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载史册的不朽功绩 ——中共镇远支部领导黔东南抗日救亡斗争史实
2018-04-08 16:34:24  来源： 黔东南州政协公众信息网. 杨涛声   点击：  复制链接

　　镇远地下党活动旧址(周公馆)

　　中共镇远地下党旧址大门

　　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活动旧址

　　在黔东南镇远古城西门街南侧，有一座坐南朝北、古雅别致的四合大院，名叫周公馆(即周达文故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0年期间，这里曾是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秘密活动地址。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室内陈列着一个令人激动、发人深省的展览，它真实记录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的革命史迹和为抗日救亡运动所建立的不朽功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丧心病狂的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我守桥将士奋起反击，历时八年的伟大抗日战争就此爆发。抗战开始，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声势如波涛汹涌，锐不可挡。此时，远在黔东南的边陲重镇镇远也汇入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以下所述，就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0年近三年间，黔东南人民如何在中共镇远地下党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史实。

　　一个秘密党组织的诞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率领全国军民对日作战。作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表面唱着坚决抗日的高调，暗中却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共政策。在偏僻落后的贵州及黔东南镇远专署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党组织不仅不能公开领导和参加抗日，而且还要被抓捕剿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置身于白色恐怖之中。他们只能潜伏地下，艰险开展隐秘的革命活动。虽然镇远地区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国民党地方政府却袖手旁观，漠然视之。只有极少数民众自发上街游行示威，呼喊几声抗日口号，显得孤立、冷清而单调。为加强镇远地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林青、秦天真、邓止戈同志委派党员田伯萍从沿河县转道镇远，进行建立、发展党组织和抗日救亡工作。

　　田伯萍，贵阳开阳人，一九三六年二月在遵义入党，八月考入上海大厦大学，并参加上海文化救亡协会。随后被党派往延安陕北公学第一期学习。一九三八年初毕业后与同期同学张益珊返回贵州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田伯萍回到贵阳不久，秦天真同志速派他赶赴铜仁专区沿河县开展“民先”(即抗日民族先锋队)工作。他到达沿河后，在开明进步的陶县长庇护下，秘密发展不少民先队员，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后因陶被挤走，处境险恶，省工委又派他转入黔东南镇远专署作党的地下工作。

　　镇远是一座千年古城，素有“湘黔咽喉”、“滇楚锁钥”、“西南都会”之誉，为黔东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抗战刚开始，这里的民众抗日激情犹如火山蓄势待发，急需中共党的组织和领导。田伯萍为掩人耳目，独自一人翻山越岭，涉水穿林，徒步来到镇远。他人地生疏，无处立身，十分茫然。在徘徊游荡半月后，经省民先组织介绍，认识了县邮电局工人老陶，通过他又很快认识了贵阳民先骨干、在邮局供职的陈法轼。陈年轻干练，机智果敢，待人热忱，且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和田伯萍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他不仅妥善解决了田的衣食住行，还协助田开展革命工作，不到两个月，就在邮局公务员中发展了数名民先队员，建立了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根据陈法轼的突出表现，又经慎重考查，田伯萍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在镇远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作为国民党在黔东南的大本营镇远，反共势力极其顽固和嚣张。地方政府的党政要员不仅不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反而派出大批军警和特务到处抓捕共党分子。为更好地隐蔽自己，寻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田伯萍托熟人关系在镇(远)遵(义)师管区补充团找到一份上士文书的差事。补充团里有一名中尉军需叫谢速航，贵州安顺人，是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中共党员。经省工委秦天真介绍，田伯萍与谢速航接上了关系。谢的哥哥是补充团团长，在这把保护伞的掩饰下，秘密进行党的各项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黔东南各县民众抗日救亡热情日益高涨，组织和领导这一爱国主义运动迫在眉睫。在这形势紧急的关键时刻，田伯萍、谢速航和新党员陈法轼三人，断然决定成立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这一重要决定得到省工委的同意和批准。一个漆黑朦胧、冷风萧瑟的秋夜，他们三人在僻静清幽的卫城杨柳湾的一条木船的竹蓬里，召开仪式简短的支部成立会，选举田伯萍任支部书记，谢速航、陈法轼任支委，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从此在镇远诞生了黔东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为直属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的黔东南中心支部。它一直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坚定不移地领导着黔东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达近三年之久。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

　　镇远地下党支部在危境中建立起来，但不能公开出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只能采取极其隐蔽、巧妙的办法进行地下斗争。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时刻准备付出代价，乃至鲜血和生命。这一点，田伯萍、谢速航、陈法轼三人心里十分清楚。田伯萍深知，党的地下工作必须要有秘密活动场所。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0年期间，地下党主要活动场所是卫城西门街的周公馆。这幢宽大雅致的四合院是民国初期国民党外交官周瑛的私宅。因其后人都在外做事，这宅子租给了一位叫宋颖珍的中年妇女，专供求学于镇远师范的党员女儿陈学、弟弟宋大鸣和十几名学生食宿。她端庄贤良，热情大方，人称“巧姑姑”或“巧姐姐”。她同情支持田伯萍等人的革命行动，同意把周公馆作为地下党秘密活动地点。党支部每次在她家里开会、研究工作、刻印刊物、交接情报，她都要拿着针线活、吸着水烟壶在大门外站岗放哨，仔细观察动静。有一天深夜，国民党一伙特务、警察突然闯进周公馆。翻箱捣柜地搜查几间屋子。“巧姑姑”眼疾手快、机智敏捷地将地下党的刊物、文件和传单藏在屋后的鸡圈底下。敌人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滚出了周公馆。党的秘密没有暴露，支部仍继续在这里活动，但地下斗争行动更需谨慎、更加艰难。

　　镇远府城三牌(现名兴隆街)邮电局旁有一家书店叫新光书店。店主熊岳柏是长沙逃亡至镇远的师范学校学生。他是一位爱国热血青年。为宣传进步书刊，他辍学开了这家书店。在田伯萍、陈法轼的关心支持下，他从上海进步文化领导人郑易里主持的“读书出版社”购进许多有影响的革命书籍。如《资本论》、《鲁迅全集》、《灭亡》、《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及宣传抗日的理论、文艺读物等，同时从重庆运来民众期盼的《新华日报》，夺取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镇远的大部分市场。地下党几位负责人经常到书店碰头开会，互通情报，并商定在师范学生中成立“读书研究会”(简称读书会);研究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进步书报，以唤醒民众尽快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国民党镇远当局对书店销售煽动性赤色禁书十分恼怒，多次派特务到书店制造事端，进行捣乱，强行搜走大批进步书籍，并当众销毁。地下党针锋相对，迅速组织学生和民众到专署门口示威，强烈抗议当局破坏书店、烧毁书籍的恶劣行径。书店经营一年后，熊岳柏应郑易里邀请，赴香港创办新书店，将新光书店转交给叔父熊兆祥继续经营。此后，田伯萍、陈法轼仍常去书店帮助工作。一天午后，国民党镇远当局派警察突然闯进书店，以“私通共党”、“宣传赤化”为由，查封了书店，逮捕了熊兆祥，将其关进镇远监狱严刑拷打，威逼他招出地下党人员及行动计划。这位坚强的革命老人始终没有开口，不久便把他押送到贵阳继续囚禁审讯。危难之时，田伯萍领导的镇远地下党没有被暴露。地下党人在深感欣慰的同时，也对申明大义、刚毅不屈的熊兆祥老人深表崇敬和钦佩。

　　黔东南地区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激起国民党镇远党部和军、中统特务机关的恐慌和仇视。他们不但不组织民众参加抗日，反而集中精力抓捕共党分子，矛头直指镇远地下党，在抗战初期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派大批特务对进步青年和中共党员进行盯梢、跟踪、监视、袭扰和追捕;实施武装干预、破坏各种抗日游行、集会的粗暴行动三十多次;用警棍、枪柄驱赶数千民众，打伤学校师生二十余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镇远各界民众聚集大公场集会，抗议声讨日寇侵华罪行。国民党镇远当局派军队、警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谣言共党煸动暴乱，准备对抗日民众进行镇压。地下党支部仍坚持斗争，勇往直前，带领数千民众在集会上慷慨演讲，高呼抗日口号，会后举行环城大游行，其爱国热情和正义呼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此后不久，贵州军统特务骨干刘伯龙插手黔东南，加紧迫害镇远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不少民先队员、读书会员被捕入狱。民先骨干田维智惨遭杀害。读书会会员吴云龙、欧阳庭、潘昌明也被秘密处决。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中，镇远地下党并没有被吓倒退缩，反而更加坚强从容。他们在贵州省工委直接领导下，满怀高昂斗志，坚定不移地率领黔东南人民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杰的抗日救亡斗争。

　　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镇远地下党支部建立后，明确以抗日救亡为奋斗宗旨，制定了开展秘密斗争的策略，确定了抗战初期的主要任务。要抓几项具体工作：尽快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和读书会;严格在外围组织成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开展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活动;发动民众把抗日救亡热情变为实际行动，积极支援前线抗击日寇。

　　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初，田伯萍、谢速航、陈法轼三人，坚决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秘密工作方针，分别深入机关、学校、工厂、街区进行调查、串联、发动工作。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在镇远城关地区发展民先队员一百多人，建立一个民先大队、五个民先分队;发展读书会员二百余人，建立读书会二十多个，读书小组四十二个。在民先队和读书会中涌现一批优秀青年，支部对他们进行理想信仰教育和忠于革命事业的思想熏陶，不久便在镇远师范学生中发展了宋大鸣、陈学联、李元善等十余人加入了党组织。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和党员数量的增加，增强了地下党领导抗日救亡斗争的力量，进而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八年秋末初冬，日寇长躯直入，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抗日形势非常严峻。处在大后方镇远的抗日救亡斗争必须加紧进行。地下党支部在周公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活动。田伯萍和谢速航、陈法轼在镇遵师管区驻地文庙内的一间破旧库房里，创办了党的地下刊物《海燕》。他们三人轮流撰文、精心编排，刻钢板，搞油印，经常通宵熬夜，疲惫不堪。每期出刊上千份，交给民先队员散发到镇远全城和周边地区。刊发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民先活动情况、抗战形势、日寇暴行、抗日英雄事迹、抗战诗文、革命歌曲等等。刊物一发出，就像强劲的春风和翱翔的海燕，飞遍整个黔东南和全省各地，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起到激发人们抗日热情的巨大作用。

　　在创办《海燕》的同时，地下党支部利用以点带面的方法，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把镇远师范学校、镇远民教馆和邮电局作为重点基地发展民先队员和读书会员，并团结广大爱国进步青年开展读革命书籍、办壁报、音乐研究会、歌咏队、演艺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田伯萍离开师管区转到镇远省立民教馆当文书。民教馆在府城武侯祠秦晋会馆内。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有利条件，把大批进步青年吸引到民教馆来，聘请擅长音乐舞蹈的上海人、馆员李实担任辅导教师。每天教唱抗日革命歌曲《国际歌》、《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三江好》、《黄河船夫曲》、《囚徒歌》、《保卫大西南》、《热血》、《洪波曲》、《夜半歌声》、《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等。不久，这些歌曲通过歌咏队迅速在镇远城的学生、工人、职员、居民中传唱，又很快在施秉、黄平、台江、三穗等邻县流传开来。不到三个月，抗日救亡的雄壮歌声飞遍苗岭城乡，震撼整个黔东南大地。

　　镇远师范是贵州省为数不多、有较大名气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上千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来至四面八方。他们大多数人思想活跃，渴望进步，痛恨日寇，热爱祖国。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使师范成为地下党重点开展活动的主要阵地。田伯萍指示党员宋大鸣、陈学联、李元善在学校建立一百多人参加的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阅读的书籍有《大众哲学》、《唯物主义》、《高尔基的一生》、《灭亡》、《静静的顿河》、《呐喊》、《子夜》、《新生》、《抗战中的西北》。画报有《抗战中有西北》、《八路军出马打胜仗》，还有报纸《新华日报》、《新生日报》等等。读书会还经常组织学生在操场上举行文艺演出。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抗日三部曲》、《空袭》，演唱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兄妹开荒》、《把日本赶出中国去》等。每次演出都受到全校师生的赞扬和好评，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上空。随后，读书会又带着这些节目走上镇远街头，在闹市区和广场上进行义演。蜂拥而至的观众把演出队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不顾国民党警察、特务的干扰、捣乱和威胁，相互手挽手、肩并肩，边看节目边呼口号：“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团结抗日，收复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把日本狗强盗赶出中国去!”。愤怒的吼声响彻舞水两岸，震荡府卫两城，极大地鼓舞了镇远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和勇气。抗日救亡宣传扩大到周边城镇农村。一九三九年暑假期间，田伯萍与党员宋大鸣、陈学联、李元善带着二十多人的演出队到邻县施秉街头宣传抗日，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和《空袭》，陈学联、李元善在剧中扮演主要角色。演出队还深入施秉县的新城、平寨、高碑，台江县的平兆、施洞等农村演出，指挥大家高唱抗日歌曲，所到之处民众群情激愤，表示坚决支持前方抗战，拼死与日寇斗争到底。

　　随着抗日宣传卓有成效的展开，地下党决意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田伯萍、谢速航、陈法轼分头发动各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利用“五一”、“五四”、“五九”、“五卅”、“双十”、“一二九”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纷纷集结队伍，高举横幅标语，拥上镇远街头和大公场，高呼革命口号，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许多民众慷慨解囊，当场捐献现金、手饰等钱财支援抗战;有数十名立志报效祖国的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决心用生命和热血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镇远如火如荼的抗日烽火燃遍了黔东南大地，对贵州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四0年初至九月底，镇远的抗日救亡斗争虽连绵不断，但行动规模和气势逐渐减弱。主要原因是国民党镇远当局加紧增派特务和警察对镇远地下党支部和党员进行跟踪、监视和追捕。为呵护党的骨干力量，经省工委研究决定，镇远地下党负责人逐步疏散，暂时撤离。秦天真同志通知田伯萍于十二月中旬返回贵阳，党支部书记由宋大鸣接任。不久宋大鸣奉命离开镇远，党支部书记由欧阳德风继任。谢速航随兄率领的补充团赶赴黔北。陈法轼被调到松桃邮局工作。至此，由田伯萍亲手创建，谢速航、陈法轼、宋大鸣、陈学联、李元善、欧阳德风、张文锐、李承泽等十几名党员组成的镇远地下党支部被迫停止活动，保存不灭星火，等待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从一九三八年初夏到一九四0年晚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镇远地下党支部在贵州省工委领导下，为宣传开展黔东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不可抹灭的功绩。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它将永远载入我党波澜壮阔的伟大史册。

　　(作者系镇远县原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4-08 16: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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