思想之演讲,颇为深刻,我乃请准张同意,索得讲稿,发表于《战斗日报》上,题名《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为之撰志。

1940年4月20日在二分校《战斗日报》创刊二周年发表的署名献词,时任该校政治部主任、《战斗日报》发行人

  一九四一年二月,《战斗日报》奉命易名《党军日报》武冈版,以与成都军校之校刊统一。编辑人员虽有所调整,(时编辑为黄河),但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第一版为重要国际新闻版;第二版为国内外要闻版;第三版为专栏版及各省地县消息;第四版为专栏版。发行量从最初的一千份增至五千份,发行范围遍及武冈、新宁、城步、靖县、东安、辰溪等县及湘省驻军各单位。

  一九四二年夏,我卸任政治部主任以后,该报仍继续出版,直至抗战胜利,二分校奉令裁撤止。

  在我任内的一九四 0年四月,发生了《战斗时报》总编辑,第三党人刘尚均被控事件。刘与周恩来系天津南开中学的先后期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加入第三党(即邓演达主持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原任二分校大队指导员,我到任后,见其文字流利,乃邀至《战斗日报》社服务,先任编辑,后升总编辑。并决定于报名栏发行人之下,增添编辑名,委以重任,让其放手工作。刘为人耿介,曾语我曰:“你善善而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其工作尚称努力,接编战报,内容增色不少,其本人亦于战报上发过不少文章,主持该报《人物素描》专栏期间,撰有《关于周恩来》一文,经我签准,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战报之上,反响颇大,文中回顾与周同学历程后有谓:“总之,恩来在革命过程中,功罪互见,但西安事变获救委座之功,却不可泯灭,讲到交朋友,或周君的办事精神,却亦不可多得也。”等语。又发表《湘鄂豫之行》(记述三省抗战情形)、《贼缪斌》(揭露汉奸缪斌)等专论文章,编有“国魂永在浩气长存”——记述历史上戚继光、袁崇焕、于谦等民族英雄事略,以激发抗战斗志。一九四0年二月二日,发表《邓演达》一文,对邓之被执,深表痛惜:“雨花台前,一弹而终,扬子江畔,三魂缥渺,怜哉!惜哉!痛哉!”文末一段,意味深长:“邓君办事,无一刻不紧张,待人接物,无一处不诚恳,如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头筋暴胀,颜色严肃如秋霜,使小人魂魄皆丧,部下有暗取回庸者,立置重典,行路时铿锵有声,闻之胆裂。闲时手不释卷,惜不甚好读中国古书,遂缺修养之功。黄埔军校全体官生。至今犹多追念之。吾愿今后青年,读斯篇效法邓公之人格与精神,再益求做人修养之功夫,则不为国家栋石,吾不信也。” 不幸,刘因此文,触犯禁忌。政治部及特别党部某些极端分子,将刘文剪下,划了红杠,联名控告至军委会政治部,谓刘利用《战斗日报》,替“第三党”张目,对“领袖”之大不敬,应予“严惩”。时值推行“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时代,政治部下文,令将刘撤职查办,复令将其“押送至渝,听候处置”。李明灏接公事后,约我至校部,将政治部公文及控告函(略去控告人)交我办理,刘闻知后,亦神情紧张找我相商。我以为,刘虽有缺点(其在战时背景下在战报上刊登为其母祝寿之文,为人所不满),但以言制罪,尚不足取也,考虑再三,乃嘱刘于战报上刊登紧急启事,自行辞职,并说明原委。复请准李明灏批准,嗣由我亲陪刘赴渝,面陈一切。在政治部,我向贺衷寒力陈刘平时工作努力,虽有错误,但非“异党”,请予以宽恕。贺当面将刘训斥一番,亦指我“用人不当”。才未进一步“处置”刘。

  刘遭撤职后,其遗缺由政治教官姚素昉代理。刘回武后,曾在武冈县城开设寄售行以维持生计。一九五二年期间,我在北京东安市场内,恰与刘不期而遇,互叙别情,方知刘已被聘为文史馆馆员,闻后甚感欣慰也。

  中训团党政班第九期受训

  一九四0年六月,奉政治部令,我离武冈赴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九期受训,并兼任该期训育干事,离武期间,政治部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李琳代理。

  中训团党政班之训练,自开办之日始至抗战胜利前,共举办三十一期。第九期与其他各期相较,有三个特点:(一)受训时间特短,仅为二周。第一周为入伍力行周,第二周为自治检讨周,而其余各期均四至五周,乃因日机猛烈轰炸之故;(二)受训人数特少,仅三百余人,其余各期均为千人左右;(三)受训地点在复兴关上,其余各期,则大都设于山下。入团之初,依军事编制,分组编队。九期共调集各界学员三百余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二中队以党团务、军事、行政人员为主,第三中队以政工人员为主(我编入是队,中队长刘某),中队下设区队分队,每分队派驻一员训育干事(专任或兼任)主其事,训育干事工作项目有六:指导、谈话、考核、会议、编拟、研究。政治部曾选调政工主管多人参加九期训育工作,担任指导员或训育干事,记得有杨麟(黄埔一期生,主任训育干事)、艾时(黄埔四期生,训育干事)、张桓(黄埔六期生,训育干事)、魏希文、李钟茵(均一、二厅内上校阶级之政工人员,训育干事)、张明(指导员)、杜心如(指导员)、汪洪法(政治部设计委员、指导员)等,另派李劲翔(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丁国保(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任第三中队附。

  受训课程分党义、党团务、抗战建国理论三类,聘请各主管及社会名流担任讲师。还有专门问题研究及特约讲演、精神训话及军事训练(术科学科均有)。有美髯公于右任老先生(时为监察院长)着一袭长衫,飘然而至,来团讲授《革命精神与时代》,一口陕西乡音,颇难听懂。课后之小组讨论围绕本职工作进行,由各训育干事主持之。讨论课题有:如何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如何加强军民合作并与地方党政力量相配合;如何加强对敌工作。各学员各抒己见,气氛活跃。

  七月七日,适值卢沟桥抗日军兴三周年纪念日,举行毕业典礼,团长蒋氏到会主持并致词。礼毕,全体同唱由中训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华文宪撰词作曲的《中央训练团团歌》,歌云:“济济多士,峨峨干城,起舞昆仑山下,挥戈太平洋滨,服从我革命领袖,恪遵我总理遗训,养成亲爱精诚之德性,抱定杀身成仁之决心,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慷慨激昂,体现抗战之时代精神。

  毕业前一日,每位学员需作毕业论文一篇,题目为《根据受训心得,简要的检讨自身工作缺点并提出具体改进意见》。毕业后,由训育干事依据各学员受训情况(体魄、品性、学识、才能、经验、反应、特长、宜任工作等)进行总考核,填写总考核表。以百分制计算成绩,分甲乙丙三等,八十分以上为甲等,七十至七十九分为乙等,六十至六十九分为丙等。受训结束,我受校主任李明灏之嘱,面见何应钦于军政部,何时任军政部长,主管经费、编制,二分校因扩大招生,极需增拨编制与经费。复见蒋介石于中训团团部,向其汇报二分校组训情况(蒋兼分校校长)。期间,国共两党关系似处低潮,由于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新四军)渐次壮大,为持政治军事统一,军令政令统一的蒋所难容忍,故谓中共是“发展第一,抗日第二”。会见时蒋不时问起二分校“异动”及“异党分子”情况,并让我返武冈后,写出书面报告呈其。由是可见,在抗战过程中,蒋始终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之既定方针,而这也是二分校其后发生的系列事件的总根源。

  发生在二分校的几件事

  一、自十七期起延长授业期

  军校养成教育(即正规学生教育),修业期不一,黄埔时期仅为半年,南京时期初为一年(六、七两期皆如此),至第八期始。方定肄业期为三年。抗日军兴以后,为适应抗战培训速成军官之需,复将授业期改为一年。惟从二分校教学实际来看,一年时间似嫌不够。对军官质量造成影响。加之二期抗战以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理应增加训练时间,以使学生提高作为初级军官的素质和技能。鉴于此况,乃由校主任李明灏及我呈文军训部及政治部,请延长授业期限。后经两部转呈蒋氏批准,决定自十七期起,肄业之各兵科学生一律延长教育时间为一年半(按:十七期学生系一九三九年秋入校,原定为一九四○年秋毕业,现延长至一九四一年春)。旋由我们制定延长六月(自一九四○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四月)的教育纲领细则呈部批准。其中规定十七期六、七两总队的政治课程比例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五上升为百分之二十,在军事课程上增加野外实地训练的术科(如战地演习、筑城教练、现地战术等)时间,适当减少课堂讲授的学科(如步兵操典、兵器学、筑城学、战术学等)时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前方战地输送有实际经验的合格基层军官。对于十七期的政训总队(二十七总队),因其培养目标与六、七两总队不同,故调整不多,只是将其军事与政治课程之比例由昔之百分之四十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改订为各占百分之五十。

  二、山门政训总队风潮

  二分校十七期政训总队,系由军委会政治部委托二分校代办,以培养军中政治指导员为目的。该总队设距校一三 0里之山门,故亦称山门政训总队。总队长张植标,政治总教官王平一(按军委会政治部并未设政治总教官之编制,王平一之职系李明灏以校部名义所委),因经济(伙食费)不公开,且对学生动辄训斥,乃至监禁殴打,引发学生不满,群起指责,并有罢课之势,事态一度无法收拾。校部派教育处长李亚芬及我前往调查,经查情况属实,乃令张王二人将关押之学生释放,并请准校主任批准,将张植标撤职,王平一记过,风潮方渐平息。

  政训总队后改二十七总队,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发至六、九战区部队中任基层政工,政治部亦选留少数文笔较好者工作,记得有翟绍武者,湖南武冈人,毕业后任《党军日报》助理编辑。一九四九年初,我任南京市社会局长,曾委其为该局荐任秘书。

  三、《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条文下发

  二期抗战以后,国民党于党内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条文,谓:中共计划打进国军及各级学校中,做士兵及学生工作,冀图分化与瓦解国民党。故其宗旨在限共与防共。其中,有一份《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公函方式,交由军委会政治部办公厅机要组转发各军队、军校单位。时在各党派合作抗日阶段,故该方案系油印件,以凸显其秘密性。其内容分前言、目的、原则、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在前言中指称中共在陕西方面挑选其精干士兵作为补充兵员进入国民党部队中,藉机在其中发动“兵运”。并提到“异党”所采手段:(一)极力与国民党联络,以取得活动之机;(二)争取国民党思想转变;

  (三)宣传抗战

  胜利后的前途,即是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前途等等。为此,方案提出国民党应“革命不能脱离斗争”,需制定对策。所以,方案在方法篇中提出建立侦察与密告网,并实行联保连坐及检举法,订定了“保证书”及“退出异党声明书”条例,且规定“声明书”需交由报端公布,以扩大“影响”。一九四0年夏(秋?),其中某些条例发至二分校,当由李明灏用电话通知我前往校部法相岩,由李亲将该文交我,并嘱由政治部及特别党部拟定执行办法。!对于限制“异党”的这种做法,我内心是不以为然的,然因系李明灏交办,又不得不做,予以应付。回部后,乃召集副主任李琳,第一科长开济,第二科长施浩达,秘书张文翰,特别党部干事伍俊德,及各总队主任教官、大队指导员等开会研究。经议决:(一)由二科科长施浩达、特别党部秘书伍俊德至各队调查情况;(二)令各总队主任教官及大队指导员注意学生思想状况,并限期上报。会后,由我至校部将执行办法送李明灏核准。

  四、第六总队六个学生携枪逃跑事件

  未几,校部接到控告信,检举驻高沙(离校六十里)之第六总队(总队长王檄鳌)某大队有学生六人,企图携枪逃跑(开小差),校部将控文发交政治部办理,当由政治部派人(施浩达、伍俊德)对其进行询问,惟该六人均否认上述指控,仅承认对大队管理教育方法不满,当将询问笔录,送请校部核办,由李明灏决定将该学生六人,备文送芷江(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受降地)警备司令部处理,后经该部审讯,以证据不足,均予开释。

  五、第六总队大队指导员吴大闲、胡笃弘等先后被控

  处理完驻高沙第六总队六学生事件以后,该总队某大队长周醒寰(国仲,湖南岳阳人,军校六期生)等联名控告该大队指导员吴大闲“为共党宣传”,“煽动学生、图谋不轨”,“需予严办”。控告信寄达校部,李明灏知吴为我介绍来校,乃电话通知我往,当面将控信交我,并于信封后批:“交沈主任查办”六字。我经过了解,确认吴有对学生宣传友军八路军参战之“百团大战”之伟大意义,及张贴标语、出壁报为之宣达事实。然吴系我介绍来校,平日工作尚称努力,必须设法救他,以策万全。考虑良久,乃在一次政治部例会中(政治教官,指导员均到),借故将其训斥一番,吴当时不明我意,起立与我争辩,我乃云:“你若不服气,可以辞

  职!”吴回去后大概巳明白我之良苦用心,乃于次日即将辞呈送上,我签批“照准”(经李明灏签准)。吴离校后,曾于宜昌附近寄我一函,大意云:“对主任之好意,深表感激,待决定工作去处后,当另函告……”。

  吴辞职不久,六总队另一大队指导员胡笃弘亦遭政工人员之注意,派员暗中予以监视。二科科长施浩达曾数次侧面问我妻巩华:“胡笃弘系何人所介?”“令弟现在何方?”胡人较聪明,见此况,知已无法再干,旋亦呈请辞职,我亦照准,并送其路费若干,使其得以安全离校,并回到了中共苏北根据地。

  其他还有十七期二十一总队大队指导员汪一涛被副总队长林丰炳(福建人,军校六期生)等人控为“共党”,由政部侦办,后辞职。山门政训总队学生王濮、汪仁杰被控为“共党”,王遭退学处分,汪留政部察看。通讯教官周继佶(湖南邵阳士绅周鳌山之子)被控,遭教育处监禁,后令其在邵阳《中央日报》刊登脱离中共启事,方获释。《党军日报》编辑黄河(总编辑姚素昉之妻弟)被控为“异党”宣传,后辞职。

  我亦遭控,被迫辞职

  我在二分校后期,政训工作由抗日政工向防共政工演化,我的一些温和措施,竟招致校内(特别党部、政治部、总队)某些极端人士不满,他们乃联名致函重庆军委会政治部(时部长为张治中)、中央党部、监察院,控告我“包庇共党,危害党国”,要求将我“撤职查办”。特别党部干事袁涤非(广东南海人)甚至放出空气,说沈某人有“杀头之罪”。重庆政治部及中央党部将控文发交校主任李明灏查实据报。李嘱我前往,告之被控之事,并将控文给我看(具控人名单政治部未发下)。我问李:“你准备如何呈复?”李答:“当然不会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并语我曰:“环境险恶,我也不准备再干下去了。”旋以“用人不当”呈复上峰,然政治部仍给予我记过处分。在此情况下,我无法再干,唯有辞职一途。

  一九四二年春,军委会政治部于重庆召开年度政工会议,李明灏与我偕同参加,会议由张治中主持,军政部长何应钦等皆到会讲话,旋由各战区政治部主任报告过去一年之工作情况,并进行交流。计到各单位政工主管三百余人。会后,我递上辞呈,惟继任者未定之前,职务仍挂在二分校,至是年八月,张泰祥(湖北黄冈人,黄埔六期生)来武冈接手时方克卸任。

  我辞职后,政治部副部长王东原先生对我之境遇,深表同情。缘王在政部,负责批阅各军校政训公事呈文,对我所呈之政工报告,十分赞赏。所以,王见我落难,即向政治部长张治中建议,派我当政治部的同少将设计委员。因渝市无房,内子巩华及二子、岳母等仍留武冈,由五里牌搬至城内许家大院,由于我的关系,迭受势利小人的歧视。与我妻等在此比邻而居的政治部一科科长开济见我巳离开武冈,一改昔日态度,对她百般刁难,其人称“小王八蛋”的妻弟,亦是神气活现,不可一世。二科科长施浩达虽为常州同乡,且曾有意与我家联姻,惟其思想好走极端,此时亦有意无意接近我妻,询问妻弟祁式潜在何处工作?有否别的名字?遭我妻拒绝后仍不死心,其后不久施命不天年,以肺疾病死洪江,可谓是命数也。对这些前恭后锯的势利小人,我妻当时只有忍气吞声。后来她们幸得二分校副主任周磐(后继李明灏任主任)出来说话,周为人耿介,讲义气,其二个姨太太系姐妹,江苏扬州人,与我岳母有乡谊之情,同为平剧票友,平时相处较好,曾拜老太太为干亲。在得知我家受冷遇刁难情况后,乃告知周磐,周知道后即告诫彼辈:“若对沈前主任眷属不敬我将不客气!” 彼辈态度方才有所收敛。直至我在重庆保安路租下房屋,请昔日二分校教育处长,时任军令部中将部附的李亚芬兄亲押二军车赴武将妻等接来渝市,一家人方得团聚。


1987年5月在杭州参加浙江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本文选自《沈沛霖回忆录》第七章,沈沛霖(清尘)口述,沈建中撰写。

  注:沈沛霖(1903-1992),又名清尘,江苏省武进县人。县立师范肄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获机械工程师文凭,回国以后参加北伐战争。后任教南京中央军校,并主持县政。抗战爆发及其后,先后在军委会战干三团、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湖北省恩施及咸宁地区、社会部、南京市社会局担任政工和行政主管。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工业学院、浙江大学教授,一九八六年离职休养。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3 11: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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