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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 | 九一八事件的侧面:详说国难之下的民国“风骨”
2021-10-13 14:51:15  来源:流浪的橡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9月18日,进犯沈阳北大营的日军。

  九一八事变,可谓历史隐痛。不过,对于不关注历史的人们,隐痛只有每到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警报响起,这才稍微有点感触。

  历史上,九一八事件对中国人而言,究竟是如何的隐痛?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都有。

  其中,颇少为人所知,除却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隐痛之外,九一八事变留给今天的隐痛,还有当年的民国文化之痛。

  不过,人们相对了解民国文化之风骨,却不甚了解民国文化之痛。

  受互联网影响,但凡有点求知欲,却又在潜移默化间非常习惯人云亦云的朋友,一旦颇受当代的专家、学者们高谈阔论刺激,即刻就会忆苦思甜,对比性地想起、说起了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今年,九一八纪念日重叠中秋,承蒙朋友惦记、抬爱,我在闭门戒酒长跑近乎二月以后,连续多日,荣幸受邀参加了朋友们的中秋聚会。

  按照惯例,每每兄弟朋友们吃香喝辣,大家油嘴一抹,就免不了高谈阔论,说古论今,以佐酒兴。

  于是,随流眼下话题主流,我参加的这几次聚会,都有九一八事变和民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等等话题。

  我平常闭门专研中国历史、战史,在朋友圈里确属徒有虚名,因而每每在被朋友提问之时,我面对他们对“风骨”之景仰神情、言语,我不禁内心发虚。

  这时,我无法违心发言,只得仰天一叹。

  我对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好感。

  我冷眼看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文章,犹如我冷眼看现在正在电视机上口沫飞溅的专家、教授的表演。

  于是,我便想起曾在关于九一八事变史料里面,翻阅过颇多知识界精英的资料,同时,因为我的父祖辈对那段历史较为熟悉,曾经多次讲述过一些文化名人的故事,因而,我想起应该讲述一下九一八事变留给今天的文化隐痛和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段南满铁路路轨,寻衅发难,逼退东北军,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引爆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此后,随着东北军持续地不战而溃,一再溃退,日军在东北四面出击、扫荡,很快,到1932年2月,日军完全吞并东北,扶持建成了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实为中国在二十世纪最为悲惨的记忆之一。

  此后,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傀儡伪满洲国,成为了日本再度崛起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原料、粮食、工业基地和战略大后方。

  就此,日本背靠东北大后方,相继发起了山海关事变、热河事变、华北事变等,步步蚕食中国,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入侵中国……

  △1932年9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就此标志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一晃,经年。

  九一八事变远去已经90年。

  如今,我们年年都在高呼不忘国耻,纪念九一八事变,然而,在激情纪念,重温历史,讴歌抗争之余,我们,及我们现在的很多文人,却少有在审视自我的视角,冷静解析自己。

  读史的基本态度,是以史为鉴,或者以史为颂,这是我选择朋友的一个标准。

  这里,说起九一八事变关于民国知识分子风骨的侧面,无外乎从这面镜子,照出文人的劣性。

  这面相关民国文化的镜子的景象,发生在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

  当时,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各地政、军、学、教、新闻界及中国精英阶层率先愤怒,而后,受到他们情绪感染,民间贩夫走卒们也偶尔有人振臂愤怒。

  九一八事变,堂堂中国居然不敌蕞尔日本,一战击溃,失去东北。

  这个现实,对深受信息限制的当时的国民,尤其对以清高著称的民国知识分子而言,完全就是不可思议、无法接受的骇人事件。

  历史,极为吊诡。

  其实,受诸多自然因素和科技因素限制,如今被网络讴歌为风骨的民国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其人生表现之撕裂,确属让人望而唏嘘。

  当时,满头扎在大中华传统思维的知识分子们,不在少数。他们顽固相信,中国为世界中心,真正开战,日本并非中国对手。

  甚至,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学界精英们,还干脆将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寄生虫,认为中国对付日本,不必作战,只需要抵制日货一年半载,小小日本,必然崩溃。

  这可不是民间普通的菜市场大妈们的声音。

  这是当年中国精英阶层的声音之一。

  因而,这样的往往都出自中心城市的主流报媒、大学、论坛、沙龙的声音,一旦泛滥,对中国民众自然有着极大的影响。

  同样,活跃市井胡同的贩夫走卒一旦吃饱喝足,为了证明自己偶尔也有品味情操,也有精神追求,往往也就云里雾里口嚼各类爱国词汇,以更饱满情绪反馈出来……

  就此,受到底层民情反推,从知识界泛滥出来的激情,也就肆无忌惮更为流行。

  即刻对日开战,成为了当时知识界最主流的声音。

  当年情景,如此熟悉。

  随着上海、北京等地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出动,据守各类媒体,激烈撰文,无情批评,很快,主流声音之外,异声几乎销声匿迹。

  ——以史为鉴,可见,以民国知识界多数正义人士的智商款式,大抵相似当下的专家、教授,大家都无反思自己,正视自己,估量自己的兴趣。

  他们更倾向激情。

  然而,以当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对比悬殊,如要强硬以武力解决九一八事变,无疑奢谈。

  遑论当年,甚至于现在,很多高见依然认为,假设张学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奋起还击,南京政府全力以赴,中国军阀们团结起来,上下一心,打败日本,改写历史,完全理所当然。

  ——不信,各位可以在网络查询。

  偶尔,这样的言论甚至会影响如我这般算是专业研读历史的学人的判断,使得我如专注在网络读史,往往就会产生幻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没有窃据东北财富,东北的军工,东北的飞机、武器,未必可以战胜强大的张学良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时侵入沈阳的日军。

  当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什么要在理论上、书本上和口号上,将中日国力、军力差距拉近,其原因不清。

  不过,极力拉近这个距离的主要推手,实则正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民国风骨们。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上海光华大学的教授王造时、罗隆基,以及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等人。

  事实证明,当年这些野生国师的激情澎湃的鸡血声音,给中国历史带来极大的伤害,

  当时,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日本陆军高级智囊石原莞尔曾经对中国的官、民、兵,以及爱国学生进行过民情调查。

  这份调查里,除却人们知道当年石原莞尔对中国军政方面评价极低之外,在对中国学界、文化界的评价上,石原莞尔对其结论,同样尖刻、不堪。

  此后,就善后九一八事变而言,中国当时的学、教、新闻界的各类知识分子,确实用蹩脚、不堪的行动、言论,证明了石原莞尔的结论。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文明和教育进入中国,并且基本普及中国,已经有了二十余年。

  然而,国难当头,作为国之重器、国之栋梁的知识界,却少有对时局理性、稳健的分析。

  在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之时,人们为断断续续传来的小日本侵略东北的消息激怒,忙着义愤填膺,忙着怒不可遏。于是,顺势这波人情世故,各路知识分子纷纷搭上人气的顺风车,加大油门,不问方向,不顾一切向前撞去。

  相传,当年主流报纸均以发表抗日文章而畅销。各家报社自然纷纷鼓励文人们撰稿抗日。

  其中,《申报》一篇几百字的,相关强硬善后九一八事件的文章,即可换得几块大洋。

  于是,能够写文赚钱的“风骨”们心照不宣,不论大学教师、专家们和学生们,更是激情涌动,义愤赚钱。

  这一往事,和现在的热血公众号得到群起打赏,几乎完全一致。

  国民性使然。

  可以说,对家国、族群而言,知识分子的良心底线,即应该将自己的思想、精神和自己撰文述理的能力,视作为家国、族群的感性堤坝的理性守望者。

  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知识分子一旦失去良心底线,放弃理性,苟且从众,迎合感性、民粹,事态往往就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回望九一八事变至中国八年抗战的历史悲剧,固然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因素,有世界列强不怀好意的拉扯因素,有军阀政阀尔虞我诈等因素,然而,抛开这些因素,当时民国知识分子几乎集体弃守理性,致使感性言论泛滥,同样应该承担极大的历史责任。

  可惜,无人问责当年“风骨”。

  当年,九一八事变成为热点话题,各种驱动使得民国无论出名、不出名的文人,纷纷撰稿蹭了热度,赚了稿费。

  除却名气极大的王造时、罗隆基、邹韬奋等人奋笔疾书,之外,其他名气稍小,诸如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北平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等,更是人人撰文用词狠辣,誓言“生死感动国府要人”,甚至于公开宣布绝食,激情表达对东北沦丧之义愤。

  其中,王季绪绝食之后,北洋工学院全体学生随之决议,誓言王老师“如不获救,誓与同殉”,就此,北洋工学院学生们也开始绝食。

  绝食如能抗日,可谓天大的笑话。学生不懂,老师难道不知?

  如此,师生一起激情,场面确属热烈。最后,1931年11月7日,北洋工学院师生350余人,会同平津教育界学生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就此开启了全国学生请愿的序幕。

  △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集会的院校师生。

  目睹此情,当时清醒者撰文批评王季绪:

  “既然不惜为国家牺牲个人的生命,那么何必饿死呢?

  何不以个人的生命,去拼掉一个破坏统一者的生命,那样不是于国家更有利些吗?”

  往事确属让“风骨”们尴尬。

  九一八事变之后,除却胡适这样极个别、极少数的精英能够保持理性,以自己位居知识、信息顶层的优势,为国家、社会出谋划策。此外,被后人吹嘘为人才济济的民国知识界,就此虽然屡屡上书国民政府,然而,这些绝大多数的“风骨”上书,除却撕心裂肺、热血沸腾的口号,几无任何有益国家的实质性的献策。

  不过,继北洋时代之后,席卷全国的教师们和学生们请愿风潮,则在九一八事变后,涌动起来。

  这场源出知识界的请愿风潮,席卷上海、杭州、北平、济南、武汉、太原等地。

  义愤当先,感性澎湃,知名与无名的知识分子与院校师生纷纷抢跑道德高地,所到之处,顺手打砸国党、政府机构。

  至于拳脚对付报社和政府外交官、领导人等,自然不在话下。

  △蒋介石在南京与学生们。

  1931年12月13日,南京局势大乱。

  蔡元培自负学界声望,挺身而出,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劝阻学生来南京电报。

  然而,12月15日,数万师生还是由上海赶到了南京。

  作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温言提议,要与师生对话。不料,等他抵达现场,刚刚开口,当即挨打。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记载,蔡元培“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

  仅仅打,不过瘾。

  于是,请愿学生们一声吆喝,架起蔡元培冲向门外。

  当时,蔡元培已经63岁,年事已高,腿脚残疾,被拉扯拖行数百米间,魂不守舍间被学生疯狂辱骂,乱棍击打,满头青包,胳膊扭伤,十分狼狈。

  这算是文革的预演?

  不得而知。

  等到二、三十年后,反右、文革运动期间,想来,这些殴打蔡元培的年轻人们,如是亲身经历了文革、运动,个中滋味,自然独有体会吧。

  闲话。

  当时,知识界,尤其大学师生们坚持强硬解决九一八事变观点,坚持认为: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们进攻了;

  国际联盟就是企图瓜分中国的机关;

  不斗争就是死亡。”

  国民政府哭笑不得,既要应付东北局势,忙于配合国联外交善后东北,还得温言安抚知识界“风骨”的激情洋溢,尤其被动。

  最后,知识界请愿力量步步紧逼,意气风发地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要求:

  立即收回东北失地;

  立即退出国联;

  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

  ……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亚洲当时规模最大的沈阳兵工厂。

  当时,能够认清当时中日差距的个别知识界精英,自然明白因考国联,引入国际势力,以和谈善后方式去抵制日本入侵的务实性。

  然而,他们毕竟只是少数,只是个别。

  站在他们的对面,铺天盖地而来的那些气宇轩昂的知识界“风骨”们,却有自己坚定的爱国主张。

  “武力收回东三省”这样的呼声被比拼吆喝,声音日愈高涨,气壮如牛,到了最后,逼得借助国联干涉的声音,纷纷偃旗息鼓,最终铩羽消声。

  就此,这次请愿闹事,使得国联本欲派驻锦州,欲图隔断中日军队接触,控制日军南下辽西走廊的英、美、意大利等国联军,只得无功而返。

  于是,日军再得战机,顺势进逼锦州。

  再于是,东北军毫无悬念地再次溃逃,日军得以占领锦州,控制辽西走廊。

  这就是继九一八事变后的锦州事变。

  九一八事变祸害东北,而锦州事变则为日本人在后来发起热河事变、华北事变,埋下了军事和地理上的前因。

  如此爱国,国不堪重负。

  当时,民国知识界的“风骨”,尤其院校师生“风骨”群体,激情上涌,整日闹腾,六亲不认。他们既骂完南方的国民政府,又声讨北方的张学良、东北军。

  退到热河、平津之后,张学良所部再无后退余地,就此,全靠国联斡旋,中日双方这才在长城沿线划定了停战线。

  就此,东北军开始在长城沿线修筑防线,预备长期防御。

  这时,被院校师生“风骨”群体每日痛骂不息,张学良不胜其烦,即接受张伯苓建议,当即表示,希望平津两地的学生参军上前线,一起北上抗日。

  张学良告示贴出,学生们冰雪聪明,当然无人接招。

  为此,张学良在回忆录里唏嘘往事,陈述当时东北军招兵不成,他旋即提议学生到后面挖战壕。

  然而,学生们既怕死,又嫌累,都是拒绝了张学良的邀请。

  晚年张学良万事淡定,唯有回忆这段历史,谈起平津的学生,恨声尤然。

  如今,尘埃落定,张学良得到大众普遍认知。

  然而,当年放弃良心底线、理性底线,一味迎合民粹、民情、蹭热九一八事变而滚爬在感性泥潭的民国的知识分子们,如今,却少有文章去厘清他们本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家国、族群苦难的主因之一。

  现在回望九一八事变和随之不可逆发生的八年抗战,民国的知识界“风骨”们,却有相当大的责任。

  东北易帜时期的张学良。

  1932年1月,南京各界五万人集会欢送南京军队和十九路军新兵们开赴前线。

  欢送会上,大家例行情绪饱满、热泪盈眶地高呼口号,发表讲演,动员青年师生们参军抗日。

  然而,到了最后,现场万余学生,却仅有4名中、大学生报名参军。

  这一故事,可谓安全地爱国的历史典型。

  既安全,又爱国,还正义,这样稳赚不赔的事情,自然人人附和。

  很多资料证实,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的大学师生多以罢课、示威、责骂国民政府,揪斗殴打政府官员、政见分歧者等方式以表达抗日情绪之外,极少有人愿意真正参军,走上前线去真枪实弹投身抗战。

  原来,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事信奉安全着爱国。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率部江桥抗战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情绪饱满、热泪盈眶,纷纷誓言,要参军支援东北抗战。

  于是,1931年11月30日,500余位青年刺指滴血盟誓,组成著名的青年援马团。

  马者,即江桥抗战的国军将领马占山也。

  青年援马团每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从事训练,例行示威散步,八方呼吁武器、钱粮赞助。

  12月1日,援马团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集合,扛着棺材,挥舞到东北去的旗帜,决意步行前往东北抗战。

  当时,鲁迅先生推窗眺望青年们远行,唏嘘之下,一声长叹:

  “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援马团以步行方式走到东北,看起来慷慨激愤,实则就是闹剧而已。

  然而,在鲁迅们的眼里,在更多的能够沉下心看了援马团的究竟的人们眼里,“风骨”们这种热血沸腾,誓言抗战的场景,看完也就看完,却少有相关记载。

  鲁迅先生当年,也有妻儿要养。

  就此,纵算鲁迅先生文胆,拈笔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只得撕去稿子,默然无语。

  九一八、一二八期间,鲁迅和他的日本朋友们。

  提笔写豪言壮语,容易;提笔写理性思考,甚难。

  民情如此。

  即便连到现场劝阻的蔡元培,也被辱骂、围殴了,以及稍微发出温言劝告的胡适、鲁迅等人,也被双双骂成汉奸,遭到上海报媒的左翼文人们的激情围攻、责骂了。

  于是,谁还敢直言撰文,批评这些青年就是爱国作秀?

  现在,很多人难以理解鲁迅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其实,至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的观点,确实非常相近。

  至于那些满怀激情写得一手抗日好文章的高人,其中,既有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还有素有“风骨”之称的傅雷……

  如今远望,那年,民国知识界可谓人物济济一堂。

  然而定睛看去,他们却真算是中国近、现代史颇为遗憾的群体。

  这个群体里面,如蔡元培、鲁迅、胡适这般看透了现象,始终恪守良心底线,能够冷静、理性去引导学生、青年的真真师长,真真风骨,确属非常少数,非常个别。

  说到这里,我经历崇敬鲁迅,质疑鲁迅,再到认识鲁迅以后,这才认为,如蔡元培、鲁迅、胡适流,确实无愧民族之魂。

  然而,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无论知识界的名人、教师、专家、学生,他们乐此不疲挥舞爱国旗帜,且始终头脑清醒而非常精致地站在安全的地方。

  他们振臂呐喊的姿势,为历史留下莫大的文化阴影。

  知识分子焉能弃守良心底线?理性底线?

  翻看史书,唯有一声叹息!

  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90年,收笔时,唯愿中国安好。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10-13 15: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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