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史综述（1）
2017-11-09 11:45:42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发端

　　国民党高层对游击战的初步考量，最早来源于共产党建议。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统帅部于7月11日至8月12日召开会议，研讨对日作战方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应邀参加会议。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在会上提出，为维持战略持久作战，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在部署上不宜实行正面消极防御和一线配置，而应将主力置于敌之侧后，“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扩大运动战”，在正规战之外，还须采用游击战术“牵制敌人不能不以大量兵力守其后方”。中共的建议未引起统帅部应有的重视。

　　但作为国共合作谈判成果的一部分，陕北红军整编之后，得到统帅部认可，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并在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给坚持抗战的国民党人以很大鼓舞。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将领也认识到游击战是对付日军的有效战术，主张仿效八路军。胡宗南讲：“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关麟征也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国民党统帅部遂对敌后游击战刮目相看，在形势推动下，最终决定调整战法。

　　国民党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国民党有一是在敌后留下一些部队，命令河北保安两旅改编为第181师，留冀南游击。10月，又命冀西的万福林第53军及孙殿英部留驻太行山南部游击作战，这是我们现在从可信资料中所能见到的国民党最早确定的实战游击决策。

　　国民党决定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的部署是在太原失守之后进行的。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准备西渡黄河撤往山西，但正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命令第二战区所有部队共15个军30多个师立即转至山区实施游击，并令原支援太原保卫战的第一战区卫立煌第14集团军共四个半师留驻晋南，参加山西游击战，12月阎锡山将全省划分七大游击区，在南部中条山，东南太行山，西南吕梁山开展游击战争，至此，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策略开始正式确立并在河北山西初步实施。

　　1937 年冬，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12月13日国民党军委会在《第三期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国军在战争中应以持久抗战为目标，广泛发动游击战，以牵制袭扰和破坏敌之后方，使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相呼应”。

　　作为最高统帅，蒋介石自己有目的的采纳并推动游击战是在1938年的徐州会战中。此次会战的战略构画中，蒋介石亲自部署敌后游击。5 月13日, 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速派正规部队到大砚山附近及新泰、莱芜建立根据地并实施游击。18日，又指示石友三部到敌后扰袭，施行游击。对国民党政府重视游击战，《新华日报》于2 月15日发表评论说“自从最高统帅部整饬前线以来，我军战略战术的确有了许多改变和进步”，“我们的战略方针已表现出以运动战为中心，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迄1938 年底，在敌后进行游击的武装达60～70 万, 其中正规军约30 万(包含八路军及新四军)。鉴于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出色成就，为使各战区掌握游击战要领，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 年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告成立，由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未几，改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教育长。学员都是国民党军队中营以上军官。中共还派李伯崇、边章五、李涛、薛子正、吴溪如等担任教官, 讲授游击战问题。在各战区，国民党也办过游击训练班，聘请共产党人帮助培训游击干部。1939年冬, 军训部长白崇禧编成《游击战纲要》，印发至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讲授游击战的教材。该书对游击战的政治、组织及作战要求、根据地创设、作战要诀与战斗要求、游击战后勤保障等均作具体规定，成为国民党敌后部队开展游击战的官方指南。

　　二、全盛时期各战区国民党所属部队游击战基本情况

　　1940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

　　第一战区。1937年10月，国民党华北主力部队撤守山西，该战区开始游击战。在冀南，宋哲元将河北省两个旅的保安队改编为181师，留在该区开展游击。原晋军将领张荫梧组织河北民军，继被国民党军委会委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统率河北民众武装。在冀西，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第52军军长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1938年2月，军委会又派95师北渡黄河，到冀南一带游击，以掩护太南地区国军补给线。至1940年，该战区由正规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组成的抗日游击纵队、游击支队、自卫军等近70支，第一战区游击部队全盛时期优秀战例：河北民军1938 年春，深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曾击败日军一个联队。孙殿英部迭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

　　第二战区。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鉴于山西战略位置重要，命该战区部队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和阵地战保卫山西。年底，阎锡山把山西划为7个游击区，将正规军分散于各区游击。南岳军事会议后，阎锡山在五龙宫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商讨持久抗日之策，决定以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五台山、恒山等山脉为屏障，把二战区建成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该战区游击部队战绩相对较好，根据地基本区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

　　该战区优秀战例：徐州会战期间第二战区配合作战并取得相当战绩。在晋东，经长(治)、高(平)、晋(城)之役，5月1日收复晋城;在晋南，自5月初起，以主力攻击曲沃、侯马，以一部扫荡晋南三角地带及临汾以南同蒲路沿线之敌，至6 月中旬相继克复平陆、芮城、风陵渡、永济、禹门诸要地;在汾西，至5月中旬肃清蒲县、黑龙关之敌;在晋北，傅作义部相继克复偏关、清水河及和林格尔等地。5月底6月初，敌兵分三路会攻偏关，傅部一度退出，继与何柱国、门炳岳部合力围攻，再度收复偏关。

　　1939年4月，二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分兵出晋南三角地带、静乐、宁武、离石、中阳、榆次、介休、朔县、代县等地，至5月中旬，攻克日军据点及破坏道路多处。

　　1939年底，蒋介石令第二战区发动“冬季攻势”。根据蒋的命令，阎锡山下令卫立煌在南路、朱德在东路、陈长捷在西路、赵承绶在北路指挥所部向晋南三角地带日军发动进攻。其中，东、南两路攻袭日军持续3个月之久。

　　第三战区。杭州沦陷后，蒋介石为指导该地区的游击战，特委派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黄上任后又组织抗日自卫团，自兼总司令。

　　该战区优秀战例：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向蚌埠进攻，第三战区为牵制日军于防地，以主力向杭州-太湖之间、宣城-南京之间、芜湖-贵池之间大举游击，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曾一度攻克富阳、海宁、海盐、安吉、当涂、宣城，1940年4月，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袭击敌舰及运输船只，还奇袭马当要塞，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

　　第五战区。抗战之中，五战区辖区迭有变更。抗战之初，山东、江苏属该战区。日军入侵山东后，范筑先在鲁西领导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在鲁北，秦启荣于1937 年11 月组织“鲁冀边区游击司令部”，后转至沂水、莱芜游击。武汉失守时，李宗仁派廖磊率第21集团军开进大别山游击。

　　该战区是国民党独立游击战开展最为成功的地区，其开辟的大别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战结束，虽最终向外开拓相当不足，但打击敌人的效果相对其他战区来看比较显著。

　　该战区优秀战例：廖磊第21集团军驻节立煌(今金寨县)，并在皖东津浦路之五河、皖北周家口、鄂东麻城开辟游击区，形成以立煌为中心，拥有豫鄂皖三省20 余县地域的大别山游击根据地。

　　1939年5月，第48军176师师长区寿年率主力与林士珍游击队协同奇袭安庆，攻入城内，与敌激战数小时，焚毁敌粮弹仓库后撤回原防。

　　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李宗仁令大别山游击军兼总司令李品仙辖21集团军威胁敌后、李品仙亲率第7军及游击队游击黄陂、孝感敌人后方。

　　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大别山游击区奉军委会之命派48军一部协同豫南游击纵队进攻信阳，第7军一部会同鄂东游击队向礼山、花园方向出击，威胁平汉线;第48军袭击长江沿岸据点，封锁江航;驻皖东171师配合地方游击武装袭扰津浦线南段。

　　1942年12月18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由南京飞往汉口，途经鄂皖交界的太湖县上空时，被48军138师高炮部队击中，冢田攻等机上人员全部毙命。

　　鲁苏战区。1937年，国民党山东政府委员秦启荣组织鲁北边区游击司令部，韩复榘被处决后孙桐萱率其第三集团军进驻鲁西南，1938年5月沈鸿烈任山东保安司令，在苏北，韩德勤组编个县保安团成立89军。1939年3月，该战区成立，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规定其任务是：“应于鲁南山区及苏北湖泊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展开广大游击战，重点指向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为便于游击，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设立鲁南、鲁东、苏北三大游击指挥部，还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队改编为10个游击纵队。该战区成立之初，对日游击较积极。但皖南事变之后该战区部队作战逐渐集中于限制新四军及八路军发展。

　　优秀战例：1939年10月初，华北、华中之敌合击苏北，韩德勤部在头涵洞、泾河镇、盐城、高邮、盱眙等地拒敌。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韩部向淮安以东转进，并乘虚袭击敌后，一度克复高邮、宝应、蒋坝，盱眙等地。

　　长江中游水上游击。1940年1月20日，长江中游敌后布雷游击队成立，以芜湖至湖口为第一布雷游击区。未几，又组建湘鄂布雷游击队和4个挺进布雷队，将鄂城至九江段划为第二布雷游击区，监利至城陵矶段划为第三布雷游击区抗战胜利，布雷游击队共布雷1500余颗，炸沉敌人大小舰船135艘。

　　三、国民党所属游击区的最终失效

　　从牵制敌人看，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鼎盛时期达到100余万，先后开辟山西、浙西、大别山、海南、冀察、鲁苏等游击区。敌后游击区的建立与游击战的开展，严重威胁日伪统治。并且，游击区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它们进可攻，退可守，直接威胁敌之要害部位，迫敌以重兵防守。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战比较积极，在敌后的游击部队比较活跃，为策应、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不断出击，牵制、消耗敌人，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相持阶段到来后，随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指导思想亦逐渐发生变化，对日作战由积极逐步走向消极。国民党军队在对日军发动“有限度攻势”的同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限、防”提上日程。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方针，国民党下辖的各游击区注意力逐渐从攻日转向了反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遂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对日作战更趋消极，敌后游击区只有零星的游击战，多数处于“游而不击”的苟且图存状态。

　　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冀察战区的鹿钟麟、鲁苏战区的韩德勤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掀起第一次反共大磨擦。1939年12月阎锡山部发动“十二月事变”，1940年10月韩德勤部大举进攻新四军。同期冀察鹿钟麟部进攻八路军冀察军区部队，1943年韩部最终被新四军击溃，鹿钟麟部基本丧失作战能力。其后，鹿、韩两部在日军打击下溃不成军，冀察、鲁苏两战区名存实亡。1944年国民党军委会撤消鲁苏战区。

　　太南孙殿英、庞炳勋，鲁苏孙良诚、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等在日军打击下屈膝投降，1943年1月，国民党新4师师长吴化文投敌，协同日军夹击于学忠部，于部于8月撤出山东，山东游击区基本消失。

　　1941年5月上旬，日军纠集10余万兵力，兵分三路，采用钳形与中央突破战术，由东、北、西发动进攻，国民党自己的评价是“第一战区疏于防守”，中条山根据地沦陷。

　　1943年4月上旬，日军调集5万余兵力，在30多架飞机支援下，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进攻。第24 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清第40军于林县、孙殿英新5军于临洪、刘进第27 军于陵川迎敌。孙殿英庞炳勋投敌，刘进南渡黄河。8月上旬太行山根据地沦陷。

　　1942年底，日军扫荡大别山，国民党评价称：“李部久居山中，将骄兵堕，战斗力下降”。仅十几天时间，大别山根据地基本沦陷，后在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反攻下收复。但已基本称不上“游击”区了。1944年12月28日，国民党将鄂豫皖，山东，苏北，豫东划为第十战区，目的最终是为了与新四军争夺华中。但基本毫无建树。

　　至1944年，国民党山西，冀察，鲁苏，大别山，浙西等根据地基本消亡。仅晋西南，鲁西南，大别山腹地，海南岛，四块小根据地硕果仅存，所辖部队不足三万。

　　四、国民党游击战略的失败，最终导致游击区的失败

　　以正规军充当游击部队，未能有效发动民间自卫武装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以现有正规军的三分之一配备与敌后担任游击。随后确立以战区司令长官为指挥中心，以正规集团军编制作为游击基干部队，以准正规军(地方保安团)作为外围，不分割集团军建制而进行游击战的总体策略。由于国民兵团制度的实施范围有限，实施效果相当不显著，而1939年之后实施的义务征兵制在游击战区相当不得人心。造成各游击区内，正规部队损耗很难保质保量予以补充，作为正规部队后备力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武装建制较少，尤其到相持阶段，由于群众动员工作相当不得力，地方武装规模剧减，民众自卫武装力量迅速变的薄弱，使得部队难以维持。而以正规战区指挥官和集团军指挥官担任游击指挥中心，固然整体统一，但严重限制了游击部队的灵活运动。

　　地方政权建设严重滞后，部队未能融入游击区民众生活

　　国民党敌后政权仍沿用其一贯治理方法，地主豪绅成为行政核心，固然在日军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充当保家卫国力量的召集者，但当日军压力减轻时，其旧有压迫手段借助于游击区政权，成为搜刮民财的便利条件。阎锡山滥发晋钞8000万，沈鸿烈滥发民生券，国民党中央所制定的二五减息，在各游击区均成为空话，因此李品仙有云：“到抗战胜利后，整治走上轨道就不能乱搞钱了。”这样的军民关系在大敌当前时固然可以抵御一时，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来自民间的瓦解力量造成游击区根本无法持续。

　　以阵地战作为游击区的正规作战方式，部队运动不灵活

　　国民党仅仅从战术上简单理解游击战，在实践上，仍以阵地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运动战及游击战基本没有得到有效开展，当部队阵地攻防实力下降之后，无法迅速分散展开，反而采用分兵把口节节抵抗的战术，造成部队严重损失。而由于游击区军令仍统一归战区主管，当地后敌我形势发生剧变时无法独立自主的展开作战，无法调动敌军和掌握战场主动权，造成惨重损失。

　　投敌叛变严重，游击区力量严重削减

　　1941年后国民党将领特别是敌后游击区部队将领大批投敌，甚至出现游击区主官叛变的现象，坚持抗日的部队数量剧减，伪军数量在一年多时间里增长了近两倍，直接导致敌后根据地丢失。

　　参考文献：

　　潘荣、肖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

　　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

　　莫岳云《略论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之兴衰》

　　黄诗玉《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力量之比较研究》

　　何应钦编著《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

　　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

　　黄绍竑《五十回忆》、《范筑先将军抗日业绩和殉国纪实》载《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补充材料一：国民党敌后部队旅以上投敌军官统计：(不完全)

　　来源《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鲁苏战区第57军军长 缪澄流(被粉碎)

　　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 石友三 (被处决)

　　冀察战区新5军军长 孙殿英

　　第24集团军总司令 庞炳勋

　　第69军军长 毕泽宇

　　游击第1纵队司令 丁树本

　　第2纵队司令 夏维礼

　　豫冀边区游击指挥官 杜淑

　　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侯如墉

　　暂3师师长 杨克友

　　暂4师师长 王廷英

　　预备8师师长 陈孝强

　　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 李长江

　　游击第1支队司令 丁丛堂

　　第2支队司令 颜秀五

　　第6支队司令 陈才福

　　第7支队司令 秦庆霖

　　第11支队司令 范杰

　　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 杨仲华

　　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 孙良诚

　　新6师师长 赵云祥

　　新181师师长 陈光然

　　新13旅旅长 黄贞泰

　　特务旅旅长 郭俊峰

　　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 徐继泰

　　新4师师长 吴化文

　　苏北游击纵队第1支队司令 吕其赓

　　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 厉文礼

　　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 张良才

　　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 齐子修

　　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 邱吉胜

　　第112师副师长兼第334旅旅长 荣子恒

　　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 刘景良

　　补充资料二：正规军为主力的错误游击战略

　　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构成中，其正规军所占比重很大，其次为各省保安部队等组成的准正规军。据统计，到1938年底，国民党在敌后的各种武装力量总数约六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有30多万人。抗战进人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通令所有战区均以三分之一的军队用于敌后，则大大提高了敌后武装力量正规军的比重。1941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不下100万(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万)”。国民党专设的两个游击战区，所辖正规军也多。如苏鲁战区，总计有正规部队7个师，10余万人，地方保安部队则达24个旅15万人以上。以后，在整编敌后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将质量较高的游击队转为正规军导，更增大了敌后正规军的比重。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中的最下层，即民众自卫武装，由于其国民兵团制实行的省份很少，成为其敌后武装力量中最为薄弱的一层。因此，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又恰好构成一个倒金字塔形，头重脚轻，根基不稳。

　　国民党虽开始大规模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但只是将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方式，将它置于从属正规战的地位。蒋介石在《抗战检讨与必胜要决训词(下)》中说：“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是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含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要知到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不可视为一种奇巧的名称。”蒋介石还特别强调，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只能叫做“别动队”;而由正式建制部队，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才叫做“游击队”。浙江省保安司令朱家弊说“从事游击战，决心杀敌，其精神至可钦佩。惟此仅战术之一，决无专恃游击战可以制胜之理”。这些材料说明，国民党领导层对游击战在抗战中所具地位认识的局限性。在这种从属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主要依靠正规军和准正规军进行，也就不足为奇。在敌后军事武装力量的建设上，则着重发展扩大正规军编制，而不注重发展巩固中下层地方武装力量。反而不断将初期委以的地方游击武装通过整编，使其转为正规军，纳入正规军指挥系统。何应钦也说：“自第二期抗战后，游击战重干正规战，但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仍为日人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心”。当然，国民党派出大批正规军到敌后，有限制敌后共产党武装力量发展，与共产党争夺敌后地盘的目的。因为，国民党决定大规模开展敌后游击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在敌后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如果仅靠敌后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地方武装的话，是很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相扰衡。为此国民党必然要派出大批的正规军到敌后与中共争夺地盘。如果说，抗战之初，国民党采取正规军、正规战作正面防御的战略是不得而为之的话。那么，在正面防御战略方针已失败的情况下，在相持阶段到来后，在已决定大规模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后，并没有将其战略方针作适时的调整，不将游击战置于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考察，反而将游击战置于从属、配合正规战的地位，则是及不可的。这也是国民党敌后武装力量的构成表现为以正规军和准正规军为主，并呈单一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

　　补充资料三：针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成果概述

　　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一直是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从中国大陆来说，过去根本否认国民党有敌后抗日游击战;即便承认其有部队在敌后，也不认为那是抗日的队伍，而认为完全是反共的力量，甚至是为了反共才部署到敌后的。中国台湾方面，因为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绝大多数不争气，中后期伪化现象严重，发挥作用有限;加之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心情沮丧，相关档案丢在大陆，研究条件受到限制，因此过去也不太重视此问题。倒是个别美国学者首先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如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David Mark Paulson(戴维M.保尔森)，1979 年开始研究抗战时期山东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涉及到山东的国民党敌后政权和敌后游击战，1982 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又到哈佛大学作一年博士后，继续研究相关问题，1983 年撰写论文《中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游击队：山东的“顽固派”》。1990 年代以后美国另有一学者研究浙西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未见发表最终成果。他们均未到大陆来查阅二史馆的档案。除此之外，海外有关研究论文发表极少，全面系统研究专著一本也没有。

　　大陆最早撰文提及此事的，是原南开大学的潘荣和肖前，他们的论文《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发表于1986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89年11月，在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的第二次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韩信夫提交论文《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初探》，在会议引起争论。不少学者反对存在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之说，也有学者表示支持。参加该会的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八卷爱子，会后撰文《“实事求是”的精神能贯彻吗?》在日本报道北京的这次研讨会，认为韩文的观点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介绍了会议对此问题的争论。

　　台湾地区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始研究的时间与大陆基本相同。1980 年代中期开始有少数人关注此问题，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抗战时期山东省的行政督察专员》(1985年)，刘凤翰《抗战时期冀察两省国共日伪兵力的消长》(1987年)等。

　　大陆研究成果概述：1986 年潘荣等文发表后迄今10余年，大陆发表与此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共20余篇。除前述潘荣等、戚厚杰、韩信夫各1篇。“开山之作”外，还有戚厚杰、张业赏、莫岳云、赵万钧、刘颖等各2篇文章，另约10位作者各1篇文章(篇名出处详见下文)。从资料来源看，除戚厚杰使用过少量二史馆档案之外，其余大多数主要根据前述台湾出版的蒋纬国、何应钦、陈诚、虞奇等人编著的仅记述简况的书籍，以及白崇禧、冷欣、李品仙等当事人已出版的回忆录。少许文章显然参考了台湾出版的101卷《抗日战史》中的相关内容，但未作说明。其中潘荣、戚厚杰、韩信夫、莫岳云、唐利国、赵万钧等人的文章，资料较为丰富。有些文章，既无学术史的具体介绍，又无新发掘的史料作为支撑，也无实质上的理论创新，学术水准平平。更有少数作者，从资料到观点均“参考”别人数年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只是换一个角度或换一个说法而已，注释则极不完备，属于严重的学术失范行为，造成近年新发表的部分有关论文质量反而不如前期的遗憾现象。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9 11: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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