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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自述录(二)
2018-11-23 08:08:46  来源:风灵  点击:  复制链接

  风灵按:这次连载的部分截至日本对美开战。依前例,在史料中出现的“支那/大东亚战争”等原始称谓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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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门坎事件(昭和十四年)(1939年)

  诺门坎方面的苏满国境[正确说是满蒙国境]因为界限不明,因此双方都可以指责对方非法侵入。当时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应该是植田谦吉之误,山田是终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了严守满洲国国境的命令,因此关东军与苏军的交战是有理由的,而从日满共同防卫协定的立场出发满洲国军参与作战也是正当的。

  以这一事件为鉴,此后变更了命令,改为对国境不明确的地方以及偏远的地方不再强调严防。

  关于阿部内阁(昭和十四年)

  阿部[信行]内阁的成立,最大的问题是军部大臣的选任。当时新闻上传出陆相候补人有矶谷[廉介]和另外一名,这两人都有重提日德同盟问题之虞,而当时政治上考虑还有必要把坂垣派的有末[精三]军务课长排除出去,因此我命令阿部考虑从梅津[美治郎]或者侍从武官畑[俊六]中选择一个来担当这一陆军要职。

  阿部就这一问题好像权衡再三很是犹豫,和坂垣商谈后,因为坂垣不赞成梅津,所以就选任畑为陆军大臣。

  有末在这期间还活动着,和阿部、远藤[柳作/内阁书记官长]建立关系,又推荐口碑不良的伍堂[卓雄]为工商大臣,因为这些拙劣的人事安排引发各种问题,使得阿部不得不提出辞呈。

  <注> 关于天皇就陆相选任问题的强烈的愿望,《西园寺公和政局》中披露:“无论如何也想让梅津或者畑来任陆军大臣。即使陆军三长官议决的人选拿来我也无意批准。并且,政治方面要依据宪法来办事;外交方面为了日本我认为利用英美为好。其次,因为处于这样的局势中,我特别对内务、司法、外务、大藏的阁僚选任抱有强烈的关注。”(摘自《西园寺公和政局》)

  这里,先把任命畑为侍从武官长时的事情稍作说明。

  畑的前任宇佐美[兴屋]侍从武官长为人很好,但有欠政治才能,被坂垣随意利用,于是就将其调换,推荐了畑为后任。我希望选任反对日德同盟的人为武官长,所以让松平[恒雄]摸一摸畑的情况,确认得知他是反对的,所以就任用了他。通过这些可以知道我想在宫中竭力营造一个亲英美的态势。

  平沼和日德同盟(昭和十四年)

  平沼内阁因为日德同盟问题倒台了,而同盟问题的纠纷完全处在保密状态,所以平沼之前对这些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就接受了组阁,为此后来他好像还向汤浅内大臣抱怨称,近卫让我为他火中取栗。

  所谓御前会议

  所谓的御前会议是个怪物。除了枢密院议长之外,其余的与会者全部已经在阁僚会议或者联络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来参会,对议案可以陈述反对意见的只有枢密院议长一人,少数难敌多数,很难有什么结果。

  因为这完全是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作为天皇毫无支配会议气氛的决定权。

  <注> 御前会议从昭和开始到太平洋战争开战为止召开了八次。第一次在攻克南京后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1月11日。第二次是同年的攻克汉口后的11月30日。这都是决定关于日中战争的基本方针。第三次决定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于昭和十五年(1940年)9月19日召开。因为决定日中战争转为持久战的方略问题,更于11月13日召开一次。以后的四次全都集中在昭和十六(1941年)[7月2日、9月6日、11月5日、12月1日],由此可见决定开战曾经极度困扰着日本。而且,这八次御前会议除了一次(十六年9月6日)(1941年)以外,天皇都是在沉默中裁可国策。

  这与东京裁判中木户幸一的证言是一致的:“因为由国务大臣辅弼完成国家意志的决定,随着这种辅弼然后由天皇陛下作裁可。因此,作为天皇只是在事前提请注意,给予告诫,但没有一次(译注:指御前会议上)加以否决或使得政府为难,这是明治以来日本天皇的作为和态度,也是从日本宪法实际运作中形成的,即所谓的习惯法。”

  米内内阁和陆军(昭和十五年)

  不如说米内正是由我推荐的,我与反对日德同盟的伏见宫就米内的事情进行了商谈,他认为没有问题,出于抑制日德同盟论的意图,我任命米内为总理大臣。而且在授命米内的同时,我叫来了畑,希望他接受米内。但是与预期的相反这招来了陆军的反对。

  当时德意两国在欧洲的成功对我国产生影响,日德同盟论愈发盛行,又兴起了近卫的新体制运动,而且来自陆海军之间的感情纠葛(译注:主要指陆海军之间有相互的利益纷争以及所师从的对象,海军曾师从英国,陆军则师从德国,使陆海军各有不同的倾向),导致米内内阁倒台。

  关键是最初让畑支持米内就使得陆军不以为然,加之新体制运动和日德同盟论形成了相当气候,陆军的意向在内阁中占据了上风。我认为米内内阁还是尽力而为了。

  <注> 实际上使得米内内阁倒台的就是因为畑俊六陆相提出了辞呈,陆军拒绝推派继任的陆相。只要军部大臣是现役制,无法从他处来选任陆相,米内内阁就只有总辞职一途(译注:1913年日本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制, 1936年军部力量越宜强化而使该制度复活,籍此来按照军部意图支配政治,按宪法规定一旦缺乏大臣候补就导致内阁无以成立或倒台)。米内在辞任首相的陈述中说:“陆军大臣因近期的政局而辞职”,明确地把倒阁问题归咎于陆军。

  三国同盟(昭和十五年)(1940年)

  以苏联为假想敌而结成的日德同盟因为突然德苏之间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使得平沼内阁倒台,同时日德同盟也暂时处于沉寂。但这时在欧洲德意两国的势力扩大,在东亚日美争霸的趋势激化,使得日德同盟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构想之下重新抬头。

  同盟论者的意图是把苏联包含在内,以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来对抗英美,从而加强日本对美的发言权,另一方面对于德意两国而言,则想以此来牵制和防止美国的对德参战。

  吉田善吾[海相]和松冈[洋右/外相]赞成日德同盟,说他们被欺骗了似有不确,然而实际就是上当受骗。松冈指望结成日德同盟,美国就不会与日本对抗了。他相信在美国几乎半数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后裔,到时他们会群起呼应,吉田也接受这种说法。

  近卫第二次内阁的政策纲要的制定很是异常,在组阁之时就由近卫、松冈、东条[英机/陆相]、吉田四个人自行确定了。

  吉田代表海军赞成了同盟论,但内阁成立后不久美国就开始着手军备,这和内阁的预期恰好相反,令吉田感到震惊,由于担忧而患上了强度的神经衰弱,甚至导致自杀未遂,但最终他还是辞职了。

  继任的及川[古志郎]之所以赞成同盟论,我感觉是在海军省内部有种不得不掩盖前嫌的倾向,即吉田已经赞成了,也就不得已而为之。近卫在笔记中对及川进行了指责,我认为不如说这是近卫逃避自己的责任。

  <注> 昭和天皇所说的“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构想”的三国同盟论,就是松冈洋右所提出的构想,拟把之前一年缔结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三国同盟结合起来,使日德意苏成立四国协商体制,这样日本对支援中国的英美的立场就能够得到大幅度的强化。以近卫首相为首、陆海军中央部也完全被这个设想所迷惑。

  但是昭和天皇反对三国同盟。因此天皇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以及平沼内阁当时,对于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为首的反对三国同盟的海军寄予厚望。所以,天皇谈及关于海相吉田善吾的回忆具有很大的意义。关于海相的替换(从吉田到及川),当时吉田的发表中说:“由于工作繁重积劳成疾,难以恢复,加之数日前狭心症发作……”。

  松冈担任这个内阁外务大臣,近卫、东条、松冈这三人帮在组阁之前就自己内定了。关于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我没有什么印象。

  关于日德同盟,最后我赞成了,谈不上因为满意而赞成。我相信了松冈美国不会参战的说法。我不能相信美国的德意后裔会起来反战,但也不认为松冈说的都是谎话,半信半疑地同意了,但是关于苏联问题,我提醒近卫要对德苏关系做进一步的确认为好。

  如果斯塔玛(译注:Heinrich GeorgStahmer,1892年-1978年,纳粹德国外交官,参见下文)不来的话,我想日德同盟的缔结将能够推迟。三国同盟在昭和十五年9月签约,此后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和缔结的三国不单独讲和协约,从结果看最终有害于日本。

  <注> 德国派遣的特使斯塔玛是9月7日来日,缔结同盟的阁僚会议的决定是仅仅九天后的9月16日。确实决定太过仓促。这期间天皇多次表示了反对同盟的意见。

  比如,天皇对时任首相近卫说:“为了这个条约,美国可能马上对日本实行石油呀铁屑等禁运。这样的话日本怎么办?日本将长年陷入很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也未可知。”

  天皇还说:“与像德意志、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不得不结成这么紧密的同盟,国家前途令人堪忧。我这一代姑且不说,但不得不为后代子孙们着想。真的没有关系吗?”

  还有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也有意味深长的记载:“天皇和近卫二人都是绝对反对三国同盟的。但是天皇受到告诫,如果拒绝的话皇室会处于险境,据说天皇对近卫说:要死的话就死在一起了。这是从某个皇族那里间接泄露出来的传闻。”

  确实当时政府对日美战争的预测是五五开,顺利的话,日本即便取胜也就是赢二分,完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德意两国将取得完胜。

  因此,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日本被边缘化就为难了,所以签订了不单独讲和的协约。实际上,开战初期日本与预测相反,成功奇袭珍珠湾,又比预期更快地攻占了马来、缅甸,如果没有这“不单独讲和”的约定,日本占有有利地位,可能籍此抓住和平的机会也未可知。

  即,日本对自己的实力过小评价,对德意两国的实力过大评价,结果缔结了这样的协约,所以大岛大使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并且,在此再加以说明的话,日美战争就像为石油而战因石油而终。在开战前日美交涉时,如果没有日德同盟的话,美国也许就能安心地继续向日本提供石油,因为有同盟关系,给日本石油就担心可能又被转给德意两国,我觉得可以说因为这种担心日美交涉就难以取得进展了。

  <注> 关于共同对英美开战、不单独讲和以及建设新秩序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是开战后12月11日缔结的。而关于战争的预测,在11月15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作出这一结论:

  ① 初期作战成功,确保自给自足的途径,能够经受住长期作战时

  ② 以迅速积极的行动迫使重庆的蒋介石屈服时

  ③ 德苏战争中德国取胜时

  ④ 德国对英登陆作战成功,英国求和时

  这样的时候,估计美国将丧失战争意志,相信日本就能得到得到光荣和平的机会,这是预测的主旨。特别是第③④两项,相信一定会到来,所以是具有胜算的预测。

  而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2月末,天皇通过木户内大臣转告东条首相,希望努力早期终结战争。据《木户日记》记载天皇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不希望一味地拖延战争,扩大惨祸”。为什么不直接向东条说呢,这个疑问从天皇的发言中可以大致得到解答。这反映了天皇遵守宪法、不允许违反条约、什么事情都力求妥善处理的人品性格。既然和德国结成了单独不讲和的协约,就只有遵守它了。

  进驻南部印度支那(昭和十五年)[实际为昭和十六年(1941年)]

  下面是进驻南部印度支那,派出小林一三[商工相]去和荷兰当局就与荷属印支(译注: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通商协定进行会谈(关于普通贸易品以外的石油和特殊产品的进口问题),自2月左右开始,通商协定无法取得进展,陆海军就共同策划进驻南部法属印支(译注:指越南南部)的计划了。

  以为动用武力进行恐吓,对方就会服软,是陆海军的恶习,满洲事变如此,这次又用了同样的手法。

  一开始反对进驻的松冈2月末访问德国,4月回国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完全投向德国了,让人生疑他是否被希特勒收买了。

  当他回国后对我兴高采烈地说,第一次受到像王侯般的礼遇。松冈的行为令人难以捉摸,但是看透他的为人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对其他人提出的计划一概反对,而对毁弃条约又毫无顾忌,是种特别的性格。

  松冈在回国途中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不过是想把德意苏变成自己一方来加强对美国的发言权,就此他又乘坐西伯利亚铁路东行,路径伊尔库茨克时还想着一旦对苏开战的事,因此沿线考察了苏军的沿途驻军情况。在苏联首都他又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进行了会谈,认为这是日美交涉的开端而洋洋自得想继续推进下去,归国后听说日美交涉已经由重臣们开时在推进就蛮横地想要将其推倒重来。

  5月[实际是6月。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不久的事]松冈就有关废弃日苏中立条约的事到我这里来,这明显是无视国际信义的事情,有这样的大臣真令人感到困惑,我让近卫罢免松冈,近卫没接受单独罢免松冈,而是在7月以内阁总辞职这一名义更新了内阁成员。

  松冈的主张是进军到伊尔库茨克为止,如果按他说的那样事情就严重了。幸好没有接受他的主张。

  完全倾心于德国的松冈在回国后,他从对日美交涉的纠纷、美对德参战的可能以及德苏冲突的可能等判断出发,提出了对苏开战,因此他主张延缓进驻南方(译注:指越南南部),但是海军大致反对对苏开战,陆军也未做充足的准备,都反对松冈所强调的强硬主张。

  <注> 天皇对于松冈外相的不信任,比如《木户日记》中记载:“松冈外相的对策,向北向南都主张积极进攻,究竟政府·统帅部能否取得一致?而且从国力的角度看妥当与否?这些他都毫无顾及。”

  这对天皇向近卫提出罢免松冈的事实给予了佐证。

  德苏在6月开战了。联络会议决定进驻南部法属印支是5月[实际为6月25日],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某种意义上作为抑制了对苏宣战付出的代价,结果承认了进驻南部法属印支。

  8月左右[实际为7月]正好我进驻部队在海南岛集结,还有余地来中止这一行动时,我通过莲沼[藩]武官长,要他告知东条,国内的粮食作物极其恶化,因此,如果因为南方问题美国采取禁运,国民除了饿死别无选择,希望停止进驻。东条没有听从,7月26日发表的进驻南部法属印支就招来了对日经济封锁这一可怕的结果。

  河田[烈]大藏大臣知道日本如果进驻南部法属印支,美国将冻结资产,但当时因为大藏大臣不能参加联络会议,这些意见也无法陈述。而近卫不懂财政,结果我只能听到军部的意见,现在看来这个制度构造是有缺陷的。

  <注> 昭和十二年(1937年)11月,随着日中战争扩大而设立了大本营。这时为了使大本营和政府之间加强沟通,又设立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译注:一般简称为“联络会议”),天皇言及的“这个制度构造”就是指的“联络会议”。联络会议的成员根据议案的内容之不同,有必要的阁僚才能参会,而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六人则是固定成员。而且,没有议长,六人对等,但实际上军部是主导,自始至终就是对军部的要求事项由政府部门加以协助而已。

  此外,军部对于统帅事项具有严格保密的倾向,只是在名义上称为政略战略一致等等。尽管如此,形式上作为政府和统帅部一致决定的国策用来上奏天皇,天皇对于这种一致的意见也无法说“不”。

  日美交涉(昭和十五年)

  听说日美交涉在三国同盟成立前后,就非正式地由天主教的牧师和岩畔大佐[豪雄/军事课长]等人物在进行,但除此之外就不知道了,最初非常顺利地展开着,但关键时刻因为松冈的反对无果而终。

  松冈使得日美交涉遭受挫折,更因为日苏中立条约也使得德国感到极为不满。

  日美交涉有希望取得妥协成果的机会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十六年(1941年)4月,美国以野村大使案为基础提出美方对案时,这些条件对于日本来说非常有利,陆军、海军和近卫都赞成,但是只有松冈,因为不是自己的方案而加以反对,就此错失良机。第二次近卫和罗斯福总统的会谈,这样或能进行直接的对话,但是被美方拒绝了。第三次和第一次相比,在日本提出许多不利的让步方案后,就得到了赫尔的最后通牒,于是交涉陷入绝境。

  <注> 天主教牧师突然到访日本是十五年(1940年)11月末的事情。他们提出想要打开日趋险恶的日美关系的提议,以此为基础岩畔大佐、井川忠雄和两牧师进行了多次协商,于十六年(1941年)4月作成了非正式的“日美谅解案”。政府和陆海军部都同意了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日美交涉似乎看见一线光明。但是,近卫拟将此案作为正式方案等着松冈外访回国,这酿成了重大失误。松冈认为“该案是陆军的谋略”而全面加以否定,并进行了大幅修改后提交给华盛顿。“日美谅解案”就此烟消云散。美国政府对这个谅解案未予正式承认,但不管如何,这一微妙的机会在关键时候却并未向天皇报告。

  九月六日的御前会议(昭和十六年)(1941年)

  记得在8月上旬或更早的时候,永野[修身]军令部长拿来了战争计划书。

  这是以预计美国在十月的军事配置为基础对其进行攻击的计划。我看到这个感到吃惊,认为这样不行,之后就要求及川更换军令部总长,但及川说这是永野说明不充分的缘故,还是不换为好,于是也就算了。9月5日下午5时左右近卫来给我看明天御前会议的方案。看到这个方案感到意外的是,第一点是战争的决心,第二点继续对美交涉,第三点是以10月上旬为限对美交涉不能成立的话决定开战。这是个以开战为主交涉为辅的方案,我对近卫要求将其改为以交涉为重点,但近卫说这不可能了,没有接受。

  我没想到军部就这样推进着开战出兵的准备。近卫说,要不把两总长叫来彻底询问一下吧,于是紧急把两人召来,近卫也在场,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这件事朝日新闻发表的近卫笔记中记载的内容大致是正确的。这时,近卫坚称,把案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顺序改换是绝对不可能的。

  <注> 关于9月5日天皇和两总长之间的问答,在《近卫笔记》中记载如下:

  陛下问杉山参谋总长:“如果日美开战的话,作为陆军确信多久能够收拾局面?”总长回答:“仅南洋方面打算用三个月予以解决。”陛下进一步朝向总长:“你是支那事变爆发当时的陆相,记得那时你曾说‘一个月左右就能解决’,但已经四年之久不是还没解决吗?”,总长感到惶恐,罗罗嗦嗦地辩称支那内陆地域宽广未能按照预计展开作战等等,陛下对总长厉声责问:“说支那内陆地域宽广的话,太平洋不就更宽广了,怎么就确信只需要三个月?”,总长垂头无以应对……(摘自《失却的政治—近卫文麿笔记》)

  但是,天皇这次围绕当时的自述中,或许因为杉山在终战后自裁,永野作为甲级战犯被拘押在巢鸭拘留所这些情况,没有对杉山和永野进行严厉的人物评价。

  在次日会议上,对于原[嘉道]枢密院议长的质问,及川称说第一和第二并不是表明轻重缓急的顺序,但我认为这是诡辩。而近卫像是经过了一晚的考虑,一早在会议前就来到木户那里,提出请我在会议上告诫要推进共同和平。因此,我事先怀揣明治天皇的“四方之海”的和歌,临席进行了诵读,这在近卫的笔记中也有详细记载。

  <注> 《近卫笔记》如下记载:

  【原文】翌日9月6日上午10点召开御前会议。席上由原嘉道枢密院议长提出质问:“看这一案文,感到与其说外交交涉不如说是以战争为重点。请把政府统帅部的主旨加以明确说明”。海相代表政府进行了答辩,而对此统帅部的人却一言未发,令人遗憾。陛下从怀中取出一纸记有明治天皇的和歌并诵读之:

  四海之内皆兄弟,何以风波乱世间。

  天皇说:“我经常拜诵,温习已故大帝爱好和平的精神以自勉。”此时满座肃然,一时谁都没有发言(摘自《近卫笔记》)

  天皇的这一席话,使陆军感到震撼。东条陆相惊呼:“圣虑在于和平啊”,杉山参谋总长一时面色苍白。

  但是,天皇的和平意愿并未得到具体化。政府即近卫首相不仅没有废除原案,甚至都未加修改。于是原案通过裁可,决定为了日本的自存自卫对英美进行备战,外交交涉期限为十月上旬,未能妥善解决的话就决心开战。

  会议令人遗憾地通过了原案,而迄今对近卫·罗斯福会谈一直拖延派遣随员问题的陆军改变了态度,派出军务局长武藤章。然而,这个会谈因为美方予以拒绝,陆军好像更坚定了开战的决心。

  这个御前会议实在是个麻烦,而且看似可寄希望的近卫·罗斯福会谈交涉也无望,接踵而来的10月上旬的期限问题也更加紧迫起来,因此我十分担忧,想到叶山去好好使头脑放松一下,但木户说这时候不宜离开东京,就没去。

  <注> 近卫对与罗斯福的会谈寄予厚望,想以高峰会谈来解决问题,对于友人的告诫“会被刺杀的”,他充满勇气地答称“生命、名誉、颜面都将置之不顾”。陆军就像天皇说的那样,改变了态度拟协助近卫,内定派遣以土肥原贤二为主,还有武藤章、战争指导班长有末次等作为随员。但是这个高峰会谈的建议被美方轻易拒绝了。

  近卫辞职和东条组阁(昭和十六年)(1941年)

  十月初,伏见宫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即让近卫、及川、永野、丰田[贞次郎/外相]、杉山、东条一起讨论战争之可否,如果和战两论各占半数的话,希望能决定采纳战争论。我认为应该让大藏大臣[小仓正恒]也参加,同时表示如果不赞同的话怎么办。高松宫因为在炮术学校,被许多年轻人所拥戴,也是战争论者之一。近卫、及川、丰田三人是和平论,东条、杉山、永野三人是战争论,在皇族和其他人中间战争论者为多,和平论少,使我很苦恼。

  东久迩宫、梨本宫、贺阳宫是和平论者,但都不是抛头露面的人。

  要说当时的海军究竟如何考虑,陆军中主战派完全占上风,海军与其说无论如何不主张战争,不如说不能强行要海军开战吧。海军不是不能一战,但考虑到两年后战争将不再是战术战略的问题,而是财政经济的国力问题,因此认为,是和是战一任总理大臣来做决定。

  有欠确切信念和勇气的近卫一面为9月6日的御前会议的决定所束缚,一面为这期间的问题处理非常苦恼,于是提出辞呈从而导致内阁总辞职。

  近卫的辞职表面上是和陆军有冲突,但事实上各方面都自有他难言的苦衷。

  因此就产生了后继首相人选的问题,他必须是了解9月6日御前会议内容而又具有能力掌控陆军的实力人选。因为御前会议内容是绝密的,所以只能从知道内容的与会者中来挑选,东条、及川、丰田成为候选者,但海军绝对会反对派出人选担任首相,因此选择了东条为首相。

  东条该人,在担任陆军大臣时,果断免除了违反命令进驻法属印支北部的责任人,又因宫中小火灾事件,免去了田中[静壹]东京警备司令官、田尻[立雄]近卫师团长、贺阳宫[近卫混成]旅团长等人的职务。他能够很好把握陆军内部,如果给予附加条件让他组阁的话,我想他会掌控陆军而顺利行事吧。

  于是在向东条下达组阁大命时,特别叮嘱他,要遵守宪法、更加加强陆海军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要应对好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

  所谓要应对好正在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就是9月6日御前会议要回复到白纸状态推翻重来,要为和平尽力而为,这些经由木户向东条做了说明。而且这些条件的复印件也给了冈[敬纯]海军军务局长,另外叫来了及川,要他尽全力加强陆海军的协调。

  东条理解了我的心情着手组阁,于是向华盛顿的野村[吉三郎]那里派出了来栖[三郎]予以协助。

  近卫的笔记记载了拥戴东久迩宫为总理大臣的事情,这是陆军推荐的,我觉得皇族担任政治负责人不合适。如果军部说能够绝对保证按和平方针行事的话,东久迩宫也未尝不可以考虑。就此让木户和军部进行了商谈,但是按东条的说法,不一定能绝对保证和平。

  如果这样,由皇族出任总理的话,万一战争爆发,对于皇室来说就要承担开战的责任,而且东久迩宫也无意当总理,所以否定了陆军的要求,还是让东条来组阁。

  <注> 近卫看到东条出任首相时感到震惊,想推举东久迩宫担任首相。他在日记中写道:

  “东条是对美开战论者。这些情况陛下和木户都是知道的,为什么木户推荐持有开战论的东条继任首相,天皇陛下为什么采用这一推荐,我不能理解。”

  这里再对皇族担任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的事情稍加说明。

  闲院宫任命为参谋总长[昭和六年(1931年)]是因为当时陆军内部派阀斗争严重,没有谁适合当总长,于是只有请闲院宫来出任总长,而且为了慎重起见,在征求了西园寺的意见后,才请他担任参谋总长的。

  海军也因为伦敦会议以后内部混乱,还因为已经有了闲院宫的先例,所以又接受了海军的要求,让伏见宫出任了军令部长[昭和七年(1932年)2月]。

  然而这一结果,联络会议等他们本人都不出席,只有次长出席,因而产生了诸多不便。近卫等人提出要求更换人选,并且他们象征性的存在倾向也日益显见,于是首先参谋总长由杉山来接替[昭和十五年(1940年)10月],同时鉴于伏见宫的身体状况,借此机会也进行了替换[昭和十六年(1941年)4月]。

  开战的决定([昭和]十六年)(1941年)

  成为总理的东条,因为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回到白纸状态,连日召开了联络会议,一周都没睡觉地进行研究,而问题的重点就在于石油。

  及川的回避战争的方案是在国内生产人造石油。为此需要200万吨钢铁,这要由陆海军来提供,而且必须改造使用许多工厂,使内地的产业陷入停产的险恶状态,这样日本将不战而亡。

  实际上石油禁运把日本逼入了穷境。到了如此状况,不得不说决定性地使期待以战求存的侥幸心理成为迫不得已的趋向。虽然拥有多年打造出来的陆海军精锐之师,但如果我抑制主战论,轻易地屈服于美国,肯定会招致国内舆论哗然,引发政变。这实在是个困难的时刻。而就在此时,所谓赫尔的最后通牒来了,外交交涉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注> 关于昭和天皇的“政变”的自述,约翰·甘瑟(译注:John Gunther,美国政论家)的《麦克阿瑟之谜》中恰有一节与此相呼应,这一记录不应存有真伪的问题。他记载了战后昭和二十年(1945年)9月27日天皇初次会见麦克阿瑟时如下的会话。

  【原文】天皇对这次战争表述了遗憾之意,说自己“想防止战争”。于是麦克阿瑟相当认真地一边盯着天皇一边追问:“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为什么没能实施自己的愿望呢?”裕仁的回答大致如下:“我深受国民的爱戴,正因为人们的爱戴,如果我致力于和平反对战争,国民一定会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或什么地方去直到战争结束。而不受国民爱戴的话,他们就能简单地割下我的脑袋。”

  内阁的意见已经决定开战,但有必要更加慎重考虑,我就召开阁僚和重臣(译注:所谓重臣一般指曾经担任过首相的人)恳谈会的事情与木户进行了商谈,木户和东条说了,东条不同意。因此改换了方式,我设宴邀请阁僚和重臣参加,利用这一机会在宴会的前后来分别听取重臣的意见,11月29日将大家请来了。

  关于阁僚和重臣的恳谈,我因为没有参加不知详情。而宴会后听取重臣的意见时,东条和木户是同席参加的,记得当时的意见如下:

  近卫:“通过外交寻求和平的途径不复存在。但即便如此,还是希望尽力求得和平吧”,这话极其抽象。

  平沼:“开战的话,思想头绪混乱,没意思”,这也抽象。

  米内:“以石油问题开战,没有意思,即便这样,要说怎么能够终结战争,我也没有切实的主意。”

  冈田:同意米内的意见。

  广田:或许是玄洋社(译注:发轫于明治时代的国家主义团体,主张“大亚洲主义”,有极右倾向和暴力作为的记录)出身的缘故,总之搞不明白他。他主张选择战争,而且还推荐由皇室组阁,又说根据统帅部的意见组建内阁为好等等。他是外交官出身,他的意见令人深感意外。

  阿部:他是常识论者,意见是“不得已而为之”。

  林[铣十郎]:讴歌战争论。

  反对战争的人的意见都很抽象,内阁提出的数字结果是主张战争。我无力抑制战争论,深感遗憾。

  <注> 这份《寺崎资料》的原文格栏之外,记载了寺崎自身的感想:

  “根据米内对寺崎所说的,所谓征求重臣关于时局的意见,是因为平时无法得到正确的情报,希望能够抗衡政府方面根据数据所作出的结论,结果他们只是陈述了抽象的意见。”

  此外,陪侍左右的木户在日记中所记载的重臣的意见,和天皇有关的自述发言内容略有出入,例如以下几则:

  平沼:“已经经历着四年的事变(译注:指中日战争),更要发展成长期战的话,还要忍受贫穷困苦,如何凝聚民心,需要充分的措施和努力。”

  米内:“抱歉使用俗语说法,这就是雪上加霜。希望充分加以注意。”

  冈田:“从物质的角度看有无成算,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广田:“今天面临着危机,马上开战合适与否?即使不得不开战,也应该充分注意抓住机会,探寻外交交涉以解决问题的途径。”

  特别是关于广田的发言,天皇的记忆有些混同的部分。比如,“根据统帅部的意见组建内阁为好”的发言,这是第三次近卫内阁倒台后,在选择继任首相的重臣会议上(10月17日)的发言。在这次宴后听取重臣意见的场合,天皇没有亲临现场,是后来从木户那里听说的,大概这就是记忆有误的原因。

  第二天三十日,高松宫来打听昨天的情况,陈述了意见:“这次机会丧失了,战争最终无法抑制,12月1日海军就将展开战斗部署,已经来不及再加制止了。”我们就战争的预测也相互进行了商谈,根据他的说法,统帅部的预测是五五开不分胜负,或者打得好的话是六分四分的辛胜。我担心会不会败战,高松宫说,那么现在制止开战如何?我想,作为立宪国家的君主,只能承认政府和统帅部的一致意见,如果不承认的话,东条辞职,引发大政变,这反而有可能被更加疯狂的战争论所支配。关于制止战争的事,我没有直接回答。

  12月1日,召开了阁僚和统帅部共同参加的御前会议,决定开战。这时,即使反对也无可奈何了,所以我一言未发。

  <注> 但是,与高松宫谈话后,天皇为了最后的决定,特意召来了海军两首脑。

  “5点50分左右,我与军令部总长因为天皇召见,从东久迩宫御邸直接进殿参见。6点10分至6点35分,永野总长也应召参见。天皇赐坐后,我们奉答天皇的询问。面对着异常重大的局势,陛下的严肃令人感到极其惶恐”(摘自《岛田繁太郎日记》)

  对于天皇的担忧,海军首脑二人的回答如下:

  永野总长:“已有万全的计划,明天御前会议上将详细上奏。如果降旨大命,将按照预定计划展开进攻。”

  岛田海相:“人员物质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就等待降旨大命。”

  天皇更追问道:“德意志如果在欧洲停止战争的话,打算怎么办?”

  岛田海相回答说:“从根本上说就不认为德意志是靠得住的国家。即使德国收手,也毫无关系。”

  接受了这样的强硬的回答,天皇在次日12月1日一言未发地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战决定的程序。

  罗斯福总统的亲电

  我从短波广播中事先听说有罗斯福总统亲自发来的电报,木户也很担心地等着但一直未收到。正考虑究竟是怎么回事,已经是12月8日凌晨3点了,东乡[茂德]拿来电报。并告知称,为此格鲁大使本想亲自拜见递交的。

  我想对此给予回电,东乡说,在6日已经有两艘潜水艇在夏威夷海湾被击沉,所以还是不答复为宜,于是就没有回电。

  东乡就未给格鲁大使回复以及没有安排拜谒的事情进行了说明。

  幸或不幸,正好这个亲电是非常事务性的内容,和致首相或者外相的内容一样,我想不予以答复是不幸中的万幸。

  每日新闻就有关亲电的问题的记事,确实反映了我的心情。

  <注> 关于罗斯福的亲电问题,其经过如下:12月6日华盛顿时间晚9时(日本时间7日上午11时,赫尔国务卿通过格鲁大使向天皇发出了亲电,而在发出电文之前的一小时二十分钟前就进行了新闻发布。同盟通讯通过AP(译注:Associated Press的缩写,美国通信社)和UP(译注:亦称UPI,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美合众国通信社,2000年被收并)的短波广播发布了消息,日本在7日上午7点后(日本时间)得知此事后即通告了有关方面。当然天皇也就知道了。《木户日记》中对此也有明确记载,天皇指示“即使是深夜也没关系,立即拿来。”

  但奇怪的是日本电信局接到电报的时间是7日正午,而格鲁大使接到的时间却已是晚上10点半左右。事实上中央电信局根据陆军中央的命令,接受电报后推迟10小时送达。

  参谋本部通信课的户村中佐是这样说的:“……从作战课的濑岛少佐那里听说,前一天敌机与登陆马来的船队已经发生接触,友军机已经邀击了敌机,战斗已经开始了。而且从杉山参谋总长那里听说已经将这一状况上奏了天皇。这时美国总统的亲电,不是无所谓了么。考虑这反而可能造成混乱,所以对此亲电采取了扣发拖延的措施。”(摘自战史室《战史丛书》)

  因此,这封亲电送到天皇手中已经是8日凌晨3点,实际上距预定于夏威夷时间上午7点半攻击部队对珍珠湾空袭仅剩半小时了。

  (待续)

  风灵按:下面的内容是原始记录在正文开始前的说明。

  本篇为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记录

  3月18日(星期一) 上午10:15~12:45为止

  3月20日(星期三) 下午 3:00 ~ 5:10为止

  3月22日(星期五) 下午 2:20 ~ 3:30为止

  4月 8 日(星期一) 下午 4:30 ~ 6:00为止

  晚上 8:00 ~ 9:00为止 当日两次

  共计五次、前后约八个多小时,天皇陛下就大东亚战争的远因、近因、经过及结束战争的情况,根据记忆向松平宫内大臣(庆民)、木下侍从次长[道雄](藤田侍从长因病在家休养)、松平宗秩寮总裁(康昌)、稻田内记部长[周一]及寺崎御用官五人进行讲述,陛下没有拿任何笔记草稿。

  前三回因为天皇患感冒在御书房休养,特别指示搬入临时用床到政务室进行讲述,最后的两回在叶山御邸休养中召见五人前往该处进行讲述。

  记录大致上由稻田做成,遇有不明瞭处由木下再加询问确认后做添删。

  昭和二十一年六月一日

  记下本篇

  考虑到对于阅读近卫日记及迫水久常笔记时有必要参考本篇,故添附此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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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书前言

  本书是寺崎英成所记录的【昭和天皇自述录】、与寺崎英成的独生女MARIKO TERASAKI MILLAR所写的【沉重的“遗产”】(译注:该章节是昭和天皇自述录记录者寺崎英成女儿回忆父母亲的文章,在此略去)两部分编辑而成的。

  (译注:寺崎英成,生于1900年,死于1951年。27岁入日本外务省,1931年作为外交官派驻美国,期间与美国女子结婚。以后又派驻北京和上海8年。1941年再度派驻日本驻美大使馆辅佐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命全权来栖三郎大使与美交涉。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于被拘扣,1942年作为外交官携同夫人和女儿被交换遣返回国。回国后在外务省分别担任第七课、第六课课长职务,1944年因病退官休养。1946年被宫内省招聘为御用官,曾多次担任麦克阿瑟与天皇之间谈话的翻译,以及向GHQ提供相关情况等)

  第一部【昭和天皇自述录】在1990年第十二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全文发表,引起了极大反响。发表时,《文艺春秋》编辑部就其刊载的内容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

  “关于这一笔记的存在可能,已经在本社刊行的当事人之一的木下道雄(译注:战后时任天皇伺从长)的珍贵记录《侧近日记》就留有预示,例如昭和二十一年<1946>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10点30分~12点,陛下感冒尚未痊愈,就对我们曾经的研究事项的进展表示关切,于是将床搬进天皇的政务室,与大臣(译注:指时任内大臣的松平康成)、我、松平总裁(译注:松平康昌,皇宫内“宗秩寮”总裁<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稻田内记部长(译注:稻田周一)、寺崎御用官五人,就田中义一内阁的政治变局和其他有关近来战犯审判相关的问题,追寻记忆进行了讲述。”

  但是,《侧近日记》关于具体内容只有片段记载。而这次发掘出来的《昭和天皇自述录》,就以第一人称“我”记录了天皇的自述,当然这些内容和《侧近日记》是完全一致的。

  由于这部“自述录”公开,迄今只能依靠天皇侧近留下的日记等来间接推测的战前、战时昭和天皇的所作所为,初次被揭开了厚重的帷幕而展现出来。在这个黑暗时代,昭和天皇曾经如何彷徨、焦虑以及为了和平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如果仔细阅读的话,我们不得不为这些历史事实感到震撼和感动---(以下略--原注)

  我们确实可以从以往各种记录中知道昭和天皇对各个历史事件的讲述和回忆。而这部被冠以“自述录”的文稿,虽然天皇的话语不乏口语化之嫌,也流露出记录者寺崎本身的语言方式,但天皇就太平洋战争的全貌,对五位侧近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进行了真诚地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记录仍然是最为完备的。

  正因为此,其史料价值极为珍贵。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体会到天皇陛下在战后为了有益于建设更好的国家、“为万世开太平”的真诚心愿。

  *****

  留下这部珍贵的“寺崎资料”的寺崎英成,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生于东京,比昭和天皇年长一岁,是曾经的旧福冈藩士的贸易商寺崎三郎的次子,他从晓星中学到旧制一高(译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首屈一指的高中),最后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昭和二年(1927年)进外务省,从此走上了外交官的仕途。而其兄长寺崎太郎(风灵注:履历亦为一高、东大,战后曾任外务次官,即最高级别外务省公务员)也是外交官。擅长英语的寺崎英成最初被派赴美国任职,到昭和七年(1932年)为止在华盛顿。同年7月到昭和十五年末(1940年)几乎一直在上海或者北京任职。但是,这期间他通过与美方的在华外交官之间的交际和艰难交涉,被视为屈指可数的知美派人士之一。

  他在华盛顿日本驻美大使馆期间的昭和六年(1931年),与田纳西州出身的哈罗德女士(Nguyen drainHarold)相恋结婚,夫人简称自己名字叫“Nguyen”。而昭和七年(1932年)8月他们的独生女MARIKO在上海诞生。

  昭和十六年(1941年)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以来,为了打开日益陷入绝境的日美外交交涉,外务省将原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作为驻美大使派往华盛顿。作为长兄的寺崎太郎(时任外务省美国局长)也是英美协调派,他推荐兄弟作为野村的辅佐,就这样寺崎英成一家于2月11日与野村大使一起赴美履任。

  直到日美关系破裂,寺崎兄弟俩横隔太平洋频繁地交换信息成为一时的佳话。他们抱着回避战争的愿望,把日美关系称为“MARIKO”来交换情报,诸如“MARIKO看来健康,可以期待”等等。就在日美关系破裂之前,“MARIKO”作为意味着“日本军在中国派驻问题”的暗号,在外务省的电文中也被使用着。

  据栗屋宪太郎教授(立教大学)发掘出来的日美开战之前FBI的日期为11月18日的报告,关于寺崎英成有这样的记述:“他负有在美国国内进行情报活动的调整和指导的责任”,“从以前开始就根据需要随时到北美、中南美访问,与那些国家的日本的派驻机构的有关人员进行接触和给予指示”,“寺崎英成处于在美进行谍报工作的负责地位”。不管如何,寺崎作为个有气度有热情有能力的外交官,美国当局也是知道的。

  昭和十六年(1941年)11月15日,为了协助野村,外务省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来栖三郎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到达华盛顿。自此继续谈判直至11月27日接到赫尔备忘录(译注:时任美国务卿赫尔提交日方的包括从中国全面撤兵、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等强硬内容的备忘录)这一严峻时刻。正是在11月下旬,寺崎英成和另两名大使馆员接到了从美国转赴巴西的指令,要求于12月4日前后1~2天内出发,在形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外务省考虑与其在美国不如到南美进行情报活动。就此寺崎英成的华盛顿的工作就正式结束了。

  12月6日,大使馆内部为寺崎英成与其他两名举办了小型欢送会,也有人认为这是导致延误递交日方最后通牒的原因。但这实在是无法成立的指责。当时,在日本大使馆里,以野村大使为首,还有阵容强大的相当于顾问的公使若衫要、参事官井口贞夫、一等书记官奥村胜藏、松平康东等前辈外交官。问题其实在于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几乎就没有把握即将开战的确切情况,在紧要关头是外交判断失误和怠慢才导致了延误。

  袭击珍珠湾当天的12月7日星期日,寺崎因为转勤异地获批休假。又逢周末,恰好Nguyen的母亲巴萨从田纳西州来了,转勤的准备业已完成,一家人就愉快地驾车出游。这对于寺崎来说是一生中悔恨不已的一天。他们一起用了午餐,把要看电影的母女俩送到电影院,就开车去了大使馆。他所看到的场景是,奥村眼睛里布满血丝正拼命地扣击着打字机,野村和来栖焦躁地坐立不安。当时的寺崎对于包括开战通牒的延误等全部真情都是事后才听说的。

  (译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通常被认为是“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确实是早有预谋的作战行动,但当时根据海军方面的要求,将外务省拟定的断交通牒(但未涉及宣战)要求在偷袭珍珠港(定于美国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下午1点30分)的半小时之前,即下午1点递交给美方。但是发送外交电文的阴差阳错以及日本大使最后会见美国务卿赫尔的时间又被推迟,致使这份通牒递交美方时,已经是偷袭珍珠港发生1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在东京审判中曾拟对此进行追究,经调查查证,最后这一问题不了了之。)

  于是随着日美开战,这一天寺崎和野村、来栖等一起被拘扣,一家人最后被遣返回日本已是昭和十七年(1942年)8月20日的早上。兄长的寺崎太郎夫妇去接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因为在东条内阁之下无法工作已经辞别外务省,一时工作无着,现在在铁道部受托担任些具体事务。而战争时期的外务省也没有能容纳知美派寺崎的一席之地了。

  *****

  本书第二部“沉重的遗产”是MARIKO女士在评论家盐谷纮协助下写下的作品。而且,寺崎英成资料的发掘、在《文艺春秋》上的发表、再发行单行本,盐谷纮先生都付出了极大努力,在此谨志谢忱。

  1991年1月29日

  昭和史研究家 半藤一利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8-11-23 0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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