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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日本士兵手记关于侵华战争的言说
2019-08-21 15:53:52  来源:原创: 赵伟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05-12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本期文章作者赵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现为江苏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本文使用的史料中,平台上收录了《敌兵阵中日记》、《新华日报》等。我们的公众号,欢迎有更多的读者投稿。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文章吧!

  摘 要:抗战时期,不少日本士兵手记经中国作家翻译、出版。这些手记包括日记、书信等多种形式,题材大致包括正面战场及占领区的军事、生活活动。日本士兵手记勾勒了激烈的战斗场面,描述了作者的战斗体验,抒发了他们的思乡之情,同时中国军民抗战之英雄与牺牲也得到反映。通过手记可知,日本士兵对侵华战争态度不一,有支持亦有厌倦与无奈。借助日军书信、日记,日本国民对战争之态度也可见一斑。翻译日军手记,译者或立足民族话语,或利用阶级学说,宣传各有侧重,译笔则多简练、质朴。结合日本士兵手记,日军形象更加具体,抗战叙事更加生动、丰富。同时,通过中国作家的选择、编译及解读,日军手记与抗战文学亦产生关联相互补充。

  关键词:抗战文学;日本士兵手记;日军文学形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迫使国民政府尽快屈服,日本调兵遣将马力全开,一时间,侵略武装大举压境。日军有备而来,中国拼死一搏,无奈实力悬殊,平、津、沪、宁、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此一阶段,日军荼毒南北但亦伤痕累累,无论正面与敌后,抵抗活动此起彼伏,敌我残酷较量、厮杀。

  举国侵华,中日军民皆陷炼狱,胜败存亡,敌我各有言说。炮火肆虐之际,抗战文学不屈生长,专业作家、文学青年、前线将士等纷纷汇入创作队伍,国人之英勇与牺牲,敌人之凶残与胆怯,歌颂或者暴露,批判抑或教育,围绕战争不同侧面及敌我各色受众,抗战作品大量涌现,题材、体裁多种多样。战争时期,宣传亦是战斗,比之中国抗战文学,日本亦派遣笔部队来华助战,石川达三、火野苇平等先后上阵。职业作家外,日本士兵战斗间隙亦有笔耕,诗歌、书信、日记不一而足,文字水平深浅各异。随战争进行,不少日本士兵手记为我军所获,作者无意,观者有心,这些文献经翻译、整理及解读后重新面世为我所用,由此,书写、编译各有所思,文坛景观愈加引人注目。

  抗战期间,或受战争体验、舆论氛围及民族情感等因素影响,中国作家“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了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这于宣传上或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人估计的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1]时人评述颇为精道,回顾抗战文学,“大部分作品对战场上日军的描写是表层的、不深入的,主要是把日军作为一种群像加以表现,没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2]生动具体的历史现场不会只有群像,罪孽深重的侵略者也并非千人一面,借助日本士兵手记,正可走近个体了解其见闻、活动及感想,丰富人物形象的同时亦为了解抗战添加助力。

  一、记录战斗经过及其体验

  战场风云变幻莫测,切身体验各有异同。1937年7月,卢沟桥枪响,平津、上海相继卷入战争,日本不断增兵,大批国民应招入伍开启军旅生涯,《敌兵阵中日记》[3]与《敌兵的遗书》[4]由此开篇。初入行伍且大战在即,新丁感受如何?据《东战场敌兵手记》,起初,永松宇八似无波澜,“预期着的日子终于到了”,既然早有准备不妨随遇而安。入营受训,永松尚觉新奇,连日操演又“把‘出征’的紧张消失了”,因而,听闻“上海方面苦战”,作者亦无忧虑。不过,远离故土也非毫无牵挂,操练间隙,永松“奇妙的想起了家”,之后突然开拔,仓促间仍要“写信给家里”。战争未到眼前,离家或有归期,登船前夕,永松笔墨平淡。相比永松,《敌兵的遗书》之作者入伍时即心绪难平。首先,作者以从军为荣并感责任重大:“我已经等了好久,在期待着一个男子可以向世人表现他自己的时机。这样的日子毕竟来到了。我在双肩上担负了我国家的命运。我所要去的地方是华北,风云叆叇的一片几千里广阔的土地。战斗着又战斗着。”“我是在坂垣将军的卫队里。我们是三万名开往中国去的军队里的司令部的卫队。只要司令部里有一位军官受到危险,整个师团的行动也许就会蒙到损害,因为如果没有组织,士兵就不能打。当我想起了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我便感觉到我到中国去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为国效力说来义不容辞,念及家庭内心一片黯淡。作者以“祈战死”的态度诀别亲友,“虽然我并不希望能够生还,可是,当我想起了我的双亲,想起了在我身后遗剩的妻,我就禁不住感到心里悲痛”。军国主义盛行,作者志愿从军,但亲情、爱情尚有余温,思来想去别有滋味。离别时刻,“妻的双手握住了五色的纸带,颤抖着。她的脸像是一张在等待死神来到的人的脸。这使她更美丽了。我的妻呵,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你!”骨肉难分更兼儿女情长,从军的兴奋难掩离愁别绪。

  铺陈入伍心态,永松手记与《敌兵的遗书》笔墨粗细不同,不论新奇抑或兴奋,二人无不记挂亲友,尤其后者生离死别分外痛苦,即便如此,二者却皆未质疑、抵触战争命令。不惟从军者,据二人日记,部队出发好似节庆,送行者兴高采烈场面热闹,政府对战争之造势可见一二。日本侵华谋划已久,1930年代更步步紧逼,期间,政府与媒体合谋鼓吹侵略,至七七事变,“全部的报纸与政府合为一体,举国上下一致的报道促成了‘讨伐暴戾的中国’运动的开展。”[5]政府操纵下,日本国民民族情绪高涨,针对出兵,送行者山呼“万岁”,从军者亦多标榜“武士道”,举国狂热越陷越深,终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穷兵黩武之策何以施行,政府、媒体、民众皆须反思。

  日本决意侵华,日媒又以“挑衅”、“狡猾”、“疯狂”、“无理”[6]等语抹黑中国刺激民众,或受之影响,有日本士兵心怀愤恨蔑视中国,言行时显自大、骄横之一面。在上海,初来乍到的永松盛赞“皇国海军”“威压了扬子江”,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还有士兵兴奋、激动言语张狂:“帝国军舰之多大大地使人气壮。看见支那人的尸体。斩得整整齐齐的。明天我也可以砍几个了。”[7]永松等的骄傲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的低估,盲目自信一旦受挫极易出现心理落差[8]。未识战争残酷,新丁气焰嚣张,身经枪林弹雨,方知泥足深陷。

  《敌兵阵中日记》主要篇幅为前线作战见闻,据此,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之敌我进退略窥一二。9月11日,淞沪酣战,永松在罗店一带服役,激战几乎每天上演。9月13日,“战况猛烈,枪炮声不断,敌人特有的迫击炮弹执拗地飞来。入夜,我海军巨炮怒吼。”9月14日,“到了晚上,敌人便猛烈地攻击。这一晚有近百发的炮弹落在步哨线内。”“拂晓战。敌人狞猛地发着喊声袭来,反复四次,始将其击退。我方损伤不少,水迫(人名)中了迫击炮弹,鼻子以下到胸部,炸得不成模样,有点凄惨。”交手才知深浅,亲见国军攻势,永松开始紧张,“前几天有点模模糊糊,现在才真的感到处身最前线了,今天本队死了四个,三个负伤。一点钟之前还在讲笑话,取笑别人的老婆,可是此刻已经像一个泥冬瓜一样,向什么货物一般的被搬走了,说起来,不能不有点悲惨。但是,战场上,是不该流眼泪的。”生命在刹那间的毁灭令人错愕,作者暗自鼓劲,但凄厉的喊杀、惨重的伤亡令其紧绷的神经不得放松。9月16日,“敌人在晚上开始逆袭,已经差不多变成日常功课了,十二时半,一颗迫击炮弹在离开我十尺地方炸裂,有点茫然。”清晨冲锋、晚间逆袭,国军殊死抵抗昼夜出击,无休止的厮杀中,永松心神恍惚。淞沪鏖战,多点开花,据另一日兵所记,9月28日,“午后六时起进前方三百米达之地”,“敌人也相当顽强的抵抗着。”10月1日,“编成白队(即决死队),午后六时三十分出发。前方敌阵似相当坚固,从今晚起得连续攻击三天啊,赌着性命。”[9]日军强攻收效甚微,无奈出动敢死队,寸土寸血,两军攻防几近白热。10月3日,“终夜的空陆激战。战争快要到决胜点了,这是我们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支那兵是广东兵,有相当的火器,要前进几公尺,也很困难”,“这一带是敌人最重要的防线,有了长时期的准备。防御工事很坚固,下午二时,我们前面的部队前进了,肉弹加肉弹,冲锋加冲锋,但是敌人还是死不后退。敌人知道我们前进,迫击炮弹激雨一般的飞过来!还是冲不过去!一片喊杀的声响,觉得悲壮,但是,老实说,这已经不像活在世上了。”国军死守,日军自杀式冲锋伤亡无数,战场好似绞肉机有去无回,永松再度感叹,“打仗,这简直不是人做的事。”耳边炮声动地、喊杀不绝,眼前飞弹如织、血肉四迸,寥寥数笔视听并呈。作战使人心慌,行军让人胆颤,“黑夜在泥泞中走,也不知道方向”,“敌机执拗地来袭,在炮声中大家埋着头走,踏着软软的东西,担心是敌人或者什么死东西的尸体,不敢仔细去看。”“在泥泞中走”,“和同伴隔开了倒有点胆寒。”炮火连天遍野陈尸,日兵惴惴不安彼此壮胆。步步惊心的氛围中,战地闲谈又添神伤,“纳部队的吉川部队,前几天为着向XX方面增援渡过一道小河,但是在豪雨和飞蝗一般的敌弹里面,无论如何渡不过,吉川大尉为了激励士气,亲自站在前面,半个身体浸在河里,指挥部队渡河,吉川部队长是以豪快出名的,为着表示镇定,嘴里还含着一支香烟,哪知正在这时候一粒弹飞来不偏不正的从他的嘴里穿过。滑稽呢还是悲惨?”国军密集阻击,敌酋莫名饮弹,戏剧性画面不时定格,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悲喜难料存亡未卜。故事不及回味,永松疲于奔命。“前进中看见了累累的支那兵的尸体,这几天狞猛地向我们袭击的敌兵,竟是些学生军?这话真是不知从和说起了,有的在沟里,已经烂了…老百姓的尸体也不少。田里的稻都熟了,没有人割。绽了的棉花,一点点的散在泥泞里。”誓死抗击日寇,无分老幼,国军牺牲惨烈,战火殃及百姓,丰收反衬凄凉。眼前一片死寂,永松笔调黯然,“一切道路,桥梁,都被退走的中国兵破坏了,破坏的很彻底,小屋都烧掉了,听说‘江南’是好地方,可是,我们见到的不是落寞的可怕吗?”敌骑肆虐,锦绣江南一片废墟,持久抗敌,坚壁清野不留片瓦资敌,中国损失固大,日军亦陷困顿。经十余日战斗,永松所属部队给养出现问题。9月23日,“颁发防疫须知;战线来了一个更大的敌人,那就是虎列拉,赤痢。XX部队一大队被隔离了,原因是河水不清洁,身体要紧,身体要紧。”9月28日,“虎列拉(?),中队里两个病倒了,有点发慌。”水源不洁,疫病蔓延,日军遭非战斗减员。祸不单行,食物匮乏折磨永松。10月1日,“下午外出征发,三个人一队,什么也没有,民家的可吃的东西,早已没有了,捉迷藏似的三个汉子围捉一只鸡,引得大家笑了;池子里有失掉了主人的家鸭,我们就狩猎了一番,所得的是一鸡二鸭,野兔一匹。”10月6日,“雨,雨,实在像我和天气打仗了,衣服湿透了,皮鞋里面不知有了多少泥,吃的东西又没有。”10月8日,“输送困难。打的子弹和吃的粮食,多减少了,为什么有这样多的雨啊!”10月11日,雨一直下,“九日晚上的握饭、饭团之外,什么也不曾吃过,战斗激烈的时候,不觉得,休息的时候就难受了。昨晚上的事,这也不会忘记的,从尸臭扑鼻的敌兵尸体身上,搜出了一包炒米,已经发黄色了,可是,这也度过了一晚的饥饿。想到虎列拉,有点战栗。”泥泞中摸爬,难得裹腹,死人堆里捡食,困兽犹斗。疾病、饥饿如影随形,永松在湿冷的环境里连续作战几近麻木,而此等“在战地的劳苦,在内地的人果真能知道吗?”[10]残酷的现实令人触目惊心,战争继续,相似场景难保不会重演。在《未死的兵》中,日军“从雨花台打进南京城那一晚,严寒滴水成冰,战斗已经终了,遍地都是死尸。”一名士兵“肚子实在饿得发慌了,找来找去,就从中国兵的身边找到了发酸的冷饭,和着冷水吞下去了。”[11]鉴于永松等经历可知,石川达三所写并非全虚。文学源于生活,倘无士兵手记,历史细节实难想象。

  阴雨连绵道路湿滑,战事惨烈人仰马翻,几近崩溃的永松夜夜紧抱“千人针”,而与他同陷淞沪的另一日兵则“只好求菩萨了”。此人与永松的战地体验及经历相似,但下笔更简,日记之外,又歌咏抒怀:

  一、到处都是烂泥地啊!三天两晚没有吃饭,钢盔上沥沥不断的雨声。

  二、已经是没有香烟了,唯一的火柴也湿透了。饥饿与夜寒交迫着的我们啊!

  三、嘶鸣声也听不见了,永别了战马,把鬃毛做个纪念吧。

  四、在马蹄下乱开的秋草之花,含着秋雨的湿润,又是虫声低诉的黄昏!

  五、通信筒哟,达到吧,充溢着凄然抬起的眼中的是一行行的热泪。

  六、啊,在遥远的东方的天空,雨云前面发着轰轰的声音的,是我友军(日军)的飞机。[12]

  简洁的语句形象地勾勒出战场近景,烂泥缠身的士兵饥寒交迫,雨打钢盔,浇湿了火柴更浇灭了希望。战马埋骨荒外,唯有野花乱开,斜阳晚秋,残余的生命只剩一腔哀怨。几句低诉,两行热泪,先前“壮志”早无踪影,阴云笼罩的堑壕里飘出家乡之歌,“安慰这不晓得明天的今天的生命。”战火无情死期难料,作者无力挣脱枷锁惆怅以对;昨日并肩今成白骨,战事迁延,悲观情绪弥散开来。永松见“友军尸体的山丘!救护们戴了口罩,像搬货物似搬上汽车去”,悲叹“沉默的凯旋”。死者已矣,苟活者忧惧度日,正如“未死的兵”,“他每天早晨一起来,觉得他自己还活着,就这么自言自语:‘唉,我今天还活着!’但是,他又接着问了一句‘明天呢?’他想,今天朋友的骨灰,搁在他的肩上,但是,明天呢?我自己的骨灰,又背在谁的肩上呢?”[13]人生已多变故,侵略实无道义,遭逢剧创的士兵不禁追问,“现在我为了什么而出征呀?”[14]答案未晓,斯人已成异国孤魂。

  《敌兵阵中日记》主要展示了永松宇八等两名日本士兵在沪的战斗经历及体验,从其手记可知战斗场面之惨烈及战地环境之恶劣,细细体味,个中场景不无惊心动魄之感。从“出征”至阵亡,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永松等通过简短的文字记录了日军进攻时的寸步难行,也反映出国军抵抗之英勇顽强,敌我正面战场得失立此存照。中国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令日本士兵始料未及,他们笔下“虽则也有‘誓当一死报国’,‘尽力奋斗’的套语”,但更多的却是“目击和身受着中国士兵的勇敢的攻击,而感到的恐怖”。在激烈的搏杀中,时时目睹生命凋零,永松等的情绪由狂热变为胆怯最终绝望、麻木,叙述基调日益消沉。译者坦言,“这些惨淡的遗物使我黯然,使我悲悯”[15]。然而,悲剧因何而起?永松等人的手记生动再现了战场一角,小中见大,战争全景似可想见。“淞沪会战是中国全面抗战初始阶段中日两国进行的一场大战。从1937年8月中旬起至11月中国军队退出上海,日本投入兵力达到30余万人,中国军队调集70多个师,约70余万人。在日军机、炮优势火力猛烈进攻下,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坚持了3个月之久,歼灭了大量日军”[16]。作为日本士兵,永松等人日记自有立场、态度,但同样印证了淞沪会战之惨烈,借助他们的视角与言说,抗战叙事更显丰富、生动。

  二、揭示占领区战争罪行及其心态

  《敌兵阵中日记》聚焦前线见闻,《敌兵的遗书》则多写占领区军队日常生活[17]。威逼无辜民众,敌兵劫掠取乐。永松抵沪时,《敌兵的遗书》之作者正窜扰平津,驻地民众屡遭其鱼肉。“因为我们是在敌人国土里,我们可以用武力征集各种东西。所以我们并不吃我们的定餐,却走出去做‘强迫征集’。我们弄到了十二只鸡,还有一罐葱,两罐甘薯。下午两点,有些人弄了水来有些人在杀鸡,这是一种优美的兵士生活!”肆意明抢,士兵无异强盗,卑劣行径欣然诉诸笔墨。“我们来到一个葡萄极丰盛的去处,跳到田野里。两个中国农夫打着手势说‘不要采这些葡萄!’可是有人却把他们撵开,采吧!”11月10日,“我跟三个朋友出去作‘强迫征集’。不久,我们弄到了八只鸡和一些蔬菜。”第二天,“在阳光里,我跟一位朋友出去,征集了一斛豆和一袋白糖。我们叫五个中国人把这些东西替我们带回去。我们把豆在一个大锅里煮起来,有几个人去弄水。又一次,我们的兵房变成了战场!昨天我们吃鸡肉,今天喝豆汤。这到底是一个军人的生活中最愉快的事情”。翌日“在上午八点出去征集东西。十一点,弄到十只鸡就回来。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一个士兵总常常能够弄到些东西吃的!”作者以战争之名恃强凌弱夺我口粮并以之为荣乐此不疲,轻松的叙述反映其内心对战争的热衷及对中国人的漠视,口腹之欲的背后,更折射出侵略者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之心态。四出掠食耀武扬威,自以为是感觉良好。行军途中,“在每一个车站,我总看到几个中国人拿着日本旗来欢迎我们的火车。我第一次看到这光景,我就想起他们一定曾被中国军阀压迫的多么厉害。”见三五人摇旗,作者似觉解民倒悬师出有名,如此看法是头脑简单还是自欺欺人,见仁见智。压榨民众不可一世,短兵相接心有余悸。此前,“我”与国军交手,不禁庆幸“我们逃脱了性命也算是侥幸”,后见国军转移,则出言轻侮,“呵,我的中国兵士们,你们迟早总要死的!你们为什么要退却?我真不能懂这样的军队的心理。”骄兵难了我抗敌决心,笃定的口气实则狂妄,时隔不久话犹在耳,作者即被歼灭。侵华未及半载,常操劫掠、杀伐勾当,作者觉理所应当无不忍之心,家有高堂未推己及人,是非黑白以国别为判,在家孝顺、多情对外蛮横、霸道,忠君报国的名目下,作者放纵人性阴暗一面,至死不悟。

  加害无辜,有人无动于衷亦有人心存歉意,同为日本士兵,思想并不划一。《烧杀日记》[18]中,为报复便衣队袭击,日军烧毁百姓房屋,作为军人,“我”“心里虽然抱歉,不过没有办法”。夜深人静,作者愈觉战争之无情与无奈,“中国民众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决不想烧毁房子、征发东西、弄坏农作物。对于房子被烧毁的民众,我们是要流泪一样的难受。可是没有办法,我们是依照军部的命令这样做的”。烧杀劫掠俱是事实,奉命行事之说难掩罪恶与愧疚,从众之恶更须反思。谷本一亦因执行军令而纠结,其在致母亲的信中提到,眼见“将逃剩的土民从屋中拖出来枪毙,使我想到了自己,觉得委实可怜,假使敌人到日本来,那时候我们如何?”[19]以己度人深感恐惧则眼前场景何其残忍?侵华罪行似此积聚,桩桩件件层出不穷,无论主动参与或被动执行,皆给中国民众造成巨大伤害。战争罪行毋庸置疑,犯罪心理或有差别。相比《敌兵的遗书》之冷漠、轻蔑,横仓、谷本一之所思所想尚存一丝温度与几分理性,只是,随战争进行,这份基于人性的思考又将何去何从?

  三、倾诉思乡、厌战情绪

  无论身处前线、后方,记录烧杀劫掠外,表达思乡、厌战情绪亦是日本士兵手记的重要内容。遍地狼烟,家书万金,《敌兵阵中日记》之诗将“通信筒”单列一节,作者借此意象抒发乡愁,朝夕想望之情溢于言表。永松宇八也在大战间隙赶写家信并焦急以待回音,“军邮来的时候,总是失望,两个小家伙们不知怎么样了?还有阿种!”惦记家室,人之常情。《敌兵的遗书》之作者处境相对安全,但他同样“希望能够尽快回家去,再跟我的妻在一起”;目睹战友阵亡,体会人世无常,他又思念父母不觉泣下,“为了谁,我们要受这一种痛苦?”身在异乡朝不保夕,回国团聚成为许多日本士兵共同的心愿。《烧杀日记》中,横仓心系桑梓,不时想象故乡风物及家中场景。梅雨时节,他担忧桑蚕农作,“今年因为人手不足,更要做的少些了吧”,“麦的收割也是困难”。农忙场景随雨飘过,军邮来去又惹相思。“大队那里已经有信寄来吧。和歌子大概生了小宝宝了吧。——但愿母子都告平安,从战地向神祈祷着”,“但愿四海无波,早日完成东亚和平,全国民都从心里欢迎我们川上部队凯旋的日子快点到来。心里想,如果敌人早日屈服,向日本军投降,那是多么好呢。”横仓来华十月有余,对战争不无厌倦,加之记挂妇孺,每天翘首以待回国,记述家中近况成为其日记一大主题。“和歌子来信说,据产婆诊断,五月中旬或下旬但绝不到六月就要生产,人是很健康。我很安心。现在大概已经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宝宝了吧。男的还是女的呢?好好的给我抚养,我请求你!”次日“傍晚登城,向东方拜告,祈祷我家的繁荣和一家的健康,最后祈祷我妻的安全,不要太为我不安心了。”几番往复,产讯坐实,“利仔呵,你已经出世两个月了。快点给我乖乖的长大吧。爸爸很健康,正有劲的干着呢。利仔和妈妈两个人不要让暑气中的呵。大些好等爸爸归来呵。”添丁催生喜悦,也使作者看到希望,其回国意愿更加强烈。“向宫城遥拜,并祈祷父母的健全,我家的繁荣,和利仔的健康。”家人之于作者是精神支柱更是责任,为了他们,“非自己保重不可。家里和利仔母子在等待着呢。”老幼萦绕心头,日思夜想,战斗意志迅速衰减,“梦中为敌所袭,几乎全灭,…一晚不睡算什么呢?无论怎样都非留着一个健全的身体回去不可。”角色随情境渐变,之前“我”已尽过士兵义务,此刻更看重家庭责任。横仓暗自盘算,但归期未有期,“自来中国,总相信并不须这样持久地战争下去,只以为五个月左右便同别的部队交换,在去年我们就可以凯旋的。哪里想到到现在这样天热来了还是不能回去。”此后,尽管作者小心翼翼,但中国不屈,侵略者实难全是而退。

  战事似无尽头,士兵思归,中日鱼雁往还,家中音讯难得,妥善保存亲人回书亦是思念的一种表达。横仓笔下多画家人音容,其妻和歌子复信亦写满甜蜜。据和歌子手书,横仓赴华正值新婚,二人恩爱自“分别以来,我一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过”。横仓寄回照片,和歌子睹物思人“时时都梦见”他,且“只要有闲,便会把摘桑时候的事,看电影以及外出游览时候的事回想个无穷无尽,早点凯旋吧”。如胶似漆又即将添丁,和歌子满纸乐事只待其夫归来,“产期大概在五月尾或六月初,我这样想着。在那时以前,一定一定请你凯旋归来吧”。征人在外,家里终日悬挂,“每天母亲祖母都为你的饭菜和寒冷担心着”,她们供奉、祈祷从无间断,和歌子更殷殷询问“负伤痛不痛”、“钱够不够用呢?能够洗澡么?”前后阻隔,家属遥想战地情势,不由敏感、心焦。听闻有人负伤,和歌子难过、担忧,唯恐横仓落得同样下场,并郑重请求他“千万保重身体”,“留心不要再有负伤的事才好”。妻盼夫回,千言万语落笔终在“凯旋”,然何日“凯旋”?“好像还有一些时候呢。不过最近以内,总会成为凯旋部队吧。”“故乡是从老年的人们起,大家都在心里‘今天吧今天吧!’地等待着无恙归来的凯旋”。和歌子絮絮而谈,手书两封写不尽牵挂算不清归期。日本侵华大举征兵牵连无数家庭,受军国主义熏陶,当初或无“牵衣顿足拦道哭”之场景,但家人思念无不与日俱增。以和歌子至横仓堪一郎、江川清子至其兄江川雄次、清池峰子致其夫清池节郎、永田泷子致其夫永田秀夫[20]、竹内种子至其夫永松宇八[21]等书信为例,字里行间虽有“敬祝诸位战友一同武运长久”等语,但更多的却是妻盼子唤、母念姊忧的家庭温情,其祝祷归来之辞几乎充溢全篇[22]。战地凶险九死一生,老母、娇妻牵肠挂肚求神忙,侵略无休士兵厌战,日记诉说乡愁。偶得家中书信,常摩挲,贴身藏,怀揣一份思念,引发一段思量,“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为什么而战?中国人受了折磨,日本人也受了苦难!天呀!天呀!什么地方是我们的葬身之地哟!”[23]此后,永松、横仓等人陆续阵亡,消息传回国内,不知其父母妻儿何等悲伤。

  结语

  抗战时期,不少日本士兵手记为我所获,敌人笔下的战争进入中国作家视野。例如,淞沪会战时期,夏衍等“整理了四五十种从战线汇集来的敌兵的信札和日记”[24];武汉会战后,《敌军日记》面世;在华北战场,亦有《敌兵的遗书》、《敌军日记——连防山的胜利品》等;在赣北、鲁南等地,类似手记也不少见[25]。这些手记的作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善写诗文,有的“文字非常拙劣”[26],遣词造句各有差异,但内容多为其经历之战斗、生活及体验,如《敌兵阵中日记》之于淞沪鏖战,《敌军日记》之于武汉会战。通过这些日记、书信,日本士兵记录了惨烈的战争场景,揭示了侵略者的罪行,也见证了中国军民的奋勇与牺牲,如此真实的战地描写,恐非身在后方的作家所能想象。参与侵华战争,日本士兵心态不一,有人始而傲慢继而胆怯最终绝望,有的心存愧疚纠结无奈,亦有人支持战争至死方休。但不论何种态度,他们都不免思念家乡、亲人,而抒写乡愁之时,血腥士兵多变寻常百姓,狂热国民亦露温情一面。大致而言,记录战斗场面或占领区生活、抒发思乡情结成为日军手记较普遍的内容,但士兵在此期间的感受、体会又有一定特殊性,结合二者,侵华战争与日本士兵之面目逐渐显露。

  日本士兵信笔而写,中国译者有意而为,日军手记与抗战文学产生关联。抗战初期,中日力量悬殊,日本士兵尚感战争之苦,则我军之坚忍、磨砺可见一二。基于此,翻译、传播日军手记,一方面可知抗战“给敌人的痛苦是怎样大,只要我们努力,相持的局面一定可以造成,一方面也可以从此知道,我们在前线的将士是如何的痛苦,我们在后方的人们,如果不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便是太没有天良了。”[27]译者眼中,搜集、整理日军手记也是抗战宣传的一种手段,对内可鼓舞军民,对外则号召“日本的士兵们!你们,和我们一样的都是被压迫者,你们受着欺骗和强制,你们没有‘战意’,这是很应该的,可是,消极的没有‘战意’是不能解除你的锁铐的。你们要把‘战意’振作起来,向另一个方向用你们阶级觉醒的‘战意’,来‘膺惩’你们‘暴戾’的财阀和军阀!”左翼作家强调阶级觉悟,欲以此制造反战契机,根据这一意图,其对日军手记之选择、解读难免带有某种倾向性,而借之改造日军意识形态,道阻且长。宣传目的之外,也有人试图利用日军手记建构战争全景。尤其“中级军官”日记,“这类文件,真实性甚高,因为原文件不含宣传作用,而且记录很朴质,绝无文饰之处”,“其日记中所载事,对于战斗场面,首尾完整,可供参考”,至于普通士兵手记,“对于全局很少记录,价值较低”[28]。曹氏所说不无道理,士兵各司其职,着眼多在自身见闻,比照整场战役,其所知、所记范围有限,但这一鳞半爪的记录胜在真实,因之,研读普通士兵关于战争经历的书写,一方面可使历史细节愈发丰富、清晰,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士兵形象更加鲜活、多样。总之,针对日军手记,无论是服务于抗战宣传的编译、解读,还是作为参考资料勾勒抗战全景,均由于中国作家的介入而与抗战文学产生关联并相互补充异轨同奔。

  时过境迁,翻阅日军手记,可近距离观察士兵与战争。撕裂人心的喊杀中,一篇篇手记勾勒出鲜活的生命,一行行文字镌刻毁灭的悲剧,无数侵华日本士兵亲手制造了人类浩劫,同时也成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审视过往,并非鼓吹仇恨,而是提醒来者,反思历史珍视和平。

  Japanese soldier's notes about the war of aggressionagainst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writer translated a lot of Japanese soldier's notes. Thesenotes including diaries, letters, ect. Themain contents of these notes include war,life events and the life of occupation. Japanesesoldier's notes outlined the fierce fighting scenes, described the author'scombat experience, expressed their homesickness, at the same time alsoreflected the China's military andcivilian heroic and sacrifice. Through the notes, the Japanese soldiers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suchas support ,tired and helpless. Standing on the ground of ethnic or class, Chinese writer translatedthese works, the translationstyle is simple and plain. Combined with Japanese soldier's note, theJapanese images are more concrete, more vivid.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selection of Chinese writers,the Japanese army's notes associated with the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Keywords:Theliterature of Anti-Japanese War; Japanese soldier's notes; The literary imageof Japanese soldier

  [1]茅盾:《两个俘虏》(书报书评),《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八期,1938年8月1日。

  [2]王向远:《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以日本士兵形象为中心》,《“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3]《敌兵阵中日记》: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该作含日记两部,其中,《东战场敌兵手记》(1937年8月27日-10月15日)作者乃永松宇八(日记中附有名片,但译者在日记前言中写作“松永”,这里从名片),夏衍译;《敌兵阵中日记》(1937年9月10日-10月5日)作者姓名不可考,田汉译;结合日记内容及译者介绍,这两名日兵皆隶属“上海派遣军”,淞沪会战中先后阵亡。另,罗玉婷《夏衍译介<未死的兵>、<三兄弟>及<敌兵阵中日记>》曾简要介绍该书,参见靳明全主编:《中国留日作家观照日本的抗战文学》,四川出版集团,2013年,第101页。

  [4]《敌兵的遗书》(1937年8月2日-11月23日):陈士丹重译,《国际周刊》,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据杂志介绍,“这是参加华北战争的一名日本兵士的日记,由战地记者James Bettram 和一个中国译者合作译成英语,经我们军事当局的许可,而发表在本年ASIA杂志四月号上的。作者姓名,因未能征得家属的同意,所以给隐没了。日记从出征开始,直到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日本司令部即被第一百十五师和第八路军所攻占,作者也就在平型关之役中阵亡,这才让这份遗书掉落在我军手里。”

  [5]【日】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晏英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6]日媒相关报道参见【日】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晏英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14页

  [7]《敌兵阵中日记》:作者姓名不可考,田汉译,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

  [8]《敌兵阵中日记》这名叫嚣砍杀的士兵于9月21日写道,“进攻冯宅三中队几乎有全灭之虞。我想虽说是支那也有着不可轻视的战斗力!”另据山室部队小队长山口少尉日记“10月2日,战死者中队长千田大尉等八人,负伤者准尉西原次雄等十七人,本日失败主要原因,在将敌人的力量估计的太小。”参见夏衍:《士无斗志的日本》,《敌兵阵中日记》,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

  [9]9月28日、10月1日见闻出自《敌兵阵中日记》:作者姓名不可考,田汉译,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

  [10]参见夏衍《士无斗志的日本》引后藤熊次郎日记。

  [11]曹聚仁:《战场异闻录》,《采访外记采访二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4页。

  [12]《敌兵阵中日记》:作者姓名不可考,田汉译,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据译者评价,该日兵“甚有诗才”。此歌乃藤原义江作曲之《讨匪行》,战时日本国内亦有传唱,参见【日】妹尾河童著 张致斌译:《少年H》,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77页。

  [13]曹聚仁:《战场异闻录》,《采访外记采访二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4页。

  [14]《敌军日记——连防山的胜利品》,卜少夫译,《国际周报》,第一卷第八期,1938年。

  [15]夏衍:《士无斗志的日本》,《敌兵阵中日记》,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

  [16]王建朗、曾景忠:《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17]从题材看,日本士兵的写作可分正面战场与“描写日军占领区的‘军队文学’”。“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的广大地区,并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日占区作为日军的所谓‘枪后’地区,没有正面战场,没有大规模的战役,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和中国抗日民众组成的游击队,仍然不断地给日军以各种形式的打击。”(参见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敌兵的遗书》虽非以发表为目的的“军队文学”,但所写内容与日本所谓“枪后”文学有相同处。

  [18]横仓堪一郎:《烧杀日记》(1938年6月1日-8月4日),(据日记译者附记,“这一本日记是从六月一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止的”,但书中日记止于八月四日,此后情形,附记所言似与《阵中日记(二)》混淆)《敌军日记》,孔X译,出版年份不详(该书日记皆围绕武汉会战之金轮峰战斗而作,并介绍石西民记述此次战斗的《大战火烧山》一文,石作原载1938年10月5日《新华日报》,据此推断,该书出版似在1938年底至1939年间)。

  [19]夏衍:《士无斗志的日本》,《敌兵阵中日记》,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另,永松9月14日日记也写到“听说有几个未逃出的土民被工兵队枪毙了,其中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永松与谷本一同属上海派遣军松尾部队,两人所记似可相互印证。

  [20]江川清子、清池峰子、永田泷子手书见《敌军日记》,孔X译,出版年份不详。

  [21]参见田汉译《敌兵阵中日记》,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

  [22]据侵华日兵曾根一夫说,出征者之母及妻被誉为“军国之母”、“军国之妻”,并有《军国之母》、《军国之妻》两歌,鼓吹士兵“光荣的为国捐躯”。不过,曾根认为,“虽说是为了国家,但和心爱的人诀别一点也不感到悲伤,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将爱子和丈夫的死,视为奉献国家而感到光荣,实在是出于军国主义风潮中无可奈何的事”。曾根回忆,他服役三年,其母天天祈祷,“这并非只有家母如此特别。凡是把爱子送往战地的母亲,其心态都是一样的。表面上装作是‘军国之母’,暗地里却祈祷自己的孩子能平安无事归来,辛苦地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阵亡者之妻被称为“靖国之妻”,“不能再婚”,她们“只能强颜欢笑,不能让人看出心中的悲哀”,因而“造成无数的悲剧”。参见【日】曾根一夫:《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自述》,《悲愤·血泪南京大屠杀亲历记》,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153-155页。另,《时事类编特刊》1938年第十四期载《日本兵士的妻》(朝日新闻,高璘度译)书信二封,“是津浦南段敌军添田部队战死兵士的妻寄给部队长的。在她们的信里,一面再三再四地讯问丈夫战事的详情,一面叙说孤儿寡妇的境遇”。其中,对于“名誉战死”的丈夫,遗孀难抑心中“可悲可痛”但又无可奈何。考虑到未亡人之生存,亦有士兵早立遗嘱,允其妻在其阵亡后改嫁并分得“生命保险全部”,详见《敌军日记》,孔X译,出版年份不详。

  [23]曹聚仁:《战场异闻录》,《采访外记采访二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5页。

  [24]夏衍:《士无斗志的日本》,《敌兵阵中日记》,广州离骚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

  [25]参见曹聚仁:《战场异闻录》,《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75页。

  [26]《敌兵遗嘱》,《敌军日记》,孔X译,出版年份不详。

  [27]《敌军日记·序》,孔X译,出版年份不详。

  [28]曹聚仁:《搜集、鉴别与编次》,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770、771页。

 

  往期回顾:厌战、没衣穿、怕游击队——国军情报史料中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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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2-12-22 10: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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