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英雄妈妈程桂芬
2018-12-20 09:56:55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我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爸爸、妈妈和我们一他们的两个女儿——大米和小米。

　　我们妈妈为人正直，有着开朗豪爽的性格。她平易近人，待人热情亲切，很有人格魅力。战争年代的战友们、共同工作的同事们、左邻右舍的大爷大婶们，甚至孩子们都喜欢她。

　　妈妈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热血青年，是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战士，又是有着坚定信念投身解放战争的斗士。解放后，为建设新中国，她当过大学的研究生，做过大学教师、系的领导，后来又担任中央档案馆明清部的领导。她在工作上不辞辛苦，业务上刻苦钻研，生活上艰苦朴素。尽管工作忙，但她始终关心我们的健康成长，对我们严格要求，并寄予殷切的希望。十年“文革”浩劫中，她昂首面对造反派的摧残和攻击，坚强地同中央办公厅内部的极“左”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晚年离休后，她又不顾眼疾和心血管重症，埋首伏案，书写了百万字的回忆录，给后代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

　　如今，妈妈已离我们远去，自2000年去世，至今已有14年之久。十几年来，我们姐妹俩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关切的目光、爽朗的笑声，她那双抚摸过我们的双手、站在阳台上向我们挥手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1918年7月，妈妈出生于江苏无锡严家桥。在妈妈的记忆中，幼年的她常常爬上窗栏看河上大大小小过往的船只。妈妈的父亲叫程云路，辛辛苦苦经营一间布店。他写得- 手好字，洞箫吹得也悠扬。他还有鉴别银洋真伪的本领。常有人拿着银元来请他指点，且有农民带着蚕丝来请他评估成色。妈妈的母亲13 岁进程家当童养媳。因生活拮据，婆媳不和。妈妈的母亲受尽煎熬。

　　妈妈是程家第个女孩， 生性活泼。她是严家桥第一个剪掉辫子、第一个跳下河游泳的女孩子。程家大女儿程银娥美丽聪慧，和我们妈妈姐妹情深，并最先接受革命思想，对我们妈妈的思路历程影响巨大。

　　妈妈14岁那年，妈妈的母亲病逝。妈妈的父亲续弦。妈妈的继母倒知书识字，能说会算，一来就在房门贴上“和蔼相处，勤俭治家”八个大字。后来她同情革命，为新四军为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

　　妈妈十几岁时，瞒着其父母去考初中，两次考中，但因家境困难无力支付学费而遭到家庭阻拦。在其大姐程银娥的帮助下，她终于冲破枷锁，就读于江苏无锡县女中，又经过几年努力，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全县各中学毕业会考中名列第九名。1935年夏天，她的父母看她有读书的才能，又有学校的鼓励，于是支持她考高中。妈妈不负众望，顺利考上名校省立苏州中学，在家乡轰动一时。

　　80年前的中国，大事迭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在党组织的具体指挥下，妈妈所在的无锡各界抗敌后援会改组为无锡青年界流亡服务团，简称锡流。为保存实力，组织上安排锡流100多人分几队撤离。妈妈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富庶的鱼米之乡无锡。临走出家门时，妈妈的父亲老泪纵横，说，这别不知何时 才能相见!可是，老人又鼓励她说，中国人要有志气，绝不能当亡国奴!就这样，妈妈随党领导的无锡抗日青年流亡团，奔赴江西南昌。-路上，他们冒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每日行军几十公里，终于到达南昌。妈妈和当年众多知识青年一起，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在实践中，锻炼成为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革命战士，并于1938年在江西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无数普普通通的革命战士脚踏实地地工作成就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妈妈和她的新四军战友们一-起，在中国东南抗日战场，在茅山地区，在苏北，不怕艰苦辛劳，不怕流血牺牲，与日本鬼子周旋于农村和乡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组织民运工作，交军粮，做军装，开展工作，建立革命政权。

　　1939年夏，妈妈奉命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东南局所在地丁家山。她一到目的地，就有老同学、老战友严永洁迎了上来，随后，就见到了李坚真、邓六金等老大姐。到了根据地，妈妈先被派到东南局党校学习。当时的校长是东南局组织部副部长曾山。校长亲自上课，讲“党的建设”。陈毅讲“统一战线”，备受好评。同学们还曾热情地要求陈毅高歌一曲《马赛曲》。学习完毕，曾山与我们妈妈谈了话之后，她就被分配到妇女部，在李坚真身边担任秘书。妈妈经常对我们讲，李大姐对她的教育和培养使她终身受益永生难忘。

　　1940年3月，妈妈被派往茅山第二游击区，在东路特委陈洪、吴仲超等的领导下工作，环境紧张时就分散住进群众家。也就是在这里，妈妈结识了上新河的小红妈位具有极高革命觉悟又极具爱心的妇女。她的茅棚和摆渡小船救治和帮助过无数新四军战土和革命同志。不少新四军的领导在她的茅棚里办公开会或治病养伤。妈妈结婚后还在小红妈的家里住过。

　　当年夏天，妈妈离开了茅山被派往东路。她和彭炎、冯定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常常要深入基层，在各村各支部开展工作，调查研究，掌握动向，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10月，妈妈又被调往茅山，回到李坚真、邓仲铭身边工作。这时，日伪势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妈妈目睹亲如手足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牺牲，其中还包括她年轻的男友。妈妈此时已欲哭无泪。她没有怯懦。对敌斗争的残酷使她更加矢志不渝，更加增强了斗志。

　　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令新四军遭遇重创。妈妈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连夜行军，紧急疏散。当时的领导程惠亲 自对她说:“马上走!以后会有人和你联络!”妈妈在群众的掩护和地下交通的帮助下，顺利转移回到家乡无锡，而程一惠在打尽最后一粒子弹后壮烈牺牲。另一位领导王一凡也牺牲了。领导的先后牺牲使妈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心急如焚。这时， 妈妈的几个弟弟都已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们为我们妈妈带来了消息，新四军已由陈毅统帅全军继续战斗，十八旅江渭清率部从皖南突围打到上海附近，六师谭震林也已在京沪线一带。在妈妈的弟弟程中民的帮助下，妈妈终于在十八旅所在地黄土塘找到了东路特委老领导吴仲超，并立即接受任务，去锡南太隔地区接李大姐经无锡回十八旅，要保证万无一失。妈妈和其弟弟连夜策划，用豆腐干刻了图章做好假“良民证”，儿经辗转，终于在锡南见到了李大姐和邓仲铭夫妇。战友们久别重逢又历经艰险，饱含热泪，互诉衷肠，为失去联系的同志担忧，为牺牲了的战友痛惜。

　　为顺利通过封锁线，妈妈和李大姐都烫了发，扮作普通市民，和几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起，混在群众中平安过关。妈妈下面的任务是陪李大姐去澄锡虞地区找到谭震林、江渭清、 吴仲超。妈妈先安排李大姐在自己的老家严家桥隐蔽休息。她和其弟弟去找六师十八旅，几番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几个老首长看到李坚真安然无恙，犹如喜从天降。吴仲超对我们妈妈一面赞扬面又有几分责怪。 他说:“小程啊，你是吃了豹子胆了?羊尖就是鬼子据点，离严家桥只有五里地。你们家被敌人几个据点包围着。你把李大姐这么个大干部放在严家桥，真危险!”妈妈回答说:“严家桥的河道有18道湾。鬼子怕中埋伏，轻易不敢来，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地方政权和革命群众，我又熟悉情况，这都是成功的有利条件。”

　　1941年夏，新四军在江阴、无锡、常熟一 个三角地区活动，并成立保安司令部青年训练班。妈妈在其兄弟的协助下， 把严家桥带的革命青年都动员起来参加青训班，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不久，局势日趋紧张。日伪势力愈加器张，在京沪线发动了大规模残酷的“清乡”。邓仲铭亲自和我们妈妈，还有小兰谈了话，要她们暂时在家乡隐蔽坚持下来。小兰是我们妈妈的亲妹妹，和我们妈妈同时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没有多久，组织上通知，要妈妈姐妹俩三天之内离家去上海，不得有误。姐妹俩立即赶到黄土塘，找到了隐蔽在自家地主大宅子里的严永洁，同时还见到了钱敏、谭启龙，对撤退上海进行了明确部署。

　　8月底，妈妈姐妹两人到达上海。小兰通过上海地下党，得知钱敏也已到上海，要求同志们等待路线接通后即去苏北工作。一天，地下党的同志约她们去法国公园见两个人。她们到了公园，只见树阴下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对中年夫妇，男的穿白纺绸长褂，手中摇着折扇，女的则穿灰绸旗袍，走近一看，竟是邓仲铭和李坚真。大家几乎叫起来。老领导开导大家:“别慌，将来上海会是我们的。”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地下党任务艰巨，光锡北撤退的干部就有1000多人。

　　9月中旬，在地下党和新四军交通站的安排下，妈妈姐妹俩和另~位东路特委的干部乘船离开上海到达苏北。妈妈又回到青训班，为开辟苏中根据地，组织上决定在江都、高邮、宝应三个县成立江高宝地区，由惠浴宇领导。四十八团、五十一团分别由张英、陈挺任团长。妈妈当时接受了任务，调查高邮二分区的情况，掌握各阶层代表人物的状况，红枪会、大刀会的成员、政治倾向、武器装备，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等等，为建立抗日政权、实行“二五”减租作好充分的准备。妈妈为此日夜奔忙，带着工作组，冒着风雪，”个村庄 ”个村庄地走，上层地主乡绅、中层乡长保长、基层群众百姓，一个一个地谈话摸底，还组织进步群众破坏河道，阻挡鬼子的汽艇。

　　1942年4月，江高宝地区建立基层政权的工作筹备完毕。区政府即将正式成立，基本群众也组织起来，发展了-批党员。四十八团、五十一团已站稳脚跟。这时，惠浴宇找我们妈妈谈话说，服从组织调动，回茅山，去六师政治部调查研究室工作。于是，妈妈组四人一路南行，穿过河网地区，越过滔滔长江，跨过鬼子控制的交通中枢京沪铁路，终于到达茅山。我们爸爸吴宝康时任六师政治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同志们说，他是一个只知道 “拼命工作”的人。

　　一天， 苏皖区党委的同志来茅山地区检查工作。妈妈见到了李大姐，告诉她，准备和吴宝康结婚了。李大姐仔细询问了情况，并说:“这是终身大事，你要考虑周到!”而且，她还特地到调查研究室去看，从头到脚地打量吴宝康，然后对我们妈妈说:“我看这个人不错，很像样，配得上你，就是瘦一点。那是劳累所致，不妨...”邓仲铭也在一旁 赞许着。

　　10月，苏皖区党委成立。六师政治部调研室转为苏皖区党委调研室。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苏皖区党委机关和十六旅旅部一起行动。旅长兼政委是江渭清。我们妈妈对我们说过，江渭清是她一生中最佩服的首长之一。她说:“江渭清是文武全才。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缺点。”有一次，江渭清和调研室的同志开完了会，对我们爸爸、妈妈开玩笑说:“小程，你们就算结婚了?我还没批准呢，那不算!”大伙儿都笑了。

　　1942年的整个冬天，苏南形势紧张，经常有战斗，经常要行军和转移。调查研究室的同志为组织上能够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十分辛苦。

　　1943年夏，骄阳似火。鬼子为抢夺粮食进行大“扫荡”。妈妈被派往溧阳县政府帮助夏征工作。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鬼子“扫荡”，顽固派“清乡”，各处交通中断。于是，妈妈前往西岗、唐王北面的自醒中学，和化名为吴志清的爸爸一起暂避在中学校长家。7月11日，一群伪军闯进来。一一个曾在我溧阳县大队的叛徒指认我们妈妈在新四军溧阳县政府工作。年仅25岁的妈妈就这样，由于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逮捕。妈妈当时被五花大绑，但是她昂首挺胸。那种不屈的英雄气概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被捕后，妈妈下定了决心:“我如果死在这里，也要死得堂堂正正，永不叛党!与过去所有牺牲的同志们一一样，不能给后人取笑。”她还想到，不能暴露身份，要保护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敌人是把自己当教员抓的，那么，就要像个中国教师的样子，保持民族气节，为人师表。妈妈被捕后，鬼子想尽办法，威逼利诱，但她始终坚强如钢，不暴露身份，不出卖同志，拒绝切伪职。鬼子无计可施，于是把我们妈妈关进了黑牢。这种黑牢不到两米见方，顶上只留有一个几寸宽的洞。人进去后，站不起来，躺不下去。黑牢里满地蛆虫，墙上涂满了血污和粪便，江南的夏天又闷热难耐，令人几乎无法呼吸。妈妈进行了绝食斗争，整整五天不吃不喝，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几乎死去。当时金坛县的党组织在密切注视敌人的举动， 也关心着我们妈妈被捕后的表现。终于有一天，党的地下工作者神秘地给我们妈妈带来了一个纸条。这是爸爸给妈妈的信，信中鼓励妈妈“ 继续坚持立场，保持气节，不能动摇，注意身体健康”，还说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这封信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令妈妈激动万分，随即在黑夜躲过敌人的监视，偷偷写了回信。她在信中写道:“我拒绝了一切物质的引诱和享受。我在死亡与痛苦中挣扎着，保持了我一贯来的纯洁....”还勇敢地表示，自己一定会“坚持到底，拒绝敌伪提出的切条件， 不干任何伪职务，至死不屈”。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妈妈。这些狱中通信至今还保留在档案馆里。

　　1944年12月12日，妈妈终于被营救出狱。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去找党，去找组织! 接着，妈妈历经千辛万苦，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于1945 年清明后，来到无锡南太湖边最后一个交通站。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船只，但交通员很有经验。他们避过鬼子的巡逻，划着一- 只漏水的破船，毅然进入宽阔的太湖。三万六千頃浩瀚的太湖也无法改变归心似箭的妈妈要回到组织怀抱的急切心情。当时，湖上大雾弥漫，船又漏水，险情重生，但最终，他们到达了彼岸，来到太湖南第一个根据地锡南县政府。 此后，交通站站站地送。妈妈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道路崎岖泥泞，咬着牙坚持日行数十里，终于在4月，到达苏浙皖边区，她遇到的相识的同志都惊喜地叫起来:“好家伙，小程，你没死!”

　　妈妈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邓仲铭在1943年8月牺牲了!妈妈去见李大姐。谈到此事，两人含泪相视。大姐说:“你被捕后，老邓一直关心着....这回，你最喜欢的人没有了!”这就是斗争的残酷性。第二天，妈妈见到了江渭清。他说:“作为一个党员，你被捕后，只有与敌人斗争，要准备牺牲。作为组织，我们当然要全力设法营救。你看，现在不是回来了吗。”当天，妈妈看到同志们正在准备表演节目。欧阳惠林和许多同志一起在学扭秧歌， 有人“左脚、右脚”地喊着指揮着，常常引起哄堂大笑。她感到，终于回到了革命大家庭。

　　7月，李坚真找我们妈妈谈话，通知她，经过审查，认为她被捕后，对党忠诚，决定恢复她党籍。妈妈回归了组织，也回到了爸爸身边。

　　8月，日本投降。10月，新四军北撤，渡过长江。11月，大队人马晓行晚宿，踏上山东解放区。1946年1 月爸爸、妈妈调往华东局党报《大众日报》工作。妈妈说过，《大众日报》汇集各路英雄，干部个个出色能干。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战争战果辉煌。三大战役的胜利令蒋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挥旗南下。蒋介石国民党被赶到了台湾。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全家在上海团聚。1952年， 爸爸、妈妈又奉调到北京，开始了新的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妈妈直勤勤悬恳地工作，我们则认真读书，愉快地成长。尽管经历了三年灾害和多次政治运动，我们家还算平安无事。

　　妈妈工作的中央档案馆位于北京郊区的温泉。在20世纪60年代，温泉相对于北京城区是太遥远了。所以，妈妈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乘班车回家一次。 每周六的晚上，我们就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妈妈从红楼的拐角处出现，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从郊区带来的农产品。我们会欢呼着跑下楼去迎接笑容满面的妈妈，帮她拿着东西一起走进家门。年幼的我们享受着母爱，享受着全家人其乐融融的幸福时光。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充满温暖的家庭带来了残酷无比的冲击。

　　爸爸在大学任职，所以从1966年6月这场浩劫开始，我们家就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塌糊涂。

　　1968年，全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派系斗争加剧。老干部横遭人格侮辱，挨斗挨打，名誉扫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职工都集中到了位于马神庙的全总干校搞所谓革命。那天早上，妈妈也要去马神庙。早上妈妈推推熟睡中的小米，想让我们送送她。妈妈当时已有预感，以后不知还能不能见面。但我们都在熟睡中，妈妈就独自走了。

　　又是一个星期六，我们照例趴在窗台上，盼望着妈妈归来。我们努力辨认着红楼拐角处的每一个身影， 但一直到夜幕降临，始终没有听到妈妈在楼下叫我们的呼唤声。从此，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再也没有 在家里看到过亲爱的妈妈。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还不允许我们的父母见面，一面都不让见，竟长达七年之久!真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我们至今仍然无法想象，这一对革命伴倡在各自遭遇摧残之时，是如何熬过相互思念彼此担忧的磨难的。

　　在马神庙，妈妈遭到了非人的折磨，被辱骂、被推拉、被反绑手弯腰做“喷气式”，还被雇来的打手毒打，造反派甚至凶狠残忍地三班倒，连续几天几夜搞日夜批斗。妈妈十分坚强，给中央写信，却遭到更残酷的批斗。她不仅要收拾垃圾打扫厕所，还被反锁在房间里，有时被忘在屋里，吃饭上厕所都成问题。

　　在这期间，我们到马神庙车站去见过一次妈妈。她被造反派押着。大米飞奔过去，拉住了妈妈的手。多日不见，妈妈苍老了许多，丝丝白发时隐时现，原来丰满乐观的面容显得十分憔悴。大米问:什么时候学完?什么时候回家?妈妈几乎没有说话。旁边的造反派阴沉着脸监视着我们。他们只给了我们几分钟就必须分别了。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小米喊:“妈妈再见!”妈妈心里想，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

　　1969年，妈妈在造反派的押解下，回了趟家。当时我们姐妹俩已一起去山西插队了，爸爸也被关押在外，家里已是人去楼空。妈妈取了个帆布箱，拿了顶旧蚊帐就走了。她去了在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这个干校犹如一个集中营， 劳动强度之大世间少有，再加上对家庭的想念、对政治生命的担忧，老干部们在那里被折磨得病的病、死的死。

　　1971年2月，我们实在无法控制对妈妈的思念之情，自作主张，在一个黑夜，乘火车来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我们的到来使造反派如临大敌，开会研究了一个晚上，才允许我们暂时住下。第二天，在食堂吃饭，我们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妈妈。妈妈后来说，当时她一进食堂， 就被许多“五七”战土同情怜悯的目光所注视。她感觉到了什么，接着很快就看到了我们。妈妈说，一个母亲从看自己的孩子出生后的第一眼，就辈子铭刻在心，即便是山崩地裂也不会忘记。妈妈当时很激动，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又不能形于言表，只是从容地走出食堂。而我们再也按捺不住，不顾造反派的监视，疾步飞奔出去叫着“妈妈”。已经几年没有见面的亲爱的妈妈就在眼前，我们都没有流泪，甚至爽朗地笑起来，只是三个人相互紧紧抓住双手，庆祝我们终于胜利地冲破了造反派的重重阻碍。妈妈仍然戴着那条从北京带来的已经洗得发白了的蓝头巾。她告诉我们，这条围巾保护着她，可以与这个噪杂喧闹的世界稍稍隔离。

　　1975年4月，妈妈已一身重病，历经千辛万苦，被获准离开干校回北京治病。当时，爸爸早已先行赶到妈妈的老家无锡去迎接她。在站台上，爸爸、妈妈在分别了七年之后，终于见面了。他们如同老战友见面一样，握了手，同步走出车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妈妈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尊严。

　　1982年11月，妈妈办了离休手续，但她没有休息，终日坐在案边，整理思路，书写回忆录，用了10 年时间，写就了百万字，用以记录自己革命奋斗的一生，并出版了《人生不是梦》和《一个老档案工作者的回忆》这两本书。

　　妈妈的一生丰富多彩。她的生令我们顿悟出，他们这代人是乐观向上、艰苦奋斗、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一代。他们勇敢地担负起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接着，又承担了为中华民族建设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重任。他们不辱使命，是我们的榜样。

　　( 2014年3月作于北京)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02 11: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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