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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天鼓 日本间谍到大清
2018-04-21 16:02:03  来源:侯德云  点击:  复制链接

       1898年9月,清廷发动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从幕后走向前台,重新训政。以此为开端,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不再是光绪帝,而是慈禧太后。

  这一次,慈禧太后的“亲政”仪式,一点喜庆色彩都没有,场面充满暴戾之气,说来有失“天朝”脸面。她召集光绪帝和少数朝中重臣训话,让他们都跪在她脚下,然后对光绪厉声训斥,道是:“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之后又说:“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在慈禧的严词责问之下,光绪战战兢兢为自己辩解了几句,说:“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慈禧大怒:“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光绪闻言,魂飞魄散,“竟不知所对”。

  慈禧这个老太太,在那一瞬间,肯定是让光绪,更是让康有为给气糊涂了。你听听她的话,里里外外都是一副反对变法的腔调。主流史学界曾经异口同声把她归并在“守旧派”阵营,大概也是以此为主要依据的吧?实际上,考证戊戌变法史实,哪里能找到一点慈禧反对变法的依据?即便在政变之后,也只是中止了“大跃进”式的变法进程。变法的脚步,并没有完全终止。

  谁都一样,难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换句话说,都有感性疯狂的时候。

  慈禧随后把光绪软禁起来,不准他乱说乱动,但她心中的怒气,并没有发泄干净。很多人都知道,慈禧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京剧。史料记载,政变后很长一段时间,慈禧经常点一出叫《天雷报》的京剧。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是,一对贫苦夫妻收养了一个弃婴,小男孩长大成人后考中状元,老夫妻前去探望,混蛋儿子竟不相认,悲愤之下,老夫妻撞死在养子面前。上天难容这个逆子,让雷公把他劈死。慈禧还亲自对这出戏加以改动:一是把状元扮成丑角;二是添加情节,让状元的嘴脸更可恶;三是增添五个雷公、五个闪电以及风伯雨师等,音乐效果也随之加强。不难揣测,慈禧是把戏中的混蛋儿子,当成光绪的替身,让雷电反复劈他。

  我个人的看法,慈禧的情绪化,一直到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时,还在不断发作,否则局面也不至于那般混乱。由此可知,执政者的最大敌人是自己,是自己的感性颠覆自己的理性。灭秦者秦也,说的也是这般道理。

  2

  笔者沉溺晚清史籍多年,从中收获很多新鲜的事实和从未有过的思考,同时也激发了一次又一次感叹。

  学者羽戈有话:“切记,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所以读史当如治史,平常心至关重要。”这无疑是知冷知热的行家之言,可惜笔者修养太浅,至今也无法做到以平常心对待。相反,在读到某个令人拍案而起的历史节点时,耳边常常出现幻听,心头也每每陡然一震,似乎“天鼓”在耳边、在心头不断轰鸣。

  在我熟悉的语言环境里,“天鼓”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词汇。这个词汇,蕴藏着一种难以逆转的不祥之兆,它可以跟个体命运相关,也可以跟家庭命运、村庄命运或更大范围的集体命运,紧密相关。

  古人对“天鼓”的解释是,“天神所击之鼓”(此外还有两种解释,与本文无关,不提),说是“天鼓震则有雷声”。葛洪《抱朴子》:“雷曰天鼓,雷神曰雷公。”李白《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说白了,天鼓,跟京剧《天雷报》里的“天雷”,是一回事,即自然界中的雷电。

  慈禧老佛爷常看《天雷报》,她想过没有,有一天,天雷也会毫不留情地报应到大清帝国头上?

  我以为,对大清帝国而言,“雷公砰訇震天鼓”的不祥之兆,就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之后,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等事,已是天雷引燃地火,帝国之屋的坍塌不可逆转,即便诸葛再生,也无可奈何。

  3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提起那场战争时说:“中日战争是中国末日的开端。”在他看来,战争之后,“中国的气泡被戳破了”,“里边充满的都是空气”。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止田贝一个。抛开旁观者,当局者中,也有不少人清醒地看到战争的危害有多大。李鸿章无疑是清醒者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张之洞,所见也很深刻。他在一份奏折里把甲午战争的危害形容为“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之后还说,日本“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支吾)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足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外交界的诡异现象:“各国使臣来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往往咆哮恣肆,非复前比矣。”这等于说,外国人根本不把大清国的外交官当人看。还有一位官员说他在总理衙门遇见洋人来访,“态度极为凌厉”,把他老人家气得“血管几欲沸裂”。从这两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大清帝国的“精气神”,在甲午战后衰败到何种程度。

  与此相呼应的另一种说法,是日本政客伊东巳代治在1923年的感叹:“呜呼,今日日本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这一声感叹,至今还铭刻在马关“日清讲和纪念馆”门外的石碑上。

  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在物质层面损失巨大:赔款两亿三千万两银子,此外还有割让台湾、开放通商口岸等。中国这位衰老的巨人,在一个“蕞尔小国”面前,算得上是丢尽了脸面。在这些损失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损失,可能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计算。那便是精神上的凌迟之痛。从此在整个东亚地区,大清帝国再无话语权。用日本人的思维来说,便是“利益线”丧失殆尽。如今痛定思痛,那痛依旧铭心。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专著《晚清七十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我对此论,完全赞同。

  也许有人会纳闷,说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的天鼓,似乎还好理解,怎么把戊戌变法也包括在内?

  我的解释是,戊戌变法,完全暴露了天朝的非理性治国思维。这非理性,预告了帝国命运的大劫。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回顾戊戌变法时,用了这样的字眼:“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在我看来,天鼓的这一次爆响,绝不亚于甲午战争的雷震。《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评价戊戌变法:“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你说,如此激进的变法,是不是感性对理性的颠覆?而感性对理性的颠覆,是不是天朝的不祥之兆?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雪珥,把戊戌变法称作是“衰老帝国的激情一跳”。确实是“激情一跳”,可这同时也是闭着眼睛的一跳,扑通一声,掉到沟里,不光灰头土脸遭人耻笑,还摔折了老胳膊老腿,从此步履更加蹒跚。

  羽戈在《从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用充分的事实论证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细究其内容,却更接近于一场革命——这正构成了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曰革命,论其实质,却充满了改革的味道。”对这一结论,我是信服的。那个“广东小人”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后期,竟然生出“围园(颐和园)杀后(慈禧太后)”之心,走的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之路,不是“革命”又是什么?而辛亥革命,流血不多,清帝退位,是谈判谈下去的,而不是用武力打下去的,改革的元素非常明显。

  历史的荒诞让我恐惧。这恐惧随着阅读的深入,越来越强烈。这也导致我的阅读和思考,欲罢不能。

  4

  我把这本书按内容划分为三卷,“事件”“人物”和“思絮”。“事件”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重要事件,“人物”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活跃人物。事件里边有人物,人物活动又是事件的主要成分,两者可以混为一体,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有的篇章以事件为主线,有的则以人物为主线,按不同视角对史料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裁剪。当然,这里边毫无疑问会夹杂作者的个人观点和情感。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永远做不到历史学家那样的冷静。退一步思量,我只是以随笔方式把晚清史作为叙事对象,非虚构写作而已,又何必冷静。最后一卷“思絮”,是我阅读部分晚清史籍的感悟类文字。这感悟,绝大部分也是围绕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而生发出来的,只有《回顾与慎思:关于安重根和伊藤博文》和《“以满人为本”与晚清国运》两篇,距离这两大历史事件较远,但其中的逻辑联系,显而易见。

  我的这次写作之旅,是被一个又一个“兴奋点”驱动而成的。潜水式的阅读之后,便是对这两大重要事件和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梳理和认知。梳理和认知的结果,如羽戈所说,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而是从此不会受骗了”。

  我真诚期待读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无论怎样的年代,不受骗都是一件挺好的事,对吧?

  日本间谍到大清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始末

  近代史上,中日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的。1870年9月27日,日本外交代表柳原前光,携带明治政府的“无限诚意”,到达天津港,旨在游说清政府与日本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柳原率领的代表团,共有十三人。这个数字,在西方人看来很不吉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日本人的主动“示好”,对于大清帝国,确实很不吉利。

  柳原到天津后,先后拜见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交了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的书信。书信的措辞情真意切:“方今文明文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惟有商船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也乎?”信中的“泰西”,意思是“西方”。

  成林很快将书信转交总理衙门。这个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上上下下,最怕办外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他们给柳原发照会说:“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结尾还自作多情地加一句:“此乃中国与贵国格外和好亲睦之意,谅贵国必明悉此情也。”

  先说什么“大信不约”,再把“不跟你玩儿”说成是“格外和好亲睦”,明显是糊弄鬼嘛。柳原不听糊弄,转而游说李鸿章,再三恳请,说:“英法美诸国,强迫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此番言语,一下子挠到老李的痒处。老李是主张“以夷制夷”的呀。何况,早在1865年,他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就提出“联日以制泰西”的主张。

  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陈述与日本建交是大势所趋。最重要一条:“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同时成林也上书陈情,意思跟老李差不多。

  总理衙门再次照会日本方面,说,好吧好吧,既然“大信不约”“格外和好亲睦”你们不干,那就照你们说的办,等明年你们的“特派大臣到津”以后,我们再好好商量这事儿。

  随后,恭亲王奕?给两宫太后上奏,说日本打算如何如何,臣让李鸿章和成林去交涉,成林“往复再四”劝日本人回去,他们说不。臣为什么没有立刻答应他们呢?怕的是答应得太痛快,他们登鼻子上脸,还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另外,要是不答应他们,他们一旦请英法出面帮腔,咱就被动了。咱得罪不起英法啊,到那时候再答应,太丢脸了是不是?与其将来不得不答应,还不如现在就答应算了,省得日本人“饶舌不休”,臣的耳朵都让他们磨出老茧啦。

  从奕?的奏折可以看出,大清的外交大权,基本掌握在总理衙门手里。上奏,仅仅是通报一下情况。也不难看出,恭亲王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言辞也很柔软。他还是很讲“政治”的。

  洋务派同意跟日本订约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快就有人提出异议。反对派以安徽巡抚英翰为代表,提出订约“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衡量利弊,“与其将就一时而贻害无穷,不如明其大义,以绝非礼之求”。

  说起来,清廷还是有一点民主意识的。他们把英翰的奏折“寄谕各疆臣”征求意见。力挺英翰意见的人,皆“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

  李鸿章坐不住了,上奏驳斥反对派的观点,历数跟日本订约的理由,其中有很尖锐的一段话:“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辱。就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说到底,还是重申“以夷制夷”的思想。不过必须承认,老李对日本及国际形势的认知,显然高人一头。

  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上奏表达个人意见,奏折前半截的意思跟李鸿章相近,后半截提出一些具体的订约意见,如“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其不可说什么利益“一体均沾”,简而言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

  曾国藩心里有话,没全部说出来。以前,大清跟西方各国订约,吃过“总例办理”和“一体均沾”的亏,他是暗示清廷,不能总吃豆子不知豆腥味。

  清廷听懂了曾国藩的言外之意,下诏书表扬老曾“所虑颇为周密”,同时指定由李鸿章负责跟日本人谈判。就在此前不久,大清撤销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位,由李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老李办外交的时代开始了。跟日本订约,是他外交生涯的“处女作”。

  曾国藩的“所虑”,后来成为中日建交一个激烈的争论点。日本代表团坚持要享受西方各国的一切待遇,商讨信函的措辞非常巧妙,貌似有理有据。李鸿章的两位助手,应宝时和陈钦反驳无据,极不耐烦,竟失外交礼仪,大耍泼妇,说什么,我天朝没想跟你小日本结好啊,是你们腆着脸主动要结好的,那几个破字,就是不能写,你们干就干,不干拉倒!这一通泼妇语,把日本代表团副使柳原给整蒙了,“徘徊踌躇了十几天”,才重开谈判。

  谈判从1871年7月29日开始,到9月13日结束,双方签署《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馆、彼此商民往来贸易等各项事宜。

  抛开签约日里有个“十三”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十三”——日本成为跟大清建交的第十三个国家。历史深处有一个小鬼头,喜欢开开玩笑。

  李鸿章挺高兴,觉得跟以往不同,这是一部平等条约。后来的史书也多持此论。美国学者马士,带点调侃的语气说,这“多少像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所缔结的”条约。

  至此,大清终于放弃从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跟大清,是地位相等的主权国家。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之后,日本动作很快,第二年年初,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和福州领事馆。同年8月,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到中国东北侦探考察。第三年,开设香港领事馆。第四年,派遣柳原到北京,设置公使馆,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跟日本的“草率”相比,大清政府“稳重”多了,直到签约后第六年,才派何如璋率使团进驻日本。

  从此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日渐频繁。比较而言,还是来多去少。大清对日本真正感兴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以日本为样板推行各种改革措施。战败第二年,就派出十三人(怎么又是十三?)到日本留学,到1905年前后,在日本的大清留学生达八千人之多,这其中,包括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博得大名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留学生团体之外,各地官绅到日本游历、考察的也不少。

  日本人的动作总是比大清敏捷,自建交之日开始,他们就蜂拥而至。有官方组织派来的,有民间组织派来的,也有自己主动要来的。形形色色的官僚、学者、记者、作家、艺术家、商人等等,都变成小蜜蜂,纷纷来大清采蜜。目的多种多样,有观光旅游的,有求学工作的,有发展实业的。这些人中,混杂了大量日本间谍,以采集大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这支间谍队伍,为后来甲午战争日本的获胜,立下汗马功劳。可怜的大清,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间谍为何物,直到战争即将爆发,才把日本间谍当回事。而自己的间谍队伍,仍然是水中月雾中花。

  中日两国始于1871年的亲密接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日本非常主动,大清先是被动应付,到甲午战败后,才变得主动。对日本来说,大清是它强扭的瓜。谁说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觉得大清这只大西瓜,甜得很。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两国建交归建交,骨子里还是互相瞧不起。在日本一面,认为清廷不是正宗,是窃取中原的“夷”。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有一个花絮,日本反对大清自称“中国”。“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大日本”不是你的“边疆荒服”,你不能写“中国”,只能写“大清”。其实日本人的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宋亡于元,他们认为是亡于“夷”,宋可亡,而“中国”不可亡,自此以“中国”自居。李鸿章不理那一套,声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改国号之例。”意思不外乎是说,“中国”是大清的固有称号,想侵犯我们的固有称号,我们坚决不答应。为这事,谈判耽搁多日,最后折中,汉文版的条约写“中国”,日文版条约写“大清”。由此可以想见,《中日修好条规》是汉文版的说法,日本版应该叫《日清修好条规》。前文提到的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的信件,中有“况邻近如中国”字样,也是汉文版的说法,日文版显然是“况邻近如大清”。

  可恼的是,即便折中处理,日本代表团在日方保留的汉文合约中,仍旧使用“大清”而非“中国”字样。大清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本代表团狡辩。李鸿章息事宁人,算了,鸡毛蒜皮的,没意思,团结一致向前看吧。

  其实不光“中国”字样对日本人有刺激,“中华”和“神州”也一样。以大量海外史料为切入点研究晚清的雪珥说:“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而且这种宣传,还真的产生了一定效果,日本人觉察到,在大清的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远低于满人”。

  大清朝野对日本的藐视,不以订约而改变,嘴上纸上依旧称对方是“蕞尔小国”或者“蛮夷小邦”。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三年后,这个“蛮夷小邦”竟然不宣而战,“冒犯上国”。

 

 

  日本人眼里的大清国

  从近代到当代,来中国游历的日本人,很大一部分,都会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包括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书、地理志、诗文等多种形式。有些公开出版,有些收入秘藏档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的编者,为了叙述方便,将这些文字,统称为“游记”。这些游记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的“落地窗”。

  这些游记的总量有多少,连日本人自己也弄不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支部——东洋文库,收藏这类文字最多。该文库的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出版《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一书,对明治(1869~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超过四百种的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此书前言中说,这四百多种游记,相对于明治以来出版的中国游记总数,“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可以想见,日本对中国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

  我们把眼光聚焦在日本明治时期。那时候日本人眼里的大清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日本的“清国通”曾根俊虎在1874年写下的《清国漫游志》中说,大清官员“在北京耀武扬威,轻侮人民,聚集赌博,沉湎酒色,或行骗术,或贪贿赂,其为非作歹绝非语言能形容”。官如此,民如何?曾根叹道:“从上海出发以来,途经两千五百余里,其地皆已不知廉耻,民心殆离。人人尚黠诈,惟私利是图。呜呼宜哉!满清不振。想来变换之势,由来不远矣。”

  此时距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距大清灭亡,也不过三十七年。曾根所说的“变换之势”,果然“由来不远”。

  曾根在《北中国纪行前编》(1875)中有《天津总说》一节,对天津官民以及社会情状,有如下描述:

  此地人情,如西洋人历史书中所载,此方人能诈伪,巧偷盗,其中本土人情极为狡诈,不知义理为何物,加之1860年(清咸丰十年)与英法之战败,活计极为穷困,故只知惟利是图之短策。

  ……穷困之人丧葬甚至没有棺椁,或置于屋后,或弃于城墙之下,被猪狗尿粪所污,市郊边缘更有棺木朽烂白骨外露而不能收尸敛骨者。鸦片烟之盛,甚于上海。木材极少,价格昂贵,多从南方运来。至于柴薪、煤炭等价格,高于本邦数倍。官员之威权极为凶猛,道台或府令等出门,不自骑马,必坐轿子,从者数十人。一年一度(旧历四月初七、八、九),无贵贱、男女、老幼之别,都赶赴城里城隍庙集会,各自祈祷心中所愿,通宵达旦……官员之玩弄男色者最多。

  ……有乞丐,有裸体者,有身穿单衣者,满身污垢如墨,横卧桥头或大道,双眼盯着过往行人,以为是有钱之人,众乞丐则蜂拥而上,口称老爷,讨得钱物,方才止步。

  参照《曾国藩日记》来阅读上面的文字,别有一番滋味。日记中记载,1868年,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就任之前,慈禧太后跟他有过四次谈话。最后一次,慈禧问他:“尔到直隶办何事为急?”答:“臣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慈禧说:“直隶吏治也疲顽久了,你自然也都晓得。”曾说:“一路打听到京,又问人,也就晓得些。属员全无忌惮,臣到任后,不能不多参人。”慈禧又说:“百姓也苦得很。”曾附和说:“百姓也甚苦,年岁也不好。”

  曾国藩事先摸了底,心中有数,但到任后,还是被直隶官场之腐败所震惊,在奏折或给同僚的书信里,反复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他把工作的主次关系颠倒过来,反腐第一,练兵第二。而那时候,天津驻军已经腐烂透顶,等于是穿制服的土匪。

  曾国藩在天津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老曾素有“曾剃头”之名,在手握雄兵的十七年中,生杀伐断,毫不犹豫手软。到天津也是如此。第一批,他就剃了十一名官员的头;第二批,又剃了九名官员的头。直隶官僚,度日如年。

  在第一批“剃头”之后,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深夜长谈,对时局极为悲观,似乎不抱任何幻想。

  从曾国藩掀起反腐风暴的1869年,到曾根俊虎看到天津情状的1875年,中间相差六年时间。也就是说,反腐风暴的六年后,天津官员仍然“极为凶猛”,作威作福,而百姓也照样“苦得很”,只能寄托于宗教来安慰自己的灵魂。

  对大清国情的认识,最为清晰的,是日本间谍的报告。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一份重要报告《复命书》,全面分析了大清的形势。报告中说,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已经无可救药,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行。

  在日本间谍向国内递交的报告中,有个突出特点,都是再三强调大清的“全民腐败”,指出日本先要改造大清,然后才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

  在日本间谍群中,对大清国情认识最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他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中,详细分析大清的两个要害:一是严重的腐败。民间每年税赋的总量,是大清国库收入的四倍,“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举例说,两广总督芩春煊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还在衙门里设有“洋酒委员”一职。军队走私贩私,北洋海军尤甚。整个朝野“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其表面的改革进步,“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李鸿章自嘲,说自己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异曲同工)。二是缺失信仰,精神支柱坍塌。所谓孔孟之道,仅仅是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一旦当上官,孔孟那一套就被丢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导致清廷上下“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宗方还引用孟子的话,为大清的未来做了结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他预测,在十到三十年之间,大清“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史实告诉我们,宗方写完这篇文章十六年后,大清“支离破碎”。

  日本间谍与“兴亚会”

  日本派遣到大清的第一批间谍当中,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曾根俊虎。1871年,曾根投身海军,翌年,担任海军少尉。1873年,为交换《日清修好条规》,作为代表团的随员,第一次踏上大清的土地,年底,升任海军中尉。1874年,因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台湾,又被派遣到上海筹措军需物资,同时收集情报。此后又多次潜伏到大清,从事间谍活动。1878年,明治天皇接见,曾根向天皇呈献《清国近世乱志》和清国《诸炮台图》,这是他在大清收集到的重要情报。1879年,曾根升任海军大尉。

  1880年,三十三岁的曾根在日本创立“兴亚会”,任干事长,倡导“大亚洲主义”,主张日清两国亲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在兴亚会成立之前的若干年,他先成立“振亚社”,兴办汉语学校,培养跟大清互通往来的专门人才。他的振亚兴亚思想,在《清国漫游志》中,已经有所表述。他认为,当时亚洲各国,如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已分别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原因在于亚洲各国“国不相依,人不相辅,萎靡姑息,轻薄苟且,无能张纲纪而独立”,要想摆脱欧洲列强的蹂躏,日清两国必须“同心协力,兴亡相辅,然后推及亚洲诸邦,共相奋勉”。这是他《兴亚管见》一文的思想框架。

  《清国漫游志》中记载,曾根在杭州参拜岳飞庙时,曾默默祷告:“东海一书生远道而来,表达钦佩之情。君如有灵,辅我微忠,振兴亚洲。”

  1886年9月,曾根在《奉总理大臣伊藤伯阁下书》中,对当时的日清关系,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本邦人见清国人与见欧美人大异也,视之牛猪,加以轻蔑。清国人亦轻蔑本邦人,而至呼假洋鬼子……夫如此两国人民互失和睦、相互轻蔑之原因何在?我政府自知明治维新至近年,对清国之处置(台湾、琉球事件等)纵无侮彼之心,亦不免其形。我已侮彼,彼亦侮我,若不得侮,且怒且怨。呜呼,积怨深怒,何日不泄耶?

  当然,曾根的大亚洲主义,骨子里,还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着想。“急派遣有志者往清国,一结彼欢心,二察其动静。今日之清国,本邦无机可乘。治世之贸易,乱世之战争也。战争也好,贸易也罢,不知己知彼,决不能制胜。”

  由此可见,曾根的主张,并不是一味跟大清结好,也有为战争做准备的意思在内。只是暂时无机可乘,应以“结彼欢心”为主旋律罢了。

  曾根在呈交给伊藤博文的《清国政府之概况》中,对此观点,表达得更加直白:

  夫清国与本邦仅隔一带水,非或为辅我之良友,或为袭我之强敌哉!然则于本邦不管其治其乱,往彼之要地派遣志士,使通晓其事情,后来之事不可不深谋远虑也。夫用兵掠地,清国也;欲由贸易致富,亦清国也。

  伊藤对曾根的大亚洲主义,显然不太重视。他信奉的是“脱亚入欧”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日本处于强势地位。两种思想较量的结果,是大亚洲主义败下阵来。曾根不受伊藤赏识,多年仕途不顺,这是主要原因。

  但兴亚会在中日两国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创立不久,当时担任大清驻日公使的何如璋就加入此会,并介绍晚清著名报人王韬加入。

  诡异的是,甲午战争前后,活跃在大清的日本间谍,无一例外都是兴亚会成员。其中的翘楚,荒尾精和宗方小太郎,更是坚定不移的大亚洲主义战士。不过这时候的大亚洲主义者,对大清现状,已经深深失望。他们认为日本必须调整战略战术,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荒尾精的兴亚思想,曾经得到日清两国的广泛关注。他的《兴亚策》被称为兴亚思想的经典之作。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如果日清联合,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依靠大清的财力,可以组建一支一百二十万人的强大陆军,同时还可以组建一支拥有百艘以上军舰的强大海军。由此,“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挥于宇内,宣示亚洲之雄风于四海”。此论,在宗方和梁启超那里,引发共鸣。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并不认为这是日本对大清的侵略,反而觉得这是振兴亚洲、解放大清的崇高事业,具有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坚信,只有革除大清的种种弊端,日本才能领导和团结大清,实现黄种人的崛起。这种思想显然具有很强的蛊惑性。甲午战后,大清朝野并没有弥漫强烈的仇日情绪,相反却从官方到民间,都把清日亲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来往更加频繁,以至于西方政治家和媒体,频频大谈“黄祸论”。这一现象的出现,不能说跟日本的兴亚宣传毫无关系。

  更为诡异的是,以推翻皇权为目标的晚清革命党人,竟然把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看作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乐善堂与日清贸易研究所

  日本的间谍系统,有四个层面,一是内阁情报机构,二是外务省情报机构,三是军队情报机构,四是民间情报机构。甲午战争前后,活跃在大清的日本间谍网,主要是由私人企业汉口乐善堂构建起来的,有点志愿者性质。这个企业从事商业活动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精忠报国”。商业活动,只是为间谍们提供活动经费而已。

  乐善堂的创始人,是日本商人岸田吟香。

  岸田是日本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其声望可以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相提并论。他先是从事新闻业,创办《海外新闻》报,后又担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纵谈时事,笔力雄健,一时声名鹊起,被称为日本“四大名记”之一。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岸田成为第一位随军记者,他的战地报道,让《东京日日新闻》销量大增。正当新闻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突然弃笔下海,开始经商。1877年,他正式在东京注册公司,名为乐善堂,经销眼药水等各种药品和书籍,生意兴隆,很快成为巨富。

  那时候眼药水刚刚问世不久。它的发明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赫本。这个赫本,就是后来美国大牌影星凯瑟琳·赫本的亲爷爷。赫本博士以传教士身份,先后在日本生活过三十三年,岸田曾经担任他的工作助手。后来,赫本博士把眼药水配方送给岸田,让岸田完成了从笔杆子到商人的华丽转身。

  东京乐善堂获得成功以后,岸田来到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在英租界内开办上海乐善堂,很快打开局面,成为上海滩的名人,在大清官场左右逢源,跟湖广总督张之洞颇有交情,同时跟上海文化界人士,过从甚密。1888年3月23日,上海《申报》有文章写道:“东瀛岸田吟香先生风雅士也……招致海内名流,开宴小饮,拟设诗社……沪江为文人士所萃,能诗者辈出,惟创设诗社者,未之闻也。吟香先生风雅好事,实能开其先声矣!”岸田成立了“玉兰诗社”,用以广泛结交上海的文化名流。

  岸田还经常做些慈善活动,免费向平民发放药品,把自己装扮成慈善家的模样。

  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谍报官荒尾精,奉命潜入上海,很快跟岸田相识。一番晤谈之后,岸田为荒尾精指点迷津:“足下如欲调查中国大陆,最好化装成商人,较为便利。本人可助一臂之力,当在汉口设立一乐善堂支店,委君经营,足下可分头派人赴中国各地贩卖本堂药物等品,既可掩人耳目,又可将售得之款,供调查费用。”

  很快,汉口乐善堂开张,从在华的日本浪人中召集了不少“爱国志士”充当间谍。

  汉口乐善堂在大清全国各地,设置了大量“支部”。开张之初,就设立长沙支部,之后又先后设立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各支部无一例外,表面上都是店铺,间谍们留长辫,穿华装,打扮成清国人模样,以行商作掩护,大摇大摆行走各地。也有假扮和尚、乞丐的,参山拜佛,沿街乞讨,趁机收集情报。

  汉口乐善堂自堂长荒尾精以下,内部分设三个机构,一是主管经营和会计的部门,二是负责整理各地间谍调查报告、摘录报刊消息、考核“干部”等业务的部门,三是将各地调查报告、报刊消息汇集成书的部门。

  这一间谍组织内部管理非常严密,自我价值的认定,也拔得非常之高,强调他们的“强烈之事业”“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他们自称“我党”,订立“党规堂章”,要求“同志们”平日与外人交往时,“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支那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北京支部在荒尾精眼里是“我党演戏之首要地方”,派最信赖的间谍宗方做掌门人,同时兼任天津支部的“支部书记”。主要任务是,考察清廷中央动态,北洋舰队的动向,此外还要收集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和内蒙古的情报。

  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汉口乐善堂将六种清国人列为侦察和统战对象,包括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和富人,而且把这六种人又做了细致的分类,如“君子”分为六等,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等等。

  汉口乐善堂发起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活动,名为“四百余州探险”,各支部按总部统一部署,大搞“上山下乡”。一时间,日本间谍的足迹遍布两湖、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甚至包括新疆和西藏,对所到之处的气候地理、风土人情、交通产业、兵营关卡、军事要塞等相关情报,进行了一次大摸底。

  1892年,汉口乐善堂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辑出版了一本巨著《清国通商综览》,分两编三册,达两千三百多页,成为日本研究大清的重要文献。

  在进行谍报活动的同时,岸田和荒尾精还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建立了一所间谍学校,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全力培养“商战”和“兵战”两栖情报人才。

  有意思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在1890年底,因经费和课程设置问题,还闹过一次学潮,直到1891年2月,才完全平息。荒尾精大刀阔斧,开除了三十多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

  日清贸易研究所学制三年,课程包括汉语、英语和中日问题研究等等。实际上,这所著名的间谍学校,只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共八十九人,于1893年6月毕业。学生毕业后,还需在清国“实习”一年。那时候,日清关系已经趋于紧张,支持办校的某些“有志之士”向学生们发出紧急呼吁:“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所幸诸君通晓华语,又多少熟悉中国事,所以希望诸君暗察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战争爆发后,间谍学校停办,日方从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间谍中,征召九十一人入伍。这些人随日军来到大清各个战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担任随军翻译,也有少数,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荒尾精在上海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停止。他和宗方联手成立东亚同文书院,继续研究大清国。该书院在1918年前后,编辑出版了《支那省别全志》,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日本的民间情报体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当属荒尾精。他是一位学者型的间谍,在日本朝野拥有广泛影响。日本《东亚先觉志士列传》称赞荒尾精是“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关于他的第一部个人传记,题为《巨人荒尾精》。

  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是宗方小太郎。雪珥在《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下文简称《绝版甲午》)中对他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他的“事迹”,一是刺探军情,二是编书著文,三是办报。

  宗方除了刺探北京、天津的情报以外,还多次潜入威海,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有一种说法,说他探听到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使日本联合舰队得以在1894年9月17日,部署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以逸待劳,对北洋舰队发起致命一击。为此,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说他“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此说真假,不必斤斤计较,当故事听听也就罢了。不过日后明治天皇接见过宗方,倒是确有其事。

  编书是指宗方参与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著文是指他向天皇呈交过两份战略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办报指的是,在甲午战后的1896年,宗方购买英国字林商行的汉文报纸《字林汉报》,更名为《汉报》出版发行。这是日本人创办的首家中文报纸,共经营四年,其宗旨是弘扬大亚洲主义,先改造大清,然后日清联手对抗西方。该报言论,在清廷看来,“误信康党之谣言,竟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跟康有为穿一条裤子,那怎么行?于是由张之洞出面查禁。张的手段很柔软,以三千两白银收购。

  耐人寻味的是,宗方为日军所写的中文文告中那句响亮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被孙中山的革命党借用,用来号召推翻满清政府。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21-07-21 14: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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