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我家的抗日故事
2020-02-21 10:29:17  来源：《山东大学报》  点击：  复制链接

　　诸城道口伏击战

　　莫言在《红高梁》中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写出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悲壮豪情。在离这块高梁地不远我的家乡诸城东北乡路家道口村，1938年春节打响了高(密)诸(城)抗日第一枪。

　　1937年夏，我的父亲路君约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行将毕业，没有随学校西迁，匆匆回到家中，一则是要抓紧时间完婚，二则更是想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在战场上直接跟日本鬼子干。那时，诸城有外地回乡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东北来的流亡青年,民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但是，抗战初期的混乱局势又使大家十分困惑，诸城各区、乡都有自己地方武装，人数不等，总数至少二三千人，卢沟桥事变后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大敌当前，县长和县政府的官员们并没有发动和组织民众战斗，却忙着准备弃城跑路。面对这种局面，大家更为焦急不安。我父亲回家后，不断有友人前来探问局势。徐家河岔村的徐宝梯更是天天都来。徐宝梯即陶钝，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中共党员(解放后，五、六十年代任全国文联副主席)。这时他刚刚出狱在家中养病，他认为应该把散乱的自卫队组织起来，训练成抗日游击队，并力主由我大伯父路景韶挑头。为此，陶钝曾多次与我大伯父交谈。大伯父路景韶时任诸城七区区长，为人比较豪爽。路家在当地是独门孤姓，也算是世家乡绅，家风清正，声望较高。

　　我二伯父路友于在日本留学时结识孙中山先生，1924年后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从事革命活动，为人刚毅忠诚，见解深刻，文笔出类拔粹，被认为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在1926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二大上，他作了弹劾西山会议派案的审查报告，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张作霖的奉军进占北京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党人，北方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们除李大钊外都离开北京南下。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路友于，不顾友人劝阻，只身北上潜入北京，与李大钊等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起壮烈牺牲。二伯父的事迹，在当地有很大影响。

　　在陶钝和我父亲等人劝说下，大伯父决心拉队伍抗日，坚决打击日寇，保家卫国。陶钝还出主意，在我父亲结婚时邀大家商定此事。1937年农历9月19日，我父母大婚，各区、乡长等人前来贺喜。在一片喜庆中，这些头面人物聚会，公推大伯父路景韶为诸城保安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为县长)。各区建区队(大队)，乡建中队，以七区大队为主干，平时分散，互相关联，必要时相关配合，一致行动。我父亲任大伯父的秘书副官。

　　1938年初，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先后占领济南、青岛及整个胶济线。春节正月初二，日军从高密出发沿高诸公路开始进犯诸城。高诸公路南接临沂、徐州，日军试图打开这条战略通道，向台儿庄、徐州集结兵力。大伯父路景韶得到消息后，迅即招集七区游击队在道口紧急集合，大家一致决定，要义无反顾，决定在泸河河崖渡口伏击。游击队员们虽初上战场，却十分英勇，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一时。

　　日军自入鲁以来，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日军步枪，枪镗里的凡士林油竟然还没擦。这次战斗虽规模不大，却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游击队没有经验，战果有限，共毙伤日军八人，我游击队亦有钟有文、卢昌、郑大土等五人阵亡。道口伏击战打响了诸城人民抗日战争第一枪。

　　这次战斗后，这支游击队声威大振，爱国青年纷纷前来投军，部队迅速扩展到千余人，部队番号也由游击队诸城总队变为保安团。这个游击队主要在诸城、胶县及胶南一带活动，扒铁路、破坏交通，参加了石岭战斗、鸽子窝战斗、双庙战斗等，并曾配合八路军刘勇部队打击日伪军。

　　我父亲兄弟六人，没有分家，老婆孩子都跟着部队，再加上姑姑家的表兄弟，这群人就有四十来口。我于1938年9月生于诸城南部山区一个小山村，从生下来就随着部队到处游动，曾几次遇险，小命差点完蛋。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逾加严峻，这支地方实力派主导的部队的坏习气逾加暴露。这支部队没有严格训练，纪律不严，组织涣散，吸食鸦片，贩卖烟土成风，欺压百姓，抢掠财物的恶习时有发生。游击队没有根据地，在胶南的泊里、瑯琊台住的时间最长，也只是一年多。部队后来只能维持生存，渐渐失去战斗力。由于这支部队抗日打仗比较坚决，也成为日伪攻击和分化的重要对象，这一带又是所谓“群雄”并起，地方实力派的秦啓荣、厉文礼、蔡晋康等各自拉队伍抢地盘。我大伯父这支部队在这种杂牌军相互摩擦火拼中，逐渐被排挤而无法生存，遂于1942年解散。

　　徂徕山起义的十二姐妹

　　再来说说我外祖父家的抗日故事。

　　我外祖父家在泰安县城东门里，也是进士门弟。我母亲有四个兄弟一个妹。有意思的是，兄妹六人中，我的三个舅舅中学毕业进了邮局工作，小舅读大学，他们都是通达事理的本分人，倒是我二姨和我母亲这两个大家闺秀却更显出“时代青年”的特点。

　　1937年夏，我二姨汪瑜在济南女中高中毕业，回到泰安。当时泰安是除济南之外的另一个山东政治中心，抗日气氛浓重，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积极活动。我二姨在济南女中时就是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回到泰安很快就投入抗日宣传活动。我外祖父家临近文庙，文庙是中共山东省委的重要工作地点。二姨经常到文庙活动，她的许多好朋友如范琳、范筱文、夏天庚、鲁宝琪等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帮助引领下，二姨参加了由中共泰安县委直接领导的“泰安抗日救亡剧团”，唱歌，演剧，宣传抗日。后来，她又参加了中共泰安县委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泰安县人民抗战自卫团”。起初，这个团里只有她和范琳、傅生三个女同志，宣传和发动抗日活动分外忙碌。12月，日本鬼子开始轰炸泰城。12月24日，她们三人来到城南篦子店小学，准备参加游击队。这天晚上，中共山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黎玉、林浩等在这里开会，筹划武装起义事。也就在这天晚上，二姨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时年十八岁。第二天他们十几个人来到徂徕山山阳村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8年1月1日，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徂徕山起义在山阳大寺举行，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黎玉任政委，洪涛任司令员。起初有150多人，其中有12个女同志，都是平津流亡学生和部分泰安当地青年。她们编为四支队政治部宣传队。一方面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一方面又要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她们十二个姑娘都很年青，就像十二姐妹。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这十二姐妹也就逐渐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1939年，二姨汪瑜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妇委会工作;1941年，任鲁中区党委妇委会副书记，并与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结婚。

　　黑铁山上举义旗

　　1937年9月，我二姨父廖容标与洪涛同志，受党中央委派，从延安到山东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这两个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团长，脱下军装换上学生装来到济南，洪涛留在山东省委准备组织和领导徂徕山起义，廖容标则随姚仲明、赵明新一起去长山中学(现属邹平县)当体育教师，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工作。廖容标作为红军干部，指挥战斗、讲军事课游刃有余，可对学校体育却纯属外行，开头就闹了不少笑话。为了适应新情况，他们三个人就关在宿舍里，半夜三更练篮球的传、接、运等最基本动作。这临时抱佛脚的现学现卖，还是不断露马脚。学生们看着他们的体育老师竟然在篮球场上抱着球跑都十分惊讶，校长马耀南对这个满身江西味的流亡学生的来历更是疑窦丛生。面临如此窘境就不如开诚布公直陈真相了，马耀南得知廖容标是红军干部，十分惊喜。马耀南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进步知识分子。早在大学里，他就是天津学生会的领袖。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耀南正想组织游击队，可是苦于不懂军事，如今来了红军干部，分外高兴，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迅速开展。1937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长山县城。26日，姚仲明、廖容标即带着部分学生和青年登上黑铁山(现属桓台县)。姚仲明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正式成立，由廖容标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委，赵明新为政治部主任。马耀南任行动委员会主任。这支起义部队，最初只有以学生为主约六十余人，三支步枪，八把大刀，但群情激昂，斗志旺盛。队伍成立后，廖容标迅速组织指挥了几次漂亮的战斗，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带领三十个游击队员，一把手枪，夜袭长山城，未放一枪，擒俘全部伪军。1938年1月19日又组织小清河伏击战，击毁日军汽艇一艘，击毙日酋旅团长、联队长及高级参谋等十二人，国民党的中央电台也为之传捷报。

　　在山东鲁北首遭如此打击的日军恼羞成怒，疯狂反扑，廖容标等率游击队与日军激战，毙伤日伪军百余人。邹平一带颇有威望的伏伯言毅然投笔从戎，带领30多名热血青年前来投军。第五军的活动范围很快扩展到博山、淄川、章丘及胶济铁路沿线，队伍也扩展到数千人。

　　1938年夏，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员的洪涛同志在泰安不幸牺牲，廖容标奉命带领五支队一个主力团调四支队接替他的职务，林浩同志任政委。四支队活动的范围，包括泰安、莱芜、新泰、淄博及历城、章丘南部，象一把尖刀直插山东心脏地区。寝食难安的驻山东日寇投入大量兵力反复扫荡、围剿，斗争十分残酷激烈。仅在1942年的三个月里就打了大小二百五十余次战斗，廖容标及四支队以极其坚决而又十分灵活的游击战术，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伪扫荡、偷袭。在1942年最困难的时候，廖容标还上演了一出逛泰山抓敌酋的小戏，在泰山南天门伏击抓到了伪山东省电台台长日本人间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四支队和廖容标坚定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为群众着想，决不增加群众负担，根据地老百姓把这支八路军说成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军。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也曾高兴地说，“山东八路军出了个菩萨司令，他就是我们的廖容标同志”。鲁中及泰山周围地区曾被认为是中共在山东的活动“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迄今，在泰安山区雪野、茶叶峪、吕祖泉的老人们，不时还会叨念当年在这里的四支队和廖司令。

　　住在泰安城里的我外祖父家，在抗日时期也不平静。我外公家的女儿、女婿是八路，但知情的街坊、邻居从没有人向日伪告密，直到1943年日伪才探得消息。外祖父汪彤轩两次被捕，日伪军施以各种威胁、利诱，要他去劝降，这自然不会得逞。慑于城外八路军的威力，日伪也不敢对我外公动刑，只能把外公扣做人质借机敲诈。家里也卖地凑款把人赎回，家里地几乎卖光了。

　　1955年廖容标被授衔中将。

　　注：作者路建人，又名汪建，1938年9月出生于诸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已退休。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2-21 1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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