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童生活散记
2014-06-09 14:36:48  来源：转载  点击：  复制链接

　　文/陈铁山

　　日寇铁蹄下的难童生活，距今60多年了，但它却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

　　血腥记忆——目睹日寇暴行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武汉， 11月9日(农历九月十八日)占领临湘县城，两天后，岳阳也沦陷了。鬼子在铁路沿线、交通要道，建立了密如蛛网的哨所和据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恣意横行。无数的生灵倒在日寇的屠刀下，城乡被涂炭，主权在呻吟……。我的童年就是在鬼子侵华的乌云笼罩下度过的。

　　记得临湘快沦陷的那几天，鬼子的飞机轰炸县城，敌机一批又一批的飞过，低得就象要刮着房顶，炸弹就落在附近，在敌机刺耳的尖啸声和大地的震动中，我姐弟三人吓得躲在桌子底下，唯恐房子会塌下来。轰炸过后，人们就纷纷离家逃难，我们一家也只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随着人流逃离了县城，来到了离城10多里的小山村。这里山多林密，易于躲藏。原以为在这里就可以逃离鬼子的魔爪，然而这偏远的小山村，也不能幸免，常有三三两两的鬼子进山“打掳”(骚扰)，搞得人心惶惶。

　　鬼子是强盗、是禽兽。鬼子抢夺财物、杀猪牵牛、捉鸡鸭，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残害妇女。鬼子闯入民宅，一旦逮着妇女，就兽性大发，以枪相逼，强行奸污。被其奸污的妇女村村都有，有的奸后被杀，有的事后悬梁、投井自尽，有的精神失常、生不如死……。1939年春的一天，获悉鬼子要来“扫荡”，青年和妇女都躲起来了，村里就留下了老人和小孩。早饭后，4个鬼子闯进村里，企图糟蹋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女孩，她奶奶急忙把她护在怀里，丧心病狂的鬼子哪肯罢手，一枪托把奶奶打倒在地，半天也爬不起来，几个鬼子不管女孩的哭天喊地，强行把她拖到后面房子里去了。女孩被强暴后，一个多月起不了床，天天如痴如狂的哭叫，她奶奶也精神恍惚、一病不起，好不凄惨。

　　鬼子为了“皇军”的“大东亚圣战”，实行战时物质管制，就是要垄断一切资源，维持他的侵华战争。粮食、棉花、布匹、药品、食盐等等都是“战备物资”，私人是严禁公开买卖的。1939年夏的一天，三个偷运棉花的农民路过离县城不到五里的峡山村时，被鬼子发现，当时就被开膛破肚，暴尸荒野，野狗争相撕咬，真是惨不忍睹！食盐受到鬼子的严格控制。那时“担谷一斤盐”，人们想吃点盐有多艰难!有一次我随父亲到县城去买盐，通过哨卡时必须出示“良民证”，接受鬼子逐个搜身检查和盘问，还要在刺刀和狼狗的监视下向膏药旗 (日本国旗)鞠躬，才放你进城。这次买盐回来后，我做了个恶梦，梦见鬼子唆使狼狗向我猛扑过来，把我吓得惊出一身冷汗！那时汉奸、特务、密探也很多，谁说了对鬼子统治不利的话，就会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去吊打、压杠子、灌辣椒水……。一旦被抓去，活着出来的不多。我老伴一家受鬼子的伤害是极其悲惨的。她的父亲易孔道是小学老师，只因为讲授地理课时说了“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是什么满洲国”而触犯了“大东亚共荣”，扣上有反日情绪的帽子，被宪兵队抓去，折磨得死去活来。经多方托人担保才被“轻判”，当了几个月“劳工”，总算活着放了出来，但已落得一身伤残。她祖父易白胜就因为是本乡的联保主任，被姓曾的汉奸(抗战胜利后，此人被镇压)告密，和同村的易远山老人同时被宪兵队抓去。据知情人说，鬼子用麻袋把他们分别装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死后尸骨全无！鬼子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视杀人为儿戏，毫无人性。邻村的张老爹上山去拾柴，这时恰逢几个鬼子在村里抢劫。当鬼子看到对面山上有人走动时，竟灭绝人性地把老人当活动枪“靶”射杀。时至今日，张老的后人每当谈及此事，对鬼子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仍愤恨不已！

　　 逃出魔爪——到难童收容院去

　　县城沦落了，小学办不成了，乡村只有私塾，教的是古文，年仅七八岁的我只能和尚念经，哪来的学习兴趣？何况在农村也是提心吊胆过日子，随时都有被鬼子抓夫(抓去带路、牵马)，甚至有抓到日本去当“童工”的危险。1940年夏的一天，得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在岳阳、临湘抢救沦陷区的难童到“大后方”去读书的消息，能摆脱鬼子的魔爪，又有书读，哪能不去昵？我们相约本乡九个小孩(最大的只有十三四岁)去报了名，不顾父母的劝阻，带了一点衣服和干粮就上路了。到了西山临湘县政府，才知道到攸县 (难童收容所所在地)去还有几百里路要走，而且要越过鬼子的封锁线。但我们去心已决，第二天县政府还是派人带领我们出发了。

　　那时，在岳、临沦陷区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鬼子的哨卡，铁路上有鬼子的铁甲车巡逻，天上有鬼子的飞机低空盘旋。为了避开鬼子和敌机，我们一行十人常常是白天休息晚上走，大路不走走小路。我们偷越了鬼子的几道封锁线，躲过了鬼子的铁甲车。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偷越云溪哨所的情景。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星满天的娥眉月夜，远远的就看见炮楼上的探照灯扫来扫去，带领我们的人要我们“千万不要说话”，领着我们静悄悄的向炮楼方向走去，在高低不平的田坎、山路上连滚带爬、时起时伏的前行，我们灵巧地避开了鬼子的探照灯光，胆战心惊地越过了鬼子的这道封锁线。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来自农村，但没有长途跋涉过。大路不敢走，连续几天都是走在羊肠小道上，走过了山村还是山村，爬过了大山又是小山，走得腿发软迈不开步，走得腿肿胀，脚上血泡连血泡，钻心的疼，还得咬牙一个劲的走，用力的走。六月的大日头，剃的是小光头，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焦，汗直往下流。碰到下雨天，就更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雨具，全身湿透，穿双破布鞋，泥泞路上越走越重，脱掉鞋子光脚走，脚上的水泡痛死人。我们常常累得筋疲力尽，边走边哭，还得边哭边走，谁也不敢掉队，谁也怕掉队。每天走呀走，没个尽头，实在饿得不行了，走不动了，找个屋场，借个火，烧点开水，吃点干粮，歇歇脚又得走。只有到了宿营地，带队人给我们安排好住宿，才能吃顿饱饭，然后用热水烫烫脚，美美地睡上一觉。

　　由于天天走路，日晒雨淋，加上汗水浸蚀，我们这群破衣烂衫、又脏又臭的“叫花子”身上到处是虱子，痒得浑身难受，抓得身上到处是血，同时，身上又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虱子和疥疮一直伴随了我五年！

　　我们经过上十天的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好不容易走到了湘阴，走出了沦陷区，走进了“大后方”！湘阴是个紧邻湘江的小县城，比鬼子占领的临湘县城有着一种宁静和繁华的景象。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一天多，就转乘一艘大木帆船向攸县进发了。

　　船靠湘江左岸逆流而上。我们是第一次坐船，感到既新奇又舒适。吃、住都在船上，还可以观赏岸上的风景呢！可是坐船也有担惊受怕的时候，有几次遇到大风浪，虽然已经停船，但船在风浪里仍摇晃得非常厉害，几尺高的大浪，一浪接一浪地将江水不时地推入船舱，大风大浪似乎要把船翻过来，怪吓人的，好惊险！船老板反复叮咛“不要动!”我们哪敢动弹，都吓得要死，胆汁都要吐出来了。

　　经过十二三天的昼行夜宿，一天傍晚，帆船过衡山后驶入通向攸县的小河，虽然仍是逆水航行，仍有风浪，但河面平静多了，四天以后船就在攸县六轮陂码头靠岸了。我们庆幸摆脱了鬼子的魔爪，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难童收容院——第四儿童保育院。

　　“保教合一”——保育院的生活

　　我们保育院设在攸县六轮陂文家大屋，共有难童500人，除了极少数来自广东、海南以外，大多是来自临湘、岳阳农村的孩子。我还清楚记得,初到保育院的那天下午，清点人数的是一位和霭可亲的中年女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我们的院长李融中。她拉着我们的手亲切地问我们的姓名、年龄、愿不愿进保育院、想不想家……之后，她就叫保育员带我们去理发(理发师是先来的难童)、洗澡，我们都换上发的新衣服、鞋袜。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感受到慈母般的温暖，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们进了宿舍，感到非常奇特的是床铺和蚊帐特别的大，每张床可睡8个人，蚊帐可把整个床都罩上。这一觉我们个个都睡得很香，大概是一连好多天都没能好好睡过觉吧！第二天清早，操场上的操练声和歌声把我们惊醒了，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支歌，好雄壮、好嘹亮！我们起床后，都拥到了操场看难友们操练，感到既新鲜又振奋。我想，大刀一定要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难童年龄大小不一，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四五岁；文化程度不一，很多还未进过学堂。如何施教？这是摆在李院长和老师们面前的新课题。

　　我们的李院长，早年毕业于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在长沙市几所小学任教，是长沙市知名的小学教师，但她从未教过农村的孩子。她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战时难童保育事业，是迎着困难走来的，她决心带领全院教职工完成保育五百难童的伟大使命！

　　保育院实行的是“保教合一”。“保”就是保护难童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要解决五百难童的衣、食、住、行和防病、治病问题，这在战时是极不容易的事．而我们的李院长和老师们以慈母般无微不至的关爱，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逐步得以解决。“育”就是通过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带领五百难童在抗日烽火的艰难岁月中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培育难童从小懂得仇恨敌人、热爱祖国，并学习文化知识。

　　入院不久，李院长就组织老师对全院孩子进行文化测试。按一般国民学校完全小学的要求，除了按文化程度分班(我被分在三年级)外，对半数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创造性地编成几个特级班，施以速成教学，特级班的老师主要来自茶陵第二保育院高年级的难童，我们称之为小先生；对五岁左右的小难童，将他们编成几个幼稚班，由保育员进行管教。

　　在教学上，李院长认为不能照搬普通学校的常规方法， 必须适应抗战的环境，按照保育院的要求，把孩子培养成抗日救国的后备军。因此，确定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以文化知识教育为基础，同时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和军事常识教育。

　　开学不久，全院各班即开展了“我们为什么进保育院”的大讨论。同学们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历争相发言。我在班会上控诉了鬼子拿活人当靶子射杀，轮奸我村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把邻村的易白胜和易远山老爹抓去活活烧死等惨无人道的罪行。一些孩子说到父母被鬼子杀害时，更是声泪俱下。

　　院里还规定，每天晚会上必唱《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每当唱到“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时，孩子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声音是颤抖的；当唱到“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能回到老家……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才可以建设新中华”时，我们个个热血沸腾、激动不已！《院歌》是我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歌。李院长还亲自谱写了一首《朝会歌》鼓舞我们奋发学习、莫负今朝。歌词是：“先生们早，同学们早，大家相见乐陶陶。须记起，前方将士浴血在战壕，昨晚今朝歼敌知多少！未来主人责任真非小，及时努力，莫负今朝。”我们天天早操集会时唱，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扬！

　　在抓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院里还突出抓了纪律教育和团结教育。农村来的孩子比较自由散漫。有的上课迟到早退，集合时动作迟缓，外出不请假，下塘捉鱼、挖藕……不良习气和现象常有发生，李院长和老师们费尽了心血，苦口婆心地对孩子们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她教育我们，进了保育院就不是普通的孩子了，要互相帮助和监督，自觉遵守院纪院规，绝不背着老师做越轨的事。院里抓团结教育也是事出有因的。同学们基本上是临湘、岳阳的，同乡观念比较重。不久，湖南保育分会送来了一批(约20余人)广东、海南的难童，因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只能暂时由一位同来的广东老师管理。没想到在一次课外活动中，一位临湘同学和一位广东同学因打球的事发生了口角，许多同学各站在自己同乡一边进行偏护，矛盾逐渐扩大，由斗嘴到扭打。李院长等一些老师立即前去调解，李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天各一方是为了什么走到一起？你们是同命运共患难的难友、还是打斗的对手？你们共同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在老师们的启发教育下，明白了都是受鬼子侵害的难友，应当情同手足，相扶相助。于是一场纠纷化解了，双方握手言欢。坏事变成了好事。此次事件后，广东、海南来的这20多个难友顺利地插到各班，学习、生活亲如一家。

　　文化课的学习，各科老师自始至终都抓得很紧。老师认真备课，力求把课教好。学生也都认真学习，上课时认真听讲，下课后刻苦自学；星期日和节假日除了劳动生产外，也都成了大家自学的宝贵时间。学习气氛很浓厚。我那时还只是初小生，也懂得要勤奋学习，不懂的问题，能主动与同学切磋、讨论，学习不甘落后。

　　各科老师的课堂教学，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我班的语文老师(直至小学毕业)是第二保育院院长齐新的妹妹齐觉老师。她从不照本宣科，非常重视选用补充教材，开阔学生思路和视野。所选教材有记述抗战英雄事迹的文章，也有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算术老师把比较枯燥的数字和公式，讲得形象、生动、有趣，教一道习题，常常不拘于一种解法，而是用多种方法演示，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对学习算术的兴趣。我对数学的偏爱，受老师的影响是比较深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唱的全是抗战歌曲，如《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你这个坏东西》、《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等，每次教唱，都激起我们对鬼子的无比仇恨！

　　在体育课和节假日活动中，我们还增加了军事常识教育和应付战争能力的训练，如露营、野餐、救护等等。这些教育不仅增强了我们的组织性、纪律性，而且为以后的逃亡生活打下了基础。

　　劳动生产教育，是我们的必修课。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劳动观念，增长生产技能，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补充战时供给的不足。我们在攸县四年，基本上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主要劳动是种菜(各种蔬菜都有，自给有余)、养猪。各班都划分了菜地，老师也同我们一块劳动，挑的挑、锄的锄，数百个孩子撒在地里，人头攒动，一片欢歌笑语，好不热闹！此外，女同学还参加缝纫组，谁的衣服、鞋袜破了，都可以送到缝纫组去补；男同学可以学理发，学打草鞋，我还能打出几种花样的草鞋呢！至于到几里路远的河边去运米和煤，则是由工人带领大龄同学一起去的。由于在种养方面有了丰硕成果，伙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家乐哈哈的吃得有滋有味。

　　在攸县的日子里，由于教育得法，孩子们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得到了健康成长。高小毕业的都先后升入芷江国立二十中学，原来的文盲和半文盲也都提高了文化，达到初小毕业水平，有的还升入高小，我也高小毕业，准备去芷江。可惜，我升中学的美梦，我们在攸县的平静生活，由于日本鬼子进攻长沙而破灭了。

　　千里流亡——苦难的旅程

　　1944年夏，日本鬼子为了进一步控制我国大西南，打通粤汉线，调集了36万日寇，分三路疯狂进犯湖南腹地，长沙吃紧，衡阳吃紧！临近衡阳的攸县不能呆了，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安全，李院长和老师们商定：把学生组成若干分队，由老师带领开始了一年多的流亡生活。我们从攸县出发，途经茶陵、酃县、永兴、资兴，翻越崇山峻岭，酷日当头晒，暴雨光头淋，风餐露宿，千里跋涉，逃往汝城，历尽了不可想象的千难万苦，忍受了无法忍受的饥寒交迫，每到宿营地，数百难童，哪有那么多的房屋、床铺，只能分散在群众家的堂屋里、庙堂里、屋檐下，衣被单薄，铺些干草席地而卧，以恢复疲劳。逃亡途中，“吃饱肚子”是首要的问题。政府接济非常有限，湘东南大山区人烟稀少，自给自足的经济，群众生活也十分清贫，尽管李院长和老师们千方百计地筹集粮食，也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一餐不吃饿得慌”，我们常常是饿得眼发黑、腿发软，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乞讨，甚至去偷路边的红薯、蔬菜、瓜果等等，只要能充饥的，我们边走边偷边吃。真是“饥不择食”，哪里还顾得生冷、卫不卫生！逃到酃县境内时，多数难童因此患上了疥疮、虐疾、痢疾等疾病。其中特别严重的痢疾难童近百人，被集中隔离在祠堂的厅堂里，男男女女赤身裸体的躺在门板上气息奄奄。战时缺医少药，疾病的痛苦折磨，夺去了数十难童的幼小生命。我也感染上了严重的痢疾，赤身裸体的躺在门板上，奄奄一息，几度昏迷，经历了20多天病魔的摧残，在老师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我终于从死亡线上奇迹般地挣扎过来了，未待体力恢复，我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跟着队伍继续南逃……。

　　在汝城的边远山区，我们仍然生活在缺药、断粮等极端艰苦的日子里，真是度日如年啦！好不容易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的流亡生活也就从此结束了！

　　谨以此文纪念我终生难忘的启蒙老师——李融中先生。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6-09 14: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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