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徐州会战
2017-04-27 15:41:54  来源：鲁西南民间智库  点击：  复制链接

　　徐州会战发生于全国抗战爆发半年之后，国民政府时已西迁。蒋介石于1938年1月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专司统率全国军队之权。蒋氏对徐州会战的战略方针战役部署作了一系列指示，并几次亲赴前方督导。既往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台儿庄大捷研究多，对徐州会战之役整体研究少;从中国一方统帅指导指挥的角度看，研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者较多，研究中国军队统帅蒋介石指示督导者甚少。本文拟对蒋介石在徐州会战中的战略战役指导试作探讨，期对徐州会战之研究有所补充。

　　一、蒋介石指示战略方针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随着日军越过黄河，济南、泰安失守，中日军队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决战的形势已经出现。

　　1938年初，军事委员会确定的国军指导方针为：

　　“国军主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积极整补，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诱致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以迟滞敌人之逆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争，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渡黄河，直冲武汉。”①

　　这一方针是用于指导全国抗战的战略全局的，但其中提出加强鲁中和淮南的兵力，诱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以迟滞敌西进，却是徐州周围地区作战的要点。

　　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对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训话中，阐述了徐州会战的战略方针：“现在敌人打到济宁，他的目的就是想由此打通津浦全路。……现在我军战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津浦道清两铁路，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侵占。我军要巩固这两条铁路，必须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尤应发挥我军主动攻击精神，配合各种有效战术，攻守自如，陷敌人于被动，如此我军才能固守，才能藉津浦、道清两铁路来屏障武汉，武汉重心不致动摇。”②

　　1月15日，蒋氏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时，指示了作战基本原则：“要在交通要线上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以军队联合民众武力施行游击，牵制破坏敌人之后方。”③

　　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徐州会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其要旨有三：(1)持久消耗战略;(2)攻势防御的运动战战略;(3)在敌后发动游击作战配合正面作战的战略。下面分别对这三点作简要分析。

　　(一)持久消耗战略。

　　全国抗战爆发之初，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国民政府大本营即确定：“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④在持久抵抗战争中，中国军民可以逐渐积蓄力量，同时消耗敌之主力，以争取最后之胜利，由此并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等原则。

　　1938年2月5日，蒋介石在武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⑤

　　这种持久消耗的战略在徐州会战中运用，更有其特殊意义。这是因为：在平津、淞沪、太原、南京等地相继失守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逐步西移。1938年上半年，武汉是中国临时首都。尽力保持津浦道清两条铁路，迟滞敌之西进，是屏障武汉，掩护全国抗战重心西移的关键。因此，统帅部确定在徐州南北与敌拼战，消耗敌人，争取时间。

　　当时最高统帅部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曾对津浦铁路一线敌之战略企图进行分析：“敌企图由南北两方沿津浦路进攻，以占领该重要路线，俾华北与长江下游两战区打成一片，已甚明显。……须知武汉不能直接防御，而须在蚌埠、徐州、安阳等处防御。倘敌能占领津浦路线，则可得一宽广基线，不难由此进取郑州。如此，则武汉即感受包围威胁。”⑥法肯豪森之敌情分析，能说明蒋介石确定徐州会战战略的动机。

　　当年担任中国统帅部副参谋长的白崇禧回忆说：“(军事委员会)综合全盘情况，知敌将由华北华中调兵至津浦线，全力包围徐州，决心增加第五战区之战斗力，使之能持久作战，一面为消耗敌人之力量，一面为吸引敌人之主力于徐州，以便武汉有备战之余裕。所以使用于徐州会战之兵力有步兵63个师，骑兵一师一旅，炮兵五团，飞机59架，我军之力量比之淞沪场犹为坚强。”⑦白氏的叙述真实地反映了最高统帅蒋介石部署徐州会战的战略决心和意图：持久作战，消耗敌人，争取武汉备战的时间。

　　据当年在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工作的张秉均《抗日战役述评》一书中记载：“我最高统帅部于台儿庄大捷后，即判断敌将向津浦路南北两面增兵，夹攻徐州，其总兵力可能达十师以上，我军增兵于地位突出之徐州，扩张战果，深具戒心。罗泽闿处长(作战处处长)于小组会议时判断：“双方增兵会战之结果，我们最后还是不行。但是，为诱致敌主力于徐州方面，以争取武汉备战之时间，仍须有限度增兵于第五战区，并控置精锐于砀山、归德、兰封，以固后方，同时加强攻袭敌后方以牵制之，随即展开鲁南、淮南、淮北、鲁西、豫东诸战斗。”⑧这里说的虽然只是徐州会战后一阶段的战略动机，但从中可以看出，统帅部在部署徐州会战时，曾顾忌顶抗不住日军从南北两面对徐州的夹击，可是仍大力向徐州增兵，其着眼点，不在徐州之得失，而是“为诱致敌主力于徐州方面，以争取武汉备战之时间”。

　　徐州会战持续四个月时间，吸引敌人十数万兵力于津浦线，赢得武汉备战，中国国力重心西移的时间，这是最高统帅部持久消耗战略的运用，亦为尔后全国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二)攻势防御的运动战战略。

　　在指导徐州会战作战中，蒋介石强调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1938年1月，他在开封对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训话中说：“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我们如何才能巩固这两条道路呢?……一定不好呆守不动，坐以待敌。必须积极动作，对威胁我们的敌人采取攻势，必须严密监视敌人，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尤须尽心研究，想出各种有效的方法，准备各种可能的制敌的方案，千方百计来打击敌人!特别是在精神上要设法激励士气，加强攻击的决心，或从正面冒死突进，或由侧面绕道截击，或迂回包抄围攻歼灭，或纵兵深入断敌归路。”⑨蒋氏这里所强调的“以攻为守”，“积极攻击敌人”，“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等要点，都贯穿了攻势防御的战略思想。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却不能消极防御，等待敌人来攻打，而应主动出击，打击敌人，以进攻的手段来达到防御的目的。蒋氏在指导徐州会战作战中，突出强调了这种采取攻势防御运动战的战略思想。

　　在整个徐州会战过程中，无论是第五战区的作战计划、战斗部署和指挥，还是统帅部的战役指导和一些具体指挥，大致都实行了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单就最高统帅部对战役的指导、部署和指挥看，例证很多。差不多在每次指导作战计划和战斗行动时，统帅都很强调发扬攻击精神，有力歼敌，同时强调派出兵力加强对敌后方袭扰，以配合正面作战。在具体战斗部署方面，会战初期，津浦路南段令侧击敌军，在津浦路北段，多次指示孙桐萱、曹福林部向济宁、汶上出击。临沂战斗中，调张自忠部与庞炳勋部迎击敌第五师团南下之敌，保卫临沂，获临沂大捷。3月20日，最高统帅部参酌白崇禧副参谋长建议，决心以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和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诱敌深入，包围敌于微山湖畔予以歼灭，指令第五战区部署。后来孙汤两部围攻敌于台儿庄，孙部主动抗击，汤部侧击围歼，阻击敌从临沂方面来之增援支队，卒获台儿庄大捷。台儿庄胜利后，令汤、孙部乘胜追击，继令攻取峄枣。至会战后期，仍不断指令部署迎击、出击，采取攻势作战态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谈到：津浦路南北作战中，除在铁路正面坚守战略支点，进行阵地战外，更以强大兵力在铁路东西两侧随时进行攻击包围的运动战，牵制敌之两翼，使敌被动应付⑩。

　　当然，由于敌在装备、火力、编制方面均优于我，我方战力远逊于敌，统帅部只能从厚集兵力(与敌相比达4:1)，发扬高昂的战斗士气和各部密切协同等方面创造采取攻势防御的条件。在徐州会战中，无论是持续的抵抗，还是局部的胜利，均主要依赖于我国军队以血肉之躯英勇顽强地与敌搏斗。

　　(三)在敌后发动游击作战配合正面作战的战略。

　　1938年1月13日，蒋介石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中指出：“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线上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同时以军队联合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如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攻;敌如攻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以收长期抗战之效。”(11)这种以游击作战配合正面作战的硬性柔性相结合的战法，始终是最高统帅部指示第五战区部署徐州会战作战的要旨。

　　早在1937年12月20日，军事委员会致电各战区，就布置对敌进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作出指示：“我为长期抗战，应一面于交通要线上，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增加抵抗力，一面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各战区于指定根据地，应先派遣干部视察地形，构筑工事，集积粮弹，设备连络方法，以期能随时独立作战。”(12)

　　此电示中指定第五战区之根据地为泰安、鲁南间山地：及豫皖边境固始、立煌、经扶间山地，同时又将第五战区大致按鲁(除青岛市区)、苏(除江南)、皖(除江南)划分为三个分区，并规定各分区和其他守备部队所负正面作战和游击作战的任务。

　　从上述可以看出，统帅部早就重视游击战配合正面作战之作用，和正面战线退却后游击战在持久抗战中威胁敌之侧背的功能，并强调要在山地建立根据地，为以后对敌侧击挽回战局作准备。

　　1938年2月初，第五战区遵照最高统帅部指示，积极部署，在主力部队担负正面战场作战时，划分淮阴以南、鲁南山地、鲁西、皖北为四个游击区，调派部分正规部队担任游击(13)。其后，几乎对每一重要战斗，最高统帅部指导和第五战区部署均安排游击作战任务。4月15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时白在第五战区协助指挥)，指示速派正规部队到大岘山附近与新泰莱芜建立根据地，并实施游击(14)。

　　5月13日，蒋介石发出条谕，指示石友三部至敌后袭扰，进行游击(15)。

　　徐州会战开始，中共《新华日报》即评论说：“自从最高统帅整饰前线以来，我军战略战术的确有了许多改变和进步。”“我们的战略方针确已表现出以运动战为中心，配合阵地线，辅之以游击战。”(16)

　　二、蒋介石部署战略配合

　　为了保障徐州会战的顺利进展，必须有全国各抗日战场的有力支持和战略协同。蒋介石和最高统帅部部署了各个战区对徐州会战的战略配合。

　　1938年1月18日，蒋介石致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电令，指示对各战区联合作战应制成各式方案，以备练习实施。他提出的几个方案中，包括：“甲：以确保武汉为中心，豫南、鄂东、鄂南、湘东、皖北、赣西各驻军之部署与协同动作;乙：以牵制津浦路南北投之敌军，确保徐州、蚌埠之计划，即联合鲁皖豫各部队作战协同动作之部署;丙：为确保郑州之交通枢纽，使豫北、豫西、皖北、鲁南、苏北部队作战协同动作之部署。”电令中规定：“皖北以第五路军编成，豫南(信阳)以汤恩伯军团编成，鲁西或陇海正面兰封及郑州以宋、于二军编成，在此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编成三个有力军团，每个军团以20-40个团主力兵团为骨干编成之。”(17)这都是为保卫徐州和津浦线、陇海线，实行不同战区不同部队间协同作战预为绸缪。

　　1月29日，为牵制敌向以徐州为中心的方向进攻的兵力，督导各战区联合对敌作战，蒋介石电军令部长徐永昌，令第一、第二、第三战区同时对敌出击：“现在敌南北各战场主力，均向津浦路方向转移，应督令第二战区主力，向太原及平汉路石家庄;第一战区向津浦路北段德州、沧州;第三战区向湖州、嘉兴、芜湖各方面出击为要。”(18)

　　4月，当徐州会战进入高潮阶段后，军事委员会制订的《国军作战指导方案》中规定，相关战区进行战略配合时的方针为：“第二、第三战区除以一部直接或间接支援徐州方面之作战外，主力应积极进攻当面之敌，使敌不得放胆转用其兵力于津浦北段”。“指导方案”具体要求：“第一战区部队，主力积极向济南方向活动，破坏津浦铁路北段交通，并向敌军后方发展游击战，一部攻击当面之敌。第二战区部队应积极攻击当面之敌，牵制当面敌军之转移，并抽调一部向徐州附近集结。第三战区应抽调一部控置于相当地点，作战略预备队，主力努力攻击当面之敌。”(19)军令部制订的作战计划规定：“我军调后方已整理之部队及他战区可抽调之精锐部队，迅速集中于第五战区方面，以求与敌决战。同时，第二战区利用优越态势极力反攻，收复晋省，第一、第三战区相机反攻以牵制敌人。各地游击部队更应极力活跃，以期能随时随地妨害敌人而求得决战方面之胜利。”(20)

　　其后，在5月1日拟制的《中国军队作战指导方案》中规定了各战区配合徐州会战的具体作战任务。其中有：“第三战区应以19AG、23AG、24AG派出有力挺进部队，力求切断京(南京)沪交通，不使转移于长江以北。……第一战区在黄河以北部队应继续游击，并远至平津活动。河防部队应阻止敌渡河。第二战区以傅作义部会同第八战区部队进攻归绥，以晋东、晋西、晋南部队先截断同蒲南段沿线要点敌之连络，再软硬兼用扫荡三角地带之残敌，以便晋南我军之转用及节约河防部队，准备集结。第八战区门炳岳、马鸿逵部队协同傅军进窥包头绥远。”(21)

　　台儿庄大捷后，4月14日，蒋介石亲自致电程潜(第一战区)、阎锡山(第二战区)、薛岳(第三战区代)、李品仙(第五战区副)、蒋鼎文(西安行营)、朱绍良(第八战区副)等各战区司令长官，令各牵制敌人，配合鲁南作战。电文云：“据确报，敌自鲁南惨败后，自晋绥、冀豫、江淮各方抽调兵力增援鲁南，以图挽救。仰各战区本前颁游击计划，严督所属积极行动牵制敌人，使鲁南作战容易，用期彻底歼灭该方面敌军以收最后胜利为要。”(22)4月20日，李宗仁电告军事委员会，要求各战区配合徐州作战。军事委员会即分令各战区实施。

　　为配合徐州会战，各战区向当面之敌出击，牵制了敌兵力，支援了第五战区。陈诚分析台儿庄获胜之原因时述及于此，他说：“(大捷)战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不算)，计共有五十余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南、江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23)

　　各战区对徐州会战战略配合，还表现在积极抽调兵力支援第五战区，如孙连仲部、汤恩伯部由第一战区抽调，邓锡侯孙震部由第二战区抽调，廖磊部、杨森部由第三战区抽调，韩德勤部由第三战区划归第五战区辖属。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兵力原属不同渊源，有东北军、西北军、滇军、桂军、中央军，后来还有粤军参加豫东作战，但在会战战场上均能服从调动指挥，协同配合，表现了在抗击民族敌人的斗争中共同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蒋介石也多次指示第五战区内各部之间“确切协同”，“密切协力”，令李宗仁“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24)。

　　在徐州会战过程中，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紧密相连，配合第五战区作战尤为得力。

　　早在1938年3月2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即以冬午电分析敌情，向统帅部建议，以汤(恩伯)军团(当时尚隶第一战区)会合鲁西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及张自忠军向津浦路北段之敌出击。(25)后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陆续由第一战区调归第五战区指挥，程潜予以大力支持。3月28日台儿庄鏖战之际，程见第二集团军攻击台儿庄之敌未见进展，乃令其所属第一三九师进至柳泉归李宗仁指挥(因临沂吃紧，李令第一三九师增援临沂)(26)。据当年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屈伸回忆：4月初，程潜曾来电表示：“会战参加部队，原属本战区序列部队，望各服从李长官，如服从本长官一样。凛于国军一体，体戚相关之精神，望鼓励所属奋发图强，为国立功。”(27)因恐李宗仁或存客气，对原隶第一战区的部队不愿多所督责，程潜特于4月5日亲临徐州协助，督促所属部队务于6日至8日三天内歼台儿庄敌之主力，违则自师长以上予以严厉处分(28)。

　　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唇齿相依，当徐州会战后期，战局渐趋危急，5月10日，最高统帅部电令：“第一第五两战区作战地境，变更为毫县、黄口、沛县、夏镇各东侧附近之线。……第一战区对侵入鲁西之敌须兼用正面及两翼包围，相机击破之。”(29)自此，第一战区接过鲁西作战任务，与第五战区更加协力配合。

　　除了各战区支援协同外，蒋介石还指令空军部队配合第五战区作战。如1938年2月17日，津浦路南段作战开始后，他给航空委员会代主任黄光锐手令，指示周家口、合肥、徐州、归德机场，我军应准备三日油弹量，以留在淮河西岸蚌埠附近作战也(30)。后来中国空军多次轰炸敌军阵地，配合陆军作战。

　　总之，在徐州会战过程中，最高统帅蒋介石督令全国各战区实行战略协同，配合徐州作战，有显著的效果，对达成徐州会战的战略目的起了重要作用。中共《新华日报》也认为，当时各战区战略配合取得了成绩(31)。

　　三、蒋介石增强战力保障

　　抗战爆发后半年的战争实践既表现出全国军民敌忾同仇，英勇抗击日寇的不屈气概，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军队的素质，特别是指挥和军纪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蒋介石决定整顿军事，提高战斗力水平。这直接增强了徐州会战的战力保障。在会战过程中，蒋还采取了许多增强战力的措施。

　　1938年1月8日，汉口军事会议上确定了对日作战改守为攻的方针。11-12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他在训话中对过去几个月的作战情况进行反省，要求加强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严格军事纪律。17日，他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训话强调军人应有非常的精神、修养和决心。17日，公布了改组调整最高统帅部的决定。27日在汉口举行全军师以上参谋长会议，统一作战计划，决定具体作战方案。蒋氏在会上训话强调要整顿幕僚，改进司令部工作。2月1日，蒋下令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指示限期成立政治部，并分批召集政工人员会议，组织训练，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32)。4日，他出席武汉军医会议闭幕典礼并训话。5日，出席武汉军事干部会议。同日，颁发了蒋本人五年前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述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意在提高军队士气和战力。27日，他出席军队后方勤务会议。3月1日，蒋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下达手令，指示严令中央直辖各师加紧训练下级干部，尤应注重精神教育与品格修养。(33)7日，他出席军队政工人员餐会，并就改进军队政训工作训话。8日，蒋莅临将校研究班，19日参加研究班聚餐会，均发表演讲。22日，蒋出席军法会议闭幕典礼，并训话。从上述蒋氏领导举行各种军事、政工、后勤工作会议并出席训话，对加强军队训练教育发出指示指令等活动，可以看出他为整顿军事，提高军队素质，提高战力和指挥水平，以及提高军队后勤保障能力作了一系列的努力。

　　蒋介石在徐州会战前和会战期间在整顿军队提高战力方面最突出的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整饰军纪。

　　蒋介石在开封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军官训话时严厉批评“军纪荡然”，说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事先没有防止，这是我自己最大的罪过”。他提出：“在军律方面来说：以后无论哪一个部队，没有奉到命令，擅自后退，一定要按照连坐法严办;反之，如果哪一个将领能自告奋勇打击敌人，也一定要按照奖赏条件重赏，而且我们要赏自下始，罚自上起，哪一个部队未奉命即撤退，就一定要办他的统带长官，决不能稍有徇情。”(34)

　　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抗战以来受奖惩将领名单：明令嘉奖者6人，受惩者41人，处死刑8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违抗军令的韩复榘的处决。白崇禧回忆说：军事委员会“杀一儆百，藉此树纲纪”，它“使战时纪律得以树立，士气为之振奋，中央命令因而贯彻于各战区之间。”(35)

　　第二，激励士气。

　　蒋介石竭力启发抗日将士要树立为民族生存而英勇攻击不怕牺牲的精神。他在开封军官会议上训话强调：“我们革命军人，当此民族抗战求生的时候，人人都负有极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尽到这个责任，完成这一战的神圣使命，就要认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确立牺牲的决心，发扬攻击的精神。”他勉励抗战将士，象郝梦龄、佟麟阁、刘家祺、赵登禹将军“发挥革命军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攻击精神，洗刷怕敌心理”(36)。蒋氏的训勉确使前线将士与敌拼死搏战。第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开封曾受蒋个别召见。他在滕县守卫战中殉国，殉难前呈报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电中说道：“秉领袖之明训及开封面谕要旨，誓以一死报国，并以报领袖知遇之隆。”(37)台儿庄激战中，4月2日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记载：“研究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奋勇死战之气概，不愧受到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全部守军凭藉散兵壕顽强抵抗，直至最后，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亦应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38)此虽只述及第二集团军一部之战况，但从中可见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英勇搏战之一斑。当年外国军事观察家称赞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鲁西华军)作战英勇，“即在世界战史上亦罕其匹”(39)。

　　蒋介石在徐州会战期间的指示命令中，反复申明，对将士作战勇怯，信赏必罚，据参加台儿庄战斗的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屈伸回忆，当4月3日战斗激烈时刻，蒋限令第五战区全体参战部队4月10日前击退台儿庄当面之敌。首先击退敌人之部队者赏洋十万元，出力将士从优叙奖。如限期内仍不能出击敌人，师长以上高级指挥官一律军法从事(40)。台儿庄大捷后，军事委员会发第五、第一战区悬赏金共20万元。第五战区呈报台儿庄大捷作战功绩，请予特别褒奖(41)。徐州会战过程中，蒋介石对庞炳勋、张自忠临沂获捷曾表彰奖励，特派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到临沂慰劳(42)。

　　徐州会战期间，蒋介石还指令励志社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方慰劳抗敌官兵。

　　上述这些表明，蒋为激励前方将士，鼓舞斗志，曾做了多方面努力。

　　第三，提高指挥水平。

　　经过半年与日军作战，蒋深感中国军队不仅装备武器不如日方，军事指挥水平犹不如敌。他在开封军官会议上说：

　　“我们一般官长的学问技能远不如同级的外国军官，也比不上敌人的军官。从本委员长起，我自己深深感觉到，当统帅的学问技能不够。以此例推，各位当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的都要知道，我们各人自己的学问能力精神技术等等都不如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43)他认为：“我们过去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缺乏学问的研究和无攻击精神之所致。”如何重整旗鼓呢?“要精心研究诚的修养来增进各人的学问技能，充实各人的革命精神。”(44)

　　他对官长的精神学术训练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他还提出要训练侦探、构筑工事、夜战，战斗中各级要留预备队等战术指挥问题。

　　1月16日，他下手令给何应钦，指示：“军委会各部应设立抗战改正各种委员会，而以战术、卫生、补给、装备、技术训练、技术纪律等改正尤为重要，务寻派最热心人员切实研究，与实地考察，俾收效益。”(45)

　　1月23日，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呈交《目前所得各种作战经验最要着眼点之概要》一份，其中包括指挥(维持及提高士气之着眼点、司令部之组织与工作、决心与下令)，部队之战斗指挥，战斗中各兵种之协同动作，野战筑城，后方勤务，武器弹药器材等章。蒋介石立即批示颁发为各部队之教条。可见蒋对提高部队指挥水平之急切心理。

　　第四，加强后勤保障。

　　蒋介石对军队后勤保障亦很重视，开封训话时他即讲到保存武器工作器具爱护公物，担架输卒等等问题。4月上旬，蒋介石核定并明令颁布由军政部拟订的各战区粮食管理大纲(三十三条)，保障军粮供给(46)。

　　台儿庄激战期间，敌连日在台儿庄城内使用催泪性瓦斯，我孙连仲部二十七师、三十一师均受其损害颇重(47)。4月19日，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政部所到之防毒面具十万副，应即星夜运往鲁南，分发各军”。同日，他发出手令，指示何应钦电鲁南各军师长条严防敌军使用毒气，注重清洁卫生：“速令所部官兵，注重防毒简易办法，严防敌军使用毒气，希由各级主官负责准备讲求避毒方法，防毒面具已随时分发。又，鲁南作战部队各级主官与军医，应特别注重清洁卫生，而于台儿庄附近尤为重要。饮水特别注意检查，严禁士兵饮凉水与未沸之水为要。”(48)

　　第五，加强对敌政战。

　　为了战胜敌人，徐州会战期间蒋介石对开展对敌政战瓦解敌军工作亦很重视。1938年2月4日，他下手令给总参谋长何应钦，命令奖励官兵俘获敌军俘虏。(49)2月26日，蒋致电政治部长陈诚，指示限定一星期内拟订对敌军官兵与敌国民宣传大纲标语传单呈阅。(50)还在2月21日，他即下手令给陈诚，指示：“津浦与陇海各路站，应多写对敌军官兵大字标语，总使其官兵消失(蚀?)作战精神，而不必加以刺激(例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必写)，专写打倒‘日本压迫民众背叛天皇的军阀’等，但不必张写过早，必于退却之前张写或散发，凡沿交通公路线村镇皆应张写为要。”(51)

　　四、蒋介石亲与战役指挥

　　在徐州会战过程中，蒋介石亲自参与战役指挥，下了许多指令，进行督导。

　　为了就近督导作战，徐州会战期间，蒋介石在几次关键时刻亲临前方视察，指示机宜。3月24日，当台儿庄激烈战斗方始，蒋即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高级参谋王鸿诏组成参谋团留在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4月下旬，当日军增兵鲁南，会战第二阶段开始紧张之时，蒋介石亲赴前线车辐山车站，找将领谈话。他曾对卢汉说：“台儿庄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必须以一个师坚守。”(52)据刘斐回忆，蒋对徐州形势很担心，为督令第五战区鲁南前线适时变换阵地，节约兵力，增加机动部队集结徐州备用，5月11日赴郑州，欲亲往徐州，被劝阻后，改派林蔚、刘斐赴徐州贯彻意图。(53)尔后蒋在汴洛一带指导徐州撤退及陇海线豫东作战。23日蒋临郑州，后部署克复已沦陷之兰封、罗王车站，将隔离在商邱的机车41辆、客货车400余辆撤回(54)。

　　蒋介石亲自参与徐州会战指挥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配兵力。

　　最高统帅部为保卫津浦线，徐州会战期间从其他战区陆续抽调部队支援第五战区，投入前线作战。于学忠部、张自忠部、孙连仲部、汤恩伯部、邓锡侯、孙震部至前方，卢汉部、樊崧甫部到徐州，后期调李汉魂、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至豫东开封归德陇海线，所有重大调动，均由蒋氏运筹帷幄。

　　在调配兵力时，战区与部队间发生意见分歧，需蒋权衡决断，遇调地方部队，蒋注意事先征询。3月中旬调汤恩伯部至鲁南时，李宗仁已电呈蒋，拟从二十军团汤部抽其八十五军驻商邱之一整师到滕县，作为二十二集团军之总预备队。汤持异议，反对分割使用。后来汤军全调至鲁南参战了。调六十军卢汉部赴徐州时，该部正在湖北孝感花园地区整训。据卢汉回忆说，先是李宗仁要求调卢部，蒋乃令陈诚找卢汉商谈。卢了解到鲁南战局有新的部署，表示同意调遣，这才下令调动的(55)。

　　(二)指导战斗部署。

　　徐州会战主要由第五战区承担作战任务，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具体指挥。会战中，有关敌情、战况，战区均向最高统帅部报告，有关战略方针、战役部署、战斗方案，李宗仁均请示并遵奉统帅部的指令。

　　战区的作战计划部署均报统帅部，由蒋介石审查批准，有时发出修正命令。临沂击退敌后，张自忠军奉五战区令，除留一旅归庞指挥外，向滕县前进，22日至费县。旋莒县汤头敌反攻，庞军不支。蒋即令张军“不必赴泗水滕县，以整个军协力庞军击灭临沂方面死灰复燃之敌”，只以约三至四团经泗水进出曲阜方面牵制敌人(56)。

　　(三)督令攻战。

　　徐州会战期间，蒋介石亲自电令前线部队进攻作战者甚多，这里举临沂台儿庄获捷后若干电令为例。

　　3月17日致李宗仁、庞炳勋、张自忠电：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脱逸，须跟踪猛追，开作战以来之歼敌新记录，藉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57)。

　　3月19日致孙桐萱、曹福林电：希贵部神速行动袭敌侧背策应正面之作战，以期各方面确切协同，一举聚歼敌人，挽回国军全盘之战势，有厚望焉(58)。

　　3月21日，致李宗仁并汤恩伯、孙桐萱、曹福林、庞炳勋、张自忠电：对津浦北段之敌决依20：21令一元电之企图围攻聚歼之(59)。

　　4月1日致李宗仁、白崇禧、林蔚电：对于台儿庄之敌务须歼灭，倘兵力不足可用援军，并须注意步炮协同(60)。

　　同日致张自忠电：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应速派有力部队向向城之敌猛烈追击，免致台峄之敌已属聚歼之时再行脱逸。事关抗战前途甚钜，务望努力为要(61)。

　　4月5日，致汤恩伯电：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竞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应急?)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62)。

　　4月7日，当台儿庄之敌大部被歼，残敌向峄县退却时，蒋介石致电李宗仁：以损失较轻之部队如第一○○师或第十三师，向峄县、滕县方面追击，以第二十一师向临沂方面追击。其余部队于扫清战场后，从速集结整顿，构筑坚强工事(63)。

　　4月8日，致曹福林电：台儿庄方面之敌迄七日拂晓已歼灭过半，开始北溃，除严令各部穷追外，着贵部迎头猛攻，以期一举歼灭(64)。

　　4月9日，致沈鸿烈电：(1)查鲁南敌主力已崩溃，其小部向北分窜，除令各部分途追截，务期歼灭外，希通令所属地方武装协力截击。(2)希迅速整理山东各游击队积极袭扰敌人，妨害敌由鲁北或鲁东增援为要(65)。

　　4月12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台庄之捷已逾五日，峄枣韩临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援绝溃惫之寇，不急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堕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万望激励将士，努力进攻，一面分途堵截，务于一二日内残寇全数歼除，庶敌兵再至，我更有以待之(66)。

　　4月13日，致孙连仲、汤恩伯电：仍盼督部迅歼残敌，限两日内攻下峄枣(67)。

　　蒋氏虽在后方，但日夜关切前线战况，督令前方将士攻战，以上数电足征。至4月下旬，蒋仍部署“决以机动防御及运动战击灭敌人”(68)，在鲁南发动攻势。他是充分贯彻了攻势防御的方针的。

　　在督促前线攻战过程中，蒋氏对战术作战方法时加指导。当2月，鲁西第三集团军向济宁汶上进攻时，一度攻入济宁、汶上，但损失甚重，计伤亡失踪9620人(69)。蒋2月15日、20日迭电指示：以后第三集团军“由铁路两侧向敌后游击，务避攻坚，万不得已，以主力向铁路以东山地转移，袭敌侧背”。21日蒋下令：“此后应避攻坚，改取监视和游击，牵制敌军南下。”(70)会战期间，他指示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分令所调入陇海前线之黄杰、俞济时，李汉魂、宋希濂、霍揆章、王东原等各军长：

　　“对倭作战，进入阵地之始使用过大之兵力，徒被敌炮火所摧毁，一时化为乌有，此历来我军各部作战最大之缺点。严令各军师旅团营等切实注意：以后使用兵力，凡连以上各单位，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各单位当加入战线之始，使用三分之一兵力，最多亦不过二分之一。切勿使用二分之一以上之兵力，而轻重机枪之位置等使用，尤为特别注意。此为我军战术胜负最大之关键，切勿以兵数众多，徒作壮胆之用，使所部作无益之牺牲，且损我军之实力也。”(71)

　　(四)部署收缩战线和退却。

　　会战后期，因敌集中兵力，南北夹击，我方被迫收缩战线，最后从徐州撤退。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也作了许多督导。

　　先是，我方久攻峄枣不下，虽增调兵力，鲁南战况胶着，而东线临沂、郯城相继失陷。前线部队久战疲惫。至5月初，蒋不得已乃同意参加第一次台儿庄会战各部抽出整补(72)，迭电部署换防整理。当敌在鲁西和津浦南段攻势加强(5月9日敌已陷蒙城)后，16日，蒋令李宗仁：对鲁南残敌应取守势，淮北之蒙城为战略要点(73)。11日蒋命令：“第五战区应对鲁南残敌暂取战略守势，以优势兵力先行击灭超越淮河之敌，第一战区应集中精锐兵团击破侵入鲁西之敌。”(74)13日，蒋以电话令李宗仁：鲁南兵团应即再抽有力之一军，集结徐州，准备转用，其余各部，除以一部在现在地警戒外，应适时变换阵地至运河之线，节约兵力，并将各部指挥系统及部署酌为变更(75)。

　　在敌对徐州形成战场包围，切断陇海路，情况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感到收缩兵力，部署退却至关重要。5月16日蒋致电第五战区参谋长晏道刚，指示对皖北鲁西陇海作战之计划应切实研究各种情况方案，以及各部将来行进道路方向与展开地点，皆应预筹。又，合肥已失，皖北亦应预筹也(76)。这显然是指示安排部队撤退。为徐州撤退，蒋布置好给李宗仁、白崇禧送去联系的密码(77)。5月19日，蒋致孙震手令：务速将徐州一带火车、机关车全部毁灭，由兄负责勿误(78)。盖是日徐州已陷敌。蒋致电李、白、汤(恩伯)，指示转移收容驻防事宜(79)。另一方面，他在郑州部署豫东防卫，分东路军西路军部署作战行动。5月27日他致电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指示赶速在洛阳附近布防，前方以登封临汝为据点，必须为久守之计(80)。他对撤退后收拢兵力部队整补均作指示安排。据孙连仲回忆，徐州撤退后，他留在了苏北淮阴，参谋总长传达蒋的命令，在淮阴修一机场，修好后孙乘飞机撤退到周家口(81)。

　　五、蒋介石指导徐州会战之评价

　　徐州会战发生在淞沪太原南京失守之后，日本入侵的魔爪已迫使中国转入战争轨道。中国重心正往西部转移，政府机构、工厂企业、文教事业正通过以武汉为枢纽的中轴仓促西迁。为了尽可能推迟敌军向武汉进攻，以保障西迁之进行，吸引敌军在徐州南北津浦线一带，尽量持续长久一些，这是中国根本战略利益所在。

　　蒋氏从根本的战略高度下定在徐州奋力抵抗的决心，这无疑是正确的。

　　徐州会战中，蒋介石反省总结战争爆发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心改变消极防守为攻势防御，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防守，以达到持久消耗敌之战力的目的。实施这种战略，将敌主力阻滞于鲁南一带达四个月之久，虽然最终徐州失守，但会战基本上达到了屏障武汉的战略目的。直至不利态势下顽强抵抗，最后收缩战线，保存实力，部署退却，从总体来说，统帅部的指导、亲与指挥是恰当的。

　　日本军方的自述和当年中外评论一致认为，徐州会战中日本并未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这也印证了中国统帅部的指挥是成功的。日军发动进攻徐州的重要目的，是消灭集中在徐州附近的中国主力部队。日本战史记载，据桥本群作战部长回忆：“本来虽非有意连接津浦线或扩大战面，但目前有包括中央军十个精锐师在内约五十个师的庞大兵力，认为打击该敌是一次难得战机的想法，逐渐坚定起来。这是企图进行徐州会战的直接原因。”(82)但是，日本的战略企图落空了。当年外国军事观察家评论说：“日方此次战略上之目的，在消灭徐州附近华方精锐部队，但此种企图显已全归失败，因华方精锐部队业已西撤，即其余部队亦多安全撤退，实力仍然完整。中立观察家称：此次徐州华军损失极微，敌日军不克即进攻武汉。”(83)德国政界人士评论说：“中国军队在徐州抗战之久，已远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加之华军士气奋发，并未败退。因而日军占据徐州，亦并非一种大胜利。”(84)日方也承认：日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中国军的退路，由南北分进合击，但总计约五十个师的中国军于5月中旬向西南方从我包围间隙中冲出，……战果之微，出乎意料。”(85)《新华日报》评论说：“我军虽然退出徐州，但我军主力并未遭受损失。……徐州撤退后日寇当局禁止它的国内人民举行庆祝不是没有原因的。”日军“会攻徐州，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遭受了许多次的打击，损失了无数的人力和物力”(86)。

　　然而，蒋介石对徐州会战之指导指挥并非无可訾议之处。他在战役指导指挥中确有阙失。以下就几点加以剖析。

　　第一，有时调配兵力迟缓，予敌以可乘之隙。

　　会战中出现了兵力调配迟缓，致失战机，予敌可乘之隙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是张自忠部调往临沂后，津浦路北段正面薄弱，汤恩伯军团调入较迟，致滕县、临城迅陷敌手。

　　先是，第五战区调五十九军张自忠部，作二十二集团军之预备队，本为加强津浦北段兵力，因临沂吃紧，乃调张自忠增援庞炳勋部，张部3月5日调离。这时，津浦线北段正面只有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防守滕县临城。但迟至14日，才发令调原属第一战区的汤恩伯部八十五军驻商邱的一整师作二十二集团军的总预备队，汤不同意对其部分割使用，向蒋要求全军团一齐调出(87)。16日汤部王仲廉军方调至临城。而14日敌已开始向滕县外围进攻，并切割包围。守滕县川军等待增援。而援滕汤部遇敌阻击于滕县南之南沙河。汤17日13时电李宗仁：请令孙副总司令震饰令滕县该守城部队务努力支持该城至十八日拂晓，伊负责解围。可是，17日敌已攻入滕县，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殉国。滕县临城迅速陷敌，枣庄、峄县、韩庄也很快失守。由于调配汤军团迟缓，使徐州北线顿时落入敌手，影响了整个战局。这固然与第五战区指挥有关，亦为统帅部在战略要线上调配兵力防守指挥之重大阙失。

　　第二，有时胶着阵地攻防，灵活机动作战不够。

　　总的来说，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实行攻势防御，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战方针，作战指挥比较成功。但有时也出现过不顾敌我装备战力状况硬性强攻，或攻入某点损失过大最后退出，或久攻不下，师劳无功。前者如1938年2月初第三集团军攻济宁、汶上，后者如台儿庄获胜后围攻峄枣，长久对峙。台儿庄获胜后，因敌凭地形和火力固守峄枣，汤恩伯、孙连仲二部久攻不下。但蒋介石一直坚持要攻取峄枣。当时李宗仁和军事委员会派驻在徐州的参谋团均劝蒋只进行围困。

　　李宗仁、白崇禧4月12日(元午)电文云：

　　“现敌改攻为守，凭藉峄枣附近山地为据点，以枣庄为犄角，行机动防御。我团阵地过广，处处薄弱，连日攻击，甚鲜成效。……若长期胶着，继续攻坚，势将演成阵地战。查鲁南村落，多系石质围寨与碉楼，非步兵武器所能摧毁。我炮兵缺乏，且因炮弹及射击技术等关系，均无攻略敌阵之把握。”“兹值台儿庄胜利之后，士气未馁，拟在包围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部队，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断绝其粮弹之补给，一面以小部队先游击，诱敌于阵地外求决战，既能避免无益之消耗，又得自由活用之兵力。”(88)

　　林蔚、刘斐亦致电蒋：“长此屯兵坚城之下，继续围攻，则敌之损害少，而我之消耗大，为今之计，唯有放弃围攻，集结主力于机动位置，速谋补充，以备继续作战，一面监视敌人，断其补给;一面诱敌离开阵地以外，再歼灭之。再我军实力，孙军不足三分之一，汤军尚保存二分之一。战胜之余，士气尚旺，适可而止，斯为上策。”(89)

　　蒋对这些意见听不进去，仍认为宜乘胜追歼，勿遗后患，反复电令攻取峄枣，致形成长久僵持局面。直至5月初，敌已增调兵力，准备围攻徐州，蒋介石才下决心将前线部队换防整补，但已丧失了时机。他对前方兵力损失过半，久战疲惫及敌所凭地形火力等缺乏深切体会，未及时接受李、白等人的机动战法主张。结果大部分第一线兵力未来得及休整补充，很快就收缩战线突围撤退了。会战后期因鲁南与敌胶着对峙，战区无机动兵力，致敌军乘虚由鲁西淮北进攻，故对战局被动是有影响的。

　　第三，全局照应时有不周，后期疏于南线鲁西之防。

　　虽然总体来说，徐州会战期间全局照应是好的，但仍确有不周到处。这里专说会战后期疏于南线和鲁西防御问题。

　　日军大本营4月7日即确定了攻占徐州计划，由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联合南北夹攻。4月中旬日参谋本部派出副参谋长桥本群组织“大本营派遣班”前往济南协调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行动，对作战进行指导(90)。还在徐州会战初期，《新华日报》社论中即分析敌军有可能南北配合，迂回“截断陇海”，“陷我徐州于大包围中”(91)。下旬，李宗仁几次报告，敌在津浦两段积极活动，建议预策计划(92)。但当时对敌南北夹击形势，特别是对敌可能牵制我兵力于鲁南，而从南线和鲁西迂回包围徐州缺乏防范。战区和统帅部注意力仍被吸引于鲁南，这时对鲁西和南线是不够重视的。5月5日，李宗仁向蒋转达李品仙意见：对南段不可过于轻视，一着忽略，全局动摇。可是，第五战区也未及早下定决心收缩鲁南战线，抽出机动兵力，加强南线和鲁西。据刘斐回忆，早在4月20日，他即提出机动防御方案，将主阵地主动调整到运河之线，机动部队控制在运河以南及徐州以西地区。但蒋介石也不肯放弃原来相持之线。李宗仁则根本不肯实行机动防御(93)。尽管至5月10日前后蒋已下决心收缩转换战线，重视南线歼敌，鲁西划归第一战区防卫，但为时已晚。12日敌陷永城，14日敌扑向黄口车站。形势急转直下，16日李宗仁已决定放弃徐州，部署撤退了。后来李品仙就疏于鲁西、南线之防向蒋介石电呈(5月27日)意见说：“惟徐州之失原因固多，而事先忽略南段之敌鲁西之防亦为重要因素。”(94)李品仙的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如果统帅部和第五战区在指挥上更周密谨慎一些，徐州会战的时间或许可以延续更久一些。不过从根本上说，徐州失守是当时敌强我弱这一总的形势所决定的，中国军队在徐州战场拖住日军数月之久，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因此，上述指挥中的阙失，并不影响在总体上对蒋介石指导徐州会战所作的积极评价。

　　注释：

　　①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 第三部 抗日御侮》第3卷，黎明文化公司1978年印行，第105页。

　　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61、68页。

　　③张秉均：《中国现代历史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8年版，第168页。

　　④《大本营颁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训令稿》(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⑤《对高级干部的期望》，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23页。

　　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51-252页。

　　⑦《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31页。

　　⑧张秉均前引书，第206页。

　　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第13-14页

　　⑩《李宗仁将军谈津浦战况与政治设施》，1938年3月4日《新华日报》。

　　(11)《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16页。

　　(12)《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13页。

　　(13)《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17-18页。

　　(1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58页。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64页。

　　(16)《论目前战局》，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

　　(1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102页。

　　(1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249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557页。

　　(2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57页。

　　(21)《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0页。

　　(22)《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9页。

　　(23)《陈诚同记者谈台儿庄会战之经过》，1938年4月13日《新华日报》。

　　(24)《蒋介石致庞炳勋密电》(1938年3月7日);《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1938年3月12日);《蒋介石致李宗仁、庞炳勋、张自忠电》(1938年3月17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565、566、571页。

　　(25)《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21页。

　　(2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7页。

　　(27)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28)《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31页。

　　(29)《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58页。

　　(30)秦孝仪前引书(二)，第256页。

　　(31)《论目前战局》，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

　　(3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106页。

　　(3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111页。

　　(3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70、64页。

　　(35)《白崇禧回忆录》，第126、138页。

　　(36)秦孝仪主编：《中华国民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60-61页。

　　(3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84页。

　　(38)《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篇》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页。

　　(39)《外籍军事家评徐州会战》，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

　　(40)屈伸：《台儿庄大战纪实》，《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场亲历记》，第198页。

　　(41)《李宗仁、李品仙呈报台儿庄战捷赏金分配表电》(1938年4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62-63页。

　　(42)李凤鸣：《庞炳勋、张自忠两将军与临沂大捷》，台湾《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4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81页。

　　(4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63、64页。

　　(4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102页。

　　(46)《何应钦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分司1984年版，第592页。

　　(47)《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11页。

　　(4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61页。

　　(4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第106页。

　　(5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111页。

　　(5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57页。

　　(52)卢汉：《第六十军赴徐州作战记》，《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8页。

　　(53)刘斐：《徐州会战概述》，《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4-35页。

　　(54)《抗日战史·徐州会战(四)》，第257页。

　　(55)卢汉前引文，《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6页。

　　(5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34、536、532页，唯第536页“不必”印为“务必”，误。

　　(57)《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0-571页。

　　(58)《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3页。

　　(59)《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2页。

　　(6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4页。

　　(6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4页。

　　(62)《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5页。

　　(6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6页。

　　(64)《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21页。

　　(65)《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5页。

　　(6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6页。

　　(67)《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9页。

　　(68)《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42页。

　　(69)张秉均前引书，第172页。

　　(70)张秉均前引书，第172页。另据《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20页载，蒋氏2月21日电文为：“此后应避免攻坚，惟取监视与游击之手段，以牵制敌军。”

　　(7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74-275页。

　　(72)《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51页。

　　(73)《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59页。

　　(74)《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57页。

　　(75)《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65页。

　　(7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70-271页。

　　(7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69页。

　　(7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69页。

　　(7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70-271页。

　　(8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二)》，第277-278页。

　　(81)《孙仿鲁先生行述集》，台北孙仿鲁先生九秩华诞筹备委员会印行，1981年2月2日，转引自《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1页。

　　(82)《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423页。

　　(83)《中央社上海20日海通电》，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

　　(84)《德人评敌并非胜利》，1938年5月22日《新华日报》。

　　(8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37页。

　　(86)1938年5月28、29日《新华日报》。

　　(87)见《汤恩伯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8页。

　　(88)转引自《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36页。

　　(89)转引自《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36-37页。

　　(90)《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37页。

　　(91)《论津浦战局》，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

　　(92)《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41页。

　　(93)刘斐：《徐州会战概述》，《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34页。

　　(94)转引自《蒋介石致军委会军令部徐永昌快邮代电》(1938年5月3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43-644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4-27 15: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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